此时，弟子华时亨（字仲通）从苏州匆匆赶到，报告在苏州听闻拿问名单中有老师在内。高攀龙只是轻笑，继续饮酒，继续谈论他的学术。 这个辰光了，除了华允诚，还有谁能够踏上这可楼的木梯呢？灯瘦似鹤，已经盘膝静坐了数个时辰的高攀龙（1562～1626年，字存之，又字云从、景逸），望了眼青瓷炉中第三炉香已经消歇，暗香犹自袅娜――脚步声已经上楼，在门边停住了。
学生知道老师静坐的工夫，是不可以被打搅的。作为学者，他需要在深度的静谧中反省与思考――三十多年的老习惯了，不可以被更改，哪怕是像今夜这样天大的事情。华允诚（字汝立，号凤超）天启二年得中进士，师从当时在北京首善书院讲学的高攀龙。作为同乡与学生，在前年老师去官的时刻，他也义无返顾追随挂冠还乡。高攀龙对这位聪慧而质朴的学生十分钟爱，有传授衣钵的意念。
今日有数艘锦衣卫官船过无锡朝苏州府去了。
大约十天前，水居中的高攀龙就得到确信，周宗建和缪昌期已经被锁拿，落入厂卫之手。他曾命华允诚关注运河里来往的官船，如果有旗尉往苏州去，即刻报知。华允诚明白，这些被称为“缇骑”的锦衣卫旗尉从北京出发，如要锁拿高攀龙，惟有先过无锡到达苏州，由知府衙门发票到无锡县衙，然后上门拿人。从无锡到苏州需要一天水程，苏州再到无锡又需要一天水程――有两天的时间。华允诚得到旗尉过境消息，就悄悄命舟出了南门，一路向太湖边五里湖畔的水居而来。老师从三十七岁修造这个隐居场所始，除了进城讲学和年节，很少在城里的宅院居住。他只在天启元年六十岁时被起用赴京，到天启四年罢官的这段时间离开水居。
高攀龙推开身边的《易经》，立起身来，清癯如树――他要进城去。
师徒下了可楼。右边，就是被高攀龙称为水居的一间平房。墙壁上有主人亲笔题写的一首即兴诗：
涧水泠泠声不绝，溪流茫茫野花发。
自去自来人不知，归时长对青山月。
渔竿消日酒消愁，一醉忘情万事休。
堪叹韩彭兴汉室，功成不遂五湖游。
其间真正的心意到底是在“兴汉室”呢还是在“五湖游”？高攀龙从心底浅浅喟叹一声。自己从二十八岁得中进士，到现在六十五岁，前后出仕时间相加不过四五年光景。虽然官辇毂念头均在君父，官僻远念头均在百姓，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念头均在世道上，可谓俯仰无愧于心。但到今日看，到底所成者何？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这个世道还会好起来吗？百姓还能够得到安乐吗？
师徒相偕在水居前的月坡登舟，小舟很快荡出环堤。堤上有一豁口，断绝了进出的路途，这个水居早成了孤岛。自从前年罢官回乡，他就命人拆掉了那座板桥，不见一宾客，不谈一时事，以静坐玩《易》为乐。他曾告诫儿子：“若欲山中见客，何如不入山为便？若闻客而归，何如不出门为安？”即便有客扁舟来访，他也坚不出见，言说此端一开，水居便住不成矣。
三月的江南，月白如银，波澄似练，回望犹看得清水居门柱上悬挂着的楹联：
得闲且闲，今日莫思明日事；
当做就做，一年可作百年人。
联语是主人自撰。在夜光的雀跃中，那字迹忽明忽暗。很快，水居、月坡连同可楼都淹没在一阵这样的晃动中了。芦荻滩头，隔年黄叶与新枝沙沙作响，湖上起了轻烟……
天启改元以来，由于东林党人翊翼光宗、拥戴熹宗之功，这一脉人物络绎获得起用。赋闲达二十七年的高攀龙，也终于得到征召进京任职。但是，失势的齐、浙、楚各派系官员却纷纷转而投向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宦官与外廷的媾和，迅速勾结成朋比为奸、上下其手的阉党，使宦官专权成为现实。随着两派势力的扩张，东林党人与阉党的斗争日趋激烈。前年，也就是天启四年六月，左副都御使杨涟首先发难，他援引太祖皇帝训令，列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一时引发弹劾阉党的高潮。八月，高攀龙弹劾贪赃枉法的巡按御使崔呈秀，吏部尚书赵南星请旨将其发配。崔呈秀连夜拜倒在魏忠贤脚下，乞为义子，并挑动仇隙，成为迫害东林党人的急先锋。从此，两派的斗争势同水火，完全白热化。魏忠贤利用秉笔的特权口衔天宪，制造事端，迫使循章守制的东林党人大批引退去位。待他们失去权位以后，炮制出《东林点将录》、《东林同志录》等黑名单，开始了血腥迫害。当年十月，高攀龙与座师赵南星被免职。
去年，阉党利用东林党人曾经为原辽东经略使熊廷弼辩诬的行动，诬陷他们收受熊廷弼的贿赂，“乙丑诏狱”得以锻炼而成，一代名将竟含冤被斩。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下镇抚司狱，魏忠贤矫旨“五日一比，不下法司”，另有赵南星等十余人由抚按“提问追赃”，这些清廉的官员反被诬陷为贪赃，受到非法拷掠。进入诏狱的无一经过司法审判，无一生还。被“提问追赃”的，无一不是变卖家产都无法完成追比，被刑讯折磨死的比比皆是。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被“追赃”后，一夜之间三人毙命。杨涟之死，土囊压身，铁钉贯耳。左光斗、魏大中都体无完肤，顾大章遇难前右手只存大指和食指。就连德高望重的赵南星也受尽侮辱，发配充军，直到家破人亡。本来这场大狱高攀龙也无法幸免，亏得有一位素不相识的锦衣卫理刑吴孟明遽然出头，因为久仰高老先生的人品学问，他竟以自家百余口担保，高攀龙才得以仅被削籍为民，追夺诰命，逃过一劫。
当年十二月，熹宗批准《东林党人榜》颁布天下，所列三百零九人被公布为“奸邪”，生者削籍，死者追夺。今年正月，阉党主持编修《三朝要典》，将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的事实全部篡改，结论完全翻转，凡当年参与争三案的东林党人均被扣上“诬皇祖”、“负先帝”或“欺幼主”的罪名。中国是个伦理社会，从伦理上打倒，远比从法律上审判更加可怕。从此是非颠倒，正邪易位，政局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
小小县城，望湖门内的高宅。今天，注定是安静的一天。主人说，还是静坐半天读书半天，不过，今天还要写篇文章，明朝好去道南祠拜祭先圣。连年家人的忧郁阴霾，也因主人的安闲，似乎也轻松了下来。
后院中方丈书斋，简朴一如可楼模样。并无长物，一案、一椅、一几、一榻、一蒲团而已。案、椅、几、榻只是榉木造就，蒲团只是艾草编成。案上有笔墨砚洗数事，榻上薄被一衾，几上惟暗红鬲式铜炉一座，黑亮铜炉瓶一具，瓶中插有镊、铲、筷，几后供奉着高氏先祖神位。主人在香灰中央埋上青冈炭，炉温顷刻就上来了，镊些许沉香入炉，篆烟袅袅升腾，一种人间草木的气味就充满了斗室。这不是名贵的龙涎香，只是寻常的中药沉香。主人开始盘膝坐上蒲团，很快进入神游状态。
上月，苏杭织造太监李实诬告曾任应天巡抚的周起元。接着，周宗建和缪昌期被锁拿。看来，一场大风雨又将至了。这个所谓的“案件”会攀扯进谁，谁也无法预料，因为这完全取决于魏忠贤们想铲除谁。阉党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口实或者由头，他们有的是办法将完全不相干的人收罗在一网中打尽。从去年的“乙丑诏狱”就可以清楚地看明白，他们所谓的“拿问”，只是一种手段而已，他们并不需要任何结果，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肉体上消灭。因为从品行到学术，阉党均非东林党人对手。一旦司法辩论与审判，结果就昭然若揭。所以，阉党从来不选择自己不擅长的方法，也从来不需要法律，甚至连“莫须有”的借口都不需要。锁拿以后，下特务机构镇抚司拷打、“追赃”，先逼迫得倾家荡产，然后直接弄死，然后加上“不忠”的罪名，这样就算“结案”。
大明朝立国两百年来，宦官之祸不亚于后汉。从英宗宠信王振，酿成土木堡之变，弄到皇帝成为塞外俘虏，后来又有曹吉祥、汪直、刘瑾，流祸后世。可是到了魏忠贤这儿，窃弄权柄最甚，也造孽最多。在内与客氏秽乱宫闱，甚至制造皇后流产，逼死当朝妃子，遂使当今皇帝绝嗣。在外与官员勾结，把持朝政，完全将内阁和外廷玩弄于股掌之中。这样的朝廷，已经成为了一个太监的朝廷。国是糜烂至此，终是谁之过欤？
――高攀龙每次思索到这里，他就会自觉打住。因为很多思绪纠结在一起了，很纷乱。有时候，他发现其实也未必是一定纷乱，只是自己不情愿再想下去，因为那是一个死结。他解不开，宋儒也解不开，再向前的先贤大儒同样解不开来。
可是今天，他决定往下想想，再想想。闭目冥想中，他依稀看见了，魏太监的背后，有一个身影在晃动……他脑后一紧！静坐四十年工夫，从未有过这样的景况，他原来以为自己早已经可以波澜不惊，谁知道今天发觉还是欠火候。那个身影在他的脑海中不断晃动，居然摇漾到魏太监的前面，好象要有意让他看得更加明白。那是一张熟悉的脸，瘦削而苍白，由于过度女色而显得孱弱，却带着一丝空虚的嘲笑！只有当他完成了一件满意的木工作品的时候，他的脸上才有些许兴奋的血色。
这么多饱学之士的血都流干了，就是为了他？可是，如果不是为了他，又能够为什么呢？
他们有太高的政治理想，有太强烈的望治之心，一心想重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文景之治”或者“贞观之治”，他们太想在自己的手中创造出“盛世”的伟大景象。所以从神宗开始，他们争三案，介入到皇帝家务纠纷之中，目的，就是争皇帝包括争未来的皇帝，争一个支持他们的皇帝。可是，尽管他们是研究真理的专家，但他们对于人性中的自私，尤其是失去了任何制约的人性的狭隘与愚昧所可能达到的泛滥程度，认识严重不足。躲在深宫里的神宗除了鸦片烟，最喜欢的就是囤聚钱财，他宁愿前线无饷也绝对不肯拿出内库的半分银子，他对喜欢说东道西的东林党人实在是厌恶。荒唐的短命皇帝光宗暴崩，同样荒唐的年轻皇帝熹宗对政治毫无兴趣，他热衷的是做木匠活，整天玩弄着他的刨子、斧子和凿刀，他对太监、奶妈的信任和依赖远远高于拥戴他登位的东林党人。即便他不信任太监，也应该会像他的祖父和父亲一样更信任其他各派的臣工，因为他们听话，听招呼，随时可以为“君父”的荒唐言行作辩解和圆谎。无论他干了什么，在他们那里都可以获得“尊重”，他们没有固定的价值观。至少，不会像这群人一样，整天围住他，这也不可以，那也不合适，而且可以随时说出很多理论依据来。他更愿意爱那些被称为自私、贪婪、颟顸、愚蠢的家伙。因为他自身有着更深的愚昧和无耻，他怕明白的人，更怕将明白说出口的人。这些好谈“礼”与“理”的书呆子，是不受待见的。他们除了爱皇帝。或许更爱另一样东西，那就是真实或者叫作正确。但是，很多的时候，皇帝与正确是一种悖论――他们的价值观与行为开了玩笑。他们至少搞错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几段所谓“盛世”叠加起来也不足两百年时间――他们却在期待奇迹一定发生――数十年来为之奋斗的目标，今日看来，还有价值吗？高攀龙的心底浮现出一缕悲凉。人像被抽空了气，他感觉到了虚无与漂浮。
那么，小民百姓的死活呢？这个国家的安危呢？熊廷弼蒙冤身亡，辽东战局已不可问，放弃山海关以外的疆土已经成为朝廷的主论；山东、河北白莲教作乱大有蔓延之势；东南沿海小股倭寇、红毛番时有侵扰；工商业日渐凋零，民生困顿；各地饱受内廷开矿盘剥之苦，人民破产无数……国家无法度，社会无规矩，取乱之道而已。惟有“礼”与“理”，方得致治世，方能保民生，百姓才得安乐。所以，有时候，尽管他们也失之偏激，也党同伐异，甚至把一些中间力量推向了对立面。高攀龙也曾数次提醒东林党人，可惜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或许竟因为他们太正派，过分追求完美，以致无法容忍瑕垢，无法薰莸同器――读几卷书，所为者何？身家之外，总需忧系世道人心吧？读书人，是还担负着道义责任的。既然承担责任，就有取舍。他思绪略定，气息逐渐平定，心下安闲坚定起来。
现在，他明白，出路是没有的。他们都是走投无路的。因为，一切结果不是取决于他们，而是决定于同样隐在他们背后的那个影子。为了那个影子，他们去争斗去流血，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影子不可能爱他们。那影子所希望的结果与他们期盼的，背道而驰。这是个彻底的悲剧！
高攀龙的脑中忽然闪现两句话来，居然是“天之立君，本以为民”和“侯王与庶人同等”！――可怕的李卓吾！高攀龙真的冷汗直流了，他真的受了惊，他被自己重重吓了一下。无父无君！异端！异端！
――我只能要孟子，我不要李卓吾！
李卓吾在中国，也是不可能有出路的。
高攀龙还是高攀龙，他的坚定让他从容，他舒缓地书写明天告祭先圣的文章。内容他不想透露给任何人，他只告诉华允诚，这篇祭文题目叫《别圣文》。
三月十六日的清晨，是个好天气。江南最美的节候。
高攀龙偕华允诚等几个学生去道南祠，步行只需转过几个河汊就到。东林书院的依庸堂已于去年夏天被那个太监的朝廷拆毁，好在道南祠被保下来了。里面不仅供奉着龟山先生的牌位，还有上月高攀龙送进来从祀的顾宪成等已故东林六贤的牌位。
祭祀很简单。高攀龙上了果品和香烛以后，亲手把祭文稿子焚化了。文稿在火焰中蜕变，飞出几只蝴蝶来。高攀龙忽然变得很轻松了。在走回家的路上，他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柳烟中，流淌着银铃般的鸟鸣。
回到家，久居山中的三弟高士鹤却忽然降临，高攀龙大喜，吩咐准备酒席，要与兄弟弟子赏花。他是诗人，在水居曾作过不少好诗，隽永可爱，有陶渊明和王维的风韵。自从天启元年出山以后，多年没有这样的情致了。他们在后园中诗酒流连，一直饮到午后，高攀龙喝了不少，双颊已经酡红。此时，弟子华时亨（字仲通）从苏州匆匆赶到，报告在苏州听闻拿问名单中有老师在内。高攀龙只是轻笑，继续饮酒，继续谈论他的学术。华时亨透露，旗尉要锁拿在苏州威望极高的周顺昌，苏州已经有很多市民和商户在密议，要请愿要罢市要留下周老爷。高攀龙微一颔首。毕竟人心不死，公道自存天地间，他觉得这么多年的讲学并没有虚掷，他甚至一刹那间感觉很满足。
去年杨涟被捕，从门口到码头哭送的人有数万，几千剑客打算劫囚。左光斗在家乡被捕，乡亲哭声震天，百姓散发传单，相约要打旗尉，幸亏党人自行劝说才消弭巨祸。但是，他们下狱后均未见天日，一个个惨死于非刑。百姓经历过去年的教训后，还能够相信皇帝是好的吗，还能够相信有日月高悬吗？还会轻易作罢吗？一旦酿成事端，又有多少无辜者的人头落地？无锡一旦出现这种情形，如何了结？
晚上，祖孙父子晚酌，他一句不及家事，只是交代，家里有两百亩水田，卖了吧，估计他们也要来“追赃”的，应该够数了。他吩咐儿子们早早安歇，明天怕就有事了。随后，怡然就寝。
夜半，女婿秦君邻赶来报凶信，儿子们还没禀告，他忽然醒转来，问道，信息已经确凿了？于是穿衣起身，前往书斋，他说要料理家事。他命儿子去准备船只，明天他要动身去苏州，有逮捕事就即刻进京，没有则马上回来，免得旗尉上门惊吓家中老幼。说完，他写了几张字笺，锁进一个扁长木匣，去到夫人房间闲谈。步出房间，门口两个孙子伺候着，他遂将木匣递与孙子，嘱咐明天交给旗尉不得事先开拆。他道，明天我从苏州直接进京，祖孙相见无期，叮咛你们只四个字，就是“无贻祖羞”。说完，他返身回书斋。
儿子们在外间商议安排进京事宜，过了三四刻钟犹不闻书斋动静。推门而进，只见孤灯荧然，炉中香烟不辍，却不见人。大家马上拆阅字笺，则是《遗表》和《别友人书》。儿子们大惊失色，从边门找到池塘，皓月之下，发现父亲的遗体身穿官服，左手抚心，右手下垂，直立水中。待拥出水面，冠不湿，履无泥，口中无水迹。其时，正是天启六年三月十七日丑时。
当天过午，旗尉到门。他们得到的是一纸《遗表》。
这年的大狱，史称“丙寅诏狱”。在逮捕党人的时候，果然激起民变。就在高攀龙自沉当日，苏州市民打死旗尉，击沉了官船，是为“开读之变”，事后颜佩韦等五义士被斩；李应升在常州被捕，数千市民要杀旗尉；押解东林党人的官船槛车所过之处，都有士民自发聚集，攀附呼号，焚香祈福。从此，锦衣卫不敢出京拿人。苏州“开读之变”后，为抗议熹宗的无道，工商业者罢市，市民相诫不用“天启通宝”钱。（数百年后，苏州人犹对“天启”这个年号嗤之以鼻）这年同逮的周起元、周顺昌、李应升、黄尊素连同周宗建、缪昌期均受尽折磨，牺牲于镇抚司狱中。太监的朝廷加给周起元的罪名是“有违明旨，擅减袍段数目，又�勒袍价，以致连年误运，且托名道学，引类呼朋”，加给高攀龙等六人罪名为“干请说事，大肆贪婪，吴民恨深切齿”。
高攀龙在《遗表》中说：“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以效屈平之遗则。”
二十八年前，水居新成。高攀龙以《易经》占筮，得“节”卦，其卦为“水泽”，其辞为“安节，亨”。主人莞尔而笑，曾歌曰：
可以乐饥，泌之洋洋兮；
所谓伊人，在水中央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