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我还不知道没有东西要被人羞辱，也不知道与人相处要公平付出。 1983年，我上初三。 一条芦苇和灌木密集的小河边，两间低矮潮湿的老房子是我们临时的教室。房子后面是田野，西面是树林和零散的几家住户。东南面有一个大院子，露出里面一个个白色的圆堡。大院子的院墙苍蓝，大的砖石上筋骨一样暴露着沙灰涂抹的痕迹。那些圆堡的顶尖高大坚固，尘封着不为我知的神秘。我遥望那里时，会想起电影里外国城堡的模样。同学们私下说武装部的枪支弹药藏在那里，有缴获的国民党的、汉奸的、日本鬼子的，这个说法使那些看上去十分平静的圆堡平添了一层血腥的成分。
初三两个班，我在一班。老师是七拼八凑来的，今天来了物理老师，明天化学老师调走了，不是二班没有数学老师就是一班缺英语老师。半学期后老师才基本来齐。而我们这些杂七杂八的学生来自赵庄镇下属中学里的各个学校，虽是经过严格考试录取上来的，却都野性十足，受过不同学校不同风气的影响，良莠不齐，各怀叵测。老师和同学在这个破败的教室里建立的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像这个冷漠的教室一样充满敌意和不信任。我们每个人都在心里筑了一个厚厚的城堡。
掉着黄泥的教室里摆着小案板一样的矮桌子，缺胳膊断腿，泥土地也凸凹不平，写字的时候晃晃悠悠，我们找瓦片垫上。没有坐的，我们自带板凳。有长凳、四方凳、小椅子、圆凳子。扫地的时候，把板凳放到桌子上。值日生打扫教室，掀起千层尘土，纸片混合在飞尘里，长头发和橡皮筋缠绕在一起，老师的粉笔头和谁的馍馍渣在墙角里被清理出来。学校里没有伙食，我们从家里带干粮。天还黑咕隆咚，我起来做早饭，一起做出的还有中午的饭――两张烙饼或者两个窝窝头。吃完饭步行十四里路到学校。中午吃那两个窝窝头或烙饼，口袋里装几瓣蒜，咬一口蒜，喝一气凉水。在那两个月里，我得了痢疾。厕所是借赵庄高中部的，我去得次数多，高中部的大个子女生带着讨厌的眼神看我。
老师没有办公室，骑自行车来上课，车上挂一黑色提包，提包里装着粉笔和书。上完课，老师直接回家，另一个老师来到，把自行车停在路边的柳树下，提着黑提包走进教室，一进教室就打开黑提包，拿出书和粉笔。大家背后议论我们班的语文老师不如二班的语文老师好，我们的蒋老师只会讲《三国》，讲《红楼梦》，讲中国自古两大贤相：诸葛亮和周恩来。什么草船借箭，什么赔了夫人又折兵，什么“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他讲得摇头晃脑，唾沫星子乱飞，全是考试用不着的玩意，课文里重点难点从来不给我们深讲。而二班的语文老师，发讲义，划重点，把课文上的重点难点讲得滚瓜透熟。我在那一年记了很多笔记，在他响亮而缓慢的语调里我牢记住了很多生动的故事，至今记忆犹新。英语老师是女老师，代我们两个班的英语。英语老师来的时候我们两个班的同学都惊艳之极，她三十多岁，烫头，打理得湿漉漉的，焕发着蓬勃的朝气。穿一件奶白色燕尾领短袖衫，黑色裤子，雪白的凉鞋。浑身上下清爽高雅。开口讲课，一口流利的英语把我们惊得目瞪口呆。她的声音轻柔而委婉，薄薄的嘴唇似乎没有动弹，那些优美动听的音符便如溪水婉转地流淌出来。教室里鸦雀无声，只有她的声音在飘荡。我们都被她折服。
我们在那两间破房子里上了两个多月的课后，新学校建成。在一个叫段堤口的村子北边――一块荒凉的田地里盖了一溜九间蓝瓦红砖的大房子。学校没有围墙，没有操场，走出教室是一片无垠的田地。
记得那天中午我们全体师生排着队搬迁，带着板凳和书本，推着自行车，喜气洋洋，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穿过赵庄镇旁边的猪羊市，直奔新学校。新学校叫段堤口联中。新学校有寝室和食堂，食堂是村里的仓库，寝室是牛屋。学校里没有床，同学们自动结合住在一起。我跟一个叫邵秋的同学去她家拉床。她家在邵庄，我们步行去。一起去的还有邵庄的另外几个同学。她们村的人多，后来在班里和寝室里都很有实力，没有人敢得罪她们。
从赵庄向北，我们走过几个村子，邵庄在一个地势低洼的地方。邵秋家没有人，我和邵秋抬出她家的小床，放进平板车里，我拉到学校，寝室里同学们正争地方，搬来挪去，床不规则，七长八短，你的放这里不行，她的放那里没法过人了。同学们像一群不同林子的小鸟，叽叽喳喳地讲着不卫生的语言。我和邵秋把床抬进寝室里，把小床硬挤进这些来自不同的村庄、经过不同的人制作的小床中间，它们各种各样，大小不同、高低错落、新旧有别，每一个小床都显现出制作之时木料的短缺，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床腿细而低，看上去不堪重压。这些单薄的小床和简陋的掉着黄土的寝室十分协调，小床一个挨着一个，中间有一条过道，两个人通过要侧着身子，王嫒嫒和齐秋香不搭腔，她们在过道里狭路相逢，互不相让，以致大打出手，王嫒嫒抓破了齐秋香的脸，齐秋香的母亲闹到学校里，校长开会批评了王嫒嫒，王嫒嫒在寝室里骂了一夜。
那年的我还不知道没有东西要被人羞辱，也不知道与人相处要公平付出。15岁的我对人际关系的感知尚在蒙昧中。我只带一个褥子去和同学合睡一张床。我家很穷，穷得没有一张床。我既带不起床，也带不起被子和床单。我的同学邵秋一脸的不屑，那张盛气凌人的脸上鼓胀着愠怒，她眼角斜视着我，薄薄的嘴唇十分不情愿和我搭话。她让我把褥子铺在她的床和另外一张床之间的棱子上。刚开始，她勉强让我睡在床的帮沿上，还把她的被子给我一些盖。九月，天气尚热，夜里有一层薄被能过得去。没多久，寝室里发生少馍馍事件，大家在黑暗中瞪大眼睛怀疑谁偷了馍馍。没有人吭声，黑夜淹没了一切可疑行迹，只有骂声愤怒地响起，诅咒出门碰死、被汽车轧死的恶毒语言像闷雷一样一阵一阵响起。又有一天，有人少了钱。王清艳性格暴烈，她发誓赌咒骂了一通后，提议挨个翻，床铺和口袋，连床下的鞋子里都找了。我们把身上的钱拿出来，已经是星期五，大家身上没有多少钱，更多的同学是身上分文没有。有钱的把钱拿出来摆在床上，没有钱的面面相觑。王清艳开始检查同学们的衣服口袋和床铺。自然是什么都没有查出来。第二天我听到班里传闻王清艳在家偷过钱，贼喊捉贼。不知这事怎么传到王清艳的耳朵里，星期三轮到她打饭的时候，她把我们班两个组的一桶饭全部倒进机井里，然后恶狠狠地对着我们瞪大眼睛说：谁再提少钱的事情，就把谁扔进机井里。
寝室里一扇木门后的墙上挂着我们的馍馍和换洗衣服，绳子像电线一样一条一条拉着，从西面墙上拉到东面墙上，绳子上晾着裤头和秋衣秋裤。在寝室里，我不敢脱衣睡觉。冬天，我穿一件粗布棉袄，里面是一件破烂的小褂子。我不敢把小褂子晾晒在绳子上，那件粗布小褂子在那些粉红色秋衣中间是要被指点和嘲笑的。寝室的逼仄像地下室一样幽暗，而且又被我们投放了有毒的气体，彼此伤害，彼此隔离，彼此倾轧，彼此逃避着友情和关爱。我们都很穷，从穷困的家庭走到穷困的学校，贫穷泯灭了人性基本的善良，也暴露了人性中隐藏最深的劣根。
在那个地下室一样阴暗、潮湿、污秽的寝室里，唯独有一件事是温暖的、美好的。齐月萌来月经的时候躺在床上直不起腰。我们在她床边给她叠卫生纸，我们把一卷卫生纸一截一截撕下来，两角对折，然后再折合一起，用手摁平捋齐，平平整整地摆在她的床头上。齐月萌躺在床上不停地捂着肚子喊疼。齐萧把热水袋借给她用，放在她肚子上。我们给她叠高高的一大匝卫生纸，一夜她都用完。齐月萌每夜都喊醒几位同学，跟她作伴去厕所。厕所在寝室东边的田地里，南边是男厕所，北边是女厕所。去厕所经过一片玉米地和宿舍门口的机井，机井在高高的土堆上，灰蒙蒙一片，上面站着一个歪斜的电线杆，夜里像一个神经不正常的醉汉，带着不怀好意的笑。齐月萌喊我去厕所时告诉我，有一天夜里五点多的时候，她听到玉米地里有人说话声，她问是谁，立刻没有了动静。只听到玉米叶子哗哗地响。回到宿舍，她看到寝室里少了一个人。她没有说是谁，毕业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班里的张小雅和二班的一个男生离家出走了。
十月，天刚冷，微寒的风开始刺疼我们的脸。邵秋挑明不让我再睡她的床，床帮也不让睡。她终于把我驱逐出去。
15岁，羞辱像一张民间偏方熬制的狗皮膏药，贴在我的脑门上，拔尽我内心彻骨的冰寒。我抬不起头，我看到每一个同学都带着嘲笑的眼神看我，看我额头上那块不伦不类的狗皮膏药。我没有友情，我觉着自己没有资格和任何人友好。我很孤独，独自走在教室和寝室里，自己端着茶缸在一边吃饭。吃着吃着泪水淌满脸颊。那年开始我记日记。在赵庄供销社买一个浅蓝色的小本子，写我的孤独和屈辱。这一年开始，我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写就是28年。28年后我见到邵秋，她嫁给了一个乡村医生，医生家专门熬制中草药膏药，她养猪兼做护士，那张横眉冷对的眼睛依然十分咄咄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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