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一提到她，大家或许第一反应是郭敬明的手下爱将或者“文二代”，但越来越成熟的文字让大家记住了她的名字――笛安。她从被苏童、张抗抗、刘震云竺等名家力捧的最具潜力新人成长为颇有大家风范的作家。无论写被归为青春文学的小说还是主编纯文艺的杂志，她都坚持着严肃的态度和追求。
“我对人间烟火感兴趣”
“我天生就喜欢观察人，是对人间烟火比较感兴趣的人。小时候我就喜欢听大人聊天。这家人讲那家人的坏话，那家人又说谁谁谁不好。我那时候很小，觉得好像谁都不是坏人，就模糊觉得没什么对错的概念，只是大家立场不同。”
采访笛安那天，正好是她的龙城三部曲的终结之作《南音》面世的前几天。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写完这本新书，笛安犹如获得了新生般容光焕发。高挑的身段、妩媚的卷发还有那略微娇柔的嗓音，80后的笛安比同龄人多了几许成熟。
笛安是个说话很直率的人，语速也很快。我们的聊天很自然地从《南音》说起。“《南音))丰目比之前的《东霓》更加沉重。东霓是一个很能“作”的人，这恰恰也是她的可爱之处。她其实是凭本能活着，所以我写的就很瘤决，淋漓酣畅。因为具体情节的问题，写《南音》就得压抑着，写的东西更大，而且涉及了很多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次的矛盾，更沉重、更复杂，所以有写得特别不痛快的时候，真的很难受。”说着说着，笛安似乎又回到了那种创作的纠结中。
笛安花了将近四年时间完成了这三部小说，她自己也从中感受到了自身的变化，包括对文字的审美。笛安放慢了语速，缓缓地说道：“审美观改变的过程还是蛮痛苦的，因为你不再那么100％地确信自己的东西好不好，或者认为好的东西就一定是对的。你永远会觉得自己写得不够好，就觉得前方好像有一个东西你想达到，但是你还没达到；但有的时候自己都会怀疑，前方的美好风景是否真的存在。这个时候鼓励自己往下走就更需要勇气。”
很多人都很好奇一个20多岁的人怎么能把家庭纠葛以及人性刻画得如此淋漓尽致。于是有人想或许是因为从小在家受作家父母的熏陶，但笛安印象最深而且触动最多的并不是父亲的书房，而是正对着太平间的医院家属大院。出生三周以后，笛安就在外公外婆家生活了，楼底下就正对着太平间，于是也从小就亲历了很多家庭的生离死别。笛安回忆起一个人们生活中不怎么常见的场景――“有一年下大雪，我感冒了去打针，医生当时没空给我打针，我就出去滚雪球，滚着滚着就有送葬的人出来。”正因如此，笛安对医院特别敏感，她的小说里也经常写到医生，包括这次《南音》里的医生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笛安的外公也是一位特别好的医生，用笛安的话说，“他热爱他的工作”，外公是看X光片的。在笛安七八岁的时候，外公在吃饭时就经常不自觉地会告诉她，“我觉得今天那个病人是得了癌症，但是他们不同意我的看法，再过一段时间他又会说，我说对了，真的是癌症”。于是这些与生命有关的东西潜移默化地给了笛安一些不一样的启发。
因为把家庭伦理刻画得很深刻，于是不少人看完《东霓》就把她看做专门写家庭伦理的作家。“这是我非常怕的。”笛安解释道，“我的龙城三部曲传递的绝对不是一个家庭至上的价值观。我之所以把一群人放在一个家里是为了方便，所以也描述了很多吃饭的场景”。
笛安笑着爆料自己“从小就是一个爱听家长里短的小孩，不过现在长大了反而不喜欢听八卦了，觉得翻来覆去好像就是那几件事”。
“《文艺风赏》强调的是一种态度”
“我也不标榜我们的杂志小众，我只是觉得特别文艺范儿的人越来越少，因为大家的生活压力也很大，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其实《文艺风赏》强调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精神状态。”
除了写作，笛安还担任了郭敬明旗下的纯文艺杂志《文艺风赏》的主编，每年都得飞七八次上海。不过，笛安这个主编并不好当，除了定每期的选题，还得亲自担纲采访。
最开始，笛安对杂志完全没有概念。当郭敬明某天晚上打电话来说让她做一本杂志的时候，笛安的第一反应是“郭老板是不是喝多了?”但最终笛安还是接过了这个重任，而且做出了一期又一期“有情怀、有梦想”的文艺杂志。
不知不觉地，《文艺风赏》已经创办一年多了。被问到做这样一本杂志的挑战，笛安半开玩笑地说道：“死扛呗!”
作为一个作家，在文本之内的所有问题笛安都能一个人解决。但是办杂志就不一样，它需要的是一个团队的共同努力。
在过去的一年，《文艺风赏》推出了弘扬中国传统的《华彩》、盘点英雄名册的《英雄主义》以及探讨身心归宿的《寄生》等主题封面。这一系列的主题，没有对浮华的迎合，没有~,-JB寸代的跟风，呈现出来的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情怀。这正是笛安所追求的“异于从前的杂志”。
笛安亲切地称呼《文艺风赏》为小赏，就像称呼孩子一样。笛安一直将其视为严肃文学，虽然团队里的每个主创没有人想要刻意地借“严肃文学”这个标签来标榜自己的品位和格调，但在她看来，小赏的宗旨的确不仅仅是为了娱乐，而是“想要传递一点思考；不仅仅是为了供人消遣，而是想要和大家交流一点深切的困惑和探索；不仅仅是为了给这个喧嚣的世界增添多一点喧嚣，而是想要当大家在翻开它的第一页的时候，就可以静下来。”
对于杂志所面临的挑战，笛安当然心知肚明，“要保证每一期都有新意特别难。要让杂志活下去，挑战也蛮多的……”
在做主编期间，笛安也有幸采访了刘震云、莫言、严歌苓、阎连科等大腕，也深刻地感受到年轻作家和前辈作家的差别――“我所接触的大多数80后作家永远都是在表达自我，包括我自己在写作的时候想得更多的也是个体，但前辈作家潜在的主语永远是我们，这里的我们指代的或许是他们那一代人，或许是整个中国人甚至全人类，这是那一代人所特有的。”
“我有严肃的态度和追求”
“我写的东西肯定不是经典，我没有那么不要脸，但是我个人觉得我写的东西肯定也不是快餐。我有严肃的态度和追求。至于读者看到什么我也控制不了，所以我只能尽可能地做到传达我想要的东西。”
从19岁发表处女作到现在，写作慢慢地融入了笛安的生活，也因此无所谓写作能否带来什么收获。“如果那样的话，写作还是外在的。但对于我而言，写作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这样说可能有点作，但真的是这样。”每说到这类问题，笛安会不自觉地放慢语速，对于写作以及这份职业的敬重也不经意地流露出来。
更年轻的时候，笛安曾经想过：“如果有一天写不出东西来了，我就去死。”虽然现在不至于那么轻易说到死，但笛安依然无法想象也不愿意想象有一天不再写作了会怎么样。“至少现在无法想象。”
被问及归类于青春文学甚至快餐文学的价值的时候，笛安只是很平静地说道，“青春文学只是一种题材的划分。如果硬要抠字眼的话，那么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也是青春文学，但它也是经典。小说的主人公年轻不意味着这本小说就一定很肤浅。比如川端康成的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很年轻的，比如《雪国》”。
最开始写作的时候，笛安很少会用责任感来束缚自己，但是有一段时间发现很多读者都是未成年人的时候，就会淡化一些东西。“这是硬性的，我会去注意。”
笛安一直认为成功的小说传达的价值观是多元的，真正复杂的小说传达的价值观可能都是自相矛盾的。它提供了好几种，读者可能从中选择一种去认同。
在笛安看来，小说不是宣传片，不是告诉别人是什么。“倾诉欲只是基础阶段。小说家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创造一个世界。”显然，创作对于笛安而言有无尽的乐趣，说完，笛安又话锋一转，“但你不是上帝，你和你的人物之间是平等的关系。痛苦之处就在于你并不能讲清楚一件事情是为什么，但是你有义务把你创造的那个尽可能丰富的世界的故事讲清楚。这个世界可能有一些好的东西，也有非常坏的东西。就像村上春树说过他一直有个理想，就是写一部像陀思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非常多元视角的小说，甚至是纯粹恶的视角。在精神性上，真正伟大的作品拼的是终极的价值观，但那个东西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也许不是你终其一生努力就能做到的”。
因为在法国留学期间学的是社会学，所以笛安看了不少社科类的书，而这几年读的最多的当然是小说。不过，非小说类的作品里，笛安最喜欢的却是《华夏地理》。笛安笑着说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笛安爆料自己其实过得挺糊涂的，也很少想以后的事情。不过，至少眼前她却有一项值得期待的大工程――给梅兰芳先生写传记。“我和梅葆玖先生已经谈过了，这会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得做很多功课，但是我蛮期待这个工作，因为它会为我打开另外一扇门。对于写作而言，这一定会是一种滋养。”笛安美美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