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着重于精神、思想、观念一类无形的内容。在学校里，文化就是课程，而文化立校也就是课程立校。好的学校，好的校长，会比较自觉地重视观念文化、精神文化及相应的课程，尤其是隐性课程。发展学校文化需关注体制本身的问题，唯有在体制上“去行政化”，才能让真理至上的旗帜飘扬在师生员工心中，这就是极珍贵的学校文化。
关键词：文化；课程；隐性课程；学校
中国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2）02-0107-05
收稿日期：2012-2-6
作者简介:张楚廷（1937－），男，湖北天门人，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名誉校长，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学等领域的研究
明德中学曾请我讲“文化立校”。我想，这个讲话本身就应当有文化含量。讲话有一个特殊的开场白，我提到了香港大学的校训：明德惟志，格物惟勤。做人、做事都说了，又恰与明德中学的校名完全吻合。这样，我自然地靠近明德中学，并由衷赞扬“文化立校”的思想有深度，有广度。这对于大学亦必是很有意义的。
我首先对“文化”一词释义。
对“文化”可作浅层的理解。如父母送子女上学，就是让他们去学文化。文化被等同于知识。
也可做深层的广义的理解。源于拉丁文的文化即cultura，现代英语则是culture，有耕耘、栽培之意。
一、再细说那个“文”字
在我们说天时，雅称天文；说水时，称水文；说人时，有人文之说。人文一词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为何要一个“文”字呢？不完全是雅的问题，不完全是修辞问题。文是着重于精神、思想、观念一类无形的内容。天文既是指天，尤指与天相关的情意、意蕴等。水文亦如此。人文更是指人的精神、情感、情操、学识。文是一个很高雅的字眼。
“文”字作为修饰词时，构词十分丰富，文采，文笔，文章，文雅，文静，文物，文明，文人……文身即在人体身上绘图案。从现代汉语词典上看，由“文”字构成的词即达96种，显示出极强的构词力。文含有美丽、雅致、珍贵之类的众多含义。
坟，右旁是“文”字。它不只是坟墓的坟，它还是指水边的高地、平原上的高地，古代则指大著作，三文五典。墓被说成坟墓时，也包含了对人逝后安放之地的纪念之意。
“咬文嚼字”通常是作为一个贬义词使用。我这里，对“文”这个字也在咬和嚼。不过，它确实很有味道，很有嚼头。文人，文人聚集的学校，能不对“文”字仔细咀嚼吗？所以，在力主文化立校的明德中学这样的学校里也咬文嚼字了一番。
接着，我从多角度对文化分类，并通过分类进一步了解文化一词的丰富内容。
按大的类别分，有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问题立即来了，文化不是主要指精神面、思想面吗？物质也谈得上文化？有物质文化吗？事实上，当我们说物质文化时，着重是指附着于物质上的观念、意蕴、思想及其所体现的精神。一座建筑物，它是物质，但建筑物可体现或反映许多精神的东西，通过它甚至可看到民族风格、时代特征等。一座桥梁、一辆汽车、一个门楼……都不只是纯物质的东西了。对于一块普通的石头，一坨泥巴，人们不会使用文化这样的大字眼。
按地域分，有湖湘文化、湘楚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以及中国文化、欧洲文化、南美文化、北美文化……全世界现存语言还有6 000多种，每种语言都负载着文化。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文化，汉文化、藏文化……50多个民族，又有相应的50多种文化。
按内容分，有观念文化、思想文化、科学文化、艺术文化……它们又各自包含许多种文化。
按性质分，还有儒家文化、法家文化、道家文化……甚至，还有法西斯文化、武士道文化。文化中，有精华，有糟粕；有古典，有现代；有民间，有上层。
还有一种分法，从有形和无形来分，或从显性和隐性来分，这就是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
上课时，老师所讲的、所写的，这是显性的。但他在讲课中体现的态度、热忱、认真以及对学生的关爱是隐性的。课堂上那唰唰作响的粉笔书写声，是显性的。那一片责任心、事业心是隐性的。无论好与差，都包含着两个方面而又形成一个整体的课堂文化。这是校园文化里最重要的一块，校园文化还包含着更广泛的内容。
这种更广泛的内容需要学生更丰富的心理活动才能习得。听讲、看书，靠认知心理；而对学校隐性文化的习得，则主要靠非认知心理，靠学生的直觉、感悟、体验，靠“第六感官”，不只是靠听觉、视觉、触觉、嗅觉和味觉之类。因而，这也就需要学生更积极更主动的心理活动。一方面，学校努力去创造丰富的显性和隐性文化；另一方面，学校的各种条件也应能让学生更有效地展开自由而全面的活动。
在学校里，文化就是课程；课程是文化，但文化就只是课程吗？这就有一个对课程的理解问题。
关于什么是课程，有数十种说法。其中，有一种更具代表性的说法是：课程乃学生在学校里习得的文化之总和。这种说法或理解就把课程归结为文化了。这种文化就既含显性文化，又含隐性文化。在这种理解下，学校隐性文化也纳入课程了。于是，学校课程也可分为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这种观点之下，显然扩大了课程的视野。
这样，学校文化建设也可归结为课程建设。而文化立校，也就是课程立校了。
华中科技大学要把自己办成有国际水平的大学。校方认为，国际水平的大学就应当有国际水平的课程来体现。这是很先进的大学教育思想，他们就明白课程的地位。于是，校方就要求下属的各二级学院都要开出国际水平的课程来。国际水平的课程是由本校教授还是外校教授开，是由本国教授还是外国教授开，这无关紧要。
华中科技大学下属的教育科学研究院也要开出国际水平的课程来。于是请了我去，共计十讲组成这一课程，每一讲的内容都很充实。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教授刘献君、沈红、周光礼等来听了讲座，周光礼还是该讲座的主持人。行间，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也有人来听了。
像这样重视课程地位的大学，在中国并不多见。在中学，也许课程的门类并不是一个特别的问题，但课程建设的其他方向依然有很丰富的内容。而像明德这样重视文化与课程的中学，也不多见。
比较自觉地重视学校隐性文化或隐性课程建设的大学校长更不多见。有一些，可能无意地做过，有一些可能还做得相当有成效，还有少数的人是有意地自觉地去做的。
这一建设的重要性从这样一个事实可以看出：两所同样的大学，所开设的显性课程在名目上可能是一样的。但隐性的东西就可大不一样了。剑桥大学开设《微积分》，长沙大学也开设《微积分》，就因为是在不同的文化中开设的，从而作为不同的文化存在，其效果可能就大不一样了。它们的区别主要在隐性文化上。也可以说，学校与学校间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观念文化、精神文化上及相应的课程上，尤其是隐性课程上。
校长应是学校课程建设的主导者、亲历者。他对课程建设负有最大的责任。如果一位校长的工作没有做到课程上来，这位校长真是白当了的。凡著名的校长，大都在课程上有特别的建树，有先进的理念并影响至深。蔡元培、博克、赫钦斯即是。
校长对隐性课程或隐性文化的建设负有更大的责任。学校能否让自己的建筑物也成为教师？能否让墙壁也成为教师？让校园里的花草树木、校园里的羊肠小道也成为教师？校园能否让学生更亲近自然、热爱生活？这都是校长需要作为的方面。
隐性文化可以简单地用一个“风”字来描述。学校里的学风、教风、校风怎样？这个校园所刮的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风”是无形的旗帜，因而，换句话说，就要看学校里是否飘扬着那种无形的旗帜？飘扬着怎样的旗帜？而所谓旗帜，即无形的引路者、照耀者。它引导学生去崇敬什么、鄙视什么，指引学生去追求什么、拒绝什么。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更珍贵的呢？还有什么是更值得校长去关注的呢？
二、具体地讲讲文化建设
学校的一切本已是文化，为何还要建设呢？所谓建设，就是要使之更充实、更丰富，有更大的发展。
学科建设就是文化建设，课程建设是文化建设，这是非物质文化建设。实验室建设，教学楼、图书馆、体育馆和博物馆的建设又何尝不是文化建设呢？虽然与物有关，但可谓物质文化建设。当然，一个更根本的建设是师资建设。
以上，大体上是有形的。还有无形的文化，如观念文化，精神文化，相关的是无形文化的建设。电脑分硬件和软件，大智大慧更表现在软件建设方面。我们可以把学校里无形文化的建设比喻为电脑的软件建设。当然软件常常与某种硬件相关联。无形文化有时也附着于一定的有形之物上。
图书馆、天象馆、天文馆的建设当然在有形之列。既然它们都是文化，所以我在其建设之中也增加了许多考虑。湖南师范大学（下称师大）图书馆的土木工程设计是由湖南大学的黄善言教授主持的。我不可能去直接参与土木结构设计，但我参与了结构理念、布局设计、风格设计的讨论。黄教授也十分愿意跟我一起讨论。这种讨论一直持续到施工过程之中。无疑，我们这座图书馆与众不同的极其丰富的文化含量是与我当年的构思有关的。
在图书馆的正前方道路两侧的四座雕像是我提议修建的。纪念的是四位中国古代文人，屈原、孔子、司马迁、祖冲之，雕像基座上分别刻有这些人的一段名言，而这些名言又分别由我校的四位名教授书写，他们是刘筠、李盛华、马积高、尹世杰。这就是文化。中国的文化史在我们校园中，在我们心中。
在文学院大楼前方，我们修建了杨树达先生的雕像，他是我们学校历史上最有学问的人。雕像上的文字是请李维琦教授书写的。
显然，我们崇敬的是学人、文化人、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而无任何政治家。真正推动了社会进步的政治家也是值得纪念的。但这不是学校的事，我们依据自身对“大学是什么”的理解纪念相关的人物。大学研究政治学，但不从政；大学与政治学有关，与政治无关。就像大学研究商学却并不从商那样，就像大学也可能研究军事学却并不从军那样。
这些雕像的制作，用了优质的石料，它们将永久耸立于我们的校园。
我还有修建几位外国的，世界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的雕像的计划，如亚里士多德、笛卡儿、牛顿等人的雕像。但是，这随着我卸任而再没能实现。也怪我见事迟，为什么没在18年的任期中的早些时候去做呢？
我想，所附着于这些建筑物、这些雕像上的文化将永在，所体现的精神将永在。
我还提出了四维绿化的概念，让校园成为学生贴近自然、亲近自然并由此而更热爱生活的佳境。首先是全覆盖地面的绿草，再是由灌木自然生成的篱笆，第三、四层就是两种不同高度的树木了。我还提出了整个校园除必要的水泥路面外，不要有任何裸露的地面。
此外，我还希望校园里有百种花卉，四季皆有。最终究竟有多少种，我没再仔细过问了。
事实上，我和刘志辉、戴海以及后来的学校负责人罗维治、陈钧、龚维忠等，都很重视学校的“风”。戴海还写过专门的文章来论述“风”及其建设的意义。
学校的“风”，不只是包括工作作风、生活作风，更特别更宝贵的是学风、教风和由此而生成的校风。
1992年春，大学刮起创收潮、下海潮、经商潮。那时，我们在校园最核心地带挂出了两条巨幅标语：学术是学者的生命，学习是学生的天职。很震撼，很闻名。这就是当时师大的特立独行。
邻近的大学，外地来参观的大学，都能看到，师大的学生竟不为潮流所动而那样专注地学习。
我们是师范大学，学生未来大都是教中学的，教教中学，还需要那么多知识吗？还需要高深学问吗？还需要讲究学术水平吗？但所有这些，对于我们这所师范大学都不是问题。我们有着无止境的追求。
“风”，实际上是无形的旗帜。在师大，飘扬着两面无形的旗帜：真理至上，民族至上。
真理至上是第一位的。真理常常是超民族的，然而，一个民族需要意识到保障真理的至上地位才是在根本上有利于民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民族至上是相对于社会政治的，民族的利益是超政治的，并且，只有当政治不损害民族根本利益时，政治才获得应有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是从属的。
谁拥有真理，这与“谁”的性别、种族、权位、钱财等等毫无关系。
有一次，一个关于文学评论的国际学术会议在我们学校举行。这个会议有一个简短的开幕式，由我致欢迎词。因是国际性的学术会议，我想用英语讲。我的英语很差很差，写了一个稿子，还预念过几次。我担心发音不准，请来白解红，让她听听我发音有什么毛病。她听后很高兴，说“太好了”。我说：“不会没有毛病吧？”她说只要注意一下两处需有一点停顿。
平时，我是决不会用英语跟外国友人谈话的，一则，我没有这个能力；二则，就说那么一两句，让别人还真以为你懂英语，这样反而更尴尬了。从根本上说，我在学问面前，是决不会装模作样的。真理至上，首先是我自己在真理面前无条件的虔诚。
在学校里，我本人对待真理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至少，在一般人看来，我是学校里有权有势的人。故而，我对真理的虔诚与尊重格外重要，比权势重要得多。
罗××是那次国际学术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为此请来了一位副省长。事先，我对他说：“有必要吗？”他答：“有，这体现了会议的档次。”我实在不能不说了：“这与档次有关吗？”虽然说过了，但无济于事。由此，我深知，“官本位”已深入学校，已感染到了年轻一代学者身上。罗××当时40岁才刚出头啊。
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更加重了我的使命感，我得为改变这种现状而不懈努力。大学需要官员有投资的自觉，但决不希望他们来捧场。他们是从政的，我们是从教的，两回事。况且，学术，学问，靠捧场也是毫无意义的。
这种观念上的问题，与体制本身存在的问题是相关联的。所以，我在校内不仅从观念上“去行政化”，而且还必须从制度上“去行政化”。唯有如此，真理至上的旗帜才可能在我们这里高高飘扬。
为什么省府多次想帮我们建一个像样的办公楼而我始终未予采纳？这座办公楼既小又旧，小到不足千平米，旧到在所有建筑物中它年岁最大。然而，不是说要“小政府，大社会”吗？学校里，为何不可以是“小行政，大学校”呢？大学应当比社会更有觉悟，难道它需要一座雄伟的办公楼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吗？
真理至上，就是我们不仅崇尚真理，还要探求真理，发展真理，维护真理，让真理成为我们心中最宏伟的大厦。如果真理至上的旗帜在大学里还飘扬不起来，在哪里还可能飘扬起来？
为什么在我们学校，在教职员工中地位最高的，最受尊敬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教授呢？原因还不简单吗？他们可以最好地体现真理的含义，他们以探求真理为己任。
我任职时的师大，教授拥有令人羡慕的地位，比别的学校更有地位，更受尊敬。对此，有的学校不以为然，有的学校将信将疑。山东大学的一位校领导（党委负责人，女性）专程就此来考察。考察前，她心中的问题是：“真这样吗？”考察后，她得出结论：“真这样。”显然，她是认真的。我相信，她决不会只是看看的。
车队长吴德辉常为刘筠院士开车。有一次，我乘他的车时对他说：“给院士开车你是特别小心的吧？”他答：“当然。”我进一步说：“给我开车问题不大。校长乘车撞死了，今天死，明天就可再任命一个。院士出事了，多少年出不了一个啊。”他听后，觉得我讲得不对，于是回应道：“像你这样的校长，多少年也出不了一个啊！”我很欣慰――我们学校的工人也懂得教授的价值和教授的地位。
始终让真理至上的旗帜飘扬在师生员工心中，这就是极珍贵的学校文化。建设这种文化，需要真正的本领。
On School Established by Culture
ZHANG Chu-ting
Abstract: “Wen” focuses on a kind of invisible content such as spirit, ideas and concepts. In school, culture is the curriculum, and the school Established by culture is that on the curriculum. Good schools and good principals would consciously attach importance to ideological culture, spiritual culture and relevant curriculum, especially the hidden curriculu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culture, the problems of the system itself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Only by institutional “de-administration” can we let the flag of truth supremacy fly in the hearts of the staff and students, which is a very precious school culture.
Key words: culture; curriculum; hidden curriculum; school
（责任编辑 黄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