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移民作家在反思“文革”的时候，与中国本土作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本土作家更愿意把“文革”中的过错推诿给时代，很少“自我忏悔”，然后大力解构“理想主义”。而新移民作家则强调忏悔，希望写出“每一个人”的“文革”，从而卸下心灵的重负，重获新生。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在冷静反思“文革”时，面对人类迷失本根的现实，希望重新建立起人们的真正信仰。面对同样的历史，在认知上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其根源在于中西文化精神的巨大差异。
关键词：文革；忏悔；信仰；差异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2）2-0123-06
新移民作家，在本文中主要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在中国大陆，八十年代开始移居国外，以华语进行创作的作家。这些作家都经历了动荡的“文革”十年，他们曾经是历史的见证者或者参与者。当他们带着“文革”所遗留下来的创伤性记忆远走海外之后，历经时间的冲刷，那段如梦魇般的生活，并没有从心中消失，当他们翻检岁月遗留下来的痕迹时，那段深藏在记忆深处的迷乱经历，便很自然地出现在他们的笔端。而在海外，经过多样性文化的洗涤之后，他们开始用“第三只眼睛”来重新审视那段狂乱的历史，历史在他们的笔下，显示出新的特征和审美内涵。
一
十年“文革”，随着时间流逝，对于一些人来说，它开始变得模糊，曾经的伤痛和屈辱，都被埋进了心灵的最深处，在记忆里变得模糊，在“痛定思痛”之后，许多人开启了最后的“遗忘”旅程；然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理性审视之下的“文革”，开始现出被时代埋没的真相。他们开始检视那些被“损害与被侮辱”的人的屈辱心灵，同时也勇敢地揭示心灵的黑暗之域，直面如鲁迅所言：“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①的残酷历史。陈谦在《特蕾莎的流氓犯》这篇小说中，开启了这一痛苦而沉重的“掘心自食”之旅和忏悔之途。
忏悔总是需要极大的勇气，“掘心自食”的痛苦唯有勇敢、强健的心灵才可以承受。人们常常在这种“不能承受之重”中，选择一种“轻”的生活，选择或者强迫自己遗忘那些沉重的记忆。心理学家早就指出，人常常逃避来自心灵的责问，即便是在回忆时，也会对回忆经行选择，保存有利的信息，而压抑或者遗忘对自己不利的东西，以便开脱自己所犯的过失或者错误。因此，人的意识层面才会出现明显的分层：信息量相对小的“意识”和无边广大与深邃的“无意识”。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保罗・德曼曾经在解读卢梭的《忏悔录》中，发现卢梭所谓的暴露自我缺陷的“忏悔录”，在“忏悔”的同时仍然在进行自我“辩解”。②这种在经过记忆修饰之后的写作，是被过滤了一遍的“忏悔”。既然伟大如卢梭的人，尚且不会真正、客观、完整地暴露心灵的弱点，更何况凡夫俗子？！这就能很好地理解，为什么大多数的中国作家，对“文革”这场把中国人的肉体和心灵都拖向苦难深渊的运动，会在廉价的宣泄和控诉之后迅速将其遗忘，用一个“灾难终将过去，未来无限美好”的虚假承诺，放弃了对自我人性的审判。
可是，我们真的能避开历史所遗留下来的沉重遗产吗？能将“历史”留在“历史”中，放到博物馆里作为一个无声的展览品吗？真的可以用“那不是你的错，是时代的错”为自我和别人、为施害者和受害者脱罪吗？难道心里就真的没有一只巨大的“怪兽”“伏在道旁，可能在你人生最得意的时刻，冷不防跳出来偷袭，让你的自尊瞬间挥发”吗？（陈谦：《特蕾莎的流氓犯》）这是陈谦思考的起点，也是她进入“文革”这段历史、反思“文革”的一个立足点。历史终不是“形而上的历史”，它不只是有着巨大能指而无具体所指的崇高而空洞的存在，当历史穿着它那身美丽的衣裳悄然隐退之后，它所留下的憧憬和希望、屈辱与痛苦只能由具体的一个个肉身去体验，去反省，去承担。只有在历史具有了具体的所指的时候，我们才猛然发现，它那虚假面孔所掩盖下的狰狞、嗜血的面容。历史之所以能以轻快的脚步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是因为它遗忘了太多的个人存在，遗忘了个体的呻吟与呼喊，遗忘了破碎心灵所流下的脆弱的眼泪。一旦有人将“每一个人”的历史展现在它面前，它那沉重的、伴随着叹息的脚步声才能被人们所发现。于是，试图以一个“美好的未来的承诺”轻易地掩盖历史的罪恶，就变得孱弱和不可能，宣泄也不能缝合破碎的灵魂，唯有忏悔，才是人们真正摆脱罪恶感，卸下心灵的重担，走出人性深渊的坦途，从而重新建立人生图景。或许这条路弥漫着太多的血泪，是一条太过痛苦的旅程，但只有我们真正地走过了，才能获得灵魂的再生。
在小说《特蕾莎的流氓犯》中，“梅”和“王旭东”都是受害者，又都是对方不幸命运的施害者。年轻的他们似乎并不知道，一个内心的冲动、一场青春的激情、一种从内心深处所爆发出来的朦胧而美好的青春情感，竟然会在时代的嘲弄之下变得如此沉重！他们稚嫩的肩膀和年轻的心灵，又怎么能承受得住这沉重的打击？梅和王旭东本该有美好的感情，浪漫的憧憬，可时代的烟云却轻易地将这一切笼罩，给他们换上了不幸的命运和苦涩的记忆。当静梅哭着跑到同学家，把同学坐在王旭东腿上的事情告诉同学的母亲之后，她还不知道等待着他们的是怎样一种命运。时代的非理性就在这时露出了狰狞的面孔，一个本来很私人的事件被迅速放大成公共事件。静梅一次次向人们报告她看到的一切，一次比一次纯熟，一次比一次流利。这样，王旭东终于变成了人所不齿的“流氓犯”。十三岁的她，因为嫉妒，“利用了那个时代”，也被时代利用。从此，她无意中所造成的悲剧，化为一只“魔兽”，藏进了她内心深处。小梅的王旭东，这个铁道兵某部师政委的儿子，也因为青春的激情，性的冲动，在改变了纯洁、美丽的小梅的人生走向、把她推向悲苦境地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行文到此，一系列的问题变得清晰无比――谁才是这些人生变故的凶手？谁来对如此沉重的命运负责？推诿给时代吗？陈谦显然不满意寻求一个这样的答案。“我是常想，将它推给时代，很多人都是那样做的，由此寻得太平。像你我的父辈，像你我的兄长。”③把罪孽都推给时代，人们也许可以在一条虚浮的人生之路上走完一生。可是这样一来，谁来对生命的重量负责？谁来抚慰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生命？“我和我的家庭在那个时代中参与了制造悲剧。我们该推给时代？都是时代的可耻？这样做，好容易。但是我这里――他指指他的心口，说，它不得安宁。”④可见，将罪责推诿给时代，终不能获得良心上的安宁。把所有的一切都推给时代，那些曾经遭受的创痛将变得毫无意义，因为时代可以把一切都轻易掩饰掉，它不对个人负责。因此，为了那些曾经的创痛和生命的重量不被轻轻抹去，就必须忏悔，这才是尊重生命的最好方式。
静梅远走他乡，她以为，只要逃离，只要不停地奔走，就能忘掉往事，就不会深陷在过去中不能自拔。“她在蒙特利尔郊外住下来，又开始盘算下一个要奔向的地方。人家看她一个适婚年纪的女子，总是三个箱子，马不停蹄的样子，都诧异她的野心。她哪里是有野心？她只是不敢回望来路。那路上有一只怪兽，天涯海角追赶着她。她只要不回头，就不用面对它。但她绝不能让它超上来，吞噬掉她。”⑤她知道，一旦选择背上十字架，就无法逃脱良心的拷问，就要接受“凤凰涅”的痛苦。她最终选择了忏悔，走上了赎罪之旅。“我儿时对旭东做下的事，就成了一个十字架，压倒心上。我就想，有一天找到他，要真诚地当面向他道歉，讲出我的忏悔，我才能得救。”⑥而小梅的王旭东也时常要面对“小梅的命运会怎样”这样的追问，想到小梅可能的灾难性命运，王旭东总会感受到巨大的哀伤。“我这三十年，不停地忏悔。我过得越好，我的哀伤就越深。”⑦为了减轻内心的罪恶感，他考上大学之后，开始研究“文革”，想找到“文革”发生的真相，把真相一点一滴都记录下来，写一部“每一个人的文革”这样的书，虽然他也知道，他的那些采访，那些记录“它们也许一时用不上，也许永远用不上，但是，做了，就是对科学的尊重。”⑧纵然对后人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但是他还是要做，因为“它是对我经历的时代的一种交代，是对生命中碰到过的人们表示尊重的一种形式。”⑨
一个真诚的道歉，一个诚挚的忏悔，或许并不能弥补十年“文革”给人带来的心灵创伤，不能平复社会的裂痕，但它能让人勇敢地面对心灵的黑暗，给扭曲的生命换来几许生机，给苦弱的灵魂带来些许温暖，给破碎的心灵带来几束真正的生命之光，从而把人从黑暗的境域里拯救出来。
二
十年“文革”在耗尽一个民族的活力与生机之后终于结束了，站在这片“文革”废墟之上，那些曾经具有先验意义、崇高、宏大的“革命理想”，其内涵在一夜之间被掏空，开始遭遇到人们的全面怀疑与抛弃。而没有经历过任何科学启蒙的他们，终将成为“无根的一代”，在“文革”中长大的那些人，“除了‘万岁’和‘打倒’，他们并没有受到‘何谓人生’的启蒙。更重要的是，政治形势的变幻莫测，批斗风潮的此起彼伏，基层权力的频繁更替，家庭教育的普遍缺席，‘打倒’对象的不断更换……这一系列现实景象，导致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始终处于不停的自我颠覆的状态，也使他们的心灵一直处于‘无根’的漂泊状态。”⑩传统价值观念在一系列的革命中早已风雨飘零，失去了存在的根基，而现代意义上的启蒙，也无从谈起。人们心里残存的一丁点敬畏之心，也在“文革”中不断地在“打倒”与“批斗”之下丧失殆尽。这样，怀疑和控诉成了“文革”结束之后的最强音。从北岛抛出的那句“我不相信”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的血泪控诉，从王朔的“痞子文学”打倒崇高到“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原始欲望”的展示，都在全力解构“革命”这座大厦。新时期的文学，以这种怀疑和否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这种否定性的反思中，我们似乎遗忘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如何重建信仰，获取人生的意义。
全面的怀疑和否定，而不去建构一种新的信仰，人类将会陷入“怎么样都行”的虚无主义中。一些杰出的哲学家不断地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在于超越肉身的局限，在有限中眺望无限，从而获得精神的升华。而这，需要信仰的维系。别尔嘉耶夫曾经说过：“生命的全部重要性、意义和价值就是由隐藏在它后面的秘密和无限性所决定的，这个秘密不允许被理性化，关于它的只有象征和神话才是可能的。”{11}别尔嘉耶夫深知人所面临的深渊，但他更加清楚，如果面临深渊的人类失去了信仰，将永远会在罪恶的深渊里沉沦，不会获得拯救。在“革命”的巨大嘲讽中，中国本土的一些作家，似乎已经失去了重建信仰的热情。而同是有过“插队”经历的新移民作家苏炜，则开始思考如何重建信仰。
苏炜是不幸的，他起草了第一个红卫兵宣言，并直接卷入了这场如火如荼的运动中；他又是幸运的，由于“家庭出身”问题迫使他迅速从中心走向边缘。{12}父亲被囚禁，母亲、兄妹陆续被关进“牛棚”，苏炜“低下头来，背过脸去，以沉默面对世界”。{13}正是在这种难堪的处境、在沉默地面对世界中，从狂热的梦中惊醒过来的苏炜，开始思考“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给人们带来的创伤性体验。苏炜没有控诉那个非理性时代给他带来的厄运，而是用边缘的姿态，开始了对“文革”的沉思。
在小说《迷谷》中，主人公路北平莫名其妙地成了队长家的阴府女婿。就这样，他带着这可疑的身份，走在边缘化的世界里。“一夜之间已经改变了他的世界，确确实实就已经改变了。他从自己感觉异样的心底里，感觉到了整个世界对于他的异样。”{14}苏炜用隐喻的手法，将路北平推向尴尬的生存境地的同时，也表达出了时代的荒诞以及人们的愚昧无知。
这种边缘化的处境虽然使路北平吃尽了苦头，他不得不在别人异样的眼光中，赶上一群牛，去山上安置了一个临时的家。也正是边缘的处境，路北平走出了时代的喧嚣，走出了知青们狂热的精神世界，找到了一个令他恐惧又使他痴迷的寂静的世界，那种丧失已久的敬畏之心也在他的内心重新燃烧。在巴灶山这一片热带雨林中，似乎每一处都布满了神灵的眼睛，每一处都有神造的奇迹，每一处都有神的禁忌。路北平在这里感受到了巨大的战栗与恐惧，面对无边无际的山林和空茫无边的天地，他彻底臣服了。在这片看不见摸不着又确确实实能感觉得到的自然神明面前，路北平感到了人的渺小，“与天斗其乐无穷”的革命主义浪漫激情在这里消散得一干二净，换来的是对神明虔诚的敬畏之情，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另一个世界存在的力量。“我真的相信，在生命的极限处、临界点，人界和神界，阴间和阳间，绝对是相通的，是可以发生对话的。”{15}他渐渐地变了，变得对山外面那些热火朝天的运动漠不关心，虽然他还没有中断与外面世界的联系，但他的内心早已臣属于这片伟岸而静默的山林。
在这偌大的巴灶山里，还生活着由几个流散人组成的临时家庭――一个女人，三个男人和几个孩子。这个同样是处于边缘之中的家庭敬天、敬地也敬神，就是不遵从外部世界所规定的伦理。男人们来到这原始雨林里伐木，工作的时候不穿衣裤，任凭风吹雨淋日晒，尽情地吸收天地自然之灵气。他们虽然伐木，但“不敢伤地气”，而是有选择的砍伐掉一些树木；吃饭前先敬死去的阿大；说话时也极力避开“死”这一字眼。当路北平无意中闯进他们的生活领地时，面对他们这独特而陌生的生活样式，他惊呆了，感觉到进入了远古蛮荒的世界，一个还远未开化的世界。随着和这个流散户交往的增多，当他真正进入他们生活内核的时候，路北平才真正发现了这种生活的魅力――野性、混沌、尊重生命又自由自在，摇曳多姿的生活散发出旺盛的生命力。路北平接受并迷恋上流散户的生活，他发现，外部世界并不是阳光灿烂的世界，在这个被革命豪情充斥的世界里，表面的明净掩盖着无数黑暗的事实，革命的大潮并没有冲刷干净人们内心深处的污点，愚昧的精神世界也没有为狂热的革命激情所涤荡。如果不是路北平糊里糊涂地与阿娴这个苦命的女子结上了阴亲，阿娴的死因将永远都不会真相大白，队长一家的罪恶也将永远不会大白于天下。金骨头不能见光的丑事，也无从发觉。……而阿佩他们所组成的临时家庭，虽然不遵从外部世界的伦理，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不是现代人所能容忍的存在，但他们敬天、敬地、敬神，有自己的信仰，实现了自然人性和神性的完美融合。
在《米调》中，米调曾经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他是“203”组织的总司令，是批斗著名作家老舍的主角之一，在“‘万人围斗洋修女’的著名事件中出尽风头”，在“王府井”、“全聚德”、“长安街”、“东交民巷”的砸牌子改名，“1966年底北师大南下冲击山东曲阜孔庙孔林”等事件中总有米调的影子。在认为“革命已经堕落”以后，米调远走缅甸，继续为革命理想奋斗不已。可悲的是，才华卓绝、忠实于革命理想的米调，走进了一个又一个陷阱。在亲历了缅甸的大屠杀的事实之后，米调的革命理想跌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他万念俱焚。九死一生的他来到了温玛长老面前，心灰意冷地想要遁入空门。从此，他改名为“索罗卡拉”，在温玛长老的指点下，开始了在大漠中寻找人类迷失已久的本性。温玛长老觉得，人类之所以自相残杀，甚至在神佛面前还大开杀戒，是因为人类迷失了本性，迷失本性的人是无法领悟佛性的，在这种情况下，入不入空门其实都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些年间，只见东土、西天血光淋沥，念佛的人杀念佛的，信主的人杀信主的。我深信不是任何佛陀、天主就可以一径解退‘魔军’的，是人的根性出了问题了。”{16}因此，人类要想重新找回失去的佛性，就必须找到被忘却已久的本根。米调以“索罗卡拉”的身份，把自己放逐到大漠中，踏上了寻根的征程。“索罗卡拉”的寻根，其实是要找回人的敬畏之心，从而使狂热的人认识到自己的缺陷，在敬畏中抛弃对非理性的革命理念的信仰，找到人类根本意义上的生存信仰。
在这两篇小说中，苏炜给读者展示了这些被放逐的人的世界，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逃离了时代的狂热，避开了各式各样的直接的政治斗争。他们在边缘，重新用敬畏之心打量世界，重新寻找人类赖以生存的人生信仰，冷静地思考人类迷失的本性，给狂热的世界带来了几丝清凉之风。也以另一种生存方式，诠释了僵化体制规约之外有敬畏之心的生命的丰饶与多姿。
三
为何中国本土作家和新移民作家在对待同一种历史时会出现如此巨大的不同？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似乎首先应该看看中国本土作家不忏悔与解构历史的理由。
梁晓声在《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的扉页上清楚地写着：“我曾是一个红卫兵。我不忏悔。”深入小说文本，我们会发现，他之所以能如此理直气壮地“自白”，是因为，作为一个年轻的红卫兵，他当时所信奉的是一种崇高的革命道德理想，这本身没有错。而且在批斗和殴打别人的时候，真正残忍的只不过是一小撮人，大多数人还是有良知的。还有，从某些方面来说，他还违背了当时的革命潮流。譬如，在得知父亲并不“清白”的历史时，他并没有与父亲划清界限，而是选择了隐瞒；在串联的路上，在欺骗与被欺骗的境地中，他内心还有一杆良心之秤等等。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他选择了不忏悔。而这种申辩方式，成了大多数作家不忏悔的理由。他们常常会以“我虽然犯过错，但别人比我犯的错更大（《人啊，人！》）”；“我们每个人都有罪，但没有必要忏悔”、“错了就是错了，在当时必然要犯的错误”、“红卫兵也有可爱的一面。”{17}等这样的理由来为自己和同时代的人开脱，从而获得良心上的安逸。而另一些不是从红卫兵身份走过来的作家，譬如王蒙、张贤亮等，可以说是这场运动的直接受害者，有意思的是，他们在回望这段历史时，几乎都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在他们的小说中，那些被拯救的主人公们不想再去寻找敌人，即便是找到了敌人，也都予以宽恕。他们把一切恩恩怨怨都留给了历史，留给了时代。
把罪责都推给时代之后，作家们便可以从容地对“理想主义”发难了，因为在很多人的心中，是理想主义导致了他们的轻信与盲从，他们为理想而奋斗的结果却是被伤害和被嘲弄，因此，解构、嘲弄理想和时代就在所难免。
而新移民作家们，在回望历史时，并没有如此潇洒和轻松自如的态度，面对那些曾经“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灵魂，“时代的过错”并不能开脱人们曾经犯下的罪孽。罪恶所带来的疼痛与忏悔之情，时常缠绕在他们的灵魂上：“我知道自己逃脱不掉这个‘文革结’。说不上生死相依，却是爱恨交集，总是在诅咒中缅怀，又在‘无悔’中忏悔；既是恍若隔世，更觉前世今生”。{18}
刘小枫曾经用“逍遥”与“拯救”区分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中国精神中，恬然之乐的逍遥是最高的精神境界。……在西方精神中，受难的人类通过耶稣基督的上帝之爱得到拯救，人与亲临苦难深渊的上帝重新和好是最高的境界。这两种精神品质的差异引导出‘乐感文化’与‘爱感文化’、超脱与救赎的精神冲突。”{19}这种说法虽然不免有绝对之嫌，但他确实抓住了中西精神的核心部分。如何“逍遥”？或者说“逍遥”的前提是什么？当然是推脱抑或忘却。唯有这样，才能不沾不滞，才能超脱于功名利禄与祸福荣辱，才能忘掉沉重的历史与现实，走向“逍遥”的“自由世界”。或者说，遗忘沉重的历史，才能更好地开拓未来。
而且，中国的文化一向非常执着于现世，对神的问题，常常采取一种“存而不论”的态度。这样，就截断了人们向外祈求的基础，取而代之的是在现世日常生活中或者去自然中寻找安慰之地。“个体心态的快乐满足不以外部世界为充足条件，通过自身的自然本能和情感的本然发用以及心理驱力的自行释解就可以获得。”{20}缺少了形成“忏悔”途径的最重要一环――在上帝的怀抱里获得拯救、得到灵魂的再生，似乎是我们的文学中缺乏忏悔的一种合理解释。正如张抗抗在《永不忏悔》中所言：“但即便是忏悔，又有谁有资格来充当接受我们忏悔的神父呢？”{21}
对于那些新移民作家来说，有的直接遭受了“文革”的冲击，有的虽然游走在革命的边缘，但也是历史的见证者。和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其他大陆作家一样，迷乱和离散的生活，无根的生命历程和启蒙的缺失，也是他们无可逃遁的宿命。“这是一种缭乱而无序的成长。它构成了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共同的文化记忆――虚无，放纵，饱含盲目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冲动，同时又深感无人关怀的惊恐与孤独。”{22}但他们出国之后，直接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在西方文化的洗礼之下，他们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这种具有宗教情怀的“赎罪”观念，当他们用新的文化视角来审视“文革”时，才会显示出与中国本土作家不同的“文革”观，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对“忏悔”如此耿耿于怀。
小说应该给人以安慰，给人带来尊严和活着的希望。我想这应该是伟大小说的一个必须秉承的叙事伦理。这正如刘小枫所言：“当人们感觉自己的生命若有若无时，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破碎不堪时，当我们的生活想象遭到挫伤时，叙事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返自己的生活想象的空间，甚至重新拾回被生活中的无常抹去的自我。”{23}忏悔和信仰的重建，就是为了让深陷困境的人们“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在灵魂的再生中重拾尊严和自我。或许忏悔并不具备实际的意义，它只是一个形式，但深陷劫难中的人需要这种形式。就像小说中所说：“它不过是形式。但形式也很重要。不然他不能完成那个仪式，越过那道坎。”{24}不论是在忏悔中洗刷罪恶，获得灵魂的新生，对被侮辱与被伤害的弱小生命的深切同情与体悟；还是寻找人类的本源之根，以重建人生信仰，都表明了海外新移民作家对生命本身的尊重。面对郁结在心中的“文革结”，他们没有毫无节制地进行控诉，没有高声的诅咒和谩骂，而是用冷静的笔墨，在对个体生命的温柔抚摸中，完成了对“文革”的审视。他们用“第三只眼睛”，通过冷静的观察告诉我们，历史无法改变，人的命运也无法逆转，但我们要记住那些曾经发生过的悲剧，还要思考另一种可能性的生活。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4页。
② ［美］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24} 陈谦：《特蕾莎的流氓犯》，《收获》2008年第2期，第19页，第20页，第5页，第20页，第20页，第20页，第20-21页，第16页。
⑩ 洪治纲：《六十年代作家群研究》，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11} ［俄］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张百春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12}{13}{18} 苏炜：《独自等待》，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77页，第181-182页，第185页。
{14}{15} 苏炜：《迷谷》，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第146页。
{16} 苏炜：《米调》，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98页。
{17} 梁丽芳编：《从红卫兵到作家》，台北：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83-184页。转引自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62页。
{19}{20}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页，第150页。
{21} 转引张抗抗：《谁敢问问自己：我的人生笔记・自序》，时代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22} 洪治纲：《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23}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