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一年，国际形势有一个突出特点：动荡加剧、乱象纷呈。这是大家的共识。但这个“乱”是局部的、短时期的或是震荡程度有限的乱，还是全局性、长时段的和剧烈震荡的乱呢？我的看法是后者。也就是说，世界的大变局将要经历一场大动乱。这个判断直接关系到我们对国际形势总体趋势的把握，关系到我们根本性的战略应对。
11个征兆揭示乱局将至
2011年的国际形势已经显露出了强烈的大乱局征兆。
◎ 全球持续恶化的经济危机与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动叠加发生，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基本盘面严重不稳。世界陷入乱局,第一位的原因还是经济。世界经济患了“心脏病”。美国次贷危机和西方国家主权债务危机这两个接踵而至的冲击波，很可能推导全球经济步入“双底衰退”――一个经济周期内两次经济衰退。如果出现双底衰退，第二次衰退往往更持久，负面影响更大,将导致世界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局面。与经济危机的严峻形势相叠加的是国际政治格局的大变动。美国和西方在国际格局中的支配性地位下落、国际权责体系的调整加快、欧洲一体化进程严重受挫、中东地缘结构发生重大变局、美国重返亚洲迈出实质性步伐、欧盟在西亚北非事变的国际干涉和治理中走到前台、俄罗斯推出自己的欧亚联盟构想――总的来说，单极体制坍塌，世界正根据新的力量关系消长重组格局，政治格局重组和经济金融危机深化相互激荡，致使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基本盘失去了稳定。
◎ 国际力量对比的旧平衡被打破，权力政治博弈影响大国关系走向的确定性。在治理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努力中，美国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再平衡”，这个概念不光是在经济意义上使用的，它实际反映了美国应对整个危机的战略考虑。这就是在国际力量对比原有平衡被打破的形势下，美国全球战略将以修复失衡的面貌出现。美国今后的主导作用就体现为它要当国际政治的平衡手。为此，美国现在的战略目标是重振美国国力、重拾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服务于这两个目标，它的对外战略重心一个是要开拓最有发展前景的新兴市场，一个是要重点加强对中国的战略管理。这两个目标的指向都是亚太地区。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观投向将大幅度地向亚太和中国周边转移。这将给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注入新的不确定性。与中美关系相类似，旧的大国政治力量和新兴发展中力量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两大力量内部的关系都处于重大的调适和整合当中，大国关系的这种新的不确定性不仅表现于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面临变数，而且也存在于中国与俄、印、东盟等新兴力量的竞争关系中，中国已进入到自身的成长利益与外部大国碰撞加剧、摩擦增多、磨合加深的特殊时段。
◎ 全球性的贫富两极分化加剧，中间阶层分化，政治“极化”导致对抗因素显著上升。全球性的贫富两极严重分化和对立是贯穿于从“阿拉伯之春”到“伦敦之夏”再到“华尔街之秋”的整个危机链条的一个核心因素。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它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横向的贫富悬殊（国与国），但大大加剧了纵向的贫富悬殊（人与人）。所以，当今世界两极分化，不仅是富国与穷国的矛盾，更是富者与穷者的矛盾。贫富差距不仅存在于穷国与富国“之间”，而且深入到穷国与富国“之中”，它不光是国家外部关系的不平等，更是国家内部关系的不平等，是遍及全球社会的不平等。所以，这样的动乱因子不是哪一类型国家所特有的，而是各类国家都普遍存在的。中国在这方面存在的隐患并不比他国轻。处理不好，“稳定压倒一切”就会反转成为“一切压倒稳定”。社会中间阶层急剧分化，致使两端势力坐大，维系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遭致破坏，社会的鸿沟和裂痕越来越深，极化现象严重，政治诉求极端对立，对抗性显著上升。
◎ 西方国家陷入多重危机，面临体制和结构变革的震荡,并把危机转嫁到发展中地区。西方国家的这场危机不是周期性和政策性层面出了问题，而是结构性、体制性、制度性的危机。此次西方国家深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源于西方资本扩张在长期运行中不断推高资本收益的人员成本、投入成本和税收成本，大大挤压了资本的盈利空间，从而促使追逐高额利润的资本退出制造业领域，而集中于金融领域。这种趋势导致了西方国家普遍的产业空心化和外包化，实体经济萎缩、虚拟经济膨胀、货币和金融投机泛滥。这是西方失业顽症和金融寡头与社会大众极端对立的根源，由此而生的另一个恶果则是西方国家财政和税收的严重萎缩，从而无法支撑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和继续维系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尽管欧债与美债的成因有所不同，但本质却是一样的。这个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问题出在根本制度上，修复需要动大手术。这急需具有远见的变革措施和强有力的政治决断，但西方多党竞选政治在危机治理过程中的表现，凸显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潜力在全球化时代的重大挑战面前已无能为力。西方国家普遍陷入到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叠加的多重危机之中。民族主义、仇外主义和民粹主义肆虐，右翼极端势力、政治保守主义抬头，民主制度剧烈动荡。整个西方世界从国际社会的稳定力量蜕变为动荡之源，并将动荡的影响通过危机转嫁，向广大的发展中地区辐射。
◎ 伊斯兰国家对社会现代性的诉求出现无序化状态，正在酿成地区规模级的持续动乱并严重外溢。2011年爆发的西亚北非动荡正在整个大中东地区扩大蔓延。这个事件的性质，是处在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其社会内部要求实现社会现代性的强烈诉求，在外部危机的激发和外部势力的助推下，由累积状态转为喷发状态。西亚北非的一些经济上已开放、而政治制度严重滞后、形成对现代性严重阻碍的阿拉伯国家，在这场社会剧变和社会革命中首当其冲。由于这场大范围的社会变革事起仓促，缺乏组织性和发育准备不成熟，加之又掺杂着中东地区特有的复杂矛盾和外部势力的插手，因此，事变呈现出解构性强、建构性弱的特点，它的第二幕很可能陷入长期的无序化状态，酿成地区规模级的持续动乱并严重外溢,形成从北非、经西亚一直延伸到南亚的伊斯兰动荡带，并有可能使中东和平进程遭致严重阻滞、甚至严重倒退。
◎ 全球普遍工业化进程推动海洋工业文明时代开启，基于物质资源利益的海上争夺与对抗凸起。人类陆地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和陆地资源的几尽枯竭，导致全球工业化向海洋方向寻找出路，标志着海洋工业文明时代的来临。海洋工业文明与即将成为历史的海洋商业文明的区别在于，后者是通过海上贸易的方式为陆地工业文明提供服务，而前者是直接把海洋作为工业化的场所来进行开发生产。人类发展的地缘空间向海洋的战略性转进，导致了地缘政治博弈的大转移和海洋争端的突起。各个国家的核心利益在海洋上发生激烈碰撞。海权较量的中心正从海上交通线转入滨海地带。目前层出不穷的海洋纠纷只是全球海洋大争夺刚刚拉开的序幕。20世纪上半叶欧洲工业化时期，西方列强为争夺物质资源打了两场世界大战，今天更多的国家进入工业化，会不会重蹈历史覆辙，为争夺海洋资源大打出手呢？
◎ 地球生态持续恶化，各国对自然灾难的社会负荷几近极限，自然危机正向社会危机演化。2011年全球性大规模的自然灾难和生态灾难比往年有增无减。春季日本大地震、大海啸及其引发的福岛核电站核泄漏和核污染事故表明，自然危机已成为人类安全的第一杀手。灾难毁掉财富的速度超过人们创造财富的速度。各国政府应对生态和自然灾害疲于奔命、耗费巨大，后遗症长期发酵，已接近社会负荷的极限。来自自然生态遭破坏给人类安全带来威胁的比重显著上升，呈现出常态化、加剧化和向社会危机转化的趋势，无疑给麻烦丛生的世界雪上加霜。
◎ 网络传媒的消极作用发酵，网络安全的脆弱性暴露，公民社会利用网络劫持和挑战国家权力的危险性陡增，网络战争与核扩散危险双双升级，并列成为最现实的大规模杀伤性威胁。“阿拉伯之春”和“伦敦之夏”给予世界各国公共权力机关最深刻的教训，就是网络在社会变革和社会动乱中的超级动员力。我们正处在个人公共能力被空前放大的时代。过去，国家的政治权力对个人具有压倒优势，而如今，个人的公共行为能力逐渐被扩大到可以挑战国家政治议程的程度。在今天，能够调动美国的力量未必是中国、俄罗斯，但拉登这一小撮人却改变了美国的战略方向。这种极不对称攻击者的巨大能量是由全球化的自由物流、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和互联网技术的传播、放大、再现的功能所赋予的。互联网技术“武装”人的速度太快，再自由的社会也管理不了一个“人人都能够挑战国家”的状态。公民社会利用网络劫持和挑战国家权力的危险性陡增。各国都没有有效的治理工具对其进行控制和规范。“科技扮演了毁灭我们的角色”，起到了撕裂社会的作用。在信息社会，信息网络及其系统已成为许多国家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性平台”和“联结中介”，信息资产已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资产，网络的正常运行招致破坏、或致信息受损、丢失、被窃、被毁，将直接影响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安危。由此空前暴露了网络安全的脆弱性。也使互联网同时成为一种新型的作战平台、攻击性武器和打击目标，具有了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特质，网络空间日益成为有关国家安全的主战场。美国政府在2011年年中发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明确提出可以认定某种规模的网络攻击为国家战争，开启了由虚拟世界的战争向现实世界的战争转换的大门。在网络作为战争武器升级的同时，核武器的危险性也在加剧。朝鲜半岛事实上完成了有核化；围绕伊朗拥核问题的风波急剧升级，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已不再虚幻；巴基斯坦反恐局势动荡与美巴矛盾突起，也给南亚地区带来核扩散的阴影。
◎ 美国霸权稳定体系严重动摇，影响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缩减，缺乏管理的国际权力真空地带增多。2011年的国际危机进一步验证了美国的相对衰落。这一年，在几乎需要世界权力中心和霸权国家出面领导和出手相助的诸多重大问题上，美国都表现得虚多实少，成为了事实上的“旁观者”。美国相对于新兴国家的力量增长，相对于它在9．11和金融危机前的状况，相对于霸权管理要应付的问题，相对于美国社会深层的矛盾和麻烦，它的实力地位的下降是显见的事实，建立在这个底气不足基础之上的美国全球战略，无法再像过去那样为国际社会提供必须的公共物品，行动力的刚性和强度都在减弱。在经济、政治、安全领域，美国更多地是照顾切身的利益，让自己处于二线，发挥召集人和平衡手的作用，以军事威慑做后盾，注重运用文化影响力等软实力和国际组织力等巧实力来实施主导。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干预力明显下降，致使其霸权治下的稳定体系发生动摇。美国领导力的收缩不可避免地为现有国际秩序留下真空、半真空地带，使得世界的混乱局面加剧。在现阶段还没有任何一个国际力量有能力取代美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管理或领导。联合国的领导力没有起色，其公认的国际权力中心地位正在丧失。安理会的公正性也越来越受到质疑。G20作为新兴的国际治理平台发育还很不成熟。中国作为世界老二被寄予很大希望。但关于欧债的“中国救援”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救世”能力也不应期望过高。世界权力正处于过渡时期，从美国作为惟一超级大国发挥作用的时代，向着多极世界合作管理世界的体制转变。这也是一个缺乏领导国家的时代，从而给无序与动乱留下了肆虐的空间。
◎ 国际公共认知能力严重滞后，国际社会对全球化治理的新情况、新需求准备不足，反应不力，举措失当。国际社会的深重危机和深层矛盾，要求国际应对能力和手段必须实现深刻变革与更新。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包括各国领导层、精英集团和普通民众在内的国际公共认知能力严重滞后，国际社会对全球化治理的新情况、新需求明显准备不足，反应不力，举措失当。人类社会对国际政治行为的理性认知，总体上停留于过去时代，依然用旧手段应对新矛盾，不具有现代适应性。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共生性已经明显上升为社会主流生态的情况下，各国依然以强化损益型的国际政治理念和行为来进行战略思考和应对，固守在权力政治、主权利益、实力政策的旧思维、旧框架中寻求解决之道，普遍找不到新出路，也缺乏开辟新方向的勇气，纷纷退回到靠实力说话、以对抗求解的死胡同中。结果只能收到抱薪赴火、火上浇油的反效果。
◎ 非常态下的利益冲突难以调和，国际社会的诸多矛盾在非常态氛围中存在激化失控的危险。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的持续恶化和下行，动摇了全球投资者的信心；发达国家政府治理债务危机的紧缩举措，与普通民众的现实利益严重冲撞；国际社会综合性动乱的出现，造成了一种普遍的传染性恐慌；一些国家在海洋上遭遇与他国核心利益的交叠碰撞，激起了这些国家民众的抗拒情绪。互联网上的非理智煽动与黑客的恶意捣乱，不断加剧社会非理性能量的积聚。一大批重要国家同时发生政权换届，竞选政治将牺牲负责任的战略远见。所有这些趋势都在形成一种非常态环境。常态下利益冲突易于调和，非常态下冲突偏好会加剧生成。国际社会非理性倾向有可能占据上风，诸多热点问题存在激化失控的危险。
历史在重新上演？
从上述列举的11个征兆中可以看出，2011年世界所显现的动乱不是局部地区的或单一领域的，而是全球多地域综合性的动乱；造成这些动乱的因子，很多都具有普遍的内生性，从根本上讲，是全球化时代的生产力要求，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现行的国家政治制度和国际关系体系发生严重不适应所致，是全球化时代深刻矛盾累积汇聚的结果；在这种深刻动荡面前，国际社会的有效治理能力严重缺失，理念陈旧，政治管控力严重不足。由此可见，保持国际社会总体稳定的众多条件已经严重恶化。世界正在被拖入到一场旷日持久的大动乱之中，危机的局面可能要持续相当长一个时段。这场大动乱在内外两个方面同样会给我国带来深刻的影响和冲击，而中国度过国际动乱期、最终实现和平崛起的出路和机遇恐怕也蕴涵在其中。未来中国的大战略，应当着眼于如何在这场大动乱到来之际保持中国的相对稳定，以及在大动乱中如何因势利导地引领国际社会的变革朝着进步与稳定的方向前进。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上一个世纪之交、即19世纪迈向20世纪之时，人类社会陶醉于自由资本主义的黄金发展时期，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普遍洋溢着美好的憧憬。两次世界大战打破了人类的美梦。在本世纪之交，即20世纪迈向21世纪之际，人类社会享受到了冷战结束的和平红利和全球化时代推动发展的普遍进步，也对未来的和平繁荣寄予厚望。然而，几乎就是在上个世纪之初的同一时段――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尾，大动荡、大危机来袭的阴影却愈来愈重。历史似乎是在重新上演。
当代国际体系论的提出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上世纪80年代就预言了资本向全球扩张的趋势迟早要导致资本中心地带产业的空心化和金融泡沫的泛滥，造成国际体系的结构性混乱，由此产生的巨大危机将摧毁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与之相伴随的就是世界的大动乱。
康德在他的《论永久和平》一文中说，世界最终会以下列两种途径之一实现永久和平：通过人类的大彻大悟或通过巨大的冲突和灾难，其巨大程度已经让人类再无其他选择。基辛格博士在他新著《论中国》中意味深长地引用了这句话。现在看来，人类在全球化时代的不自觉正把自己推向康德所预言的第二种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