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邓小平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最大的感慨是――年华如逝水，倏忽间20年过去了！ 20年来中国经济有了超常的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是，邓小平当年期望的“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却只实现了一半。制度“定型”化来得很快，却与“更加成熟”似乎渐行渐远，即“利益集团”和“社会分层”日益定型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乃至“仇富”、仇官和反智的民粹思潮很有市场。邓小平当年极力主张“彻底否定”的“文革”，也有死灰复燃之势。笔者觉得，这与小平南方谈话中说到的“共同富裕”目标没有得到认真对待，有着莫大的关系。须知，小平“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他所说的“本世纪末”早已过去了11年，“两极分化”非但未能遏止，反而成了刺眼的现实。
【广东还有优势吗？】
今天重读南方谈话，有两点特别引起我的共鸣。
第一，邓小平一再强调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他说，“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推而广之，整个珠江三角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能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头，就是敢闯敢冒的精神所成就的。那时候改革开放的主要障碍来自意识形态，纠结在社会主义制度能不能搞市场经济，应不应允许私有制和“三资”企业，引进外资是不是“卖国”等问题。
深圳和珠三角为什么能率先冲破意识形态的障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群众冒死“逃港”用脚投票给了当地官员以巨大压力，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支持思想解放，习仲勋、任仲夷和吴南生等南粤主政者的开明，造就了深圳和珠三角先行一步的优势。当然，邻近港澳台，有华侨等海外关系，老百姓对外界相对了解，加上沿海的交通便利，也是有利的主客观条件。
但如今，经济上“饮头啖汤”的优势已经不再。允许先试的经济政策已遍地开花，谁都可以“招商引资”，以致深圳的关卡（特区通行证）成了文物。税收优惠的特区政策也普遍享有，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浦东新区、滨海新区、两江新区……大家都有了“特殊政策”；再说，中国早已加入WTO，外国企业也要实现国民待遇，指望特惠政策发展根本不靠谱，充其量就是争中央转移支付多少，争重大国企项目之类。而且，经过这么多年发展，全国铁路公路交通网大为发达，重庆也可直接通过铁路出口产品到欧亚大陆，一些跨国公司已把生产基地搬到了重庆保税区。以西部为例，西安要做西部的中心，建国际性大都会；成都要做西南的中心；南宁要做对东盟和北部湾开放的前锋；昆明要做通往东南亚和印度洋的桥头堡……“梯度发展”的态势已展开全国性竞争，沿海地区已没有明显优势。
再进一步言，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就经济论经济，也已没有多少优势可言。所谓“广东模式”，不过是“中国模式”的分支，通病一桩不少：政府主导、出口导向、高能耗高污染、低工资低福利、贫富悬殊、官民矛盾……和别的地方相比，广东的打工者更多，户籍鸿沟使外来务工者很难融入，与本地人的矛盾更突出。近来媒体已有报道，苏州和天津的GDP总量已直逼广州和深圳，有后来居上之势。
那么，广东还有优势吗？有！它的优势就在于“敢闯”“敢冒”、先行一步的传统。
第二点，小平南方谈话说：“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经验很多，从各省的报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须知，在一直强调“五统一”和“地方服从中央”的国情下，要保持敢闯敢冒勇于开拓的势头，鼓励各地竞争与创新非常重要。安徽小岗村领头的分田承包，江浙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东沿海的对外开放……改革年代之初的局面，本是各地各自为战寻求突破进而引起千帆竞发的结果。张五常说，中国的崛起端赖县域经济体的竞争――“县域”的表述不够准确，但各地的竞争确是如今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源头。
【“敢闯敢冒”新三条】
如何发扬敢闯敢冒的精神，再写改革开放的新篇章？我们不妨把邓小平讲的以上两点结合起来讲――因为提倡各地创新，也就是鼓励敢闯敢冒。
30年前，对老百姓来说，改革开放的动力来自求生的本能，否则就不会冒死逃港，就不会有小岗村十八条好汉签生死契约分田单干。对于明智的官员来说，主要是出于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责任感，即南方谈话提到的周边国家发展起来形成的制度性压力，“不改革会失去人心，只有死路一条”。
随着这么多年的对外开放，人们的视野开阔了，教育的普及特别是大学教育大众化，提高了青年人的心理预期；财富的增长，私有产权意识大大增强……所有这一切，可以概括为人们的权利意识日渐增强，权利诉求大大提高。这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也印证了人的需求层次理论。其次，不少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也渴望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没有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规则，人们的升沉荣辱系于个别人和机构的喜恶，那么，谁都不会有安全感：不论多大的官，说不定哪天就坐牢了；不论多么大的富豪，说不定哪天得罪了谁就人财两空。正是因此，才有那么多官员和富商为家人办移民，随时准备开溜……
人心思变、官心思变之下，可以说政治体制改革是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邓小平早就说过，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要互相配合。如何用政治体制改革配合和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即用民主法治保障和推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我看来，得先回到1980年邓小平讲的破除权力高度集中的弊端上。这些年我们做了许多与邓小平当年的要求背道而驰的事，使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一把手”权力无边，出现了一批大大小小的“土皇帝”，所以才有买官卖官丑闻，才有无法无天动用执法机关的强征强拆。其次，请相信“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这些古老中国的政治经验和智慧，不要迷信暴力维稳。
解决了这个问题，再进一步讲敢闯敢冒。笔者理解，当下的敢闯敢冒可分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的敢闯敢冒，是敢于打破潜规则，循名责实。自改革开放以来，不论是邓小平理论，还是他曾强调的中共十三大决议文件“一个字也不要改”，以及现行的白纸黑字的许多中央文件，理念本来非常先进，比如“四大民主”，财政预决算公开，建立公共财政，建设服务型政府，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等――关键是很多地方没有落实。事实上，这些年确有地方主政官员这样做了，得到了民间的拥护。笔者希望，随着政治精英竞争的公开化和正常化，“迎合”民心党心、敢于实干的官员能越来越多。
第二层次的敢闯敢冒，是争做试点，主动做试点。比如，“城乡一体化”是大势所趋，中央批准了成都市和重庆市进行试点。中央没批试点的省市，难道不可以有自己的试点市县区吗？还有社保、医改、教改等，这些年有些地方也主动进行了试点，“试点”的地方一多，社会的改革风气就形成了。
第三层次的敢闯敢冒，是勇为“天下”先，敢饮头啖汤（鲁迅所谓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们是后发国家，各方面都有发达国家的探索可资借鉴。在这方面，毗邻港澳的广东可能仍有某种优势。比如广州的“举牌哥”、“口罩男”、“拇指妹”，这些公民表达意见的行为，出现在广州而不是内地城市，显然并非偶然。
如此，我们便有理由希望广东在公民社会建设和民间自治方面，开全国风气之先。2012年下半年，广东省将开放民间组织的注册，不再需要找挂靠单位，这无疑是意义重大的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措施。有理由乐观地相信，广东乃至全国，都将迎来敢闯敢冒的改革开放又一春。这是世界潮流，也是民心所向。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