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原本是河北平山县的一个小山村，因1948年5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移驻于此，这个普通的山村便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大决战、创建新中国的指挥中心。
西柏坡被周恩来称作“解放全中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其选址者正是跟随朱德20年、长期担任朱德特务员、机要秘书的潘开文。
潘开文，1910年11月9日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崇贤乡。1931年1月参加红军后，一直在前线作战，经历了五次反“围剿”。长征前的三四个月，即1934年夏季，他从前线调到中央，担任朱德的特务员，负责其警卫和勤务。1936年底任朱德警卫员兼军委总司令部特务班班长。1937年9月，任八路军总司令部卫士长、朱德机要秘书。1940年4月随朱德回到延安，任朱德的机要参谋、机要秘书。1947年5月，任中央工委办公处机要科科长兼朱德的机要秘书。1949年3月至1954年9月任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兼朱德的机要秘书。后历任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汽车制造厂党委副书记、汽车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八机部修配局局长、中国拖拉机内燃机总公司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农机部军工局局长、人事局局长等职。
勇斗张国焘
在中央红军长征期间，红四方面军曾在川陕根据地取得粉碎敌人六路围攻的胜利。可张国焘却放弃川陕根据地，带着全部人马，来到懋功一带同一方面军会师。此后，张国焘仗着有十几万人马，继续坚持错误路线，主张向青海、西藏地区退却，并要求改组中央，企图篡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
为解决来自红军内部的争端，毛泽东在两河口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坚决斗争和耐心的工作，张国焘虽在表面上同意北上抗日，但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分裂党中央、篡夺红军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会后，红军翻越梦笔山、打鼓山、马唐山等大雪山，到达了松潘附近的毛儿盖。
在毛儿盖，中央政治局继续召开会议，就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政治形势与任务作出决议。为牵制敌人，会议决定把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继续北上。右路军由党中央、毛泽东率领，包括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及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前敌指挥部设在右路。左路军由朱总司令、张国焘率领，包括总司令部、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及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红军大学、四川省委撤出机构。两路大军经不同路线，最终在班佑会合。
据此，左路军于7月底从卓克基出发，经过二十多天爬雪山、过草地到达了阿坝。可一心想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却停止不前。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1935年9月1日，张国焘被迫下达了北上的命令，继续前行，来到黄河上游的嘎曲河。这时，党中央、毛泽东已于五天前到达班佑，耐心等待着左路军前去会合。
嘎曲河距离班佑只有三、五天的行程。可张国焘却私自电告中央，借口嘎曲河水上涨无法渡河，不仅要让左路军返回阿坝，而且要求右路军掉头重新向南进攻松潘。
党中央、毛泽东立刻来电拒绝了张国焘南下的错误主张，严词责令张国焘迅速北上。但张国煮却置之不理。这意味着自毛儿盖会议以来，中央所有关于红军前途的决定瞬间全被其推翻；数万红军官兵付出巨大代价穿越草地的努力，以及之后攻占包座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全都白费。尤其是在红军已经被兵分两路的局面下，张国焘利用红军总政委的权力突然向中央发难，很可能会导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大分裂。
在决定中国红军生死命运的关键时刻，潘开文挺身而出支持朱德，并与张国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我们连乌江天险都过去了，为什么这么条小河就过不去?”潘开文对此非常气愤。他已从带路的藏民口里得知嘎曲河虽宽，但是不深，只要不涨大水，可以徒步过去。况且尽管当天下了一点雨，河水涨了一点，可仅凭肉眼也可以看出，河面有近百米宽，水流不急，不像涨水的样子。
为拆穿张国焘的借口，朱德提出：“空谈无益，还是派人下去试试。”但被张国焘拒绝。朱德遂将目光转向早已跃跃一试的潘开文。
“我去!”潘开文不顾满脸阴沉的张国焘，态度坚决地站了出来。
“你骑上我的马，趟着过去。”在问清藏民具体过河路线后，朱德向潘开文发出了命令。
尽管张国焘已被潘开文的公开顶撞气得七窍生烟，但潘开文还是毫不犹疑地拿了一根棍子，同红五军团的一个战士一起骑马下到河中。到了河中心后，潘开文用棍子从不同的位置，试了试河水的深度。
到了对岸，潘开文高声报告：“朱总司令，水不深，最深的地方才到马肚子。大家快过来吧!”
恼羞成怒的张国焘忍无可忍地吼道：“你们两人给我回来。河水分明在上涨，我不能拿几万人的生命当儿戏。谁也不准过!”
总参谋长刘伯承应道：“两个人都过去了，证明河水不深，必须抓紧时机赶快过河。”
红五军军长董振堂也请示朱德：“我们前卫部队先过去吧。”可张国焘竟然不等朱德说话即蛮横地喊道：“不行!现在谁也不准过河，要等河水不涨了，才能决定。”左路军只好在嘎曲河边宿营。
当晚，潘开文等再次受到张国焘的严厉呵斥，但潘开文并没有向张国焘屈服，也未放弃与张国焘的斗争。第二天早晨，天空密云不雨，河水明显地退下许多。朱德按照潘开文探明的线路，组织部队过了河。
“掉”信诈日寇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潘开文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刚毕业即担任八路军总司令部卫士长、朱德机要秘书。1938年2月，潘开文调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担任作战参谋，随朱德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国民政府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敌后根据地和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所在地制造军事摩擦，甚至发起了大规模军事进攻。与此同时，日军乘机加紧了对八路军根据地的“扫荡”。日本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推出针对八路军的“囚笼政策”。“囚笼政策”使八路军的活动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都在急剧萎缩。其中，抗日根据地从1939年秋天的近百个县城，最后只剩下几个偏僻的山区县城。
1940年3月，八路军取得反国民党将领朱怀冰摩擦战役胜利后，为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也为回击国民党关于“八路军游而不击”、“不打日军专打友军”的诬蔑之词，朱德、彭德怀决定调动我军主力，准备对日军发起一场“以破坏其交通运输线”为主的大破袭战。
八路军进行的一系列大破袭战前期准备工作，引起了1日军的注意。如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在一份名为《袭击前的一般征兆》的报告中说：“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司令部所在地的阳泉，在盂兰盆会期间发现很多平日未曾见过的健壮男子前来游逛，市场上卖东西的人，有半数改换了新人。”
恰在这时，毛泽东发来电报，希望朱德尽早动身前往洛阳，与卫立煌就“停止国共摩擦”问题举行谈判，然后再秘密返回延安，参 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朱德遂于4月中旬从王家峪八路军总部启程，准备穿越白晋铁路日军封锁线，经中条山国民党防区，赶赴洛阳。可他只带了机要科长黄有凤、秘书孙泱和侦察科长带领的侦察连担任警卫。
为麻痹日军对大破袭战的防范，朱德行前，彭德怀心生一计：利用国共关系的紧张局势“诈”一下日军，以掩护八路军调兵遣将。于是，他写了一封给国民党军军长庞炳勋的信。信中暗示国共两军近期还要为摩擦与反摩擦继续开战，间接表明八路军所进行的一切调兵遣将活动都是为了对付摩擦战。然后，将该信交给潘开文。要潘开文在送朱德过白晋线时，把信“掉”在敌人的封锁沟内。
朱德此行尽在国民党军辖区内，而反共老手胡宗南、朱怀冰等正在洛阳，无疑险象环生。
“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证朱总司令的绝对安全。哪怕是牺牲自己，也不能让朱总司令受到任何损伤”。潘开文深知自己责任重大――这次行动不仅是护送朱德，更是保卫华北抗日前线总指挥，务必兢兢业业，高度戒备。于是每到一处，潘开文都一再要求大家提高警惕，注意观察敌情，严防敌特破坏。通过封锁线时，潘开文也总要先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碉堡里的动静，以确保万无一失。
一个深夜，通过邯(郸)长(治)公路封锁线时，因敌人封锁得很严，通过的时间非常有限，伏在公路沟里潘开文与侦察科长一发现敌人的巡逻空挡，便立即传令“快走，快走!”紧急而低沉的口令在护送队伍中一个接一个地传下去。部队刚刚过了公路，日军的一个汽车队就开过来了。潘开文果断要求带路的老乡领着队伍直插田间，由便道行军，使大家神不知鬼不觉地绕过了敌人流动哨巡逻区。
潘开文还有一个主要任务，那就是必须随时保持电台通讯通畅，以便和延安联系，了解前线各作战部队的情况，及时传达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命令。为此，潘开文把电台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护着，生怕损坏，不仅不让电台离身，而且时刻注意讯号，即使别人休息，他也得“睁着一只眼睛”。
1940年5月初，朱德到达古城洛阳，受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热情款待。国民党第一战区的要员听了朱德以抗日救国为重的真诚演讲，多数表示赞同。但也有人笑里藏刀，妄图扣押和谋害八路军代表。潘开文主动协助朱德，根据他们的不同态度，按照“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谈判。
这次谈判，解决了晋东南国共两方军队以漳河为界的驻防区，允许八路军在中条山保留一条运输线；继续给八路军发放军饷等重大问题。5月26日，朱德一行安全回到延安。
当然，潘开文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另一个重要使命一把信“掉”在敌人的封锁沟内。为掩饰信“掉”得自然，潘开文把信放在一个装机密文件的公文包里，然后将公文包坠挂在封锁沟壁中段一颗小枯树丫上，还特意用脚制造了两个长长的滑痕。看起来就是爬越封锁沟时，不小心滑下，而公文包顺势被树丫挂落，且并没有让带包人发觉的假象。
该信很快被日军发现，且未引起日军怀疑，并层层迅速上报至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处。多田骏如获至宝，继而在决策上产生错觉，放松了对八路军的警惕，为大破袭战的实施起了很大作用。战后日本出版的《华北治安战》中记载了这一情况。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给日本陆军次长的报告中称：“共军移动和集结其兵力，扬言是与中央军一战，巧妙地转移、引诱、欺骗日军注意力，从而大规模地集结其兵力。”
1940年8月20日20时整，随着彭德怀一声令下，当时被叫做大破袭战，后来被称为“百团大战”的战役，在长达5000余里的敌后战场展开了。
这次大战历时3个半月，在军事上，大量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囚笼”政策，动摇了华北伪军及伪组织，破坏了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和掠夺中国物资的经济开发计划，也锻炼和提高了大发展中的我八路军的战斗力。在政治上，它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胜利的勇气和信心，进一步壮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声威，连蒋介石闻讯后也大为惊喜，特意给八路军发出了“嘉奖令”。
选址西柏坡
1947年3月，胡宗南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开始向陕甘宁边区进犯，企图在3至6个月时间内解决陕北问题，把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逐出西北。3月31日，中共中央在清涧县枣林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中央机关一分为二：一部分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中央前方工作委员会，只带很少的机要、通信、参谋人员和很少的警卫部队，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另一部分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
为解决中央工委驻地及为中央另觅新址，让毛泽东甩掉胡宗南后能到华北指挥全国战争。1947年4月下旬，朱德派秘书潘开文率卫士长齐明臣及聂荣臻的一位副官处长负责选址工作。
三人骑马从封城出发，带上地图，把沿滹沱河的村庄看了个遍，但就是没有找到理想的场所。于是，三人渡过滹沱河，站在高处�望。忽见不远处一座村庄背枕高山，面临汹涌的滹沱河，西依巍巍太行山，东临华北大平原。
“这可是个好地方!”潘开文惊叹着，赶紧打听，得知这个村子叫西柏坡。
三人随即到村里进行实地考察，发现西柏坡虽仅有几十户人家，但村民很富裕。其房舍多为土木结构，沿着山脚拉成一溜，不像建在平地上的村子那样集中成片。潘开文很快总结出此处具有别处所无法可比的四个有利条件：一是村子适度集中，不仅能让工委驻扎下，日后增加一些机关、人员也能放得下，大家在一起工作方便；二是交通便利，距离各解放区不远，能够及时和各解放区取得联系；三是村子较小，后边有一座便于防空的小山，且离周围村庄有一段距离，便于保密；四是虽然许多房子被日军烧了，但根基很好，全是石头，容易修复。
“就是它了。”潘开文立即绘制了一张地图，并在地图边上的空白处，写下几行小字：地理位置适中，正是大山与平原的交界处，能进能退，能攻能守，进可通向全国各大城市，退可固守太行。
刘少奇、朱德一边听潘开文汇报，一边对着地图查看。突然，刘少奇问潘开文：“西柏坡是不是有‘白毛女’故事的那个村子?是不是还有个柏树传说?”
“您去过那儿?”潘开文感到非常意外。
“我没有去过，是听毛主席讲的。”刘少奇回答。
原来，早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就曾经介绍过这里。
为确保万无一失，刘少奇、朱德派潘开文带领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刘少奇的秘书廖鲁言等人再赴西柏坡进行深入考察。
大家不仅再次仔细查看了西柏坡一带的地理环境，更注重调查了西柏坡一带党的建设、群众觉悟、对敌斗争等政治环境。最后确认：从地理位置上看，西柏坡距石家庄只有90公里，交通便利，可进可出；从军事上看，这一带依山傍水，地势险要，能攻能守；从政治上看，这里是老革命根据地，群众觉悟高，民风非常淳朴；从自然条件上看，该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环境幽静，适宜大机关居住和办公。
中央工委最终选定西柏坡作为驻地。1947年7月12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正式成立。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中央工委当时对外称“工校”和“劳大”。刘少奇任校长，朱德为董事，分别称胡校长(刘少奇化名胡服)、朱校董。
随着石家庄的解放，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体，华北大局已定，毛泽东便率领中央“前委”东渡黄河，于1948年5月26日抵达西柏坡。在一间只有35平方米的土砖房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指挥着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历时52天，结束辽沈战役，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历时66天，结束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军55万多人；历时64天，结束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举行。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成立新中国。
责任编辑：翁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