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认识汪剑钊先生的人回忆起来，都会不自禁地想到他的眼睛，汪剑钊先生说话浑厚、低沉，眼睛温和、甚至有一种温柔的底色。他一般不会与人争执，除非你谈论的话题是有关于诗歌和诗歌翻译的内容。除了诗歌，生活中的任何话题，我几乎从未见到他曾经计较和与人争论。典型的例子就是曾经有一个国家的部门想调用汪剑钊先生去就任一个颇为不错的职位，这个一般人都会欣喜万分的去处，汪剑钊先生却犹豫再三，最终竟还是拒绝了。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诗歌，因为一个政府部门的职位是必须要投入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去对付的，但那样一来，有可能再投入诗歌的时间就会很受影响，甚至会就此离别诗歌，而这恰恰是他难以割舍的。最后，完全是因为诗歌，他婉言谢绝了。我知道后，虽觉得极为可惜，但还是理解和对他的这种彻底投入诗歌的精神感到钦佩。因为这实在是很少有人能够做到的。正所谓物以稀为贵，人也一样。
另有一件事情也更能说明他对诗歌的较真和热爱。大概五六年前，有诗友看见全国打牌的普及性，便出一点子：编辑出版一副现代诗歌的扑克牌。大家联想到全国人民打起诗歌扑克牌的情景，哪怕你等出牌时读上那么一两首小诗，也是对诗歌的贡献和了解。消息传开，好几家媒体都前来采访，我觉得不管怎样这也是一种诗歌的普及，便着手进行诗歌的挑选和编辑。但很快，剑钊从北京打来电话，非常严肃地表示完全不同意这种做法，并认为这种做法不仅不能帮助诗歌，反而会损坏社会对诗歌的尊重，会使诗歌丧失严肃性和堕入娱乐。这种坚决的语言和态度在剑钊的身上是那么少见，以使得大家很快平静下来，对这件事情重新进行全面考虑。虽然意见还是各有不同，但剑钊的这次反对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剑钊在一篇采访记中所诉：“在我的心目中，诗歌是我生命的一个理想，它引导和激发我对美、对幸福的向往和追求。我一直相信只要人类存在，诗歌就不会消失，因为它与人类的精神和灵魂同在。”时间越长，我就越是深深相信剑钊这番从生命深处涌出的态度。
剑钊现在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有一次相遇，他说起他现在正在教授学生们学习中国古代的传统诗歌。我听了，极为诧异：一座外国语大学的博士怎么还在学习中国的传统诗歌?剑钊回答：这所大学出来的学生以后会有更多的机会与外国人打交道，这样一来，无论生活还是文化，他们都会是中国的一个形象和代表。但是他发现，恰恰是这一代对于国外的兴趣和了解都远远要大于对自己国家的体会和深入，哪怕是我们极为骄傲的唐诗宋词，他们的了解也极为浅陋。为此，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为这些学生们补上中国文化这一课，他说只要他们是他的学生，他就有对他们负责的义务。我听了非常感慨，想到现在时常爆出来的学术界的不学无术和剽窃等糟糕的学风，为剑钊这种负责任的精神极为感佩。
2006年10月26日，某报记者发表了一篇题为《在近来的一连串恶搞事件中，诗歌沦为大众娱乐的噱头――谁在折断诗歌的翅膀?》的文章中说汪剑钊先生“耻于承认自己是诗人”，“为了避免误会”，他自嘲地说。“诗人在策划堕落，诗歌又怎能不堕落?”这篇文章的作者实际从未对他进行过采访，其中涉及剑钊部分的内容实际完全是她虚构和凭着自己的想象胡乱编造而成。剑钊看到这篇文章，觉得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但考虑到这位朋友的实际情况，并不想因此让她丢掉饭碗，没有直接向该报提出抗议和质问，但又不能不加以说明和澄清。于是，他特别在诗歌论坛《诗生活》和《北回归线》上隆重发表了自己的声明。声明中，他严肃地表示：“最近，某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谁在折断诗歌的翅膀?》的文章。作者事先并未采访我，她在本人完全不知情的�况下，虚构了我的一段话。这段话与我平时对诗歌的看法、立场完全相悖。在此，我特别声明，汪剑钊从来不曾、将来也不会‘耻于承认自己是诗人’，诗歌永远不会堕落，真正的诗人也决不会策划堕落。恰恰相反的是，我认为，在一个诗意贫乏的时代，做一名诗人是光荣的。因为，他(她)的肩膀所承担的是人类指向未来的审美使命和道德使命。我坚信，诗歌的翅膀永远不会被折断，只要人类尚有一天的生存时间，诗歌就仍然有二十五小时的生命。”
对于做人，剑钊永远是一种温和、善良、宽厚的态度，但是对于诗歌，他永远都是一丝不苟、甚至极为严苛，容不得半点亵渎和随便。作为当代中国翻译俄罗斯诗歌的代表，汪剑钊先生在大量翻译普希金、莱蒙托夫和白银时代著名诗人的作品时，慢慢感到如果翻译俄罗斯的现代诗人，特别是那些和我们生存在同一个时代的诗人们的作品可能对交流和进步会有更大的帮助时，他就开始把目光渐渐转向了现代的俄罗斯诗坛。但对于翻译，翻译那些早已成名的诗人显然更加方便和有利，无论是资料还是旁人的文章，已经成名的诗人自然比新诗人要多，翻译新诗人无论从精力还是把握上都要花出更大的力气和时间，而且可能还远远不如翻译那些著名诗人的作品来的更受欢迎。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一般的“聪明人”都会远离和回避。但剑钊不然，那种只要能对中国诗坛有所帮助就会努力去做的念头是那么的根深蒂固，就像一种血脉的节拍，一旦涌起，就再也不能遏制，并使得他毫不顾忌可能的困难和寂寞，像弗罗斯特的两条道路，他永远会选择对于诗歌更加有利的那条道路，哪怕它更加偏僻、荆棘丛生，只要他认定了，他就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虽然他也会感到孤独，但只要坚信自己的选择，他就不会回避。正如他在一首《恋爱中的乌鸦》中所写的：
我的孤独如同夜雾，疯狂生长／却并非与生俱来／我那有黑色素的纯洁，依然／渴望缠绵、渴望呱呱声里隐秘的狂欢／／为了撩开月全食的面纱／我科学的焚烧黑色的羽毛，用泣血的／尖喙，顶起一轮／红色的月亮
无论是自信还是自谦，剑钊对自己都有着一种清醒地认识。他说自己出生于南方，那些狭窄的巷子、精耕细作的工作方式、交叉分布的陆地与河流，以及因此形成的人际交往的分寸感都给他带来了细腻的感受力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倾向。三十岁后他来到北京，这座街道宽阔、建筑物高大、极端化的北方城市，每年都有一个漫长冬天的典型环境给了他不少积极的影响，它们表现在他的创作中，通常便以一种综合性的面目出现。其实剑钊的诗歌创作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俄罗斯的诗歌底色，那些节奏、韵律、甚至倾诉情绪的方式，那些语言的象征性、意象的深刻和准确的运用，甚至一种节制的内敛，这些俄罗斯诗歌中的优秀的特色，都被他不知不觉地加以吸收和自然的运用，可以说，在当今中国，他的这种修养，这种在诗歌创作中具有着两大母体的营养的诗人，是绝无仅有。这样的结果就是，他的诗歌创作别具一格，成了一种独有的典范。而这一点，恰恰是他的诗歌最具价值的地方。
剑钊对诗歌创作和翻译都有着一种远大的抱负，正因如此，他深深感慨俄罗斯诗人相互间的支持和赞扬，他深深感到无论是文化，还是创作，这种相互支持和赞扬的风气是那么珍贵和重要，并由此对国内诗歌界层出不穷的相互挤压和排斥的作风感到悲哀。正因他深入这两种博大的文化中，他就更加深切地受到这两种文化的不同。他可能做不到影响整个社会，但他可以从身边做起，从自己做起。他是这样认识的，也是一直这样坚持的努力着，无论是他的拒绝，还是他的提倡，所有一切都紧紧围绕在诗歌的周围，这是他的命，也是他坚定的道路和方向，他无怨无悔。他整个的人生，就像一颗诗歌的灵魂在中国的大地上不停地生长。
附录：虚构了老汪对诗歌鄙视的报道，当时这件事情影响很大，他特意在诗生活公开发了一个声明以正视听。
汪剑钊的声明：
最近，某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谁在折断诗歌的翅膀?》的文章。作者事先并未采访我，她在本人完全不知情的�况下，虚构了我的一段话。这段话与我平时对诗歌的看法、立场完全相悖。在此，我特别声明，汪剑钊从来不曾、将来也不会“耻于承认自己是诗人”，诗歌永远不会堕落，真正的诗人也决不会策划堕落。恰恰相反的是，我认为，在一个诗意贫乏的时代，做一名诗人是光荣的。因为，他(她)的肩膀所承担的是人类指向未来的审美使命和道德使命。我坚信，诗歌的翅膀永远不会被折断，只要人类尚有一天的生存时间，诗歌就仍然有二十五小时的生命。
《人民日报》2006年10月26日第11版刊登的一篇署名“李舫”的记者综述，其恶劣性更是到达顶峰，这篇综述不惜捏造谎言，全盘否定当代诗歌成就，彻底否定所有为当代诗歌的发展以及为健康良性的人文环境的建设不断努力的诗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