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缘读了2012年《山西文学》的中短篇小说，颇有感慨：感慨之一，作为在山西地方高校任教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师，本应该对本地的文学创作给以及时的更多的关注，负有更多的责任，但近些年来，这种关注在高校现行的学术考核体制下，是越来越少了，我自己也是这样，对当下的山西文学创作，特别是知名度不高的作者的创作，颇为陌生。感慨之二，在今天这样的“无名”或曰“多样化”时代，虽然说文学日益边缘化了，且在今天的文学创作中，也是长篇小说成为重镇，中短篇小说则少有人问津，但即使这样，你要在纷繁众多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把握中短篇小说创作格局的形态、特征，并在此视野下，对你阅读的中短篇小说作出价值判断，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你不得不借助于你先前的对作者作品的阅读经验，或者通过创作研讨会、他人对作者作品的评论信息，来选择你的重点阅读对象。而一旦如此，你就不得不面对“话语权力”在“信息”处理中，对信息的消减、删除的危险，你就不得不感慨于在信息时代“话语权力”的“力量”。于是，你面对你将要阅读、评论的对象，就会在发言时，感到底气不足，你会时时怀疑自己，是不是遗漏下了那些真正值得提出来让大家给以重视、研讨的作品？而答案在我看来，则是一定的。于是，你不得不困扰在“惶惑”之中。感慨之三，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全民“浮躁”的时代，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文学边缘化的时代，山西居然会有一批把自己的生命认认真真地投入于文学写作中的作者队伍。于是，在铺天盖地地满足于将自己的“无能为力”宣泄于轻而易举的“牢骚”声中，你会对山西这批作家的扎实努力心生敬意。在这样的三重感慨中，我写下了自己如下的对2012年《山西文学》中短篇小说的阅读感受，以就教于同好。
我首先读田东照的一批中短篇小说，如《葫芦》、《人与鬼》、《怪翁择婿》、《小河神》、《葫芦湾传奇》、《三夫人》、《败家子》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许多年前我僻居小城时，读过他的《黄河在这里转了个弯》、《农家》等作品，时至今日，仍然记忆犹新，且仍然认为那是非常优秀的作品。目下的这组小说，以民间传说的手法，记写“葫芦湾”传统的风土人情，于朴素的乡土真实之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世态人情，加之“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的叙述文字，可读性极强而又耐人回味再三。就以《葫芦》为例，作者讲了“葫芦”这只狗的五个故事：神狗天目救主人于地震之中、狗知船翻救主人于渡河之险、狗扑祛病为主人朋友去除怪病、狗为濒死于沙漠之中的主人、商人找到葫芦泉、神秘失踪。这些都属于“人类一时解不开的死谜”。作者讲述这些，不是让读者“猎奇”，更不是“迷信”，而是传达了一种在饱经沧桑之后沉淀下来的对世界的“敬畏感”，这种“敬畏感”是我们今天这个普遍“失去底线”的社会所最为缺乏的。这种“敬畏感”，也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段中所缺失的，且正因为这种缺失，造成了诸多的灾难性后果。你只要想想在“人定胜天”的“人”的“自大狂”“人”的“自我迷失”中，我们曾经做过多少的蠢事，对此就会心有同感。这种“敬畏感”，在人生的阅历不断增加的过程中，在饱经沧桑之后，就会越来越多地体会到其中的深刻，因之，这样的小说，看似平淡无奇，看似没有我们在僵化的文学观念中所形成的“时代” “历史”“社会”“本质”的“深刻”，但却在时光的流逝中，常读常新，具有长久的艺术魅力。陈为人在《山西文坛十张脸谱》中，曾记写了田东照“命在右，运在左”在命运的错位中“三朝不遇”的故事，并以此问田东照是什么原因，田东照的回答是颇富哲理的：“这问题你不应该问老田，你应该去问老天”。我于是恍惚明白了，为什么田东照会写出《葫芦》这样的小说。田东照的这组小说，值得评说之处多多，我不能再作“解语”了，否则，一路写下来，这篇文字就成了对田东照的评论了。但我劝读者及爱好写作者一定找来读读，既好读又耐读，这样的小说，只有步入老年的田东照才能写出，青年、中年时代的田东照是写不出来这样的小说的，这可以视为是田东照创作的一个新的阶段。当然，这样的作品，早慧的生理上的“青年”，文化心理上的“老年”的作者也是可以写出的。
山西省作协曾经在忻州给杨遥开过作品讨论会，因了那次会，我读了他的小说集《二弟的碉堡》等作品。写的是底层人的生存状况，却时时用了西方现代派的手法，并因了这一手法的运用，深化、丰富了其小说的内蕴，这是我当时读他小说时的感受。这次读他的短篇小说《白马记》，觉得他写得更好了。作品写了一个神奇的流浪汉的形象。在一个“恶”得以横行的社会，大众怕无赖怕暴力怕丑恶，于是，无赖、暴力、丑恶成为了社会流行的“时尚”，成为了“美容”的“标志”，而善良、忍让却成为了无赖、暴力、丑恶得以横行的“温床”，这就是王二、孙三、赵七、白牡丹形象的塑造。流浪汉“以恶制恶”，把善良、怯懦的赵七“美容”成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额头上还有一道闪亮的刀疤……虎口上多了一个吐着信子的蛇头，捋起袖子，一条青色的大蛇盘在他胳膊上……鼻子歪了，耳朵少了半截，眼睛里闪着凶光”，于是，凶神恶煞一贯欺负赵七的白牡丹的丈夫、把凶神恶煞的孙三吓住的王二等恶人，纷纷下跪于赵七面前。但作者让流浪汉“以恶制恶”并非是让恶横行，而是以此为手段，让善良、美好，去掉怯懦，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得以实现，这就是白牡丹由“白”而“黑”再由“黑”而“白”的脱胎换骨的过程：“像变魔术似的……她（白牡丹）身上的黑色消失得干干净净，连脖子上的那块黑痣也没有了，白得像鲜藕，嫩得像水豆腐，皮肤婴儿一样。她的美照亮了大家，人们发现自己都变丑了。”人们为什么发现自己都变丑了？那是因为人们都没有经历过赵七、白牡丹这样的“脱胎换骨”的过程。特别值得称赞的是小说的结尾，当新的现实到来之时，当大家去寻找流浪汉时，“流浪汉像他的白马一样，无影无踪”。那就是说，虽然流浪汉在“以恶制恶”的过程中，赋予了“恶”以存在的、手段的合理性，但当善良、美好的目的达到后，亲手创造了这一新的现实的创造者，却没有了存在的合法性。这篇小说让我想到了鲁迅的“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而将“杀”“憎”置于“生”“爱”的前面的人生哲学；想到了鲁迅的让曾经“被吃”也“吃过人”的狂人，发出的“将来的社会，容不得吃人的人存在”的“呐喊”，在这“呐喊”声中，也体现了埋葬了“吃人社会”却在这一埋葬完成时，在新的“不吃人社会”中没有了自己存在合法性、自己存在位置的“狂人”的牺牲、奉献精神；想到了我们在革命的过程中，曾经怎样因为认识不到这一点，因而将革命过程的“手段”在“目的”实现后，仍然却让“手段”合法化，从而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想到了因为这一灾难性后果，从而在“目的”实现后，对“手段”合法性给以否认的幼稚。杨遥的这篇小说，结构紧凑，语言干净，象征手法与作品意蕴的深刻、丰富水乳交融，很有些“经典”的意味。 山西省作协曾经在阳泉给小岸开过作品讨论会，那次讨论会，我因故未能参加，但却因此而读了她一大批中短篇小说，如《水仙花开》、《温城之恋》等等，并写了一则关于她的小说的文字。她的小说，站在女性与神性互为一体的立场上，给残缺的现实及有缺陷的人生，给世俗的生存法则，以呵护、温情、理解、生存合法性的认可，并在价值形态上而非现实形态上，以超越。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小说中所体现的女性与神性的互为一体，互相生发、深化并以之面对社会现实的新的价值姿态。这次读她的中篇小说《海棠引》，觉得她的创作势头仍然在上升之中。这篇小说写一个名叫海棠的女子，在残酷的社会生存竞争中，动用自己女性的美好身体、聪明才智、心机智慧、人际艺术，伤害自己的闺蜜，欺骗自己的丈夫，牺牲自己的性情，为自己及丈夫赢得了社会地位、声名、财富、世俗价值标准的认可等等，但最终却发现，自己原来自认为的“高明”是多么的愚蠢；自己原以为对丈夫高明的欺骗，其实早已经“木讷”的丈夫识破，且自认为聪明的自己，其实是一直生活在“木讷”的丈夫对自己的欺骗之中；自己曾经以为自己拥有了一切，但自己其实原来一无所有。小说对生活、认可社会世俗功利生存法则中的女性的心机才情、情感形态的描写，对男女之间力量悬殊的描写，入木三分。但最为让人称道的，是作者在其中所体现的对女性自身的思考：什么是女性真正的自身。正是在这里，小岸再一次显示出了自己超出许多作家的可贵之处。在作品中，作者写了海棠欺骗丈夫、马诚的心机才情，但也写了她曾经有过的相濡以沫的日子，对丈夫的真情：“海棠的眼睛湿了，谁说她不曾爱过崔民才？她爱过的。她清晰地记得自己当时的心疼，她的心疼得拧成一团。她为他心疼过，她为一个男人心疼过。如果这不是爱，还有什么是爱？”最为有力的一句则是：“就算不是纯粹的爱，也是爱的一部分，爱的一种。”在作品中，作者写了社会地位、声名、财富、世俗认可最终在海棠人生中的虚无，但与之对比的，作者也写了海棠闺蜜水仙在失去了这些之后贫困中的不幸——这就是农妇不慎烧钱的故事。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海棠人生形态意蕴上的丰富性。整个故事的结构形式及叙述形态，使海棠作为女性的美好身体、心机才情，都成为了一种无意义的生命破碎形态，并在对此的揭示中，让读者发出了女性之美何以被扭曲被毁灭的质询。小说的标题颇富象征色彩，将作品的意义予以凸显：海棠是美好的，但海棠却把海棠的影子当成了海棠自身，由此造成了海棠悲剧。这篇小说，较之小岸的《水仙花开》、《温城之恋》内容上显得更饱满、更厚重，但对女性命运理解的深度却不及《水》、《温》，这或许是因为内容的饱满、厚重，给作者的把握增加了难度，也或许是因为内容的饱满、厚重，影响了价值向度的鲜明。
房光应该是位老作者了，记得在1990年代中期，他与曹乃谦、常捍江、李秀峰等人的作品，多次频频出现在省外大型文学刊物上，山西省作协还为他们几个在代县开过作品研讨会。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小说《莜面谣》，通过生动传神的对乡俗形态的描写，让你看到了一个地域的乡民们的生存、存在形态，而其中的作者对此的温情，给你一种超越乡土局限的感动。当时，很为这批作家没有在全国引起广泛的重视而遗憾。因之，这次一看到他的小说《龙咀》就马上打开来看。这篇小说写了当下的乡村，虽然丰收在望，风景依旧，但乡民们却弃乡而去，只留下了孤寡老人。作品通过两位孤独的乡下老人，写出了美好的乡村正在被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所遗弃。小说通过对成熟的庄禾的描写，通过对乡下老人对乡村的依恋，对自己生命过程的依恋，对自己生命在岁月中流逝的感触，通过两位老人的孤独感，通过对两头牛的描写，对这种被遗弃的悲凉作了尽情的展示。小说笔力依旧，但与作者近二十年前对乡村的把握与感受，似乎没有新的突破。一代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这固然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但衰年变法，却大有可能。前述田东照的创作即是如此，山西文学界衰年变法者，也多有其人，且成就显著。在作品形态上，与房光之作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燕霄飞的《活化石》，且燕霄飞在创作发展上所面临的问题，与房光也十分相似，只是他比房光要年轻得多。
不记得是山西省作协还是山西女作家协会了，在前年曾经为曹向荣等几位女作家与几位女批评家开过对话会，后来，我得以读到了曹向荣的两个中短篇小说集，那好像是在路途之中。具体故事已经不记得了，但读时有种暖暖的温情，却是记忆犹新的，觉得作者是位对生活很宽容的人。这次读她的《结婚照》，强化了我的这种印象。小说故事很简单，以刘勇阿秀虽然结婚二十年，却没有正式的结婚证书，为补结婚证书而照结婚照，从而在补叙中写了二人的夫妻感情。小说以写阿秀的感觉为主，通过写阿秀的感觉，写出了现代社会所久违了的简单而又淳朴、清新、健康的男女之间的爱情。譬如这种情感中，是不夹杂着任何物质的因素的：阿秀在与刘勇谈朋友时，就想不到应该买什么样的贵重的物品以显示自己在刘勇及大家心目中的位置。譬如这种情感中，是不夹杂着任何互相不信任的因素的，阿秀对刘勇的所作所为，对刘勇的经济收入，从来是完全信任的。譬如这种情感，是女性对男性的崇敬与依赖，作品通过阿秀坐刘勇装载车时，对装载车高大感觉的描写，尽情地展示了这一点。如此等等。小说全文的散文化的抒情笔调，又强化了这种现代社会久违了的简单、淳朴、清新、健康的男女之情：“阿秀想不到要问刘勇的事业。刘勇每天不着家。阿秀问刘勇每天都在做什么啊。刘勇说赚钱给你花啊……这是一句半真半假的话，有点开玩笑。阿秀听了不知道说什么好。晚上，刘勇或早或晚回来。阿秀听到大门哐啷的响声，然后听到熟悉的脚步，那是刘勇回来了。刘勇从炎炎的烈日下回来了，从秋天的雨地里回来了，从大冬天的雪地里回来了，一样带给阿秀温暖和惊喜。”如果说，曹向荣这种在叙述中的抒情笔调对作品意义的呈现是“龙”，那么，《结婚照》在作品中对结婚、对男女情感真义的揭示的象征意义，确有画龙点“睛”之妙。西谚云：嘴唇在不能亲吻时，就去歌唱爱情。越是现实世界中缺乏的，读者就越是要在文学的世界中去寻求，这正是曹向荣作品的魅力所在。在今天这样的现实“语境”中，更使曹向荣作品这一“语词”由于读者在阅读中，自身现实情感的参与，所以，具备了更多更丰富的“语义”，也使作品具有了大大超过作品内容本身的现实意义。 较之曹向荣的《结婚照》，陈春澜的中篇小说《月光牡丹》则将温情、博爱的情怀，直接引入到了现实的平民的世俗生活之中，并因之给读者以深深的感动。小说写了一位盼子成功的失去丈夫的独身母亲的悲凉命运与情感世界。罗青是一位医院的护士长。年轻时，因为种种原因，她没有如同她的妹妹或者医院中的大夫那样，读大学之后找到一份受社会尊重的体面的工作，这成了她的一个心病。她把自己未能实现的愿望，全部放在了儿子身上，丈夫的去世，护士长职务的失去，更强化了她的这种愿望。但儿子却连续三年未能考上她理想中的大学。为此，她送儿子出国读书，并为之不辞劳苦，在本职工作之外，又兼课，又兼营刺绣，以赚取更多的费用以支付儿子的费用。但最终却由于儿子不争气有负于她的愿望而服了安眠药以寻求解脱于烦世。你可以说罗青的愿望是卑微的、庸俗的，但作者却给了这样的有缺陷的小人物以满腔的理解与同情。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段以来，我们过多地受法德俄思想体系的影响，受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修身”“圣人”思想的影响，追求理想人格，完美人格，追求生命价值的无限，并将之设为大家应该追求的做人目标，作为对有缺陷的现实人生做现实超越的思想武器。在价值论上，我们不承认生命有限性的合法性存在，不承认有缺陷的普通人生日常生活的的价值性的存在。我们的“爱”是一种“有等差”之爱，而不是一种“博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受我们思想资源价值资源的影响，我们没有重视甚至没有认识到：凡人与超凡的人，将自己的价值目标定在自己个人的日常世俗的生存的人，与将自己的价值目标定在为了一个宏大理想而献身的人，他们作为个体生命的社会价值的大小可以有所不同，但作为一次性的、不可相互取代相互通约的个体生命，在个体生命自身的存在价值上，他们是平等的，他们都有各自生存、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读老舍的作品，你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老舍是将他的满腔同情与理解，都给了那些生命形态有缺陷的普通人，并因此给我们以深深的感动，并因此温暖了柔软了我们在残酷的现实社会生存竞争中渐渐变得像钢铁一样坚硬的心灵。陈春澜的《月光牡丹》其意义也正在这里。如果说，老舍曾经因此而倍受几代读者的垂青，那么，我要说，这样的一条价值脉系，是我们通向人类之爱的我们不曾熟悉但却是我们应该熟悉的一条康庄大道，也是我们在被普遍认为生活失去了诗意的今天，在生活的散文中，让生活具有了诗意的家园所在。
绛云、邓学义是我一点也不熟悉的作者，不知二位是男是女，年龄大小，创作经历，但他们却以作品中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深刻剖析、尖锐批判，引起了我的注意。邓学义的《东庄里点灯西庄里明》写当下备受大家关注的农村基层的选举问题。作者对农村基层选举中的问题、矛盾，在选举中所体现出来的乡民们的心态，有着深入的体察、了解，并在作品中作了非常细致、生动的描写。故事也写得有声有色，波澜起伏。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小说的结尾，在选举中各方力量的竞争、制衡下，乡民们的利益终于得以逐步地实现，并因了这种实现，强化了乡民们的自我利益的保护意识、乡民们的民主意识、乡民们对民主权利的重视意识等等。中国乡村的民主化进程大概就是这样在曲折中在芜杂中，得以慢慢推进的吧。绛云的《哑炮》写政府与民众关系的错位与紧张，这也是当今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民众更多地为自身的利益、欲望所左右，譬如小说中的老梁，其男性生殖器因年轻女性的抚摸而反应剧烈，其对木炭、硝胺的购买，是因了生计的需要，其与城管的冲突，是因了自家生意被强行管制等等，但政府却从对国家治安“维稳”的角度考虑问题。因之，在错位与误解中，导致了政府与民众关系的“恶化”与“紧张”。这一关系的恶化与紧张，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而是在利益分配的冲突中，逐步形成的。小说对作为国家形象代表的刘处长与作为民众形象代表的老梁的关系设置，就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二人利益相同时，原本是密友，但后来，由于社会地位的差异导致利益的不同，二人在现实中的关系就越来越远了，甚至在表面的亲密一致下，是实质性的对立。小说对现实的批判性不可谓不深刻，但由于作品在“错位”中的喜剧效果，由于作为监视老梁的政府代表形象刘处长与老梁多年密友关系的设置，又使这种强烈的批判性，充满了善意。邓学义的另一篇小说《回家过年》也写得不错。作品写在外打工的民工回家过年的感受：在外打工的经历，让他们对家乡的打量，具有了一种不同的眼光，却也因为在外打工的经历，让他们对家乡平添了一份不曾有过的归宿般的亲情，但最后，回家过年的民工，仍然还是告别家乡，再次走向外出打工之路。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及这一变化给人生形态、情感的变化，流淌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更为重要的则是，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在文化形态上，总是在不断地外出及不断地回家的历史旅途之中，这种情感形态的感染性，使这部小说具有了超出现实层面让作品具有一种历史纵深感的可能，只是这种纵深感，作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因之，也就笔力不到，少有描叙。这种“平面性”的缺陷，是近距离关注社会问题的小说中所普遍存在的，既如前述《东庄里点灯西庄里明》、《哑炮》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因之，这种近距离关注社会问题的小说，虽然因其对社会问题的近距离关注，容易在短时间内，引起读者比较强烈的普遍的关注，但时过境迁，作品的生命力就受到了影响。也因之，这类作品，常常在艺术表现力上，受到批评。这是写作这类作品的作者不能不对此给以重视的。
我担心我的这篇文字已经写得够长的了，是对读者阅读耐力的考验了，但还有几篇作品不提就太可惜了。
韩振远以写散文而著称，但这次却以小说让我再次刮目相看。他的中篇小说《西马村枪事》以乡民赌博时偶得枪支而为公安所追踪为线索，尽写平静乡村因外来干涉而造成的动荡及在这动荡中的乡村生活、乡村的男女之情。孙频是一位颇具才华的女作者，一向以写“她世纪”中新一代女性的新的情感形态而著称，如《耳钉的咒》、《合欢》、《鱼吻》等等。但这次的《九渡》却以写监狱犯人而作为作品的重点。此前，她也有以监狱犯人为题材的小说问世，但我以为不够成功。这次的《九渡》作者在监狱这样的矛盾、冲突超常的背景、情境下，写奇异的超常的男女之情的“烈度”。小说写得极富“张力”但也因之显得似有面目不清之嫌。李燕蓉的《春暖花开》写作为对现实生活超越的艺术对现实日常生活的诱惑与冲突，篇幅不大，但艺术含量十分丰富。手指的《小县城》写出了小县城的世俗百态，却又在对这世俗百态的观照、描叙中，体现了一种现代人的生命观。杨凤喜的《在阳光里奔跑》写对生命顽强的留恋意识、这一留恋意识的各种各样的表现形态及这一意识的不被理解，在给读者以现实生活“逼真感”的同时，又对这一“逼真”进行怀疑性的重新审视。凡此种种，皆值称道，不一而足。
俗话说，滴水可见太阳。又说，滴水在太阳下可现七色光。我以为，如果把我上面所提及的小说视为“滴水”，把中国的文学现状视为“太阳”，这样的比喻，对于二者来说，是十分贴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