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6日，已进入隆冬的京城刮起了刺骨的寒风。当记者晚上7点匆匆步入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北京匡时秋拍现场时，热闹的气氛瞬间将寒意驱散。备受关注的“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即将在此登场，来自全国各地的买家将偌大的拍卖大厅挤得满满当当。最终，在经历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拍卖后，这场堪称2012年秋拍最为重头的专场取得了白手套佳绩，146个标的斩获了6709万元，不少拍品在经过多轮竞价后，均以高出起拍价数倍甚至数十倍的价格成交。在艺术品市场整体处于调整期的背景下，这一专场如此火爆的表现，也让信札收藏及其市场行情成为了业内关注的焦点。
梁氏档案燃起一把火
从2012年9月北京匡时发布“南长街54号”藏梁启超档案将走上拍台的消息后，这批藏品就引来了各方关注，并成为了去年秋拍拍台最大的看点。2012年12月6日晚，这批梁氏重要档案在万众瞩目中登场。拍卖还未开始，拍卖大厅内就已经座无虚席，不少藏家、专家和媒体都特地赶来观战。历时三个多小时的拍卖始终充满了“火药味”。记者在现场看到，张宗宪、刘益谦、张振宇等著名藏家都参与了竞投。最终，146个标的全数成交，共拍得6709万元。
其中，一本21纸、42页的梁启超手稿《袁世凯之解剖》在经过多位买家的激烈争夺后，以713万元拔得头筹。一页纸就价值十几万元，让不少人发出惊叹声。而随后以379.5万元成交的梁思成、林徽因的文定礼本，以及以368万元落槌、共27纸的《清代学术概论讲稿》，更是引爆全场。同台竞技的梁启超关于创办《国风报》宣传立宪思想的信札也拍得264.5万元的佳绩。康有为谴责袁世凯作诗《不敢再来行》则以178.25万元拍出……拍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这批信札为何受到市场如此追捧？有业内人士认为，除了北京匡时在拍前对这批拍品进行了成功的营销之外，其本身确实具有较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据了解，“南长街54号”藏梁氏档案由梁启超胞弟梁启勋的后人整理珍藏，尘封百年后首次集中现世，这也是目前市场上规模最大的梁启超文物集。其中包括信札、手稿、书籍、家具等共计近千件，是关于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最有深度、最全面的历史资料，也是对梁启超、梁启勋、康有为等重要历史人物研究的最新发现。北京匡时拍卖公司董事长董国强在拍后表示，此次拍卖结果，反映了市场对有文化含量、文化价值的艺术品的重视。
“从冷门到热门”、“表现抢眼”、“迎来春天”、“逆市而涨”……在此次拍卖落槌后，名人信札的市场表现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一位藏家告诉记者，此次拍卖对信札整体行情起到了一个提升的作用，“明星拍品的效应有助于信札市场行情的整体攀升。”董国强坦言：“七八年前，我收藏了一封钱钟书的信札，当时价格是5000元，而另一封梁漱溟的信札价格也只有8000元。与这几年的成交价比，信札市场确实涨了不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实际上，信札并非拍场上的“新鲜货”。早在1993年中国书店首次举办的稀见书刊杂志拍卖会中，信札就已“露面”。次年，1994年中国嘉德秋拍，信札成为了其古籍善本专场中的重要一员。在该场拍卖的73个标的中，信札占了23件，其总成交额达到148万元，成交率高达95.7%，仅一件未成交。由于名人信札表现出良好的市场效应，北京翰海和上海朵云轩也相继推出各自的古籍善本专场，而信札始终不可或缺。此后，信札市场经过了10余年的波动，其中，1996年秋、2002年春和2006年秋，由于艺术品市场整体步入调整期，信札市场成交率也随之下滑，先后登场的信札表现波澜不惊。到2007年春拍，艺术品市场在经历了一个调整期后步入上升轨道，信札的上拍率也有较大幅度的提升，整体处于缓慢上升状态。
2008年秋拍，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艺术品市场整体表现较为平淡，信札市场也不例外。以中国嘉德拍卖为例，2008年秋拍，其名人信札的市场投放量为24件，成交率达到75%，成交总额仅为50余万元。这一时期名人信札成交价大多不过万元，其中单品最高成交价只有10多万元，即出自清代的“潘祖荫、张之洞等撰书清季名贤手札”，此中收录了金石藏家潘祖荫、清代四大名臣之一张之洞、近代金石学家也是甲骨文发现者王懿荣等17人的信札。
2009年春拍，由于明星拍品的效应，名人信札在当年异军突起，备受关注。中国嘉德2009年春拍，名人信札的上拍量为46件，成交额达1024万多元，其中，民国时期“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被国家文物局通过优先购买权方式以554万元拍得，成为当年“最贵”的信札。当年春拍，成交价逾100万元的标的还有两册信札，分别是以112万元成交的“徐志摩致胡适信札”和以100多万元成交的“曾国藩致曾国荃信札”。其余信札的成交价大多在三五万元。2009年秋拍，中国嘉德的信札拍卖单个标的成交价大多高出估价1至3倍，部分标的甚至以超出估价5倍多的价格拍出。其中，民国时期的“李叔同等撰书 弘一上人等书札（77张）”以257万元占据2009年信札单品成交价榜眼。此后，像周作人、俞平伯、蔡元培、梁启超、严复、郁达夫、袁寒云等出自文人名人之手的信札在拍场上逐渐增多。
2010年，“市场活跃”、“买气旺盛”无疑成为这一年艺术品市场的主旋律，信札市场也表现不俗。在这一年中国嘉德的信札拍卖中，大部分拍品成交价都要五六万元，而能以超出估价多倍以上成交的拍品也不少，像包含严复多部著名论文的信札估价为5万至6万元，最后以44.8万元被拍出。内容为讲述《新青年》分裂办刊历史的“李大钊 周作人撰书 李大钊致胡适书札 周作人致李大钊书札（三通十三页）”，以280万元成交，其估价为45万至55万元。
2011年上半年，艺术品市场继续呈现出旺盛的发展势头，信札市场的成交状况也表现出较大增幅。这一年，越来越多的拍卖行“染指”信札拍卖，有推专题的，也有推专场的，一页信札往往要价两三万元，稍有点来头的就要八九万元，十几万元、几十万元身价的信札已常见。
还是市场洼地吗 2011年秋至2012年，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表现出全面回调的趋势。据相关数据显示，2012年艺术品市场成交额比去年下降了近40%。而整个艺术品市场的增幅出现了近四年来的首次负增长。而就在艺术品市场有些“寒气逼人”时，信札板块却屡屡有佳绩诞生。如较早培育信札市场的北京海王村拍卖公司，其2012年春拍共推出信札、手稿近100件，成交率高达90%以上。如胡适的两通信札分别以3.8万元和5.2万元落槌，陈垣致王重民书札1通5页以9.2万元落槌，国民党高级将领顾祝同与他人往来信札、电文以16万元落槌。前不久落槌的中国嘉德2012年秋拍中，近现代名人书札更是受到市场热捧，周作人撰书《周作人致鲍耀明书札》以442.75万元被藏家收入囊中。而梁氏重要档案专场频频诞生的高价更是让信札市场在这个寒冬燃起了一把火。那么，在市场处于调整期背景下，名人信札为何能稳步攀升？
对此，董国强颇有感慨，他告诉记者：“近几年信札市场出现许多赝品，难以辨认，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收藏者的购买信心。而匡时推出的梁氏专场上，竞拍者对这些信札的来源及其真实性不存在怀疑，所以竞拍中也是大胆出手。当然，关键还在于信札文化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事实上在这场拍卖开始前，如此高的成交额基本已成定局。”董国强还特别强调，信札收藏本身具有独特性，收藏门槛很高，近几年信札的价值也逐渐被挖掘，“这次在匡时推出的梁氏档案专场上，绝大部分参与竞拍的人都是出于对梁任公的认识与敬仰，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消费，不是为了买了再赚钱，因为图录上的起拍价格已经不低了。”
而一位齐白石信札的收藏者岳晓宇则告诉记者：“信札市场不会平白无故地上涨，重点在于人们对于信札文化的认识加深了，所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藏家关注，随之而来的就是信札市场的量价在拍卖场上逐步释放。十几年前，名人信札的价格非常低，可以说大多数人都能买得起，但当时大家觉得那就是一张纸而已，如今绝不会有人再这么认为了。”
不过，在谈到信札是否还是市场洼地时，董国强表示，虽然近几年，信札的市场行情出现了较大的涨幅，但与书画相比，其涨幅仍然较小，与其应有的价值还不符。北京海王村拍卖公司总经理彭震尧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告诉记者：“梁氏档案专场的高成交足以说明信札市场目前的发展状况依然良好，购买力还很大。从俞平伯、陈独秀、鲁迅等名人信札近几年的市场走势来看，始终处于上升通道。单个标的的成交记录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信札交易的整体市场状况，越来越多的买家介入必将进一步拉升信札的市场行情。”此外，彭震尧还认为，名家信札尤其是那些能够反映重要历史事件的名人信札将来仍是市场的“宠儿”。对于信札市场的未来，业内人士均持有乐观态度，在他们看来，随着藏家对于信札价值的进一步认知，信札市场未来潜力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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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在收藏信札
据董国强向记者透露，就北京匡时推出的梁氏重要档案专场来看，竞拍者队伍中绝大多数还是个人藏家，集团身影比较罕见。“收藏信札的人数总体上还是比较少，但这个群体的忠诚度非常高，稳定性较好。此外，由于信札的收藏门槛较高，对买家自身素质的要求也就相对比较严格。加上近几年，因信札市场价格的上涨而导致出现越来越多的赝品，这对藏家而言更是个严峻的考验。信札本身相当于是证物，尤其与重要历史事件相关的信札，其中蕴含的价值更是难以估量。随着信札文化逐渐被挖掘和认可，我相信这个收藏群体也会得到不断的扩容。”董国强说。
信札收藏者岳晓宇则告诉记者：“十几年前，我开始收藏信札，当时就对齐白石的信札特别感兴趣。此前我在北京翰海拍下80多封齐白石写给张篁溪、张次溪父子的信札，而最近有一个北京的文博机构想收购这些信札，但我不想转让。信札是书法的前身，这种艺术形式具有非常独特的魅力，从中能感受出创作者的真性情和思想。”
“目前信札的收藏群体中，大部分人此前都是一直收藏古书的。古书与信札‘血缘’较近，二者的收藏门槛都非常高，藏家必须具备一定的学识。以收藏古书的实力为基础再涉及信札收藏，会有一定连贯性。”北京海王村拍卖公司总经理彭震尧还特别强调，随着近几年国家提倡发展文化产业，再加上一些集团在经济实力上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因此提升集团文化形象的需求日渐增强。“目前，集团介入者还是少数，但未来会有增多的趋势。”彭震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