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风战将王成斌 江苏谢俐王成斌

  王成斌将军确实像“风”,对敌人是冽冽飓风,对小人是啸啸秋风,对人民和同志是煦煦春风和徐徐清风,对大千世界则是浩浩雄风。  ——题记  他,高大的身材,瘦长的面庞,突出的前额和浓密的蚕眉透出威严,而晶莹含笑的明眸却洋溢着慈善。
  他是迎着日寇大“扫荡”的枪声和火光弃笔从戎的。十六岁的他,一拿起枪投身到胶东反“扫荡”的行列里,就再也没有了十六岁的稚嫩,有的倒像二十六岁的干练和勇猛。接着就在反顽战役、平度战役、济胶路作战中纵横拼杀,直到把日本侵略者赶走,又跃马飞枪在胶东保卫战、潍县战役、兖州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漳厦金战役中大显身手,作战百余次,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打击台湾国民党骚扰大陆及炮击金门的作战中,他仍然是一马当先。百余次地出入枪林弹雨,可谓百余次与死神交往,他先后八次负伤。在战争年代的所有任职里,他总是冲在第一线。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死神对他无可奈何,而战神对他格外青睐,他所担任主攻及投入的百余次战斗,无一次失利。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前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张爱萍老将军的家里。他来看望老将军。老将军在职时,我没听说他来过。老将军离职了,用老将军自己的话说“当老百姓了”,他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倒经常来看望老将军了。每次见面,他对老将军的坦诚和尊重,他本人的谦和与恭敬,就像一个成才学生面对启蒙的老师,就像一个得志之士面对有知遇之恩的伯乐,你怎么也看不出来他也是位年过花甲的将军了,而且还是位身居要职、肩负重任的方面军司令。
  他的秘书告诉我:这是他的一大特点,对离退休的老干部十分关心。老干部过生日,他去祝寿;到春节,他去拜年;住医院,他去探视;有疑难事,他亲自去解决。他的观点是:这些老同志在职时门庭若市,离职了,我们这些在职的不能让其门可罗雀。他对张老不过更崇敬更关心罢了。
  一位在职的位置显赫的首长问他:“你怎么从来没去看看我?”他诚挚地回答:“一是首长太忙,我不好意思打搅;二是看首长的人特别多,少我一个像花园里少棵草;三是我觉得,我全力以赴把工作做好,就是对首长最好的拥护和支持,也算送给您的一份厚礼。”这位首长称赞道:“好,有你的!”
  由此,对他的敬意油然而生,仿佛一下子拉近了我们间的距离。没用笔记,就记住了而且是牢牢地记住了他的名字:王成斌!
  他说:我最满意的事情,不是像大家对我的褒奖什么百战百胜的战斗,而是我斗胆几次违背上级命令独断专行的冲锋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我怀着深深的敬意拜访了他。请他谈点军旅生涯中最辉煌最满意的事情,以给我及广大读者人生的启迪。他笑了,笑得爽朗而又很柔和。片刻说:“我没有什么最辉煌的事情,如果说有,那么一切辉煌都归于党。我最满意的事情也不是像大家对我的褒奖什么百战百胜的那些战斗,而是我斗胆几次违背上级命令独断专行的冲锋……”
  “几次违背上级命令”,对他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他出生在具有礼仪之邦称誉的山东掖县,其父亲是以经商为名的我党地下交通员,其母亲是深明大义的传统型贤妻良母;他本人自幼就接受“力胜贫,谨胜祸”、“令必行,禁必止”的教育;从戎之前在日本统治下的哈尔滨第一中学读高中,就奠定了坚实的民族意识和团体观念之基础;更何况他目睹旧社会黑暗中、侵略者铁蹄下国民之悲惨遭遇,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而毅然从军,并立志跟定共产党为华夏大地赢得光明、为亿万国民获得康安而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辞,他怎么能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违背上级命令”呢?其必有缘由。
  济南战役伊始,王成斌是我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三十八师一一二团七连副连长(连长暂缺)。他所在连担负突破杆石桥门的主攻任务。上级规定:十八时开始炮火准备,看到三颗绿色信号弹上天之后,迅速发起攻击。夕阳西下,他率领全连潜伏在城墙边壕沟外的砖石掩体里,焦急地等待着冲锋时刻的到来。突然,炮火开始了。王成斌即令爆破班利用炮火的掩护,实施爆破城墙。当爆破员张智忠携炸药包靠上城墙后,便传出“轰”的一声巨响。顿时,烟尘弥熳,碎石乱飞。从爆炸的声音和飞起的碎石判断,城墙已炸开了缺口。作为主攻连一号指挥员的王成斌当即立断:“上!七连的同志跟我上!”此刻,爆破班长蔡萼已带领全班登上城墙,并打退敌人的两次反击。王成斌赶到后,立即发出登城成功的信号,并指挥部队迅速南北展开,沿墙追剿守城之敌。刚刚被炸懵了的守城之敌尚未清醒过来,就看到了解放军如神兵天降,有的狼狈逃命,有的胡乱开枪,也有的负隅顽抗。此时,绿色信号弹尚未升空。
  此时,王成斌正与一敌中尉搏斗,当敌中尉从斜刺里跑出来的时候,王成斌迎面把他连同其持手枪的右手紧紧的抱住。扭打中,敌中尉死命地抽出持枪的手,企图开枪。王成斌趁势咬着了他的手指及其日式王八匣子枪管,同时奋力寻机掏取别在前腰际的匣子枪。就在王成斌取出匣子枪的瞬间,敌中尉也从他牙齿间抽出了血淋淋的手指和王八匣子枪管。不同的是,王成斌的枪口抵住了敌中尉的腰际并射出了仇恨的子弹,敌中尉的钢铸枪管别断了王成斌上下两排牙齿的牙根。
  团长发现王成斌受伤,心疼地说:“找济南最好的牙科医生给王成斌镶牙!”至此王成斌与敌中尉顽强搏斗、死拼不放的事情,在部队传为美谈。
  其实,王成斌与敌人死拼硬打的精神,早在他十八岁任排长时就展现出来。当时他所在的西海独立团在山东掖县粉子山担任狙击任务,他所在连负责坚守粉子山南麓的橡山,整整与敌人打了五天五夜,在全连干部严重伤亡的情况下,他带伤率领仅剩的八名战士突出重围,完成了狙击任务。他和另一同志受伤住进了山洞医院。也正是因此战斗,他所在连被胶东军区授予橡山连荣誉称号。
  当我再次向他谈起橡山狙击战时,王成斌将军毫无掩饰地说:“橡山狙击战是值得称颂和怀念的。进攻济南我最得意的是没等信号弹升起就冲了上去,抓住了战机,赢得了时间,闯开了道路。当我看到我们的大部队从这里潮水般涌进来时,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就是给我个处分我也心甘情愿。”组织上是明鉴的,没因为王成斌没按规定冲锋而给予处分,恰恰相反,为他的机智果断,给他立了二等功,团长在城墙上宣布提升他为主攻内城的二连连长!纵队奖给他连队的锦旗上绣有八个大字:“机智灵活,勇猛顽强”。   “淮海战役的第一仗原计划在台儿庄打响。”将军介绍道,“由于我敌工干部杨斯德协助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部在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就决定第一仗地点南移。我大批参战部队浩浩荡荡向南行进,到指定地点宿羊山南、陇海路北集结。国民党的飞机成群结队低空飞行,多时达12架一批,低到几乎贴着地皮飞。沿路南北来回扫射,部队伤亡甚大。我顿时感到这样行进十分危险,于是就趁敌机尚未飞回的当口,带领全连离开了大路,脱离了大部队,顺着田沟一气儿跑出三华里之多。我带领全连迅疾南进,跑到集结地不仅是第一名,而且没伤一人没丢一弹。可是,在大路上行进的部队,却没有一个连队是完整的,有的连伤得很惨。
  听着将军充满自豪的介绍,我不禁想到古兵书的一句话:“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而英国人哈克特关于“在瞬息万变的情况下,低级指挥官的主动性、创造性和大胆独立思考是很关紧要的”之论断,好像就是对将军当年指挥的总结和赞赏。
  而将军参加的解放厦门的战斗,对哈克特的箴言又是个很好的佐证。
  “……部队登陆后,团里要求要迅速抢占厦门另一面的胡里炮台,以堵截逃窜的敌人。而有位领导则命令我们占领厦门的制高点云顶岩,以阻击敌人。但行至王台山根儿,我看了看地形,感到如果要执行这一命令,势必要翻过王台山和五老峰,抢占胡里炮台的时间必然推迟,敌人就有跑掉的可能。战场情急,来不及解释和说明,我当机立断带领全连沿王台山和五老峰的山边前进,穿过厦门大学,直插胡里炮台海滩。我们赶到时,海滩上已有黑压压一片人群,有国民党兵,有他们的老婆孩子,在集结待逃,全部成了我们的俘虏。清点一下有6000余人……”
  将军的语气是平和的。然而,我的心里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了不起的将军,年轻时就展现了将才的品质:果断、机智、敢作敢为和雷厉风行。《战争论》的作者克劳维茨早有论述:“果断的产生,应归功于智力的特殊活动”,“只有通过智力这样一种活动,即认识到冒险的必要去冒险,才能产生果断。”
  将军却不以为然。他说:“我只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个断然的措施罢了。独断专行不是胡断乱行。所谓违背命令是对局部对个别而言,而且绝对是从全局出发,是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古人讲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是这个道理。”
  突然的“改弦更张”,他并不感到奇怪,而是绝对服从。在陆军学校这个舞台上,他上演了生动感人、令人称道的活剧
  一九八三年初,时任某军副军长的王成斌,突然应召晋见福州军区司令员杨成武。见面伊始,杨司令即开门见山:“你已经五十五岁了,身体还很好,在副军长的位置上也干了十几年了,你有搞军事教育训练的才能,是不是到学校再过渡一段时间,发挥你的余热。”王成斌清楚:这看似征求意见,实则下达指示。军人的习惯容不得他过多地考虑,便回答道:“服从组织安排。”很快,王成斌便接到命令,升任南昌陆军学校校长。
  南昌陆军学校渊源于红军大学,前身是华中军政大学江西分校。后几经变更,一九六三年一月更名为福州军区步兵学校,后称南昌陆军学校。说来也巧,随着王成斌上任的脚步,上级关于在陆军学校试点招收地方高中毕业生、开办大学本科班的指示也来到了学校。然而,一系列问题也堆到了他的面前:办大学本科班,就要有教大学本科班的老师,还要有大学本科班学习的教材、设备甚至教室,而当年的暑期就要按照上级的规定去招生。
  王成斌镇定自若,除正常工作一切照常外,列入首位的倒是他要登门拜访离退休的老领导、老教师,诚恳听取他们的建议和意见;接着进行的是深入到教职工中间熟悉情况、听取意见;交叉进行的是同校领导一班人谈心。在摸准整个学校脉跳、体温等健康状况的同时,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校委会决定:“振奋精神、搞好改革,开创学校建设新局面”,而且都有明确的具体措施。
  对老政委他格外尊重,对几位副校长,他放手工作;对全校师生,他再三表示:要当好全校师生的服务员、勤务员……当从各地方大学、军队院校调来的几十名优秀教师、教授前来报到时,他一个一个地迎接,一个一个地交谈;听说自南京大学来的俞中明教授爱人患病住院,他便立即亲临医院看望……
  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员丁世尤,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和研究,撰写了一本《毛泽东军事思想辩证法》,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并获得了华东地区、江西省社会科学奖。校政治部某领导却认为这是不务正业,是名利思想作怪,不仅开会批评、责令检查,还没收了稿费,并准备安排转业。对另一位同样的同志,也是如此。使这两位同志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对组织也流露出了不满。
  王成斌了解、核实情况后,即表扬了他们,并鼓励他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再拿出新作来。随后又找到政治部的那位领导,要求迅速纠正这一错误。那位政治部领导作了自我批评,退回了稿酬。王成斌又借助这个机会,在全校表彰了这两位教员,号召大家要向他们学习。自此,南昌陆校的教学、学术理论研究格外活跃。在王成斌任职期间,就涌现出十余项教学、学术成果,有的在全军推广并参加了国际交流。
  有段时间,南昌陆校掀起了一股“文凭热”。其目的不乏有求真知、长学识者,但也有为数不少者是大势所趋、为“提升使用看文凭”所诱惑。王成斌指示有关部门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规划,不能“一窝蜂”,当学者则学;专为文凭者,立即停止。他还就此问题,给全校师生讲了一课:“在思想认识上必须明确:文凭不能代替才能。文凭并不能反映一个人的真才实学,它仅仅表示一个人曾经接受教育训练的程度。在干部使用上,不搞唯文凭论,重在真才实学,惟才是举。”他纠正了一些人学非所用惟文凭论的倾向。他又是怎样让那些莘莘学子们尽快获得真才实学的呢?
  他要求首先要“明确培养目标,合理设置课程”。“我们陆军学校,培养的不是工程师、科学家等人才,而是培养有大学文化水平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军政文协调并进、有一定技能和谋略水平、会管理教育和会带兵的初级指挥员。”为此,他创造了新的管理教育方法。由于学员具有兵、大学生、军官的“三重性”,他分别实行了“规范”、“自管”、“互管”的“三步曲”。为塑造良好的军人形象和部队正规化,他要求对学员的一举一动实行规范化。由于学员毕业后要带兵、教兵、用兵,因此尽可能多地创造条件让学员管人,让学员轮流担任管人的角色,高年级学员队的管理干部干脆退居二线,完全由学员轮流担任领导。这就形成了南昌陆校的又一大特色。   他还把学校、课堂延伸到了野战部队。他亲自联系并报请军区批准,以某野战军为学员们的实验基地,分期分批有计划地让学员到基地实习,并坚持实战实弹训练,他响亮地提出了“跟着炮弹上去”的口号。这样,把院校教育与部队教育结合起来,使学员在部队的实际生活中吸取营养,同时又由部队检验院校教育质量,以达到“人才共育、训用共管”之目的。
  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他始终把政治教育放在首位。除正常的课堂教育、基地教育外,他充分利用校址得天独厚的优势,组织学员到南昌八一纪念馆、井冈山等地进行实地教学。谁也没想到,他还开辟了一个独特的教育基地——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三年,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邓小平,在十年浩劫中被贬到南昌,就住在该校的一座小楼上。王承斌把此楼命名为“小平楼”,结合小平同志政治上的三起三落,对学员们进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以及改革开放势在必行的教育等等。
  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王成斌总是亲临一线、躬亲力行。他还亲自撰写各种形式的文章,他组织编撰出版的《民国将领列传》、《中国一百个军事家》、《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等重要专著,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全校的教育、科研成果纷纷获奖,并跃进全军院校先进行列。
  也正因此,从陆校派出参加自卫反击战的学员,均在战斗中表现突出、作风过硬、有勇有谋,一次战斗就出了五个战斗英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视察云南前线部队,听到这种情况汇报后,当即询问了南昌陆校及校领导的情况,随后大声称赞道:“好样的!这些参战的学员是好样的!南昌陆校是好样的!南昌陆校的校长是好样的!出人才,出英雄!请代我向他致谢!”
  在军区司令员位置上,他信仰未变,作风未变,建党强军,率先垂范;招呼他离职,他慨然应允;军委首长赠他“雄风”二字
  一九八五年六月,王成斌被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一九九零年四月,他又被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在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他信仰未变,作风未变,干劲未变,性格未变。一九九一年,他针对部队现有信息自动化和机械化装备的特点,在继承传统训练方法的同时又进行了改革。秋天,他在京郊举行了全区训练成果汇报表演,江泽民、李鹏、杨尚昆等党政军领导出席,均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扬。一九九二年,他从实际出发,在张北地区举行了严寒条件下士兵检验性拉动,为寒区作战总结了宝贵经验。一九九三年,他主持举办了师以上干部战役集训,并带实兵举行了“北国利剑”的实兵演习。
  可他常说:“漫长的中国革命战争,我只参加了个尾儿,又是战争的幸存者。我所有的进步及工作上取得的一点儿成绩,都是党的培养、领导上支持及同志们帮助的结果。离开了组织和群众,我王成斌一事无成。因此,我只有尽职尽责、全力工作,才能对得起牺牲的战友,才能对得起党和人民。”一九九三年七月的一天,军委首长同他谈工作,顺便说道:按条例规定老同志到时间就下,你已经超期一年了,打算怎么办?
  他郑重的回答:“服从命令,执行规定。军委什么时候下命令,我就什么时候离职,一切都愉快地服从。”他坦然而又轻松愉快地离开了领导岗位后,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亲笔书赠他“雄风”二字。
  雄风,乃英雄之风。“何以称英雄,识以领其先”,“真正的英雄不是永远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远不为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凝视这遒劲雄健的“雄风”二字,我猛然悟到王成斌将军确实像“风”,对敌人是冽冽飓风,对小人是啸啸秋风,对人民和同志是煦煦春风和徐徐清风,对大千世界则是浩浩雄风。(本文有删节)
  原载于2000年3月号《中华儿女》
  (编辑 遐飞)

推荐访问:战将 雄风 王成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