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6日，普京解除谢尔久科夫的国防部长职务，任命原紧急情况部部长、莫斯科州州长绍伊古为新任国防部长。普京治下的威权政体被认为是低度政治参与的典型体制，其特点是普京的“自己人”长期占据俄罗斯决策层以及强力部门的职位，政治精英流动性差。因此，作为普京心腹的谢尔久科夫一遭解职便迅速引起俄国内外的热议。
谢尔久科夫案的“版本”
谢尔久科夫下台表面上是由于一个小概率事件引起的。俄罗斯检察院专门负责反腐败的调查委员会在2012年10月25日透露，隶属于国防部的国防服务公司涉嫌侵吞国有资产，至少挪用30多亿卢布国防预算用于房地产买卖。国防服务公司成立于2008年，谢尔久科夫2011年前担任该公司总裁。25日当天，谢尔久科夫本人对这些指控虽没有矢口否认，但持谨慎态度。然而，26日《独立报》的一篇报道引起民众关注：10月25日，检查机关对国防服务公司董事长瓦西里耶娃的住宅进行搜查时，谢尔久科夫恰好也在瓦西里耶娃家里。坊间趣谈，这是压倒谢尔久科夫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时间，谢尔久科夫下台原因出现多个版本：其一，“反腐说”——解决国防服务公司的贪腐问题，提高普京的民望；其二，“家庭说”——谢尔久科夫是普京重臣祖布科夫的女婿，两人之间龃龉不断；其三，“内斗说”——谢尔久科夫与前任防长现任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现任主管军事的副总理罗戈津以及与管理军工企业的国家技术集团总经理切梅佐夫不和；其四，“利益说”——谢与国防部内部保守人士在军工产品进出口问题上以及军事改革问题上观念相左导致利益分配不均。
“反腐说”和“家庭说”可以视为直接原因，“内斗说”和“利益说”已涉及深层次原因，但是，这些都还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谢尔久科夫的改革举措与现阶段普京的执政理念不相吻合，已成为普京强国战略的阻碍因素。
谢尔久科夫案的“命门”
普京再次就任总统以来，明确了要以能源业现代化和军工业现代化为核心带动发展模式转变的战略定位。军工现代化不仅是国防安全的问题，更是普京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主要抓手。2012年8月31日，普京在联邦安全会议扩大会议上提出一系列整顿军工业的要求。普京认为，军工业始终是拉动其他行业发展的火车头，而首要任务是更新生产基础和实现技术现代化。俄罗斯将在未来十年内拨款7200亿美元用于军备更新和军工现代化。
谢尔久科夫的军事改革举措显然与普京的要求相距甚远。他的改革是对国防军事体制的结构变动，而在国防军工企业改革问题上却停滞不前。谢尔久科夫还公开声称，俄购买外国的武器装备就是因为国内同行业没能实现现代化。从军工企业的卖家有逐渐沦落为买家的危险，这对矢志于通过军工现代化带动创新型经济发展的普京而言，如鲠在喉，难以接受，解职不能贯彻其执政理念的谢尔久科夫是迟早的事情。
普京不会容忍强国战略的天平出现倾斜。2012年11月9日，普京与新任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首次见面就明确提出，与国防工业系统主要工业企业构建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其重要任务。普京这样做是在修复谢尔久科夫在任期间造成的国防部与军工企业之间的罅隙。12月17日，普京在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指出，应重塑俄罗斯在军备现代化服务与维修市场的地位，从而更新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进行大规模的科研工作，并引进先进技术。
军工业不实现现代化，则国家现代化难以实现；国家现代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则无法保增长、保稳定、保民生；三大任务实现不了，则何来普京政权的合法性？而政权恰恰是执政者的命脉。谢尔久科夫案的命门即在于此。
要争当世界力量中心独立的一极
谢尔久科夫案是俄罗斯反腐风暴的开始。旋即，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马卡罗夫和国防部另外两名副部长、原地区发展部副部长帕诺夫、原空间系统公司总经理乌尔利奇奇、原国家原子能集团副总经理叶夫斯特拉托夫、原农业部长斯克伦尼克等高官纷纷落马。
那么，如何进一步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待俄罗斯高调反腐的必要性呢？
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是人类社会自1989年苏东剧变以来，国际格局变动和国际形势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如何看待这些变化，如何确定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是俄罗斯集中精力应对各种挑战的前提，也是12月12日普京国情咨文的一个亮点。结合总统大选前普京的七篇竞选文献，可以看到，普京认为：当今时代处于“世界发展的新阶段”，基本特点是世界发展遇到系统性危机，全球转型的结构性进程向新的文化、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时代过渡；单极世界已经没有能力维护全球稳定，而新的实力中心尚未形成。俄罗斯要争当世界力量中心独立的一极。这是普京对时代特征的基本判断。
时代特征决定发展阶段。普京认为，在这样一个全球大转型的时代，俄罗斯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新阶段。普京将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发展的前20年定义为 “俄罗斯的重建时期”和“俄罗斯发展的后苏联阶段”，把俄罗斯发展的未来十年定义为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其核心是在全球大转型时代背景下俄罗斯必须依靠自身的文明模式、历史地理及文化基因建立国家发展的新基础和新素质。
发展阶段决定发展模式。普京前八年是调整、恢复和实现稳定的时期，因此需要重建国家权威、建立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和法律空间。伴随集中优化政治资源的理念，俄罗斯出现政治单一性结构，官僚集权制度迅速确立。但是，现在普京面临的发展阶段已经不同了。如果说梅普组合四年还仅仅是应对经济危机、开启全面现代化进程的时期，那么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紧迫关头，集权管理模式原则上需要逐步转变为更加温和并富有弹性的管理方式。反腐败国家战略的必要性一目了然。
离开比留下还难
早在2008年2月8日，普京在关于2020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讲话中就深刻指出，俄罗斯的国家机关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搞形式主义、贪污受贿的体系，它不致力于积极改革，更不要说高速发展，这已成为阻碍俄罗斯发展的主要因素。俄罗斯的“反腐败国家战略”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出台的。2008年7月31日，梅德韦杰夫签署了“反腐败国家计划”，12月25日，签署《反腐败法》。2010年4月13日，梅德韦杰夫签署《反腐败国家战略》。这是一份整体性的纲领性文件，它表明俄罗斯最高领导层对反腐败的战略定位发生了重要变化，已经从单纯的行政改革范畴上升为能否确保俄罗斯国家创新发展战略顺利进行的战略高度。谢尔久科夫案即为俄罗斯反腐败国家战略必要性的一个典型缩影。
然而，俄罗斯当前的政治体系特征，直接造成俄罗斯在现代官僚制度基础上建立政权体系始终是它的一个政治僵局。普京虽然痛斥官僚政治的弊端，但他更多的是一种无奈：他已经成为他一手创立的官僚集权体系的被绑架者和牺牲品。可以说，由于受限于他自己的政治哲学观和战略观，普京本人不仅成为官僚体系的人质，而且还实际上成为这一体系的维护者。离开比留下还难，是普京目前境遇的真实写照。既得利益集团的官僚阶层根本不可能允许普京离开。现代国家的二律背反是，官僚制度管理是必需物的同时，又是实现国家目标的障碍。
那么，俄罗斯反腐败国家战略的可能性又面临哪些挑战呢？
威权政治的有效发挥必须依赖于强力高效的官僚政治阶层，这直接刺激了俄罗斯官僚集团的壮大。但是，官僚集团由于缺乏监督和竞争，腐败在所难免，而且在危机情况下，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不仅如此，作为拥有执行权力的官僚体系，必须严格恪守法律规章，预防腐败，这是在全社会树立法律权威的必要前提。在一个高度法治化的国家，政府机关不仅是作为执法的主体存在，更是首先作为守法主体而存在。但是法律虚无主义一直是俄罗斯政治弊端所在，法律权威本身难以建立。
从根本上说，俄罗斯发展道路与反腐败制度改革之间的高度关联在于，要建立创新型发展模式，促使经济多样化，就意味着要推行深层体制改革，这种改革需要多元化和竞争性，而这将对官僚集团政治和原料贸易构成打击。因为这些改革势必导致中产阶级数量的增加和新资本家的出现，并改变政权的特性，而重新分配经济资源必然导致集团利益的冲突。俄罗斯的反腐败制度改革实际上处在这样一个政治大背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