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时期的绥远地区，鸦片的大量种植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农业危机。鸦片不仅对民众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同时给绥远社会的农业生产乃至地方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影响。鸦片的大量种植使得绥远地区长期处于落后状态，鸦片的种植占据了本来用于生产农作物的土地。导致了农业危机的发生。
关键词：鸦片泛滥；农业危机；绥远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3-0170-02
近代以来绥远地区的鸦片泛滥持久而严重。尽管政府时有禁烟政策，但整体来看，绥远烟毒的泛滥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禁烟政策收效甚微。鸦片像魔鬼一样，吞噬着绥远人民的一切。
一、绥远地区鸦片泛滥的原因
绥远作为鸦片的主产区，鸦片的种植十分兴盛，“查归绥附近五县，在二十三年度冬季播种烟苗清册，共计69.171亩。自二十四年度冬季播种，准种之亩数只有46.114亩。”时人对绥远的鸦片种植情况有这样一个记述：在由归绥到百灵庙的途中，“全是一片荒原，除了长着一些草，或种植一些鸦片外，极少看见种植五谷”，在绥远东部“地势高亢，旱田居多，所有少数水田，人民图获厚利，于是尽种鸦片，结果农产品的量减少，吸食鸦片的人数增多，甚至日常应酬，非鸦片不足为荣”，作为绥远省有“塞上江南”之称的河套地区是绥远的重要农业区，除盛产粮食外，鸦片的产量也相当可观，尤其是民国以来，由于社会秩序混乱，河套成为绥远地区鸦片的重要种植区之一。
绥远鸦片泛滥的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鸦片的药用功能。鸦片是一种天然毒品，对人体具有刺激作用、经常吸食会导致上瘾，很难戒除。但是，同时鸦片也是一种药物，“鸦片在医药治疗上，具有极大功效。它可用以止痛，止泻，镇咳等功效。”并且还可以缓解过度劳累时的疲劳，同时对于肠胃系统疾病也有一定缓解作用。长期以来绥远地区自然灾害频繁，社会祸患不断，农村萧条，农民生活困苦。近代以来，绥远地区虽然得到大规模的开垦，但地处塞外、相对封闭的状况并未能有根本改变。近代的绥远，广大的农村处于贫困的状况之中，贫困落后、医疗条件差使得农民健康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便随时随地有发生疾病的可能。所以一般农民一旦患有疾病，因为贫穷，无法去求医问药，于是就不顾及病的轻重，病的原因，只求暂时的苟安，而以散在民间轻而易举的鸦片为他们治病的良药。
其次，鸦片的娱乐功能。绥远地区农村生活不丰富。缺乏必要的娱乐设施和娱乐活动，吸食鸦片成为人民娱乐消遣的主要娱乐方式。近代绥远地区民众的娱乐活动，“家庭以纸牌为偶尔消遣之具，社会以演剧为终年娱乐之场，此固各县所同”，农村农民一年四季除过年节期间有一定的时间娱乐外，“娱乐场所甚少，除婚丧嫁娶之外，仅旧历元宵等节，请神演义，平时颇少娱乐之机会”，河套地区“终年无娱乐，恋爱、赌博、吸大烟为农余三事”，他们能娱乐的方式是极为有限的。精神生活的极度贫乏使得具有兴奋作用的鸦片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第三，高额的利润刺激。种植鸦片与绥远的自然环境有极大关系，“绥远省山地占35%，沙漠占25%，平原占40%，而一部分平原，又因受碱性山水之冲淹，变为黑碱地，不宜耕种，其余因气候雨量之失调，生产力甚为薄弱，所产五谷杂粮，仅莜麦，糜麦，荞麦，玉蜀黍等几种，有时种一亩地之莜麦，只收200斤，每斤值洋2分5厘，合计大洋5元而已。”农产品种植收入的低下，与种烟所得利润相比，农民更愿意尝试去种植鸦片了。如史料显示“每亩钱粮只不过六七分钱，而收成亦只值三元左右。反之，如种鸦片每亩，平均可收150两烟浆，晒干后可得五十两烟土，每两地价——即在当地售与当地烟犯之价，可合到一元左右。”民国初年时的伊金霍洛旗，农民种植鸦片“每亩产烟奶子200两，值银洋600元，若种粮可产一石，仅值洋10余元”。
第四，政府禁烟政策导向。绥远历届各级政府都把禁烟禁毒作为“要政”。但是，禁烟政策并没有彻底有效地执行。所谓的“禁政”其根本还是为地方的税收服务。民国初期的绥远，政局动荡，政坛执政者更换频仍，为了加强自身利益，维持统治，鼓励农民种植鸦片和贩卖鸦片，取得财政税收上的基本稳定。且“绥远省向以烟税为唯一之财源”，绥远都统蔡成勋曾大兴鸦片，因“绥远市面钱价涨落无常，全省收入锐减。所以烟税的废除，在省府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只要中央下令禁止，便可奉命照办。唯中央现在已有了三年禁绝之令，现正设法，从禁吸入手，逐渐肃清。如不禁吸，则此地不种，他省的烟土必乘隙而入，绥晋的金融必大感困难。”可以看出的是，政府还是倡导种植鸦片的，因为种植鸦片，所收取的税收可以稳定绥远金融。对于绥远政府而言，财政税收是其政府存在的基本保证，维持政府的存在、社会的稳定都需要充裕的财源为后盾，而军政费用的支出急剧增长，使得每一届政府都无法摆脱财政上的困境。于是，价高利厚的鸦片烟便成了绥远政府紧抓不放的摇钱树，巨额的鸦片利润在绥远的财政中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收入来源，成为政府的财政支柱。
二、种烟导致的农业危机
绥远地区的可耕地本来就极为有限，而鸦片的大规模种植使当地的良田都成了鸦片种植之地。严重妨碍了正常的农作物的生产，加上数量庞大的烟民对社会财富的极大消耗，严重妨碍了农业的生产。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大大减少，造成了绥远地区农村经济的破产。这种大规模的鸦片种植一旦遇到春旱，或者水灾，“不但烟土欠收，大春作物亦误了季节，造成粮食生产的减产。”一旦农民遭受灾荒，势必是饥馑遍地。当时饥民遍野，对于鸦片种植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深有感悟，时人引述的一位小鸦片贩子的观点，“如果把这些土地和劳力都用来种小麦的话，那我们也不会挨饿了”，从中也能看出当时的社会情形了。
首先，鸦片的种植造成农业减产的同时使地方的粮价大受影响。河套地区本来是绥远省的主要产粮地区，土壤肥沃，自鸦片种植占用农田后，河套地区的粮食价格上涨很快，“斗麦涨至六七元”，究其原因，无外乎鸦片的种植占用了过多的粮田所致。鸦片的种植排挤粮食作物，造成粮食产量的下跌，造成粮食恐慌；而沉重的烟税大大增加了农民的负担。这使得本来已经十分脆弱的绥远农业经济更加衰退，致使出现物价飞涨。同时农村社会吸食鸦片十分严重，造成农村体力劳动者身体的虚弱，农民自种自吸，直接成为烟毒吸食者，许多农民变为流民、惰民，在临河县永和乡，农田多被荒废，其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农民懒于耕作。但是“无论你走进哪个村子户家里，都能闻见浓浓的大烟味”。 其次，农业危机导致社会问题的发生。大量烟民的存在“徒白消耗农民血汗所获之粮食。”这些烟民不愿也没有能力去从事农业生产，使农业劳动力进一步短缺，严重影响绥远农业的发展。种植鸦片短时间内虽然给农民带来经济利益，但却严重影响粮食及其它经济作物的生产，导致粮食短缺，饥荒频仍。如遇灾害，绥远农民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艰难。斯诺来绥远旅行时所看到的那样，“受灾地区口粮昂贵，一斗小米原价7角，当时涨为3元8角（银元），口外饥民饿死无数，大批返回口内原籍。四野饥民以草根、树皮、麻雀、老鼠充饥，更甚者老弱病残竟以粪便裹腹”。他写道：“一个身体干瘪的年轻女子，她正使劲地往一个小土包里挖洞，期望寻到树根。”“我们走过三个除了缠腰布以外全身一丝不挂的尸体，他们俯卧在大街上，嘴巴洞开。这时，苍蝇已经忙于在尸身上叮噬，”在民生渠工地上，那些竟然还能做工的灾民的形象是：“他们确实只剩下一把骨头了，骨头外边绷着一层薄得几乎透明的肌肉……在锁骨下悬挂若两只软弱无力的胳膊，就象谷地的稻草人旁上擂的枝条一样。”
三、农业危机导致的民众运动的出现
鸦片的大量种植影响到了农业发展，致使绥远社会走向崩溃的边缘。在此状况下的绥远社会，民众的禁烟运动愈演愈烈，在绥远烟毒中的史料我们随处可见民众的反对鸦片种植的呼声，如1931年的包头民众的自发禁烟，“爰于齐（八日）日各区民众代表集议，一致议决推定委员13人，即日组成包头县民众禁烟委员会，秉承钧府禁烟初旨，自动禁烟，以除毒害。为此万恳钧府俯察民情，迅赐收回派款成议，速饬郎委员厉行严禁，或另派干员莅县办理禁烟事宜，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凉城禁毒委员会也组织民众反对种植鸦片，“概思鸦片害人，甚于洪水猛兽，其极非至亡国灭种而后已。是以世界各国不惜牺牲一切，汲汲焉设禁烟会，以期除恶务尽。”“绝对赞同包头民禁会佳电，誓死反对。各县同病相怜，想亦具有同情，希即协力进行，一致反对，不达彻底禁烟之目的，誓不甘休。”萨拉齐县：“人民叫苦连天，愤慨异常，亦于二十三日组织禁烟委员会，分派人员，下乡自动铲除，以弭黑货。”“同时对于萨境内之烟苗，一致铲除。本会誓当不避艰难，不辞劳瘁，以作我民众急先锋，不达目的，誓不终止。”
我们会发现，近代绥远的禁烟运动似乎进入了一个奇怪的圈套，地方当局为增加财政收入而纵容鸦片的种植，民众为了获取鸦片种植利润而大种鸦片。结果导致农业危机的发生。因此，烟毒的彻底禁绝，只能到解放后得到彻底的解决了。
参考文献：
[1]朱庆葆，蒋秋明，张士杰，等，著.鸦片与近代中国[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乌日吉图.内蒙古大事记[M].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
[3]牛敬忠.近代绥远社会的变迁[M].内蒙古：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