呕心沥血献方志,殚精竭虑结硕果_殚精竭虑和呕心沥血

  [摘要]黑龙江省地方史志办公室退休干部梁滨久,曾任《黑龙江省志》副总编、《黑龙江史志》刊物主编等职。30多年来,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文章600多篇,在他建的博客上发表论文、文章700多篇。出版《方志学新论集》、《梁滨久方志文集》上下册。他长期坚持学习、工作、研究三者相结合,由一般方志工作者成长为全国知名专家。任中国地方志学术委员、《方志百科全书》编委会委员兼专家组成员、《汶川大地震救灾志》评审、《中国地方志》编辑部出版30年优秀论文集评审、方志出版社精品工程专家评审。他创造性地研究新方志学理论,解决了我国新方志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和基石问题,解决了方志界没有解决的诸多重大问题。填补我国方志学的空白。他研究的多项成果为推动新方志事业的发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关键词]黑龙江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中国地方志学术委员会;梁滨久;30年;辉煌成绩
  厚厚的两本《梁滨久方志文集》,仿佛两块巨大的十分诱人的观赏石,吸引着眼球。其中的一篇篇文章犹如一颗颗珍珠,闪闪发光,魅力无穷。给人理论,给人知识,给人方向,给人力量,让人爱不释手,让人百读不厌,让人备受鼓舞。好像方志汪洋大海,蕴储着极为丰富的宝藏。
  梁滨久先生1982年从事地方志工作,到1999年,在这不算长的17年时间里进行大量的新方志学理论研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竟能撰写发表论文、文章近400篇,数百万字;竟能出版该书;竟能获得同仁们的高度评价。他的文章论题新、角度新、内容新、构思新;他的写作选题、写作速度、写作质量、写作效果,当属全国第一。令人不可思议,令人备受感动!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能够这样做,为什么做得这样好?
  这要从上世纪80年代初说起。那时他还是初登志坛学子的年轻人。在参加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第二次年会期间,他有幸面对面聆听我国当代志坛泰斗董一博的教诲,亲切地充满希望地语重心长地嘱咐他:“你要争取做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章学诚!”董老慧眼识珠,热情似火,谆谆教导,关怀备至。以后又多次指教。鼓励他:“你应该在方志学方面狠下功夫,如理论方志学,应用方志学及方志学发展史等,要搞方志评论,要搞旧志整理。要拿下理论阵地。”“要做具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人,做德高学深的人。”他把这些指教识为不可多得的馈赠“礼品”。能获得这样“礼品”的,在全国十万方志大军中寥寥无几啊!董老时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副会长,承担指导全国地方志编纂工作的繁重任务。正当编纂第一届志书的开启阶段,工作特别繁忙,国家指导小组的各省的大事都忙不过来,况且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竟能给予一个在基层工作的年轻人体贴入微地指导,举世罕见!这是多么难得啊,多么幸运啊,多么贵重的“礼品”啊,多么值得珍惜啊!他将给自己的这些指教铭记脑海,决心要努力学习,要刻苦研究,要多出成果,要指导志书的编纂工作,决不辜负董老的期望。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方志学者、华夏地方志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志坛大家邵长兴热情赞扬梁滨久先生:“天鹅展翅的冰城,在本届修志中涌现一位以建设新方志学理论为己任的探索者,他著述颇丰,平均每月撰写2篇至3篇论文,大部分在全国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
  子卯午酉日又日,春夏秋冬年复年。30年过去了,梁滨久先生研究新方志学理论的工作如何,是成绩平平,是硕果累累,在同仁中反应如何,对指导地方志工作实践的作用如何?最近,笔者带着诸多疑问,拜访他这位全国志坛著名专家。
  学习型志坛工作榜样
  安庆:(敬重地)您好!早想拜访您,今天终于成行。
  滨久:(热情地)欢迎,欢迎。
  安庆:(赞扬地)您很忙,打扰了。志坛大家邵长兴先生在一篇文章里称赞您多年来一边忙于地方志的业务工作和理论研究,一边坚持学习历史学、方志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语言学、文化学、文艺学、民俗学、思维学等各学科知识,作读书笔记、剪报四五十本(现已有六七十本),仅哲学就读了当代哲学名家著作10多本和200多篇哲学论文。20多个省市的方志刊物每期必看,全国出版的大部分方志论著都要找来学习。
  滨久:是的。
  安庆:(不解地)您1982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已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到黑龙江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工作,喝这点儿墨水够用了,为什么还要下这么大功夫学习呢?
  滨久:(真诚地)我念研究生是中外关系史专业,和地方志关系不大。地方志号称“地方百科全书”,多学一些知识,才能更好地应对日常工作,距做一个学习型地方志工作者,还有不小的距离,更应该勤奋学习。
  安庆:记得做学习型地方志工作者的命题,是您在《河北地方志》2002年第6期发表的《建设学习型地方志机构》中提出来的。志坛大家邵长兴先生编写《2002年中国地方志十件大事》,把此文的发表作为当年的一件大事收入。为什么要做学习型地方志工作者?
  滨久: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建设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会已成一股世界潮流。党中央多次提出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任务。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又鲜明地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提出来。在此大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前年4月8日在全国省级方志工作机构主任会议上讲话,要求把方志办建设成为学习型方志办。我们个人要成为学习型地方志工作者。这是关系到能否跟上时代潮流的大问题。
  安庆:做学习型地方志工作者也是适应地方志面向百科的工作特点吧?
  滨久:(深有体会地)是的。方志涉及自然、社会、人文各个方面,方志面向百科,百科走进方志。我做过省市县志的指导工作,任《黑龙江省志》副总编、《黑龙江史志》刊物主编,没有多学科知识是胜任不了的。我审阅评议志稿在百部以上,如果不掌握多学科知识,只是在体例行文上提点意见显然是不够的。当然不是每门学科都要精通,起码要精通一个学科,起码都要知道一些,最起码要知道有关知识到哪里去查。   安庆:做学习型地方志工作者除为做好工作之外,也有自身的需要吧?
  滨久:对,这是地方志工作者自身成才的需要啊。现在党和国家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党和国家重视人才、尊重人才,重视民生,关心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自己要“以才为本”,要在工作中不断增长能力与才干,即成才。成才的基础就是学习。只有经常学习,乃至终身学习,才能提高素质与境界,才有立足之地。
  安庆:做一个学习型地方志工作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吧?您是如何做的呢?
  滨久:(深有感触地)做学习型地方志工作者,关键是把学习、工作和研究三者紧密结合起来,这也是地方志工作者的成才之路。最为重要的是做好本职工作,这是成才之本。我1982年参加地方志工作,到2003年退休,21年时间,早晨第一个到办公室,常常是最后一个走,几乎没有休息过节假日和双休日。在上世纪80年代,每周有一两次到办公室,干到下半夜凌晨才和衣而卧,天明照常上班,正常工作三四天,恢复异常疲惫的身心,为再次拼搏作准备。所谓“正常工作”也是工作学习到夜里11点钟。退休之后,仍保持上班时的工作节奏,工作量并不比上班时少。完成了中指办交办的《中国方志通鉴》方志理论部分的组织编写任务。主编《尚志市志》,这是重修志,全书达到200多万字,过手编辑加工4遍。还承担农垦分局和农场一些志书的责编工作。外省也有一些志书志稿请审请评。每年的审稿量都在几百万字甚至上千万字。
  安庆:(赞扬地)为指导编纂志书工作,为编纂省志,为主编刊物,为研究新方志学理论,数十年来,您奉献了不仅有上班还有下班的时间,奉献了应休息的节假日的时间,奉献了年轻时期的美好年华,奉献了退休后应享天伦之乐的珍贵年华。您把每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工作,您的精神是多么可贵啊,像您这样在十万同仁中寥寥无几啊,您为同仁们带了一个好头,您是大家学习的榜样,您感动着同仁啊!
  滨久:(真诚地)就应该这样做。
  安庆:(更为不解地)您这样劳心费神,消耗体力,不是突击性干一阵子就转入正常生活,而是天天月月年年如此,长期如此,不觉得很累吗?
  滨久:(不以为然地)累啊,尤其是连续熬夜,也觉得很累,不过休息一下就恢复了。
  安庆:您的所谓休息,仍是做许多工作。您的生活就是从家里到办公室,办公室到家里,看书写字,写字看书,天天如此反复,不觉得生活单调,枯燥无味吗?
  滨久:(满意地)生活是够单调的,但是乐在其中啊。人与人不同,各有各的追求,各有各的快乐。我既然决心要研究新方志学理论,要拿下理论阵地,就要多看书,就要多写文章,就要有大量的时间作保证。时间从哪里来?一天就那24个小时,干这不干那。有所失,才能有所得啊。
  安庆:您失去了陪家人逛公园逛商场的时间,得到了多工作多学习多研究的时间。
  滨久:(深情地)对啊,基本上是这样。否则,将是空谈,或是成绩平平,最后无法向董老交待,也无法向自己交待,说了就要做到。
  安庆:(感触颇深地)专家不是天生地啊,他的智慧,是勤劳结出的果实;他的“桂冠”,是工作得到的的报酬。单调绘制宏图,劳累奉送硕果啊!您首先从日常工作做起……
  滨久:(深有体会地)只有努力工作,在工作中做出成绩,表现出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才能得到领导的肯定,才能得到同事的肯定,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与器重,才能得到上级单位的承认与器重。中国地方史志协会要我当学术委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要我当《方志百科全书》编委会委员兼专家组成员,并承担审稿工作;还要我参与《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的评议审稿工作;《中国地方志》编辑部欲从30年的刊物文章中编选优秀论文集,要我当评选委员;方志出版社要搞地方志精品工程,也要我审读志稿,参加专家评审工作。这些都说明,只有勤奋工作,提高了能力,表现出水平,才能被社会承认,并得到更多、更高层次的工作机会。更多、更高层次的工作,又进一步锻炼能力、提高水平,如此是个良性循环。
  安庆:事业是立身之本啊!您再谈谈做学习型地方志工作者的第三方面,研究。
  滨久:好!我进行新方志学理论研究,有一个全面的研究计划,已超出为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而进行研究的范围。要进行“研究性学习”。
  安庆:什么是研究性学习?
  滨久:(讲解地)所谓研究性学习,就是从工作、生活和创新性活动中确定问题,在研究此问题的过程中读书学习、获取和应用知识、解决问题,并把研究成果写成文章或著作,这样一种学习就是研究性学习。读书是写作的基础,只有通过阅读,获得新的知识、了解新的思想、树立新的观念,才能提高写作的准确性、创造性。写作是读书的深化,写作有利于把零散的东西变为系统的,把孤立的东西变为相互联系的,把感性的变为理性的,实现阅读与思考的统一。不一定把研究的问题都写成专著,也可以写成文章,就是写成发言稿或札记也是好的。
  安庆:您在研究性学习方面也是深有体会的,您再说说这种学习方法有什么好处。
  滨久:首先,研究性学习能增强学习效果。研究性学习和一般性读书学习相比,目的更明确,针对性更强,所学更为扎实,学习效果更好。其次,研究性学习能提高思维能力。研究问题并写成文章,对思维能力的提高价值极大。第三,研究性学习能解决实际问题。学习的目的除改造主观世界外主要在于做好地方志工作,解决工作中和在理论上的问题,也就是学为应用。研究性学习,恰恰是直面实际问题的,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求得问题的正确解决。
  总之,我是把工作、学习、研究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为工作而学习研究,在搞好学习和做好工作的基础上研究,在研究中学习,以研究和学习促进工作水平的不断提高,成为一个学习型地方志工作者。
  安庆:30年来,您总共撰写发表论文、文章多少篇?
  滨久:发表600多篇。出版著作有《方志学新论集》、《梁滨久方志文集》上下册。
  安庆:这些都是您在工作、学习、研究基础上完成的?
  滨久:(激动地)是的,如果不是这三者的紧密结合,不可能有这些成果。   安庆:(夸赞地)您三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忙业务忙学习研究理论,这三者紧密结合相互促进,水平提高能力增强胜过他人。发表论文一篇篇理论创新,出版著作一本本志坛超群。学习型将您改变身份,成长为知名专家声誉大振。退休后更加忙碌肩负重任,业务更多更加努力更加欢心。您像一座指南针,您的模范行动鼓舞同仁。
  滨久:(谦虚地)过誉了,我做得还不够,还要再努力!
  建博客关注志坛热点
  安庆:(十分不解地)您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学会了使用电脑,还建了博客站点,撰写博客文章。到这个年龄,是什么引发了你的灵感,促使你涉足这一新的领域?
  滨久:(兴奋地)在志友的鼓动下,在“不会电脑就是新时代的文盲”话语的刺激下,2008年我学会了使用电脑。为传播我的方志理论观点,搭建与同仁交流的平台,就在搜狐网站上建了博客站点,取名“梁滨久方志论谈”。
  安庆:您建博客的目的是什么?
  滨久:目的是关注志坛热点,传播方志理论。
  安庆:(佩服地)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是一个宏伟的目标,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您一个人自觉地承担下来,一般人做不到。您的胆识,您的眼光,您的能力,目前神州志坛无人可比,多么值得学习啊,多么值得祝贺啊,多么值得赞扬啊!工作量之大不可想象。您是怎么做的?
  滨久: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基本上是一天一篇三五百字的短文,坚持了近一年。因点击量很小,加之太专业不能与各行各业的博友交流,就改为“炎热的冰”(liangbinjiu.blog.sohu.com),不再写方志短文,写一些杂文、随笔、故事、知识、格言等。之后又在“博客中国”里建了“方志论谈”(liangbinjiu2.bokee.com)博客站点,除把原来搜狐上的少量博客短文移过去之外,主要贴上我近几年在方志刊物上发表的研究新方志学理论的论文、文章,现已有140余篇。
  安庆:从建博客到现在您总共贴上去多少文章?
  滨久:从建博客到现在4年多,共贴上去论文、文章700多篇。
  安庆: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您贴上去的这些“博文”,大体上是哪些方面的内容?
  滨久:(讲解地)首先,大量的是方志编纂理论与实际问题。涉及指导思想、篇目设计、体例样式、资料审核、某些篇章编写、记述内容、语言表达、竖写分段、数字与标点符号用法、表格制作等。其次,是方志基础理论问题。阐明我对方志性质、方志功能、方志本质、方志理论诸概念、方志学术性、方志工作性质等的观点。第三,是方志管理理论问题。涉及方志体制改革、地方志编委会走向、从修志到全面地方志工作转型、方志著作权、方志机构的日常记事职能、方志顾问角色定位、方志工作者的成才之路、四轮修志编纂方式预测等。除此之外,还有“志学”、国家志编纂、个人心得体会等。
  安庆:您的“博文”一般是一事一题一议,从写法看,有哪些特点?
  滨久:发在“搜狐”上的“博文”大多是三五百字的短文,发在“博客中国”上的大多数是方志刊物上刊登文章的照录。短文有些问题只是提出论点,略加论述,难以详尽地阐述。
  要说写作特点,主要是敢于提出我的独到的观点与看法。有些议题是没人谈及的,有些观点和看法是别人没有提出的。如方志编纂顾问的角色定位,没有人研究过,我经过研究,得出方志编纂顾问是“供咨询”的。还有,在建设学习型地方志机构方面,我觉得,存在一个误区,就是认为学习型地方志机构就是人人都在学习的机构,将地方志机构作为一个团队的学习等同于修志人员的学习,这种理解是肤浅的。实际上,机构的学习与其成员的学习具有本质的不同。前者的学习主体是机构,后者的学习主体是个人。机构的学习,是有共同愿景,有学习规划,有学习制度,有评价激励机制,为提升机构整体智慧、共同应对工作创新需要的一种学习,它同由个人意愿支配下的学习是有区别的。学习型方志机构尽管也强调个人学习,但更注重通过有组织的学习来促进机构的健康成长,并强化其创新能力。因此,如何提高机构的“群体智力”,是建设学习型方志机构的关键。我于是写“博文”分析这一问题,希望引起地方志机构的重视。其他,像方志的本质问题、加强方志性质理论的概念研究问题、地方志工作的性质问题、地方志体制改革问题、《中国通志》的编纂问题、地方志书的作者问题、志书与年鉴的作品性质区别问题、志书章节体的革新问题等,都提出了不同他人的看法和观点。
  注意联系实际,处理好科学性与可行性、学术性与实用性的关系,也是一个特点。我的博客文章中有纯理论性的问题,但大多数是方志实际工作包括编纂中出现的问题。比如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一周,就写出《建议编纂〈汶川大地震志〉》。我对许多实际问题,有自己的鲜明观点,但是,在得出研究结论时,尽量考虑到实际的应用情况,这样比较稳妥。
  安庆:方志队伍,专兼职号称十万大军,伴随地方志系统信息网络建设的加强,参与博客写作的人士或将日益增多,在这方面您有何期望?
  滨久:(充满希望地)通过博客写作实践,我深感这是很好的表达和交流思想的一种形式。方志界同仁应充分利用这一现代化的传播方式,建立自己的博客,以研讨问题,表达观点,交流思想,畅谈心得,共促方志事业兴旺发达。
  安庆:(夸赞地)建博客传播方志理论您很积极,为全国同仁们树起一面旗。四年多写“博文”七百有余,研究方志理论创奇迹!文章不长容易看见解精辟,阐述方志改革提出好建议。在网络研讨方志是创举,引导同仁们积极参与。方志博客迅速发展开辟新天地,您对方志界的影响不可估计。说不完对您的美好赞语,请接受给您的深深敬意!
  滨久:(谦虚地)太客气了,这是我应该的。
  下苦功建设方志理论
  安庆:(颇感兴趣地)您研究新方志学理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滨久:是从1983年3月。
  安庆:也就是编修第一届新方志刚起步,您就开始研究新方志学理论。
  滨久:对啊。
  安庆:(担忧地)这是一条无人涉足的很难走的道路,是一个无人敢攻的很难攻的难关,是一座无人攀登的很难攀登的高峰,是什么原因让您积极的研究这还无人研究的理论呢?   滨久:(回忆地)是因为我学习了时任中国地方史志协会会长梁寒冰在《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1期发表的《贯彻十二大精神 开创地方史志工作的新局面》的文章,决心研究新方志学理论。这篇文章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任务,指出“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理论的建立,是开创地方志工作新局面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是我研究新方志学理论的动力。
  安庆:(羡慕地)您参加全国地方史志年会,引起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领导重视的研究成果是什么?
  滨久:是《借鉴〈史记〉,写好方志人物传》。1983年10月,这篇论文被选中参加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第二次年会。会议期间,结识了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副会长、我国当代志坛泰斗董一博。
  安庆:董老对您的研究工作影响如何?
  滨久:(感激地)董老给我指明了研究工作的方向,教我做德高学深的人。对我的研究工作影响很大,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今天我取得的这些成绩,离不开董老的指教。
  安庆:您的研究工作是领导分配您做的,是您自觉做的?
  滨久:修志工作有三大任务:一是编修新志;二是整理旧志;三是建设新方志学。前两项是领导安排具体人完成的具体任务。唯有后一项是自觉自愿为之。我是在完成工作任务后的业务时间,自觉地为建设新方志学理论添砖加瓦。
  安庆:您树立了为新方志学理论建设作贡献的理想,30年是怎样一个历程?
  滨久:(记忆犹新地)我1982年到黑龙江省志办工作之后不久,就开始进行新方志学理论研究。当时从事市县志的指导工作,很多市县采用历史分期的写法编写志书,我感到这种写法有很多弊端,于是写了我的首篇研究文章,发表在《黑龙江史志通讯》1983年第1期~2期上,扭转了这种写法。自此到现在已在方志刊物上发表论文、文章600多篇。要说研究历程,我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82年到1999年,二是2000年至今。
  安庆:为什么要作如此划分?
  滨久:一是因为我1999年对以前的理论研究作了一次总结,出版了《梁滨久方志文集》;二是因为用世纪分隔比较好记;三是2000年之后12年在方志理论研究上更加成熟,有许多重大突破。
  安庆:我看过您的那本文集,上下册,是从400篇文章中选取273篇辑成的。您对1999年之前的方志理论研究如何总结?
  滨久:(高兴地)文集里有一篇文章《我的方志学观点》,是对我新方志学理论观点的归纳。文中说我是从建构新方志学理论体系的目标来进行新方志学理论研究的。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方志学理论体系,其途径有二:一是批判地继承旧方志学的思想理论遗产,二是科学地总结新编方志的实践经验。在批判地继承旧方志学思想理论遗产方面,我主要是研究了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因为旧方志学是以章学诚的学说为代表。写过6篇文章,最主要的一篇是发表在《中国地方志》1993年第6期的《章学诚方志学思想的发展历程研究》。此前的研究都是从横向上指出章学诚方志学都包含哪些内容。我从其思想发展角度来研究,将章学诚的方志学思想分成早期、中期、晚期,即雏形期、探索期、成熟期,指出章学诚的方志学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初步形成到在探索中前进再到理论上成熟的发展过程,即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安庆:您对新方志编纂实践经验的总结所形成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滨久:(满意地)一、关于方志编纂的根本性矛盾。方志基本性质的矛盾是资料性和著述性的矛盾,这是方志编纂的根本性矛盾。这一根本性矛盾随着编纂过程逐步展开,最终达到资料性与著述性的圆满结合,这是地方志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二、内容交叉问题的处理。我从分析事物普遍联系和方志需分类记述的矛盾,推导出方志内容合理交叉的原则,即把反映事物的联系限定在一定程度上,斩断那些非主要的、非本质的联系而保留主要的、本质的、和主体事物发展紧密相关的联系,并让保留的这一部分联系的内容与集中反映这一内容的专志相交叉,并考虑从不同的角度或详略程度来处理同一交叉内容,避开简单重复的做法。三、地方志工作的基本思路。资料不断产生与需要整理编著以供社会应用的矛盾决定地方志工作的性质和主要任务是对地情资料的广泛搜集、系统整理和科学编著,以提供社会应用。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对地情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编著和提供社会应用来进行,这就是地方志机构工作的基本思路。四、方志事业发展的内在机制。我在文章中指出社会盛衰是修志事业发展的外部条件,不是内因。一定地方的信息资料积累到一定程度,发生了对地方的真实、本质、重要、稳定、基础、系统、全面信息的社会需求,同信息资料的汗牛充栋、分置各处、鱼龙混杂、厚沙掩玉等现状发生尖锐矛盾,为解决此矛盾就产生了对这些信息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和全面加工的迫切需要,这才是方志事业发展的内在原因。
  还有些新观点,如指出方志发展存在综合和专门化两种趋势,归纳“概述”的几种类型,赞同大事记的“两分法”,新方志应以史为纲,研究方志横排与竖写关系,提出内容交叉问题处理的原则,辩驳“志经史纬”说,强调在非文化部类中也要记述文化现象,以“奠基”来归纳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历史地位等,不再列举。
  安庆:在新方志学基础理论方面,您有什么研究成果?
  滨久:在基础理论方面最主要的有以下研究成果:一、区分方志和方志学的概念。二、方志的性质。我给地方志下的定义为:“记述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的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我还研究了方志性质理论对修志的根本指导作用:⒈指明方志的最本质特征和根本属性是资料性;⒉强调地方志是科学著作;⒊隐含着资料性与著述性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要求达到二者的有机结合,这三点都对新方志编纂有重要指导意义。三、史志关系。我从史书、志书所记录的客观对象的自身特征来研究史志关系,指出事物具有过程和系统两种表现形式,侧重从过程方面叙述事物是史,侧重从事物的系统构成来记述事物是志,这是史志的根本区别。四、志书和志学的概念。我认为志书是总称,地方志书只是志书大家族之一支。志学是研究所有志书(包括地方志书)的学问,方志学是其分支。   安庆:您说后12年您在方志理论研究方面有重大突破,都有哪些突破?这和前18年的积累有密切关系吧?
  滨久:当然有关系。前18年的研究为以后的突破奠定了思想理论和知识基础。重大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三个重要问题上。一是方志性质理论研究。
  安庆:这个问题可是方志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啊!
  滨久:(坚信地)是的,这是新方志学理论的核心和基石啊!前期,我撰写了8篇文章,已形成了方志是“资料性著述”的基本观点。这个观点是对章学诚“方志乃一方之全史”说的批判继承。从2003年到现在,我撰写了30余篇文章,从各个方面论述方志性质问题。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黄楠森认为,研究问题首先要“正名”,即明确基本概念,这是思想体系之纲,纲举目张。我先是从方志性质理论所涉及到的基本概念入手,对方志的质、本质、属性、特有属性、根本属性、本质属性、非本质属性、特征、基本特征、本质特征、非本质特征、性质、性质定义、语词定义等进行辨析,这为进一步研究方志性质理论并实现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形成的文章《方志性质研究要厘清一些基本概念》发表在《广东史志视窗》2006年第2期。
  继之,在《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2期发表《方志性质定义与方志性质判断》一文,指出方志性质定义和性质判断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二者既有密切联系,也有区别。方志性质定义是揭示方志根本属性的逻辑方法,方志性质判断是方志具有或不具有某种属性的判断。
  在研究方志性质理论的过程中,我发现对方志性质概念含义的理解分歧很大:有方志性质指著作类属、指学科属性、指本质、指属性、指特性、指本质属性、指定义、指特征等多种说法。研究方志性质,连方志性质概念的内涵竟有这么多的分歧,这怎么能深入下去呢?于是,我撰写了《方志性质指何而言》一文,发表在《云南史志》2006年第3期。我的结论是:在个别方志中,性质指属性。在所有方志中,有两种情况:如果是下性质定义,性质指的是本质属性;如果是作性质判断,那么,性质不一定非指本质属性不可。
  写完这篇文章后,我看了陈志尚主编的《人学原理》(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我的思路豁然开朗,方志性质是一个系统概念的结论立即得出。我意识到这是方志性质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之后,我撰写成《方志性质是一个系统概念》一文,发表在《河北地方志》2006年第7期。在另一篇文章《也谈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地方志的性质》(载《上海志鉴》2006年第2期)中,我谈及方志属性、特性和本质属性的包含关系:对于方志自身而言,它的所有属性都是它的性质。但一旦拿方志和其他种类著作相比较,就毋须把所有属性都牵扯进来,只要把属性中的一部分即特性拿来比较也就够了。这时方志的性质指的是特性。如果不是拿方志和其他著作作一般性比较,而是作本质上的比较,也毋须把所有特性都牵扯进来,只要把特性中的一部分即起决定性作用的本质属性拿来比较也就够了。这时方志的性质指的是方志的本质属性。
  有了对方志性质的新认识之后,我对方志性质的诸多说法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整合,写出《地方志的性质》一文,发表在《黑龙江史志》2008年第5期。文章认为,方志性质的诸多说法,很多只是性质判断,不管说没说到方志的本质属性,只要方志有此属性,那判断就成立。因而,这种说法即使没有说到方志的本质属性,也含有真理性的颗粒。方志的性质定义已形成主流观点,即认为它是“资料性著述”。至于《地方志工作条例》所说“资料性文献”的定义,我认为两种定义,一个包含年鉴,一个不包含年鉴;一个注重工作需要,一个注重业务指导,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都是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所需要的,不能偏废。
  关于方志的性质理论,我还有不少新的论断,如认为方志定义与对方志的诠释有区别;认为方志属性不作“属于”解;认为方志本质属性的相对稳定与非本质属性的多变,即方志性质变与不变的对立统一,是辩证法在方志领域的突出表现,是方志不断发展进步并保持生机活力的内在源泉;论述了方志属性之“多”与性质定义之“一”的辩证关系;认为要研究新方志的性质,而新方志的性质定义里要加上科学属性等。
  安庆:您第二个重大突破是什么?
  滨久:(充满信心地)是从志学思想出发,倡议编纂中国国家志——《中国通志》。认为包括一统志在内的全国性总志都是断代志,且系地志总汇,因而其实质是地方志,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志。撰写7篇文章,论述中国国家志的编纂根据、伟大意义、时机条件、取名以及具体运作等,并提出以国家志为龙头、地方志为龙身、专门志为龙尾、中国志业巨龙腾飞的宏大构想。
  安庆:还有其他的理论突破吗?
  滨久:(高兴地)有啊!我在《中国地方志》2003年第1期发表《论对社会主义地方志事业的研究》一文,提出社会主义地方志事业研究这一命题,并就地方志事业创新、地方志工作转型、地方志事业发展战略、地方志著作权、学习型地方志工作机构建设等作了研究。其中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地方志体制创新问题,提出“两种工作体制”的设想,一种是日常工作体制,由地方志办公室行使地方志事业管理职能,实行首长负责制;一种是“战时体制”即地方志书编纂工作体制:在开展一轮地方志书编纂工作期间,在党委、政府领导下,由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持编纂工作,聘用主编和编辑人员,组成编辑部或总编室进行具体操作。所聘人员既可以是地方志办公室、方志馆人员,也可以是社会人员。实行主编负责制和分工责任制。还有一些其他具有突破意义的观点,不一一例举。
  安庆:(赞扬地)像您创建的这样的辉煌成绩在十万志友中寥寥无几啊!您创建出这么多新方志学理论成果,耗费您多少时间,耗费您多少心血,耗费您多少手指劳动量,无法计算吧,也计算不出来吧,怎么能不让人感动呢?您走过坎坷不平、布满荆棘的道路,您攻克了无人敢攻的难关,您登上无人攀登的高峰,您尽情享受“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快乐啊!您为我国新方志事业立下汗马功劳,您为全国志友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滨久:这是我应该做的。
  安庆:(感谢地)时间很长了,影响您的工作啦,就谈到这里吧!谢谢您,以后有机会再谈。   滨久:好吧。再见!
  他总结修志的实践经验,研究出编纂理论新观点。资料性著述性要结合圆满,篇目设置反映事物应客观,新方志以史为纲原来格局要改变,概述的四种写法令人惊叹,大事记两分法记述更方便,编纂者意志风格要适度表现,方志方志学不能混为一谈,提出志书志学新概念。他获得理论研究重大发现,方志性质是一个系统概念,属性特性本质属性不可改变,新方志学理论核心确立志坛。中国国家志他倡议启动编纂,这又是重大突破同仁无不心欢。地方志自身改革他有新观点,实行两种体制管理更方便。重大突破一项一项无法细谈,三天三夜三夜三天说不完。他创建新方志学理论忘我钻研,不怕苦不怕难费尽心肝。
  他带头做学习型地方志工作者,取得令全国同仁注目的优异成绩;他积极建起方志博客,发表博文传播方志理论;他在百忙中进行新方志学理论研究,取得一个又一个同仁中无人可比的可喜成绩;他退休后,继续研究新方志学理论。他解决了我国新方志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他解决了我国新方志学理论的基石问题,他解决了我国方志界没有解决的诸多重大问题。他是我国建设新方志学理论大厦的创始人、奠基人、主力军!他的研究是创造性研究,史无前例,前无古人。他研究的多项成果填补了我国方志学的空白!他研究的多项成果为推动新方志事业的发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30年来,梁滨久先生大智藏胸底,豪情上笔端,在刊物上发表的600多篇论文,在他建的博客上发表的700多篇论文,如同一盏盏导航的明灯,为在黑暗中远航找不到航向的巨轮指明方向;如同一针针兴奋剂,极大地激发志友们研究新方志学理论的积极性;如同一把把金钥匙,打开或将要打开一座座方志学的理论宝库,取出一件件宝物,建起一栋栋样式新颖美观的志书、年鉴的高楼!因此,他赢得同仁们无比的信赖。满院春色关不住,花香飘过玉门关。来自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四川、陕西、甘肃、新疆等地100多个市县修志机构的一篇篇文章,一封封信函,一封封电报,一个个电话,所表达的真挚之情,尊崇之意,赤诚之心,令人感动。南开大学教授来新夏高度评价:“读其文知其学识皆有根据,不唯书唯上,能独抒新见,又勤于著述,私表窃喜方志学界后来者之能居上。”“读滨久著作,见其观点之鲜明,论述之新颖,实有可称。综诸文所及,有历史遗产之研究,理论建设之呼吁,方志学科建立之倡导,志书编纂法之商榷以及新编方志之评议等等……为编写新志寻求绳墨,为方志学新理论建设殚精竭虑,空谷足音,不禁色喜。”黑龙江漠河县志办主任、《漠河县志》主编王树才赞扬说:“我虽未曾见过您一面,但在多年的方志理论研究和编纂实践中,您一直在无声地指导着我们,我在全国多家地方志期刊上拜读过您的多篇大作,对我启发很大。我非常爱看您的文章,因为您的方志理论研究的选题新,立论明,阐述颇有深度。非我等学生有意溢美,实际是您的笔在撩拨我的心,促使我向老师学些新的知识。”
  看完上面这些话语您的感觉如何,是肺腑之言吧,能得到这样赞扬的在十万同仁中寥寥无几吧,受感动了吧?我国当代志坛泰斗董一博在天堂也会受感动啊!董老啊,您当年给梁滨久先生的那些指教,他还铭记在心,时时刻刻指导着他的行动。他没有辜负您的期望,他做得多么好啊,多么值得给他记功啊,他是您多么好的学生啊!
  董老的指教他记心中,创建新方志学理论不放松。三十年漫漫路一刻不停,新方志学理论基石牢固建成。呕心沥血评志讲学深受欢迎,殚精竭虑论文铸成伟绩丰功。梁滨久是我国当代章学诚,志坛升起一颗闪亮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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