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萨特是20世纪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其关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最著名的哲学理念，莫过于他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建构起的以个人的具体活动或个人的实践为基础的历史人类学，即一种源于个体实践，以总体化为实质性内容，以可理解性为目标的历史辩证法。
【关键词】萨特；个体实践；历史辩证法；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萨特（1905—1980）是20世纪以倡导和固守人的自由而著称的法国存在主义思想家，也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有影响、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他的关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基于其存在主义思想的内在理论缺陷和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一方面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时代有生命力的、不可超越的哲学，“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①另一方面他又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停滞了”，原因在于，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存在着“人学空场”，即对人，特别是对个体存在价值的忽视。因此，萨特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相结合，用存在主义关于个体自由和价值的理论来填补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空场”。他认为，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具有互补的性质，并断言：“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做出了唯一合理的解释，存在主义仍然是研究现实的唯一具体的方法。”②所以他说，他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以马克思主义反对存在主义，也不是抛弃马克思主义，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重新恢复人。因此，从《共产党与和平》（1952）开始，到《辩证理性批判》（1960），萨特基本上建构起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一种以个人的具体活动或个人的实践为基础的历史人类学，也就是历史辩证法或人学辩证法，而这正是其《辩证理性批判》一书的真正理论核心，也是其关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最著名的哲学理念。
在《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中，萨特阐发了自己的历史辩证法。他明确反对辩证法的普遍意义，强调辩证法只能限制在个体实践的社会历史领域，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自然辩证法。他说：“唯物辩证法只有在人类历史的内部确立起物质条件的优先地位，由特定的人们在实践中发现了它们并随了它们时，它才有意义。”③也就是说，如果真的存在辩证唯物主义，那么它也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即以个人生存为核心的历史辩证法，它体现为人的活动的展开。故而，在萨特那里，所谓历史辩证法，就是一种源于个体实践，以总体化为实质性内容，以可理解性为目标的辩证法。
一、辩证法的来源和基础是个体实践
萨特认为，历史辩证法是人的非理性的意识所支配的个人活动，即个人实践是辩证法的唯一源泉，“全部历史辩证法寓于个体实践。”④他指出：“实践是通过内在化由客观向对象的过渡；计划作为对象向客观性的主观超越，在环境的客观条件和可能性场域的客观结构之间的展开，它在自身中代表了主观性和客观性这些活动的基本规定性的运动统一。于是，主观表现为客观过程的一个必要契机。”⑤在这段论述中，萨特集中表述了他关于实践的基本认识。一是实践是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萨特从这种主体——客体的相互作用出发来理解辩证法。这种辩证法自卢卡奇开始，就开始成为理解马克思辩证法的一种理论范式。二是强调实践的个体性，认为实践的本质是个体的活动，如果辩证法存在的话，那么，它只能是个体实践的辩证法，它的对象只能是特殊偶然性。三是强调计划的地位和作用，实践就是一种通过计划的展开来形成主客观的统一，并满足人的需要的过程。然而，与其他很多非马克思主义人学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家所不一样的是，萨特在描述个体实践的时候承认了马克思所阐述的社会历史条件对个人存在的先在性制约，即“人创造辩证法，所以他必须承受辩证法的制约，也因为人承受辩证法的制约所以造就辩证法。”⑥应当说，对个体实践活动受客观性条件制约的承认，是萨特把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重要基础。
二、辩证法的实质性内容是总体化
萨特认为，虽然个体存在的人是辩证法的真正原动力，但是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摆脱“一些强加在个人之上的实在性”，而这些先在性的东西又是由无数个体行为交织而成的。因此萨特说：“如果存在辩证法，那么它只能是由总体化的个体的一种多元复合性操纵的各种具体总体化的总体化。”⑦即个人与总体的辩证法，这是萨特历史辩证法的真正核心。因此，辩证法的实质性内容就是总体化，是在个人的实践基础上生成和展开总体化的辩证运动。在这种意义上，萨特认为，辩证法就是总体化的活动，它只有由正在进行的总体化产生的规律。在这个过程中，匮乏和异化使实践成为一种历史性活动。
（一）匮乏是人类历史的根本关系，也是人类历史的起点及其可能性的基础
所谓匮乏，“是指人所拥有的和能够生成的，用以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缺乏或不足”⑧。萨特说：“历史具有一种可怕的、令人沮丧的含义：它显现出似乎使人统一的事物是一种有魔力的惰性否定，它夺走了人的实质（即人的劳动），而以消除积极的惰性和总体化的形式来反对一切人。”⑨他认为，产生这一状况的原因就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中存在的一种“非常根本的人类关系”，即匮乏。萨特认为，正是由于生存需要条件的基本匮乏，人才会起来行动、实践，以选择和创造自然界存在或者不存在的东西来维系自身的存在，并且构成历史。概言之，匮乏是人类历史可能性的基础。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萨特说：“匮乏应该被看作是使我们成为这些个体、产生这一历史、将我们自身界定为人的因素。”⑩这样，匮乏就成为了人之所以成为人、个人之所以构成历史的根据。但萨特又认为，匮乏还不是人类历史可能性的实在性基础。他说：“它（匮乏）使历史成为可能，但是如果要产生历史，那么其他（尚未被规定的）因素就是必要的。”应当说，以匮乏作为历史的起点和历史发展的基本条件，显然还有许多值得探讨和质疑的地方，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萨特在走向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途中，越来越重视物质条件对人类实践和历史的制约性。
（二）现实的历史是由匮乏引起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异化的历史，也是不断超越匮乏、扬弃异化的历史
在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匮乏是同异化和物化密切相关的范畴，他用匮乏来说明异化产生的必然性。萨特认为，由于人类两种基本需要即人口不断繁衍的需要和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的需要的存在，使得资源越来越匮乏。既然匮乏是人类全部活动的根源，它造成了生存斗争中不可避免的对抗，那么，在匮乏条件下，异化就成为人类实践的先验可能性和现实必然性。萨特分析说，由于匮乏的普遍存在，人们为了自己生存的需要，就通过自身的计划活动（实践）使物按照人的需要来生成，即所谓的外部的内在化或物向人的生成；同时，物质存在又要求人自身被世界化——内部的外在化。随着通过个体实践而实现的“外部的内在化”和“内部的外在化”，人也就沾染上了物的惰性，失去了自由的自发性，即惰性实践把没有意义的自然力量变成了准人类的实践。这样，“人类的目标在自我实现的同时，也在自己的周围确定了一个反合目的性场域。”同时，物在自身中使作用于自身的行动异化，因为它的惰性允许它吸收他人的劳动力，并使它转而反对每一个人。因此，物质的“外在化”意味着无论人类关系是何种其他样式，它总是一种界定人为他者、构成为其他种类甚至反人类的产物，即人与物或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异化，而且人与人的关系也出现了异化。这样，萨特就将人的实践展开的历史描述成匮乏和异化的历史，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带有强烈悲观色彩的人之生存景观和历史图景。然而也正是这种不断与匮乏和异化抗争的实践性活动使人之为人的历史成为可能，使人自己创造的特有价值和意义成为可能。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也是在如何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层面上开始关于人的实践及其历史的分析的。他们指出，人们能够创造历史的首要条件就是要生产满足吃喝住穿等生活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接着，他们强调：“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不同的是，萨特在分析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时，特别强调了匮乏这一人类历史无法摆脱的前提条件和基本关系，从而把克服匮乏、扬弃异化的活动当作人的实践和人的历史运动的基本内涵。 （三）辩证法只有在总体化活动中才能获得理解
萨特认为，如果把辩证法限制在社会历史领域，那辩证法就具有可理解性；否则，如果把它推广到自然界，这一可理解性就会消失。在萨特看来，总体化是实现总体的运动，是正在进行的统一。在总体化的过程中，任何一个要素都构成了其他要素的中介，它们相互生成相互促进总体的生成。正是总体化的作用，才形成了个体的社会实践场域，才造成了可理解性。即，人之所以可能理解辩证法，是因为人本身就是参与这个辩证运动的主要演员。因此，人们只有立足于实践总体，才能完全理解辩证法。
在萨特看来，实践总体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集合，二是群体。不论集合还是群体，都建立在个体实践基础之上。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异。集合是众多个人的惰性聚合，各个个体之间没有共同的利益，因而没有共同的实践，他们还只是散漫的乌合之众，只是被外在的惰性力量客观地组织起来的消极的集体和分散基础上的被动行动。而群体是在集合中失去自由可能性的个体，为了反抗惰性实践的支配而聚集起来，从而形成共同实践的关系。“群体的形成从一种共同的需要或危险开始，并由决定其共同实践的共同目标来确定。”群体的产生和形成，克服了集合的惰性，具有自由的特性。同时，萨特又指出，虽然群体超越了集合的消极聚合的特征，使包含自由的实践集合体具有了历史的可能性，但群体同样具有各种不同的状态，他将其分为并和的群体、有组织的群体（或誓言群体）和机构三种样态。萨特认为，正是不同样态的群体之间的各种复杂的关联和张力关系，使人类历史真正呈现为匮乏与克服匮乏、异化与扬弃异化相互交织的过程。群体的最初形态是“并和的群体”，萨特称之为“在一个敌对的实践的压力下对系列的否定”，因而它本身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由于并和群体是自由的个体为抵御外在敌对势力的压力或外在危险而“突然复合”的集团，其构成具有不稳定性和临时性，一旦外部压力和危险解除，就又重新回到集合的状态。这即是实践的惰性所在。因此，为了保证在并和群体内部实现的自由，就必须由群体成员宣誓牺牲自己的自由去保卫公共自由，从而形成所谓“誓言群体”。萨特认为，誓言群体为了维持自身的持久性，必须防止誓言的破坏，因而，它必然形成为组织，具有某种权力结构，所以誓言群体常常与恐怖和暴力联系在一起。因此，它既是博爱的，也可能是恐怖的群体。最后从誓言中诞生了“机构”，发展成为制度性群体。在此群体中，人们时刻处于权威的强制性支配和统治之下。制度群体的官僚化发展到极点就是“官僚国家”，此时，个人的自由实践为惰性实践所代替，群体逐渐滑回集合，新的匮乏和异化重新产生，人们又要组织新的并和集团，不断进行反抗和斗争。这就是基于个体实践的历史总体化的进程，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在某种意义上，萨特的这些观点带有一些悲观色彩，甚至具有历史循环论的特征。因为按照他的观点，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是“异化——革命——再异化——再革命”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而实际上，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是推陈出新、由低级到高级的合乎规律的具体历史进程，历史前进的车轮是不能倒退的。
综上所述，萨特所理解的历史辩证法是一种建立在个体实践基础之上的总体化辩证法。在他那里，人是历史的主体，个人实践是辩证法的唯一源泉，历史的运动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在匮乏与异化的基础上经过并和群体、誓言群体和机构的循环的展开。从萨特的这些理论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一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个体自由和群体实践、需要和匮乏、创造和异化之间的冲突。他所描述的各种形式的集团演化更迭，其中的骨骼仍然始终是主体个人实践的历史展开而已。他从根本上强调实践的个体本质，核心是使个人重新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注意中心。因此，他所理解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核心问题仍然是人的自由问题及个人与他人的关系问题，只不过，他把这些问题放到了具体的历史实践中，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优势在更高层面上解决人的自由与现实而已。但又与马克思主义所明显不同的是，萨特是用人来解释历史，而不是用历史来解释人。如此，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一种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劳动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内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阶层的人道主义思想。他终其一生所关注和追寻的中心，乃是人的自由和责任。
【注 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⑨⑩萨特.林骧华等译.辩证理性批判（上）[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21— 307.
⑧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85.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列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2.
萨特.林骧华等译.辩证理性批判（下）[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511；512.
【作者简介】
谭云丹（1987— ），女，云南民族大学马列部2010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