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是书院发展的繁荣时期。邓洪波先生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即顺治—康熙年间，为第一阶段，是书院的恢复发展期；雍正—乾隆年间，为第二阶段，是书院的全面大发展期；嘉庆—道光—咸丰年间，为第三阶段，是相对低落期；同治—光绪年间，为第四阶段，是书院高速发展、快速变化，并最终改制期。[1]城南书院在清代的发展历程大致与邓先生所论相同，不过也有自身的特点，即其每个阶段具体时间相对略晚。因为城南书院在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才得以恢复招生，起步晚于其他书院，因而一般书院的相对低落期——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相反却是城南书院的繁荣期。这一时期，城南书院真正成为省会书院，并有大批的人才从书院中涌现出来，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清代；城南书院；发展历程
一、康熙年间书院十景的修复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之后，直到桂王政权的灭亡，前后二十余年，中国大地上狼烟四起。清朝的庙堂在戎马倥偬之际，无法真正顾及文教政策的实施。当时，顺治帝对书院发布禁令，禁止新建书院与聚众讲学。自康熙帝即位以来，极力地采取各种措施，力图融合满汉，争取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起用理学名臣任中央要员与地方大吏，这势必影响到朝廷对书院的政策和态度。在康熙年间，许多毁于战火的书院得到修复。湖南长沙取得安宁稳定，是在三藩之乱被平定之后，但是久经战乱的长沙，其经济的恢复尚有待来日。至康熙晚年，清王朝的经济民生逐渐恢复，文化事业才逐渐出现繁荣景象。城南书院在元明两代讲学多年中断，名望不及岳麓书院，一直迟至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才在生员易象乾等倡议之下，城南“十景”得以修复。所谓“十景”，即纳湖、书楼、丽泽堂、蒙轩、卷云亭、月榭、琮琤谷、听雨舫、采菱舟、南阜。当时，邑人周桢曾有《城南十景赋》：
……考亭讲道于岳麓，南轩析义于尘□。爰建丽泽之堂，以集英材而育。飞甍连栋，奔驰云矗。城南一带，灯火照陆。乃绘圣贤之像，非同金粟之影。图书堆其缥缃，邺架编乎乙丙。书楼上耸青霄，古字深藏奇境。若夫蒙轩，敞开幽野，掩映清川。居敬穷理者，独破鸿蒙而开先天。至于夜静声寒，韵在竹梢。发人深省者，来自琮琤之空□，直上卷云之亭，以收澄江之景，云去江空，万籁无影，徙倚兮山椒，骋望兮鄢郢，上撑南天之紫盖，下泛西塞之舴艋，一登高阜，八极遥领。俯瞰纳湖，俨八百之湖光尽归眼底，贮一泓之海水皆在杯中。泉一响乎锡潭，啸自发于湖东，水心有圭，面面芙蓉，绝往来之路而邈焉无从。开榭以延月色，棹舟以破菱烟，一苇所如，飘飘欲仙。□乃一声，山水全绿，藕花香带，书声岚翠，光流岫曲。俄焉山色空蒙，舍采莲之艇而泛蜻蛉之船。读书清磬之外，听雨白鸥之边，写胸中之真乐，至今犹闻乎？……[2]
关于康熙年间的这次修复，各史料记载不一。《湖南第一师范校史》（1903—1949）曰：“至清康熙年间，屡议修复，但艰于集资，未能实施。”[3]可见《湖南第一师范校史》的编纂者认为，康熙年间城南书院由于资金问题，修复未能实施。而《湖南教育史》记载城南书院在“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由生员易象乾等修复”。[4]
查阅《城南书院说略》，其中对倡议修复之事记载分明，“康熙甲午（公元1714年），生员易象乾等倡议修复十景。”[5]而且载有邑人周桢的《城南十景赋》，该赋有力而清楚地表明，城南书院在康熙年间对于城南“十景”有过修复，由赋中“飞甍连栋，奔驰云矗”“图书堆其缥缃”“书楼上耸青霄”“乃绘圣贤之像”等语句来看，修复的规模应不算小。再看乾隆《善化县志》，也有详细记载：“城南书院康熙甲午，有生员易象乾、刘宏纲、欧纶等倡为修复之举，设簿向全省人士募化，由中丞以及各属府县一闻大义，靡不乐捐。后仅建立两进砖瓦空架，不数年倾颓无余。”[6]这个记载说明康熙年间城南书院是有修复的，只是修复斋舍太少且存在时间太短而已。
至于周桢所作之赋，也可能过分夸张，或者不免遥想当年。但是它与乾隆年间《善化县志》所载相比，只是修复程度不同而已。城南书院在康熙年间存在修复，已是不争的事实，虽然斋舍没有完全修复，而且不久之后便倾颓。
二、雍正年间设为省会书院
雍正年间，中国书院史上有一重要事件，即省会书院的设立。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朝廷发布上谕，命令各省督抚建立省会书院。清王朝的书院政策至此为之一变。
这一政策的转变，是有其历史原因的。顺康时期，书院聚众讲学虽有禁令，但是对书院的正常教学却有鼓励。康熙年间曾多次向各大书院赐匾，书院还是在朝廷的默许中得到很大发展。到雍正时期，明末清初的遗民大都已经谢世，清王朝入主中原已近百年，满汉之间的矛盾逐渐消融，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对于异族王朝已经多有认同。这些均影响了清王朝书院政策的转变。
但是清王朝的统治仍旧有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存在，比如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发生的曾静案，就表明遗民思想并未彻底根除。清政府试图改变聚众讲学的问题也仍然没有解决，“各省学政之外，地方大吏每有设立书院聚集生徒讲诵肄业者”。[7]显然，顺治时期关于聚众讲学的禁令没有真正得到贯彻，而且聚众者还多为地方大吏。雍正帝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改变书院政策，由消极的抑制变为积极的控制，通过省会书院的建立，将书院群体纳入官方教育体系。雍正十一年，清廷特颁上谕：
各省学政之外，地方大吏每有设立书院聚集生徒讲诵肄业者。朕临御以来，时时以教育人材为念，但稔闻书院之设，实有裨益者少，慕虚名者多，是以未尝敕令各省通行，盖欲徐徐有待而后颁降谕旨也。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督抚驻扎之所，为省会之地，着该督抚商酌奉行，各赐帑金一千两，将来士子群聚读书，须预为筹划，资其膏火，以垂永久。其不足者，在于存公银内支用。封疆大臣等并有化导士子之职，各宜殚心奉行，黜浮崇实，以广国家菁莪棫朴之化。则书院之设，于士习文风有裨益而无流弊，乃朕之所厚望也。[8] 这一上谕得到各省督抚的支持，根据上谕精神，各省督抚相继行动，对各省府原有著名书院重加修葺，添建屋宇，增购书籍，作为全省士子肄业之所，还有个别省份奉旨新建省会书院。清王朝对省会书院非常重视：第一，保证省会书院充足的经费；第二，频受皇帝关顾，皇帝通过视察赐匾，给予特殊荣誉；第三，师资水平高，书院山长多择选名流，由朝廷任命；第四，肄业诸生需要经过严格的筛选；第五，规模大，招生多；第六，课程设置由朝廷议准通行。[9]
根据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五所载，当时建立的省会书院有23所，其中湖南、江苏、广东、广西各为2所，其他省份各为1所。湖南的两所省会书院即岳麓书院与城南书院。
岳麓书院在宋元明清各朝均有办学，在宋朝时即被誉为天下四大书院之首，清康熙年间还曾获赐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及《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等书。它被设立为省会书院是理所当然之事。但值得注意的是，城南书院也被设立为省会书院，与岳麓书院共享一千两帑金的膏火。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三点：其一，说明城南书院的历史地位不容置疑。城南书院虽然在元明期间荒废时间长达数百年，但是经过康熙年间的修复，到雍正年间仍然享有盛誉；其二，当时的城南书院可能有正式的招生教学活动存在，而且是与岳麓书院一体的，可能是为岳麓书院培养人才的低一层次的教育场所，不然，它就缺少了与岳麓书院共享一千两帑金的理由；其三，当时的城南书院也可能有讲学活动的存在。由于城南书院地接长沙城，风景优美，极有可能是官员与学者临时讲学之所，只是没有肄业制度，有类于宋代。当然，这些推论均需确实的材料佐证。但十分遗憾的是，雍正年间的材料已不传世。不过从其设为省会书院并赐帑金来看，城南书院此时有教学活动是无疑义的，只是正规的教育还有待来日。很明显，城南书院此时还没有真正地成为一所省会书院。
三、乾嘉年间的几番修复
城南书院在雍正年间的资料已不传世，直至乾隆年间，才有可靠的“教学”记载。此时，清王朝的书院政策更加明确，书院逐渐被纳入官方教育体系，并且由讲论理学逐渐改为研究汉学，教学——为科举培养人才逐渐成为书院的主导，朝廷积极鼓励书院的发展。据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上谕称：
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材，广学校所不及。我世宗宪皇帝命设之省会书院，发帑金以资膏火，恩意至渥也。古者乡学之秀，始升于国，然其时诸侯之国皆有学。今府、州、县学并建，而无递升之法，国子监虽设于京师，而道里辽远，四方之士不能胥会，则书院即古侯国之学也。[10]
朝廷承认书院是一种教育机构，有“导进人材，广学校所不及”的作用，将省会书院比作 “古侯国之学”，肯定了“宇宙之事功，视乎人材；人材之造就，在于学校。书院者，拔学校之尤而切劘淬，历以收造士之实效，辅学校之不逮”。[11]乾隆帝认为国子监作为国家文化中心，由于“道里辽远”，并不能覆盖全国。各地方的省会书院等著名大型书院，可以成为所在地方的文化中心。府、州、县学无“递升之法”，省会书院正好可将地方高等人才汇集起来，以弥补国子监之不足。这样，中央有国子监，地方有省会书院，在中国各省府就形成若干文化中心。对于乾隆帝的书院政策，地方大员纷纷响应。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杨锡绂任湖南巡抚，将城南书院重建于长沙城东南隅的都司旧署，并开始在长沙府招生。杨锡绂在《改建书院叙》中记载了重建城南书院的原因：“乙丑（乾隆十年）夏，绂恭奉简命来抚是邦，下车后即亲赴岳麓瞻仰宸翰，课试生童，乃肄业诸生寥寥无几。细询其故，缘岳麓离城十余里，中隔湘江，春夏水涨弥漫，稍遇风涛，即须守侯，不能截渡，士子多因畏涉不前”[12]。由此看来，清初长沙书院中，有严密的教学形式，即与科举紧密相关的教学式书院，可能只有岳麓书院一所，因此长沙士子才须渡江求学。乾隆十年以前的城南书院，可能由于仅仅间有讲学活动，而无诸生肄业制度。所以杨锡绂说：“久废为僧舍，不可复问。”[13]我们知道，古代书院讲学地点非常自由，在僧舍讲学亦是常有之事。可以推断，城南书院大致是这样一个情形。
然而城南书院这样的情形，根本不能合乎政府“推广教化”的要求。在有岳麓书院代表官方的情况下，城南书院自然未被重视，巡抚等官吏多课试岳麓书院。因岳麓书院在湘江之西，学子求学以及官吏课试极为不便，且城南书院旧在城内，昔为朱张讲学之地，已于雍正十一年设为省会书院，巡抚杨锡绂决定重建城南书院，以解决过江赴岳麓书院课试不便的问题，在“城之东南隅都司旧署增建学舍，兼录童生，为长沙一郡之书院”[14]。重建后的城南书院，计有御书楼、礼殿、讲堂、斋舍，分正谊、主敬、进德、存诚、居业、明道六斋，共八十间，藏书数千卷，并移岳麓书院的生童到这里肄业。
很明显，城南书院的这次改建，绝不仅仅是地理位置的变化，也不仅仅是斋舍规模的增加，而是书院性质的重要变革，其功能也由自由的讲学开始转变为有严密规章制度的教学。这个官方化的性质，基本影响了城南书院此后在整个清代的发展。当然，张栻所倡导的湖湘之学的经世致用精神并没有被磨灭，杨锡绂等人仍旧试图使新建的书院接续宋代以来的这一文化传统。正如杨锡绂所说“志旧也”[15]。一方面，书院院名仍为“城南书院”，尽管新建书院已不在城南旧址；另一方面，书院还建有御书楼，中祀朱熹、张栻两夫子及有功于书院诸先贤，以为诸生朔望行礼之所。
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城南书院在湖南巡抚觉罗敦福时期再次得到了重修，天心阁被并入书院。从觉罗敦福撰《重修城南书院碑记》中，亦可窥见此次修复的大致情形：
（乾隆二十八年）桂林相国（陈宏谋）来抚湖南，通筹两书院经费事宜，始令城南按岁支销，与岳麓并，定有成例。又十有二年，余摄官抚军于是邦，因相国之通其变，增酌规条，一切顿加慎密。又时率僚吏来城南，与诸生崇奖德义，考评文章。见其地气交脉，聚突怒构，起收纳隔江，峦入轩窗几席，而所植树木根干□砢，柯叶蓊郁，势隐隐出墙屋，上通云气。凡先后读书城南者，亦多成业发名，人材辈出，收效亦与岳麓等。独书院历岁年，桶□腐，盖瓦级砖，滋缺赤白，亦漫漶剥落，佥日是不亟修且壤不可止。余与前署方伯永公，今署方伯梁公，署廉使江公，观察仓公，前长沙太守察王公筹废鸠工，换脆以致缋黯以鲜无侈无费治之则已。天心阁雄控湘城，实培卫书院。则重新之复，甃石甬道，用壮登临。是役也，非徒复清江中丞（杨锡绂）旧观，亦庶几存晦庵、南轩两大儒遗泽于勿替。[16] 觉罗敦福在此碑记中粗略地记录了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湖南巡抚陈宏谋统筹岳麓、城南两书院经费事宜及以后各官吏酌增规条、课试诸生、崇奖德义、考评文章的情况。经过湖南各大吏的热切关心与鼎力支持，城南书院在乾隆年间的规制已十分完备，而且在培养人才方面也已经与岳麓书院并驾齐驱，取得了 “先后读书城南者，亦多成业发名。人材辈出，收效亦与岳麓等”的效果。这次整修，如觉罗敦福所言，仍是为了“亦庶几存晦庵、南轩两大儒遗泽于勿替”，即继续阐扬城南书院的文化精神。
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城南书院在天心阁处再次经行修复，当时城南书院主讲陈士雅撰《三修城南书院碑记》，以记其始末：
姑藏张公桐圃（张翙）任长沙太守之二年，周视栋宇，见其剥□刓缺，慨然曰：“此余责也”。未及为而迁任他郡，濒行捐廉四百金，属善化丞王公学源，由圣庙经始。太守吴中沈公筠堂继至，复捐金五百有六十，加购林木瓴甓。凡堂室、楹□、阶庭、壁牖，各因其故而更新之。先是觉罗敦福大中丞虑书院日久将圯，尝加葺完，并及天心阁。天心阁者，翼然临于书院之前，当省会地脉最高处。届今二十有三年，倾漏甚，公亦筹经费修治焉。四阅月而皆落成，时士雅适主讲其中。[17]
陈士雅将太守张翙、沈筠堂为这次修复捐金详加记载，表彰其端士习、正人心、隆治道之功。
天心阁“雄控湘城”，地位之要不言而喻，能够并入城南书院，反映出城南书院从乾隆十年到乾隆四十二年短短几十年间的重大发展。同时，也可以看到城南书院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无论如何官方化，其精神价值的追求始终没有偏离它的创始人张栻，并且试图将其学术精神发扬光大。
所谓“形非图不明，图非记不晰，图记非事迹则无征”[18]。图1即乾嘉时期城南书院规模的概况图。
图正中为书院大门，额曰“城南书院”，其后的讲堂上悬“道南正脉”匾额。此匾额为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书院改建时，摹岳麓书院御书匾额所得。接着为书院的斋舍，从前往后依次为主敬斋、存诚斋、进德斋、居业斋。讲堂
两旁左为正谊斋，右为明道斋。斋舍依
图1（嘉庆）《善化县志·城南书院》图
次相连，将书院连接起来。书院的左边为御书楼，中祀朱张两夫子。尽管没有建立文庙，其御书楼居书院之左，且中祀朱张两夫子，有类于祭祀的功能。可以说此时的城南书院也具有古代大型书院左庙右学的建筑规制。
四、道光年间成为通省书院
乾嘉时期的几次重要修复，为城南书院在道光年间成为通省书院作了准备。城南书院最终能够在道光年间成为通省书院，即面向全省招生的书院，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的重修。其重修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城南书院斋舍至嘉庆末年已不能应付，而且城内地窄人稠，无法扩充，加之市厘喧嚣，不利于士子研读。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八月，左辅任湖南巡抚，赴城南书院课士生童，“周视院宇，渐就倾颓，斋舍亦甚逼仄，基地无可扩充。地邻善化县，治胥狯猥，杂形接影，构习尚颇岐。”[19]其次，湖南偏远地方的士子想入省城求学，“诸州邑士子以地居僻远，莫广见闻，吁请就学者甚众。而岳麓书院斋室仅敷定额，既不能容。城南一院又不足入。”[20]最后，长沙城旧有城南书院在妙高峰下，地幽且旷，在宋时已负盛名，“南轩先生城南书院在南门外二里许，妙高峰之阳……其地麓山湘波，前拱右抱，高峰之冈，坡迤衍环之，□土时露墙基，间存石础。洵南轩先生书院旧地，地幽且旷，移建实宜。”[21]因此为“远尘俗之嚣，聆清幽之胜，踵名贤之迹，兴尚友之思”[22]，为城南书院寻求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巡抚左辅奏获“谕旨”，在妙高峰故地按照城南书院原貌进行大规模复建。对于这次大规模重建，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二月，左辅的《重建城南书院碑记》记载甚详：
……与问原中丞及省垣诸君率先捐廉，购料兴工，通市集费，逾年告成，规制大备，与岳麓书院巍然并列。各郡士子弦诵有所，此又城南改建为通省书院之始也。院筑外墙一周，通百八十七丈。院前屏墙一，夹立两坊，左颜“岳峻”，右颜“湘清”。右坊后为月榭。屏墙内有池，甃石为栏，即禁蛙池。为门再重，两门之间，迤左为监院署，中为蒙轩，门后为讲堂，堂深六寻，广称之。堂左四斋，曰居业、曰进德、曰主敬、曰存诚。右二斋，曰正谊、曰明道。斋舍各二十，通百二十舍。堂后为书楼，合左右共十楹，山长居之。楼后高阜为卷云亭，楼之左为丽泽堂，有室椭长疏窗。旁达为听雨舫，吾侪讲课息燕之所。又建南轩先生祠于左，斋之左前为文星楼。楼外有洼地如池，可莳芰，桥穹然横其旁，迤带冈阜，随其高下。更增草亭，罗植花竹，亦息游之选地也。是役也，于南轩诸迹标举其六，固未必合于古，而藉以存其名，亦诗人爱树之贻，且以动诸生仰希先哲之意云。道光二年冬，堂斋既成，谨以具奏，奉旨嘉奖，允赐御书匾额敬摹悬之。[23]
这次重建与乾嘉年间的重建有很大不同，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选址为城南书院故地，这使重新建立的书院更易与张栻自由讲学与传道济民的精神相近，更能名正言顺地承接城南书院学为圣贤的传统。左辅曰：“余为诸生易视听，谋居处，苦心经营，俾学于此，岂仅以复名迹为美谈？愿诸生履先贤之居，求先贤之学，经明行修，立体备用，文章功业为盛世名臣。”[24]第二，书院的规模大大扩充，书院围墙共一百八十七丈，讲堂深六寻，斋舍共一百二十间（较之乾隆年间在城内时的八十间斋舍增加了一半），与“岳麓书院巍然并列”。第三，得到皇帝的高度重视，道光皇帝给予了“嘉奖”，亲书“丽泽风长”四字匾额，书院落成后榜于讲堂。第四，由于地处妙高峰，有听雨舫等优游休憩之所，对于师生修养身心意义重大。
早在嘉庆时期，城南书院在造就人才方面已不亚于岳麓书院，经过这次整修，整个书院在规制上达到了相当规模。正是由于以上因素的影响，在招生方面，官方终于给城南书院以岳麓书院同等的待遇，即其招生范围不再局限于长沙府一地，而是扩展到整个湖南。总之，截止到道光初年，城南书院在清代可以说是经历了两次重建、三次修复。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城南书院正式向全省招生，成为与岳麓书院一样的通省士子肄业之所，开始了通省书院的历程。图2即道光初年城南书院重建后的规模概况图。 图2 （光绪）《善化县志·城南书院》图
从图2可知，城南书院大门前为禁蛙池，左右各一牌坊，左为“岳峻”，右为“湘清”。大门后为题有“兰芷升庭”的院落，其后为讲堂与书楼。讲堂左为东斋，由右至左依次为居业斋、进德斋、主敬斋、存诚斋，右为西斋，又左至右依次为正谊斋、明道斋。东斋后为监院，西斋后为新建的日新斋，日新斋后为月榭。书楼左为丽泽堂、花厅。这是城南书院的主体建筑，其南轩夫子祠、文星阁、卷云亭建立在妙高峰上，而文庙建于书院之左，泮池、大成门、大成殿一如黉序。
以上是城南书院在清代最具代表性的发展历程，道光以后各朝对书院时有修葺。如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城南书院毁于兵火，据光绪《湖南通志》卷六十八记载：“咸丰二年，粤寇（对太平军的诬称）犯长沙，堂室斋舍毁坏，山长陈本钦修葺。”[25]陈本钦在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刊刻的《城南书院课艺》中亦记载：“粤寇壬子秋七月突犯省垣，阅八十一日乃解围。去而书院官书万余卷及私藏书籍、字画壹是荡然无存，且余家附南郭庐舍，皆化为乌有。盖一毁于贼，再毁于兵，三毁于濠夫。”[26]战后城南书院时有修葺，并建二贤祠，祀陈子良、屈原，人文日盛。同治年间，城南书院的斋舍亦有修葺，郭嵩焘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任城南书院山长时，建立了名宦乡贤祠、船山祠，祭祀王夫之开始成为城南书院的重要传统。城南书院在浴血兵火之后，愈发重现往日的风采。
参考文献：
[1][9]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
[2][5][14][19][20][21][23][24][清]余正焕.城南书院志[M].卷二.清道光五年（1825年）刻本.
[3]湖南第一师范校史编写组.湖南第一师范校史（1903—1949）.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2.
[4]冯象钦，刘欣森.湖南教育史（第一卷）[M].长沙：岳麓书社，2002：459.
[6]（乾隆）善化县志（卷之六·学校志·书院）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刻本.
[7][8][10]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五·礼部·学校·各省书院）.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
[11][12][13][15][16][17] [清]余正焕.城南书院志（卷四）[M].清道光五年（1825年）刻本.
[18][22][清]余正焕.城南书院志（卷一）[M].清道光五年（1825年）刻本.
[25]光绪湖南通志（卷六十八·学校志七·书院一）.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本.
[26][清]陈本钦.城南书院课艺[M].咸丰四年（1854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