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天，清河农场就业女队又来了一个从劳改队释放出来的人，名叫金末玉，平时她自己也写作“金默玉”。她是爱新觉罗家族中最小的一位“郡主”。满语“爱新觉罗”就是“金子”的意思；“末玉”嘛，当然就是最后的、最小的一颗掌上明珠啰。说起这个“末代郡主”的身世来，如果历史倒退，她的家世，的确是显赫一时的，因为她的父亲就是清末八大亲王之一的肃亲王善耆。1912年，正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肃亲王在日本势力的帮助之下，举家逃到天津，搭上了日本人事先安排好的军舰，直奔当时是日本租借地的旅顺港定居，然后在日本人的支持下积极开展复辟活动。肃亲王有一个正妃、四个侧妃，一共生有三十八个子女，其中二十一个儿子、十七个女儿。最小的第四个侧妃，生了三个女儿：最大的叫显玗，汉名叫金碧辉，中间一个叫显瑠，最小的一个就是1918年在旅顺出生的“十七格格”金末玉，正式的满族姓名叫爱新觉罗·显琦。肃亲王投靠日本，到了旅顺之后没多久，就把显玗送给了日本浪人川岛速浪作养女，还给她起了一个日本名字，叫做川岛芳子。——她可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不论在中日关系史上还是在抗日战争史上，她都是一个“榜上有名”的人物。肃亲王的复辟美梦一做就是十年，虽然他已经全力以赴，但是并没有取得什么成绩。到了1922年，只好无可奈何地离开了人世。不到一个月，金末玉的生母也去世了。“王府”中的事务，暂时由毕业于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排行第三的女儿显珊掌管。两年之后，显珊把六岁的小妹妹显琦送进旅顺第二寻常小学，小学毕业之后，又升入了旅顺高等女校。金碧辉比金末玉大12岁。金末玉还没出生，金碧辉就被送到日本去了。所以她们虽然是一母同胞的亲姊妹，却一直没有见过面。直到1927年，改名为川岛芳子的金碧辉在日本经过特务训练以后，奉命回到旅顺来与蒙古巴布查布将军的儿子干珠尔札布结婚，9岁的金末玉才第一次见到这个21岁的亲姐姐。13岁的金末玉进了日本最有名的贵族学校“学习院”读书。六年之后，又考进了东京女子大学英语系。金末玉正在读大学二年级，珍珠港事件爆发，中国侨民在日本受到排斥，她与大哥及日本嫂嫂只好离开日本，经长春回到了北京。金末玉回国以后，在王府井一家日本人开的公司工作。这时候，已经很有名气的川岛芳子也在北京从事特务活动。她要求金末玉搬到她那里去住，但是长大了的金末玉对这个姐姐的所作所为很不以为然，坚决拒绝。这一下子得罪了姐姐，金碧辉就带着一帮人闯进了金末玉的家里，居然拔出军刀来威逼。金末玉见姐姐如此蛮横，也不买账，理直气壮地顶撞，引得川岛芳子大发雷霆，举起军刀来，先砸橱柜门窗，接着猛击金末玉，最后还是在大哥的劝说和制止下，她方才带领众打手扬长而去。从此姐妹形同陌路，金末玉也没有再见过这个姐姐。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川岛芳子在北京监狱被处决，金末玉才在报纸上看到姐姐血肉模糊的照片，但却没有流下一滴眼泪。1948年秋天，解放军即将包围北平，时局紧张起来。她大哥先将日籍妻子送回日本，接着自己也去了香港。已经30岁的金末玉一直没有结婚（据她自己亲口说：她曾经对自己的家庭教师有过好感，但是没有进入恋爱阶段，就分离了），却要负担起一家九口人的生活：大哥的四个孩子、二哥的两个孩子、大哥的老保姆和老保姆的女儿。家里老的老小的小，都是只会花钱不会挣钱的主儿。她自己收入不多，为了维持生活，只好一件一件贱价变卖家中的物品。本来就是破落贵族的家庭，渐渐显出萧条的景象来了。北平和平解放以后，金末玉失去了公司的工作。1950年，正在一家人生活无着走投无路的关键时刻，大哥从香港汇来了一笔钱，数目并不多，如果不开源节流，九口人也吃不了多久。与家人及政府商量后，她用这笔钱在家里先办了一家西餐馆，因为没有生意，后来又改办了一所“益康家庭食堂”，专门经营四川风味名菜，一时间生意相当红火，居然成了北京当时的名店之一。艾青、吴祖光等名人都去光顾过。收入逐渐增多，一家九口的生活方才安定下来了。二金末玉爱好书画。一天，她在画店看见一幅著名画家马万里画的水墨荷花，画得极有气派，很是喜欢，就向画店经理打听马万里的情况。画店经理告诉她：马万里是我国南方著名的花鸟画家，1942—1944年曾任桂林榕门美专校长，妻子与他感情不和，已经离婚，目前住在北京的大女儿家里。但是他女儿房子狭窄，连放一张画桌的地方都没有。他心情压抑，精神有些失常，几次想自杀……金末玉很同情这个画家，通过画店经理，她跟马万里见了面，两人谈得颇为投机。随着见面的机会增多，两人的感情日渐融洽，金末玉就盛情邀请马万里住到她家里来，给他布置了一间颇为像样的画室。不久两人就宣布结婚，比她大十五岁的马万里，从此成为她家的第十个成员。1956年6月，金末玉考进了北京编译社，在日文组当翻译。有了正式的工作，她干脆把饭店关了，把家搬到编译社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打算发挥自己的所长，全力投入翻译工作。这一年秋天，北京西直门外的苏联展览馆（今北京展览馆）举办首届日本商品展览会，金末玉奉命在这次展览会上当翻译，当然免不了要接触许多日本人。当时肃反运动刚刚结束，人们对外国人十分敏感，何况金末玉是这样的家庭出身，父亲和姐姐又跟日本有过那样的关系，哥哥还在香港，而她自己也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为此，她被当作“里通外国分子”注意上了。到了1957年整风运动，她终于成了众矢之的，揭发材料越来越多，问题也越解释越严重，不过倒没有划她为“右派”分子。到了1958年2月1日，快要过年了，她终于无法逃脱厄运。那天她刚下班回家不久，一辆囚车忽然开到她家门前停下，一下子下来十几名警察，涌进她家，其中一人拿出逮捕证向她晃了晃，说声：“金末玉，你被捕了！”一副铐子，就铐上了她的双手。囚车开出她家的胡同，透过囚车后面的小铁窗，她看见丈夫带着一群号啕大哭的孩子正在大门口目送她远去。 逮捕她的理由是“叛国”，是“里通外国”。这当然是莫须有的。不过案件到了法院，倒是相当“慎重”的。一拖拖了六年，直到1964年，正在草岚胡同四号羁押所劳动的金末玉忽然被叫到了办公室，一个看守“代表政府”庄严地向她宣告：“经过审查，现在决定判处你有期徒刑十五年……”尽管金末玉也大声呼喊过“冤枉”，但这没有任何用处，那时候不少监狱，如果犯人执意“上诉”，会以“不认罪”为理由加刑，特别是反革命犯。那时候，判刑的根据不仅仅是罪行，“态度”也是量刑轻重的根据之一：罪重态度好，可以轻判；罪轻态度不好，却可以重判。她幸亏没有以身试法，没有加刑，而是立刻被转送到著名的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秦城监狱，开始正式的“服刑”生涯。两年之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金末玉从报纸上看出这一次的运动来势非善，估计到马万里很可能会因为自己的缘故受到牵连。当时的马万里因为她的被捕受到了刺激，精神又不大正常了。为了保护他不受更大的打击，唯一的办法，只有与他离婚。她给马万里写了一封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没想到他却坚决不同意，一定要等到金末玉刑满出来夫妻团圆。见丈夫的态度如此坚决，从来不流泪的金末玉，也忍不住落下了眼泪。但没过多久，她被队长叫到了办公室，一个从南宁来的法院干部拿出一张离婚判决书来要她签字。据此她知道马万里已经到了南宁，其余的事情她就不可能知道了。她的唯一权利，就是在判决书上签字表示同意。事后她才知道：自从金末玉被捕以后，马万里的精神状态越来越不正常。“文革”开始以后，他在广西南宁的妹妹生怕哥哥出事，曾经向有关部门反映过。因为他是著名的画家，终于由广西统战部出面，让马万里移居南宁。大约就在移居前后，他女儿和他妹妹劝说他和金末玉离婚，并且代他写了状子递到了南宁法院，这才有了南宁法院干部来北京出差的那一幕。不过离婚之后，马万里也没有幸免于难，最后他还是因为“是大特务川岛芳子的妹夫”而被迫害致死了。三十五年的监狱生活不好过，也终于熬过来了。1973年，55岁的金末玉终于服满了十五年有期徒刑，被送到清河农场就业女队来开始那没有期限的“二劳改”生涯。十五年的监狱生活，她过怕了；拥挤的统铺，她睡怕了。好不容易十五年刑期熬满，所得到的，只不过是换个地方，依旧是劳改队，依旧是天天出工，依旧睡那几十厘米宽的统铺，依旧吃那青菜萝卜，所不同的，只是有了27元工资，有了吃青菜还是吃萝卜的自由选择，但是所有开支都要从这27元工资里面出，再也不像蹲监狱那样有衣服被褥和日用品可发了。尽管她是就业女队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但有道是“入乡随俗”，既然来到了就业队，也知道女就业的唯一能够改善生活状况的方法，就是嫁一个男就业人员，求得有一间小小的房间，算是自己的“小天地”。星期日，丈夫可以出去打柴火或捕鱼摸虾，自己可以在家里包饺子、擀面条，改善改善生活，也得到一丝家庭的幸福，叙一叙最低水平的天伦之乐。于是，这个精通英语、日语的女学士，为了一间小小的房间，为了有一片宁静的自由小天地，只好决心降低条件嫁人了，而且只求嫁一个劳改释放的“二劳改”！数遍了中队里55岁以上未婚的“老就”，年貌相当的，似乎只有一个人：施有为。这个施有为，上海市人，解放前一直在上海当水上警察。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与几个朋友来北京出差或旅游，在前门外的一家饭店吃饭，饭后算账，大概相差十几元钱，可谁的身上都没钱了。服务员说他们存心诈骗，他光火起来，抹下手表往桌子上一拍，说声：“不就十几块钱的事儿吗？我这手表是一百多块钱买的，押在你这里，明天我拿钱来取，还不行吗？”按说，这应该是可行的，关键就在于他说话的态度，不是恳求的语调，而是气愤的语调。服务员听了不但不买账，还把警察给叫了来。到了派出所，他还是态度强横，不肯认错。于是小事酿成了大事，最后以“无理取闹”罪给判了“劳役半年”的处分。“劳役”不算判刑，是20世纪50年代处理“轻微犯罪行为”的一种措施，比拘留稍重，大约相当于后来的“强制劳动”。按照当时的政策，劳役期满，是应该回原单位的，但是他的运气不好，正好赶上了1955年的肃反运动。他的原单位根据他解放前当过水上警察、现在又因为无理取闹在北京服劳役，干脆就把他给除了名。这样一来，他劳役期满，本来是有单位的，倒变成无业游民了。他在服劳役期间，倒是表现得很积极，劳改单位的领导对他颇有好感，就婉言留他，劝他干脆就在劳改队当个职工算了。那年月，劳改队的职工与社会上的普通职工待遇是一样的，工资待遇也不比普通职工低多少，反正他也没媳妇儿，上海只有一个老娘，只要自己有工作有收入有饭吃就行，就点头答应了。于是他这个户口和工作原来都在上海的人，因为到北京来旅游，因为跟服务员吵了一架，因为服了半年劳役，因为赶上了肃反运动，因为当过水上警察，因为……从此就变成有了正式北京户口的北京人了。他在劳役改造部门干了几年之后，国家取消了劳役改造，他就被合并到清河农场来。十几年时间中，他学会了水稻栽种技术，当上了中队技术员，是全中队唯一的一个五级工，工资有五十多元，比警察衔儿的“小队长”还高，而且也算是个“土专家”了。他不但工资最高，资格最老，关键在于他是清河农场的“老河底子”，各分场上上下下都有熟人，要办一件事情，比新来的人要方便得多。于是在一个休息日，施有为来到了就业女队。施有为带给金末玉的“见面礼”，是一把经过他改造的小号铁锹。清河农场的土质黏性重，不会使用铁锹的人，干不多一会儿就会“耍锤”，也就是大量的黏土粘在铁锹上无法再使用。金末玉从来没有耍过铁锹，从工具房领来的铁锹，又大又笨，比她的个子还高，用起来很累。施有为送给她的那把铁锹，是施有为自己改造的，小巧玲珑，金末玉使起来虽然并不“得心应手”，至少比她自己的那一把轻巧得多，也好用得多。金末玉当时就感动了。金末玉见了施有为，他是什么样的文化层次，用不着多说，只要一开口，就完全明白了。其实，施有为除了文化比较低之外，作为一个“就业工人”，水平应该说是最高的了。 事实上金末玉也不可能在劳改队找到比施有为更好的丈夫了，她终于无可奈何地点了头。下面的事情虽然热闹，说起来却简单，这一对儿超大龄新婚夫妇的婚礼，终于在大家热情的张罗和帮助之下，在于家岭分场举行了。婚后不久，施有为调到了离就业女队不远的教养大队去，在大门口当一名值班员。老两口闲来无事，养几只鸡，养几只鸭，过的是清静的田园生活。家里的活儿，大大小小，里里外外，全都由施有为一手包干，几乎不用金末玉动一指头。大家都说：这一对儿，取长补短，那才真叫最佳拍档呢！一晃几年过去了，但是金末玉一想起亲人，就不免两眼发直，坐着发呆。施有为说：“如今海禁放松，往海外发信不那么严了，不管你大哥现在在哪里，只要当年他在香港的地址还能够找到，不妨写一封信到香港去试探试探。”金末玉依言姑妄试之。一个月过去又一个月，像是泥牛入海，没有任何消息。到了六个月之后，谁都觉得不会有希望了，忽然收到一封从日本寄来的信，信中说：“妹妹：收到你寄来的信，真是悲喜交加。多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我现在定居日本，一切都好……”看了这封信，金末玉不由得眼泪夺眶而出，失声痛哭！自从与大哥联系上以后，八十高龄的大哥也为小妹妹年过半百喜结良缘而高兴，尽管他依靠给工厂翻译产品说明书为生，收入并不多，当时中日之间也不能汇款，但是通过海运，东西倒是能够寄的。于是吃的、穿的、用的、玩的，包括大陆当时还很少见的折叠伞、尼龙绸的丝棉袄、钢管架子软塑料壁的大衣橱、荷兰风车式的八音盒之类，都源源不断地从日本寄了来，把他们那间小小的房间布置得像日本家庭一样，把个施有为打扮得像个日本人一样。这两口子的生活，在劳改农场里要算是比较突出的了。转眼到了1979年。那一年，在胡耀邦的主持之下，先后给许多“右派”和“反革命”改正平反。金末玉想想自己从来没有过任何背叛祖国的言论与行动，仅仅因为是川岛芳子的亲妹妹，就稀里糊涂地被扣上了一个“反革命”的罪行，实在太冤枉了。既然别人受了冤屈能够平反，为什么我的冤案就不能得到平反呢？她鼓起勇气，把自己当年因为受到胞姐川岛芳子的牵连而蒙冤被判十五年徒刑的经过详细地写了出来，直接寄给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不久，果然从北京来了三个人，他们把金末玉叫到队部去，反复询问当年定案时的一些关键问题，并让金末玉写了补充材料。这三个人走了之后没过多久，她就收到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平反通知书。不久，金末玉落实政策，和丈夫一起回到了北京。金末玉被安排到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工作。施有为则办了退休手续，在家里专门伺候夫人。当时他们住在明光村政法大学附近的一幢居民楼里，小小的两间住房，布置得一半像日本家庭，一半像中国家庭。施有为除了全力伺候夫人之外，还抚养一个在清河农场认来的干儿子的孩子，每天喂奶洗尿布，忙则忙矣，却是心甘情愿的。要知道，这对一个老年人来说，正是千金难买的“天伦之乐”呀！金末玉和施有为，虽然在劳改农场经历了二三十年，但是他们没有在劳改队学会油滑，依旧以诚待人。2006年，凤凰卫视《鲁豫有约》录制了一档专题节目，《八十八岁的小格格》，上下两集，将近90分钟。鲁豫称赞金末玉：“您是我见到过的最漂亮的老太太。”这档视频节目，现在仍可以在网上搜索到。金末玉今年94岁了，我除了在媒体上看见她的名字以外，也已经有许多年没有见到她和施有为。谨用这篇文字，来祝愿他们两口子，晚年更加幸福，健康长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