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在“清末新政”的影响下，裁撤绿营、编练新军，办警察局、设咨议局，开成都近代政治变革之先河。成都在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和影响下，逐渐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成为原料的输出地和工业制成品的倾销地。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经济日益解体，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勃然兴起。在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的带动下，自19世纪70年代起到20世纪初，成都陆续兴办了一批官办、官商合办、商办工商企业。尤其是甲午战争后到本世纪初，成都商民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掀起了由商民开办工商实业的高潮。在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带动下，成都市民休闲文化取得长足进步。
晚清时成都的城市娱乐业、茶馆、夜市尤为发达，居民休闲文化盛极一时。成都自古以来游乐之风盛行，“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序进于前，以从民乐。”正月初一游武侯祠、丁公祠、望江楼，正月十六周游城垣俗称“游百病”，二月十五赶青羊宫花会，四月二十八赶药王会，六月初六赶王爷会，七月七赶土地会、八月二十七赶孔子会、九月初九登望江楼，十月初一赶牛王会，十一月十九赶太阳会。
俗话说：“成都是个大茶馆，茶馆里有成都。”茶馆作为城市生活的公共空间，在近代成都市民生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晚清时期据傅崇矩记载：“成都之茶铺多……省城共计四百五十四家”，茶馆对于成都这座城市的重要性可略见一斑。“茶馆亦名茶铺、茶社，是成都城市独特的饮茶、休息、摆龙门阵的场所，是斗雀、评理的自由天地和评书扬琴的说唱场。”在这里有着远近闻名的“盖碗茶”，人们在此谈天说地其乐融融。
成都夜市兴盛已久，《成都志》便载：“锦江夜市连三鼓，石室书斋彻五更”。晚清时期成都夜市由于新式电灯的安装和使用，更是如鱼得水、热闹非凡。“夜市在东大街、西大街，上自城守衙门起，下至盐市口止，百物荟萃，游人众多。大约可分为四段：城守署至臬台署走马街口，售饮食者为多；由臬署起至新街口，售寻常书画铜器者为多；新街口至鱼市口，售古董玩器及鲜花者为多；鱼市口至盐市口，售鲜花、旧书、玩具、洋货杂器、冠帽、铜首饰者为多。黄昏时起，二更后散。”
晚清成都之游玩杂技更是名目甚多、数不胜数。据傅崇矩记载有“打连三、划龙船、电光戏、烟火架、猴戏、被单戏、火肘肘、留音戏、西洋镜、放风筝、扯响簧、斗雀、耍灯笼、狮子灯、车车灯、胖胡琴、扬琴、说评书、相书、打花鼓、川北锣鼓、唱书、莲花闹、灯影戏、陕灯影、板凳戏、唱道琴”。妇孺老幼各得其所，乐在其中。
民国初期的成都，政治上军阀割据，战乱频繁，先后经历了防区制时代、三军统治时代，直至1935年刘湘统一川政，才进入相对稳定时期。然而自抗战爆发后，尤其是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伴随着沦陷区大量人员、企业、资金的涌入，成都人口数量激增，成为抗战后方重镇，随之成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伴随着大量学校内迁文艺人才的涌入，抗战时期的成都市民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成为抗战大后方的文化高地。在此之下成都的城市饮食文化休闲娱乐业有了新的发展。
民国时期成都的饮食文化休闲娱乐业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抗战伴随着大量高校的内迁，成都华西坝成为大后方的文化高地。川菜早在晚清时期已基本形成，以麻辣见长菜品不仅讲究色香味俱全，而且刀工以快、稳、精、巧闻名，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晚清民初，川菜逐渐走向精细化、多样化。防区制时代，军阀轮番进驻成都，使川菜获得发展，从下河帮、川东引进新的菜肴。抗战时期大量人员的涌入带来了新的菜肴烹制方法，川菜逐渐走向成熟。“川菜是在成都社会处于极度动荡，人口增多的时期获得发展机遇的。”
“好看戏，虽忍饥受寒亦不去，晒烈日中亦自甘。”可见川剧对成都居民生活的重要性。经过20世纪初的戏剧改良运动，川剧有了专门的演出场所和创作自由。辛亥革命后，川剧各班部云集成都，此后三庆会成立，门户之见得以消除，昆曲、高腔、胡琴、弹戏、灯戏五种声腔逐渐融为一体，开创了川剧名派声腔联袂献艺同台表演的崭新局面，使川剧获得巨大发展。
30年代的成都出现了“三益会”“永乐”“成都大戏院”等川剧场。成都电影业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初，兴盛于抗战时期。新明、智育、大光明、大华等众多电影院在成都兴起。抗战时期成都的电影业有了新发展，电影院引进好莱坞电影放映。
1924年成都市政公所改造少城公园，园内设立民众通俗馆，集休闲、娱乐、教育于一体，逛公园成为市民新的娱乐休闲方式。此后成都兴起了兴办图书馆热潮，成都草堂图书馆、四川中山图书馆、成都北区启智图书馆相继建立，读书看报成为市民新的消遣方式。抗战时期，南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等31所高等学校内迁，学生数万人。
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成都爱国师生抗日救亡团体走向街头用自编自演的话剧来进行抗日宣传，《日出》《雷雨》《家》等话剧在成都上演，促进了成都话剧的发展，也把民国成都市民文化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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