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夏官印的发现，对研究包头地区与西夏历史的关系，是一件难得的文物资料。 关键词：征集；收藏；西夏文印；研究 包头博物馆藏品中有一枚西夏文印，此印是1995年在固阳县九分子乡下渠村一农民手中征集到的。这方西夏文铜印为翻砂浇铸而成，四边圆角方形，边长5.2厘米，通高4厘米，其中印台厚1.1厘米，印背连体铸长方形柄，高2厘米，边方2.2厘米，底部有一圆孔，为印绶绾结之处。印柄上刻西夏文
“上”字，柄两侧各刻四字，左侧刻授印的年款，右侧刻授印人姓名。印面白文，刻“首领”二字。此印铸造精美，线条曲折相叠，印文布排整齐规矩、充实饱满、庄重灵巧，给人一种朴实厚重之美感，是西夏印章中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这枚西夏官印的发现，对我们研究包头地区与西夏历史的关系，是一件难得的文物资料(图一)。
西夏文铜印就是西夏时期用西夏文字制作成的铜印，在当时非常流行。自清代以来不断有所发现和著录。收集研究西夏印的重要著作就有：1927年，罗振玉、罗福成父子的《西夏官印集存》，集录了西夏官印33方；1982年，罗福颐先生辑录、李范文先生释文的《西夏官印汇考》，收录西夏官印97方；1988年，白滨先生整理研究的西夏印达130余方。此后内蒙古、甘肃等地又陆续报道了西夏官印的一些新发现，如1998年，甘肃天祝县又出土了一方西夏“首领”铜印，现收藏在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市博物馆所藏这枚铜印的印文是典型的西夏文字，同样是借鉴汉文印章，用来表示身份、地位、权力、等级的象征。铜印边长5厘米左右，印章背面的柱钮上刻有表示方向的西夏文“上”字，印背两侧阴刻有年款和人名，“首领”二字仿照古代宋印中通用的九叠篆法。在宋金时期印章文字出现了重叠笔画，史称九叠篆。西夏文是采用汉字形式创制的民族文字，它们与汉字关系密切，依然沿用汉字的一些制度，楷书、篆书、草书具备，印文也采用叠篆。2004年4月，武威市凉州区南营乡南营村魏英老人向武威市博物馆交来西夏铜印一方。铜印边长5厘米，微外弧，中间宽5.2厘米，边厚0.6厘米，印柄高2.2厘米，与印相连处有0.5厘米的圆孔。印面九叠篆书西夏文，即汉文“首领”二字。印柄上端和两侧均刻有西夏文字。印柄顶刻一字，即“上”字：柄右刻四字，即“元德六年”(公元1124年)；柄左刻三字即“苟途万’。从整个铜印的内容来看，有制印的时间、首领的姓名及确定印上下方向等，与已发现的西夏首领印的制印方法、内容及风格基本一致，制印严谨，西夏文字刻制规整，充分显示了西夏的篆刻技艺。此印章的发现，不仅为西夏时的制印及篆刻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而且对研究西夏中后期的军事、政治以及确定沿边堡寨之一西凉府南营城的镇守将领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还有内蒙古西部地区，由于教早为蒙百车所攻占，所以城址保存较好。加之气候干燥，人烟稀少，许多西夏文物得以保存下来。在内蒙古巴盟临河市高油房西夏古城中，就曾出土大量西夏钱币以及金银器窖藏和西夏文铜印多枚。这座古城位于内蒙古高原通过河套进入宁夏平原的交通要道上，这些文物估计是西夏人仓促撤退时掩埋的。至今西夏印已有150方左右，西夏官印已成为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字铸印最为丰富的印种之一。
西夏官印，据史料记载，西夏官印的主要材质有金、银、铜及铜镀银四种，但是现在所发现的，大部分为铜印。这些官印，大都是具有世袭身份的族长领袖所使用，他们在西夏政府中或部族中担任武职，或其他相应的官职，是西夏官吏身份和权力凭证的最好体现。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就详细规定：“诸人请官印者，为威臣、帽主等官可请封印，当用于簿册及诸司告状中。比其官小者不许请官印。诸寺僧监司者可请印，变道中不得请印。若违律时，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律令明确记载，并不是所有官员都有资格请用官印的，官印的颁发是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一条严格的界定。据《秦陇文化一西夏的文书用印制度》记载，西夏印按重量分为九个等次，首领印是西夏政权中具有世袭身份的族长领袖所使用，他们在西夏政府中或者是在部族中担任武职，部落首领拥有很高的军事权力，“首领”一印，属西夏五级军事权力的第二个级别，包头博物馆收藏的这枚西夏印，可能既是驻扎包头地区的一枚首领印，它对研究确定西夏东部一段地域疆界是最有说服力的重要文物。
由这枚西夏印我们联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包头市东郊约16里的沙尔沁村西侧发现的金界壕，这条被当地人称作“土龙”的边墙，从大青山沙尔沁主峰下向南到黄河边，它就是金代的界壕。据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调查，当时已是断断续续，现在大部分已不存在，只是在山麓还有一些遗迹。同时在金界壕西侧的阿都赖村就曾经出土过西夏“天盛元宝”、“乾佑元宝”铁钱。对于这批铁钱的研究，张郁和金申先生已有论述。
有关这条界壕的情况，我们只能从当年的调查研究中了解其状况，其中发表者1988年第二期《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的《关于“天和议和”兼谈包头地区发现的金界壕》一文，有较详细的考察记录。金与夏的边界重要谈判有两次。一次是“天会议和”基本上解决边界问题，三十二年后，再次有金派遣兵部尚书萧恭办理金外长划界事。“天会议和”维持了八十余年双方和发局面，在历史上产生了积极作用。金比前代是辽朝，伸向中原地区的版图增加，而北方与西夏的边界仅及包头部分地区。为防御北方新起鞑靼的进攻，金世宗以后筑防御界壕，可能在建筑时间上早一些，与“天会议和”关系密切。上述几篇文章都对界壕的时代问题确定无疑。有关这条界壕的修筑年代，是金与西夏通过“天会议和”正式划定的一条疆域分割带，界壕以西属于西夏的领地，包头发现的西夏首领印，应该就是驻守在西夏东部边地一位军事统领的印信。这方西夏铜印在包头地区的发现，也再次印证了沙尔沁村至黄河“土龙”的性质――是金界壕，同时也让我们进一步理解了《金史・地理志》记载的“出天山，包东胜，接西夏，逾黄河，复西历葭州、米脂寨，出临洮府、会州、积石之外，与生羌地相错”中的“包东胜(今托克托县)”和金与西夏的一部分边界关系。
注释：
①罗振玉、罗福成父子：《西夏官印集存》，宁夏人民出版社，1927年，
②罗福顶、李范文：《西夏官印汇考》，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③张郁：《从包头市东郊出土西夏钱币谈起》，《包头文物考古文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④郭建中、姚桂轩：《关于“天和议和”兼谈包头，地区发现的金界壕》，《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8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