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西南大学文学院何宗美教授的巨作《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以下简称《演进》)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重要成果之一。全书分上编《明代文学结社现象与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研究》和下编《明代文人结社编年辑考》，共百余万字，皇皇之著，对明代文人结社现象作了迄今为止最为翔实的全面考察，对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发展演进的深层关系作了细腻而深刻的剖析。作者以严谨的学术姿态，敏锐的观察角度，纯熟的文学思维，在文人结社的框架下，为我们展示了明代文学演进的宏图。近日翻读此著，感触颇深。兹就书中所论及明代文学研究相关问题谈一些看法。
首先，国学大师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指出：“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人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以此而论，何宗美《演进》即可以称之为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预流”之作。明代文献丰富，这既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终因文献的浩如烟海使研究者无从着手。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文学研究中，资料的丰富相对于资料的少缺而言具有同等困难，甚至比资料少缺更加难以把握。这不仅需要研究者有敏锐的眼光，卓绝的思想，更需要研究者以实质的功夫，通体把握明代文献。此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之前，何宗美在《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及《续编》中，对《列朝诗集小传》、《静志居诗话》、《明诗纪事》等数十种文献进行了“竭泽而渔”式的搜索，呈现了明代文人结社团体相对真实的面貌。然而，此次《明代文人结社编年辑考》(《演进》下编)翻阅的文献远超过900种之多，而对于地方志这种大部头文献的参阅和征引，更是拓展了此书的视野，丰富了明代文人结社的史料。这使得明代文学的研究更加深入，诚如作者所言，对于地方志的运用“不但获晓了澄清问题的许多珍贵事实，而且新的思考、新的认识随之产生，有些方面甚至超出文人结社研究本身，对以后文学史、文化史的进一步研究大有裨益”。何宗美的研究对方志的运用并非首例，而这次《演进》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启示――查找材料、运用材料和辨析材料在史学文献与文学文献中的重要性。该著征引地方志达到170多种，查阅范围则更广。这是此前明代文学研究者所未能做的。作者对明代文人结社研究的突破，很大程度依靠了地方志提供的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很多难以落实的问题也有赖于新材料的发现而得到了解决。如在考证徐来凤结社时，作者引用了《南昌县志》的材料，卷二�《人物志七・文苑》：“徐来凤，字仪甫，号钟陵，口湖人。万历拔贡生。少以才雄视当世，与陈子贞、徐作等纠文会，实主文坛坫。已而诸子掇巍科，膺显秩，来凤数奇不售。”结社时间同样据于该志而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
《南昌县志》卷二�《人物志・文苑》……据同书卷一�《选举志・进士》，徐作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第31页)，陈子贞为万历八年(1580)进士(第32页)，结社时诸人都未中进士，因此时间应在嘉靖四十一年前。
在对彭铭结社进行考证之时，引用《吉安府志》的材料，卷三二《人物・文苑上》：“彭铭，字燕然，庐陵人，诸生。少负奇气，博学强记，工诗古文词，与刘同升、马犹龙、金光弼辈为诗社，年未三十卒。诗文率多散逸，守道施闰章搜得遗篇，与犹龙稿并梓行世。”著中将结社时间定位万历三十四年(1606)左右，简注如下：
《吉安府志》卷三二，光绪二年刻本……另据同卷《马犹龙传》，结社唱和在其“弱冠”时，诸人当大致同龄，以刘同升(1587－1645)为准，则结社约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前后。
这是有效利用地方志的两例。作者对材料的把握，以及前后观照的能力可见一斑。
其次，明代文学思想在整个古代文学思想领域中占据重要地位。这是因为明代思想承接宋代理学而深入发展，加之社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萌芽，使得思想的解放成为不可阻挡的洪流。自宋以降，文人多具学者身份，文学性与思想性的兼具是明代文人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因而，不同的文人以其独特的思想自居，他们之间或独立而行、我行我素，或志同道合、组合成派，思想的论争较之先秦“百家争鸣”自有其内涵和深度，而他们之间不同观点的碰撞交锋必定促进社会思想的极大进步；即使思想接近者，也因其中微妙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思想的复杂性赋予了明代人特立独行的品格，明代文学研究者对此早有立论。然而，无论明代思想如何复杂，隐藏其背后的大社会、大历史尚可宏观把握。何宗美在《阅读明代》一文中曾对历史的阅读和研究有精辟的论述：“‘史’的考察，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视点的择取问题，即站在何处阅读历史、看历史的问题。虽然无论从何时从何处切入，面对的同样是历史的陈迹，需要的同样是沿波讨源，触类旁通；但视点和切入点不同，进入的具体历史情境则迥异，接触的事实，引发的思考，领悟的道理，吸取的智慧，都不尽相同。”
正是在此种历史观的引导下，何宗美《明代文人结社现象与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研究》(《演进》上编)着眼一种文学现象，以整体眼光观照整个明代文学思潮。从元末明初这一历史转型和文学转型期开始，到明末文学思潮和社会思潮的合流结束，作者以明代文学特有的文人结社现象为基点综观整个明代文学，将明代文学各个时期的思想变化以微妙的眼光发掘出来。在整个明代文学思潮的背后，隐藏着一股特殊的推动力，那就是文人结社运动的薪火相传。从明代文学发展本身来说，文人自身的推动力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他们之间的结社，更加坚固了文学的堡垒，刺激了学术的发展，促进了思想的活跃。笔者在为何宗美另一部论著《公安派结社考论》作序时，曾说“欲深入了解各时代的文学，不能不了解当时文人的生存与活动情况，而对文人结社的研究正是打开一扇视野开阔的窗子”。如今，这扇窗子已经打开，透过它可以一窥明代文学的整体发展动向。
第三，文学研究需要有广阔的视角，但更需要有敏锐的思想、独到的观察力。何宗美以10余年之功，深入挖掘一种文学现象，阐释现象背后的本质，乐此不疲，激流勇进，这是一种极其具有胆量的探索。在对文人结社的相关文献进行了详细考证之后，以更宽阔的视野重新审视了明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正是因为占据文献的高地，作者对明代文学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诸多问题的研究都有所创新。明嘉靖时期是明代思想特别是讲学的高峰时期，此时虽已进人中晚明，但却是明代文学主要流派产生、发展、转型和蜕变的时期。唐宋派与后七子复古派就产生于这一时期，其代表作家皆崛起于文人结社这一背景下，他们“依托文人群体化、集团化的趋势立足于文坛，扬声于士林”。弘、正以降，文学运动的同时，心学运动也在发展，出现了文学与心学一体化的趋势。嘉靖时期心学发展到高峰，而明代的复古派文学与唐宋派文学也发展到高峰时期。这种现象并非出于偶然，基于对文人结社的考证，何宗美认为“这种趋势在其外部形态来说表现为文学结社与心学讲会的一体化，具体包括文学结社与心学讲会的地域并存、人员重合、形式融汇三个方面”。这是对文学现象的重要总结，也是对文学现象产生原因的潜在分析。纵使其“外部形态”是易见的，但这种“易见”却是建立在对材料、文献和文学发展整体把握的基础之上的。另外，这种一体化趋势是否有“内部形态”呢?当然有。综观明代文学史，我们知道这当是另一个问题，文人社团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社会团体，他们的结社活动以其作品和思想的形态呈现于笔墨间，于是文人、学者、思想家笔下的文字就构成了一体化的“内部形态”。欲求内部形态之真实面目，需对明代的诗、词、文、赋、小说、戏曲这些文人作品进行研究，此与本书体系不同，自当不论。
在此，我想起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里的一句话：“考近三百年学术思想之转变者，于书院之兴废，及其内容之迁革，诚不可不注意也。”钱氏注意了书院在清代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现在，何宗美从文人结社人手，考有明一代思想及文学之转变，以锐利的眼光发现文人结社在明代思想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地位。此乃可谓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也是在钱穆先生基础上对明代思想文化研究的一种有益开拓。
治古代文学者皆知，明代文学是整个古代文学研究中最为复杂的一个阶段。罗宗强在《明代文学思想个案研究的整体观照》中说：“明代文学思想的发展脉络不易理清。文学思潮的趋向较为清楚，但是不同思想的交错与相互渗透，则就复杂得多，让人有一种纷如理丝之感，明代中期以后，更是如此。要理清脉络，理想的方法是从个案做起。”何宗美的明代文人结社研究可以说是明代文学研究中一个特殊的个案，而且这个个案已经做了10余年，所以他能将整个明代思想梳理清楚，并给予它真实的阐释。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刘昕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