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39票赞成，160票反对，57票弃权。没有丝毫悬念，3月14日，继1996年首度大修后，《刑事诉讼法》完成“二次变法”。 新刑诉法分列5篇，共288条，历经2011年8月、12月以及2012年3月三度审议，在现行刑诉法的基础上对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和特别程序七大方面作出了调整，而首项修改内容便是将“尊重与保障人权”写入法律。
人权入法
“此次修法超越了1996年。”参与了修法全程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陈卫东不惜溢美之词。这份数度易稿的修正案在他看来，“方方面面都是进步”。“从内容到范围到涉及的条款，修改力度很大，而且在保障人权方面下了苦功。”
对照新旧两版刑诉法，“尊重与保障人权”这一句响亮的宣示语，目前嵌入第二条后半句，成为刑诉法的立法任务之一。
“如果说中国刑事司法制度落后于国际标准，关键就在于人权保障水平不高，这也是西方国家攻击中国的主要口实。而目前，保障人权已写入法律，而且，围绕这样一种任务，后续章节中做了详细规定，这大大提升了‘进步’的含金量。”陈卫东说。
“这次修改是学界、理论界、司法界十年博弈的成果，在目前格局下，这样的‘产品’，我认为是合格的。”
复旦大学司法与诉讼制度研究中心主任谢佑平“圈定”的亮点主要为某些重要领域的改进。其一，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譬如，新法第50条，在原有“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基础上，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一项。
又如，新法增加第121条，“……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该条款的目的是从制度上防止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
而辩护制度方面，新法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完善了律师会见程序，“使得律师的辩护权利得以放大。”此外，在细化逮捕条件、要求证人出庭等方面也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
“对照旧法，整体而言，新法的进步之处要比‘受限之处’多，但若只抓住某一点并放大这种看法，譬如监视居住的问题，这并非理性的结论。”谢佑平说。
“立法理念上的进步较为明显，但保障性措施不足让人遗憾。”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田文昌的评价更加“务实”。比如，律师的会见权和阅卷权吸收了2007年新律师法的规定，“确实有明显改进。”不过，“有关部门”就是不让会见，不让阅卷，怎么办？
对于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田文昌亦给予好评，“但是，这个制度需要更加切实可行的措施。”
事实上，2010年赵作海案后，“两高三部”就已下发规定，初步确立了中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实施两年来，因此排除了非法证据的案例极为少见”。田文昌认为，更为合适的“保障性”做法是进行全程同步、不间断地录音、录像，而非针对某一阶段。
尽管仍有不足，对于修法，接受时代周报采访的刑诉法学者、律师却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同样一种感受，“来之不易”。“推进一步算一步，以后再多修多改。”田文昌说。
艰难的拉锯
刑诉法大修，表面上只是只言片语的删减或增加，实质上却是公、检、法、学界等各方内部以及相互间的博弈，过去十多年如此，在最后关头亦未停息。
3月13日，全国人大表决刑诉法修正案的前一天，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胡康生宣布5条修改意见。其中涉及修改决定草案第93条：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可以讯问被告人。经法律委员会再三斟酌后，“可以”一词改为“应当”。
刑事诉讼中的死刑复核关乎被告人生死，非常关键。2011年8月，一审稿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12月，该条款改为：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可以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并增加“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一项。
2012年3月，三审稿维持该改动不变，这让著名法学家、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陈光中有些“失望”，并直言将讯问被告人由“应当”变“可以”是一种倒退。
“由于种种原因，有些被告人没有辩护人，而按照三审稿的规定，被告人不能要求法官讯问，那么，他就没有了最后面见法官陈述的机会。”陈光中认为，在死刑案件上，应设置一条底线，约束法官，讯问被告人。
最终，在修正案即将审议的最后关头，陈光中的意见被采纳，“可以”又改为“应当”。
其实，如此的“拉锯”在修法过程中很常见。陈卫东告诉时代周报，讨论伊始，要求将“保障人权”写入法律的呼声很高，但有关方面认为没有必要，因为，现行刑诉法第一条中“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表述已有此意。
因此，一审、二审稿均无改动，“但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以及人大二审时，群众的意见很大，这才促成了三审稿的变化。但‘保障人权’应置于何处？从理想化的角度来看，写入第一条立法根据、宗旨更好，但退而求其次，列入第二条，亦能体现这样一种精神。”由此足见，人权入法是一种妥协中的进步。
事实上，类似的“对弈”显见于多处。比如，在规定“不得自证其罪”的同时，新法保留了“犯罪嫌疑人在接受侦查人员询问时，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据披露，人大法律委员会坚持增加前一条，而实务部门从办案角度出发坚决不放弃后一条，于是，这种冲突便被固定下来。“前者是重要的进步，后者是巨大的把柄。具体进步了多少，仁者见仁。”田文昌分析道。
而在较受关注的赋予侦讯程序中律师在场权的部分，则是实务部门与律师界“都没准备”。“侦查部门感觉讯问时律师在场会妨碍他们的工作，同时，这需要占据律师较多的工作时间，他们也不愿意。”据陈卫东分析，由于两方没有积极性，相关的修改也就“搁置”了。
几乎是逐条逐款的“博弈”后，刑诉法实现了二次修订。“刑诉法素有‘小宪法’之称，它与我国的政治制度挂钩，所以，不要对它的修改寄予过多理想化的想法，能推动一步就前进一些。但在没有较大政治制度改革的前提下，刑诉法只能做一些技术性的调整。”谢佑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