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我一直与作为主流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相对峙。在学术和政治上，我数次冒天下之大不韪发言，也曾犯颜上书而有逆鳞之举。 1988年夏季，我在《经济学周报》上撰写系列文论，批评“价格改革一步到位”的闯关论。我警言曰“美、日不会乐见中国之强盛”，预言“戈尔巴乔夫必会失败，苏联将因民族问题解体”。是年10月我在国内《经济学周报》及香港《明报月刊》发表系列政论《当代中国政经危机与成因》等，警言“激进物价改革以及休克疗法”将引致国内发生动乱。”
此系列文论发表后为各国政要所关注，亦警示到高层。其影响之深，则为不久之事变所证实。我后来之所以得到参政、议政之机会，而能备位于谘议之列，盖以此为始。
1990年，东欧及苏联先后解体，“民主化”潮流披靡世界。
1990年夏我在北京大学演讲指出：“伪民主是美国之政治工具”，“肢解中国是其既定目标”。我一个人当时持此论而对抗一个世界。
其后发生两次伊战、阿富汗战争、“9・11”事件以及一系列国际金融危机，显示普世价值不可期，历史并无不可逆之潮流。
美国在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中窘相毕露，终于露底而显示其经济强大之真正原因并非“开放、无限制的自由市场”，而是由于其主导着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发行权，以及累积了天文数字的大规模国家债务、财政赤字和对外债务，自由市场经济并非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之美妙天堂。这一真相的揭破，对于我们反省未来中国改革之目标及方向，意义至关重大!
“新自由主义”是乱国之术
90年代初，我从实践经济政策的角度，抨击新自由主义自80年代后期即开始引导和误导中国经济改革。我与他们论争、抗衡了20多年，目前他们虽然仍是“主流”。但这个新自由主义的牌坊现在有点臭了!
根据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经济改革目标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通过与之相适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让个人和企业有更多的活力和更大的空间，去创造财富、发展经济。”这个理论的基础，是以美国作为一种样板，因为据说美国的经济体制是全球最发达最完善的市场经济。事实真是这样吗?
美国国债目前已突破15万亿美元，若再加计隐蔽性负债，据美国财政部承认，美国总的内外负债实际可能达到上百万亿美元，这笔巨款是美国2010年GDP(16万亿美元左右)的5-6倍。其实，无论世界上任何国家，如果能得到这样一笔天文数字的贷给资本流入，那么不管它是市场经济还是非市场经济――这个国家都会在一夜之间暴富起来。但是，问题在于怎样偿还呢?美国人欠债，有国家霸权和美元的强权做后盾，可以耍出种种赖债、讹诈的伎俩。其他国家，包括中国，行吗?换成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如果背负这样的负债，早就宣告破产了。
所以，美国的豪富、挥霍、奢靡以至高新科技、强大国防，并非靠“市场有效地配置资源”，靠“效率”发展起来的。美国的强大与繁荣是靠霸权下的金融欺诈和掠夺，是利用各种“庞氏”骗局向全世界集资敛财，圈来全世界的钱支撑起来的。
但是，美国这样庞大规模的负债经济，每年要支付的利息是天文数字。美国财政现在已经人不敷出，难以承受这种高额债务和利息，所以不断爆发金融危机，藉以逃债、赖债和缓债。美国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本质上都是债务危机。所谓金融泡沫是什么?无非就是债务。美国支付不起利息，于是派索罗斯、巴菲特、高盛等金融投机大鳄到处去设套圈钱，包括利用汇率魔术赖债。美国的高额债负是当今国际关系不安定的总根源!
这样一种靠债务圈钱式的市场经济，难道是中国经济改革所要效法的先进样板吗?美国的这种债务式市场经济，中国能学、能玩吗?
我认为“让市场自由配置资源”的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共济会经济术士输入中国的乱国之术!吸血之术!在学术上站不住脚，在政策上祸国殃民!
有人说我是“阴谋论”的代表。但是，纵览一部世界史，阴谋无所不在。不懂阴谋就不懂政治，不懂外交，就全然无知于世界历史。不懂阴谋，甚至也不会懂商业和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反对别人揭露阴谋，本身就是愚人脑封人口的一种阴谋。
美国购货，中国买单
美国巧妙地对中美经贸关系设局，利用中国人的善良和轻信，竟然使一种不用花钱的进口贸易，由神话而变成了中美两国贸易关系的奇妙现实。具体的操作流程如下：
――美国商人购买中国商品，购物的美元来自美联储；
――中国商人把货物供给美国，美元进入中国被中国银行收走；
――中国银行将人民币作为购物货款支付给中国出口商人(这就是买单费)；
――美国用销售长期国债以及房屋贷款、黑石投资等名义，从中国银行及相关机构(外储局以及中投公司等)手中，把中国得到的美元以长期借贷等方式，巧妙地收回到美联储手中；
――结果是：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美国其实等于没有付钱，而一直是中国银行在为美国人做实际性的买单。
所以尽管美元大量超发，汇率不断贬值，但是美国自己却没有发生高通胀；而人民币尽管不断升值，中国却发生了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
最近惊闻某著名主流经济学家说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是由于国际资源类商品涨价而自外输入的――叫做“输入型通胀”。那么很奇怪，美国、欧洲及其他地方进口依赖比中国高得多。为什么没有像中国这样发生严重的通胀呢?
其实真正的答案很简单：中国物价上涨而美国物价基本不涨，因为美国从中国“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其实是接近白拿而不用付钱的。这就是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形成的一种奇特的市场交换关系。
这样一种交换模式，使得中国市场上钱(人民币)愈来愈多而商品愈来愈少，价格怎能不上涨呢?美国市场上，自来的商品愈来愈多，进口却都用白条(债券)支付――物价又怎么会上涨呢?
解散垄断企业会使中国工业倒退回工场手工业
主流经济学家近年大力鼓吹让国家企业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把竞争领域让利于民营资本和外资；鼓吹大型国企是垄断企业，应当尽早拆散。一些年间，许多国企被解体、侵吞、私有化，致使千百万人下岗失业。这种改制，是违背传统的。
如果反垄断，首先最应反的是国际大资本的垄断――例如罗氏企业对制药业的垄断，孟山都企业对国际农产品(如大豆、玉米以至农药、种子)的垄断。看看发达国家的那些大企业，看看当今所谓世界500强，哪一个不是本行业中的大型垄断企业?力拓、福特一类企业难道不是跨国的大型垄断企业?为什么美国经济鹦鹉们不主张拆散洛克菲勒、摩根这样的全球性金融资本垄断组织，却大力鼓吹拆散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
其实，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由分散的小私有制走向银行金融资本控制下的大型垄断组织的历史。没有垄断，就没有超额利润。正是垄断 组织创造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垄断组织早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中哪有什么小企业的生存空间?现代企业经济模式是伴随着垄断组织的发展而形成的。大型垄断组织通过收购、并购等方式兼并重组，这个过程本身就含有优胜劣汰的意义。
在中国，大型国有垄断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和基础，是60年中国工业化的结晶和成果。在摧毁中国的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后，最后中国企业只剩下那些分散的家庭作坊式的私有中小企业，中国产业对国际上那些跨国大垄断企业将完全失去竞争力。中国经济将倒退到300年前的工场手工业水准，中国60年的工业革命成果将在一夜间全盘丧失!
在金融领域，我呼吁国家应及早建立国家金融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际投行及风投基金的监控，限制其对中国金融领域的渗透和操控，警惕其雇佣的鹦鹉经济学人对我国金融政策的舆论诱导和暗箱操控。我呼吁强化对于进入中国攫金的国际金融大鳄的警惕和监管，逐步斩断已经伸进中国金融体系的国际金融撒旦之手!
主流经济学一直在诋毁计划经济。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对本国经济、资源产业一直实施有计划的管理，为什么中国在这方面不向欧美发达国家的管理模式学习呢?
我认为在经济上，中国未来也应建立受控制、有计划的新型智能型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放任内外资本大鳄横行无忌的无政府市场经济。
我主张重建国家计划委员会，运用大规模计算机的智能数据处理技术，全面统筹全国资金、财政及资源、市场和生产力，制订科学有序的全局性远期性国家发展计划。
我主张重点产业有必要“国进私退”――以国家重大目标为主导，有计划、有战略地优先发展国防、高新科技及基础资源产业。这些部门绝对不应当放任其私有化、市场化以至被外资控制。
我反对一切放任市场，反对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反对银行脱离国家监督的独立化、商业化和金融私有化。反对把一切产业和事业推向市场，特别反对把教育、医疗和科学技术全部交付自由市场。反对惟利是图，反对大规模私有化政策，反对让外来金融资本主导中国的国民经济，使中国沦为依附于跨国金融资本的新殖民地经济。
在社会财富上，我主张抑制和限制私人富豪经济、遏制私家富豪对社会公共资源的霸占和垄断。我反对横行无忌、富可敌国的世袭权门经济和豪门经济。我主张内资、外资一视同仁，废止目前对外资的特殊优惠政策。
在财政上我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全国一盘棋，削肥补瘦，统筹安排，反对听任地方坐大，各地分灶吃饭，以至苦乐不均――有些地区民穷财匮，百姓衣不蔽体；而有些城市里仅栽花种草年耗数十亿。我认为国家主导的统一宏观财政及金融调控计划是不可或缺的!
在社会分配上，国家应当实施第二次分配，以国家权力之手实施社会资源控制和公共产品的有计划配置，由国家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保障公民普遍就业，实施全民免费教育和普遍社会医疗及养老保险。
削藩与治吏
从中国历史看，基层官吏与百姓的激烈冲突，往往是引发社会动乱的直接导火索。我认为当前的改革应首先从整顿吏治着手，从严治“吏”，对基层“胥吏”实行察举巡视，从严约束地方官员。特别严控地、县、乡三级胥吏，不允许其横行于下层，鱼肉百姓。
国家应当制定严格制度，废除公务员的终身制以及变相的世袭制。“吏政”坏于制度。一种好的“吏制”应当是择优选拔，让能力、操行、品德、民望较好的官员得到提拔。要保证下情通畅，民意上达，要让百姓舒心通气地过好日子，不要被那些基层恶吏肆意欺侮、蹂躏。
目前的问题是国家对中下层地方官吏缺乏直接制衡和监控的机制，中央权力管不到他们。那些地方官吏除了直属的顶头上司，根本不在乎什么中央，对中央的法规政策不仅经常阳奉阴违，甚至敢于公然抗命!
于是地方坐大，出现了一些称霸一方为所欲为的“土皇帝”。有些地方官吏为所欲为，横行无忌――今天想阅兵就阅兵，明天想游街就游街，后天想进京抓人就进京抓人。
对下面这些地方官吏无所制约，必然导致官民矛盾激化，民情激愤。中央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这是近年社会不安定群体事件频发之根源，亟须改革、整顿和治理。
中国历史情况正好相反。唐宋以下，虽然是皇权至上，皇帝专制，上层高度不民主；但越到下面的社会基层，对中下级别官员的监查、管束和控制反而越严格，绝对不允许基层官员知情不报，越位横行，作威作福，鱼肉百姓。这是因为唐宋以后的统治者总结了历史经验，懂得如果放任地方“官吏”胡来，最容易激起民怨直接引发社会动荡，危及政权稳定。
中国须制订全球化的地缘战略体系
在国际问题上，我多年所主张的是以中国国家利益为本位的全球战略思想。90年代初，我已经认识到：解决中国资源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是谋求向外发展――而令美国人、西方人所最恐惧的也正是这一点。我认为中国内部的所有问题和压力，只有全力推进向外发展的路线，才有希望解决。为此中国必须形成有全球视野的新战略。
为中华民族的久远生存，中国必须加快建立有威慑力的核防御和对抗体系――这是遏制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决定性条件。在国际上，中国应当交些穷朋友。应当审时度势，制订有远见的新亚非拉战略。当前非洲是一个空白，经营非洲，在非洲租地屯田，移民开拓，收购资源，发展农业，是可取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