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城市的繁华地带都能看见他们的身影，车站、广场、天桥、地下通道……更是经常的聚集地。 他们的名字叫乞丐。 利益催生乞讨职业
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在甘肃兰州的大街小巷、马路边、商场门口、小吃市场、中高档酒店门口等，不时能见到一个个跪在地上乞讨的妇女，有老有小，年龄参差不齐。
据了解，这些乞讨者大都是来自西北某县，不光在兰州，他们的脚印已踏遍全国各地。
西北某乡是有名的“乞丐乡”，这里的人们大多都有过外出乞讨的经历。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现象？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背井离乡走上了这条为常人所不齿的道路？带着这些问题，笔者日前经过连续跟踪、观察并走近他们，对他们的生活及他们的灵魂深处，进行了一次全面而深刻的揭示，逐渐揭开了这个乞讨族神秘的面纱……
偏僻落后的西北小村（化名）成了全国各媒体关注的焦点，是因为一个令当地人羞于启齿的现象――乞讨。
尽管如此，乞讨似乎成了这些人的生存习惯和手段。
在城市流浪乞讨的人群，他们流浪乞讨的原因是多样的，但这些乞讨团的目的却很纯粹，他们的回答十分简单――我们就是来挣钱的。虽然他们长相不一，讨要的手段也千变万化，但他们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一样的，他们已成为一个符号――磕头伸手。
在人们的印象里，乞丐大多是老弱病残、衣衫褴褛，因生活所迫才不得已走上乞讨之路。然而，当下穿行在兰州街头的乞丐却大多是四肢健全的中年妇女、孩童和老人。
兰州究竟有多少乞丐，恐怕无人能做出精确的统计。但不能否认，这个特殊的群体似乎无法再用弱势去界定，利益的驱动至少让他们无法拒绝伸手讨钱的诱惑。
在讨要前，这些乞讨者总会刻意伪装打扮一番，然后在街头巷尾四处漂泊。当他们拉着路人的衣角，伸出像炭一样黑的手时，眼里流露出的神情似乎无比复杂。乞丐几乎逐渐成为一种职业化、帮派化的集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他们拒绝被政府救助，拒绝被敏感地盘问。
而这些职业乞丐，无一例外地把孩子当成了讨要的工具。当大多数同龄的孩子们正在学校里汲取着知识的营养，享受着童年的无限快乐时，这些孩子却为生活而放弃了尊严四处奔波，让本应美好的童年在大街上乞讨中度过，直至长大成人。
乞讨所受到的道德压力越来越小，对于大部分乞丐来说，乞讨不再是不得已的“活命”手段，而是成为与打工、种地一样的致富手段。在他们中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城里磕头，回家盖楼。”这实际上是他们价值观最直接的体现，因而他们的讨要方式也变得五花八门，各尽所长。
他们讨要的背后也有很多行规，比如，绝对不准在自己所住的地方行乞，无论在外边如何的脏，但回到住所必须穿干净衣服，洗干净脸，坚决不准和非行乞人员说话过多(包括说假话)。他们每个人也都是通信员，如果其中一人遭遇意外，其他人则迅速奔走相告。
谎言和贫穷并不是真正的讨要理由，他们大部分的境遇并非是悲惨的。他们家庭的生活现状，以及其真伪和现实的精神状态到底如何？
别跪了，站起来活出尊严
2011年10月18日，笔者从兰州乘班车出发来到了西北某县，休息了一个晚上后，在第二天再乘车从县城向西南方向行驶一个小时，然后顺山沟再步行一个小时，就是被外界称为“乞丐村”的小村。再走五公里上到半山腰，就是外出乞讨人员最多的水村（化名）。
这里除了沟边树影的缓慢移动能证明时间在推移外，时间在这里几乎是停滞的，毫无意义的。土坯房和砖瓦房夹杂着，错落有致而又局促地拥挤在半山腰上，村口几个老人蹲在地上默默地抽着旱烟，个别人家的台阶上坐着无所事事的大男孩。
这里像一个被遗落在大山深处的弃儿，只有一条狭长而破败的土路，显示出它与远方的现代文明还没有完全失去联系。这里既贫瘠又富有、既落后又先进、既宁静又喧闹……似乎是个复杂的矛盾结合体。
“这里家家户户都有卫星电视天线，几年前就有人安装了，能接收上百个频道呢！”村民常彦虎的语气中带着得意，但又掺加着一点警惕。
的确，每走进一个院落，无论房屋好坏，在院子角落，或者房顶上，都有一个直径一米大小的卫星电视“锅”。摩托车在村内几乎得到普及，即便在一些土坯房院内，也会停着一辆摩托车。在小村中部的一条商业街上，“中国移动小村指定专营店”的牌匾分外醒目。“小村几乎每户村民家中都有一人或几人有手机。”专营店工作人员称。不过相比小村，水村多少显得有些苍凉，尽管如此，但站在半山腰放眼看去，被包裹在绿树中间的村落并不冷清。
在一户村民家的房顶上，几位村民正在加紧铺盖新的瓦片。旁边堆放的是被拆下来的腐朽木椽和瓦砾。一阵风过后，灰土腾空而起，遮蔽了现场。“等会再盖吧，休息会！”一老者笑脸相迎。紧邻的另一座土坯房，三四个人站在还没拆完的房顶上，高举大锤拆着房子。而在不远处的小村，村民李义家的二层洋楼里，上初中的女儿正在上网聊天。时代好像与这里的人开着玩笑，花花绿绿的“现代化生活”信息瞬间可得，可在当地，提倡种药材、种马铃薯致富的做法似乎无法让村民们的钱包迅速鼓起来。
当地的整体致富途径，远远被全球化的信息传播速度甩在后面。而正是在这种“心急”的心理状态下，整个小村几十年“乞讨传统”的积淀，直接影响了“丐帮”的形成。深厚的“乞讨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仍然在村民们的心里牢固地植根。在水村，已经有一半的讨要者被多次遣返。但包括村领导常玉合以及普通村民，无一例外都将外出乞讨的原因归结为两个字――贫困。尽管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但讨要来钱快是他们最大的诱惑。“说实话，乞讨比种庄稼轻松多了，而且来钱还快。”包相中说。
在小村村口“掀牛”的老人说，如果是讨要的“淡季”，能看到另一番景象：很多窗口里会传出搓麻将的哗啦哗啦声，有些窗口会传出卡拉OK的歌声，很嚣张的音量。如果举办摩托车比赛，很多人都喜欢把摩托车骑出来，即使只是从村东头到村西头。小卖店里的啤酒白酒卖得飞快，不像现在小卖店里最繁忙的只是村里仅有的几部“能打长途”的电话――多半是外出乞讨的人向家人“汇报工作”。
其实多数村民每年最多出去三四十天，“夏天跑东北，冬天去南方，两头不受罪”。在他们看来，能依靠讨要弄回三五千元，保证家里一年的基本生活，就很知足了，剩下的时光更多靠玩牌打发。不过像贾玉科这样长年都在外带孩子乞讨的人为数不少，他们出门前大都约好同伴，组成一个团体相互照应。
随着时间的推移，尝到甜头的乞讨者认识上也发生了转变，乞讨者几乎由少数到多数，由全村到全乡，成为了当地人一种谋生的手段。
无论是在小村还是水村，情况大体相似，有70％的人有过乞讨经历。
当地村民们说，他们也尝试过通过自己的劳动挣钱，出去打工，但最后得到的结果往往不是被黑老板所骗，就是收入很少，除去路费也就所剩无几了。同时不愿打工的原因还与村民们普遍缺乏一技之长，只能靠双手出卖劳力有关。
政府的根治与尴尬
对于已经把讨要作为生存职业和手段的乞讨者来说，他们带给当地政府的不仅是尴尬，更是无奈。即使是政府产业的调整，扶贫政策的倾斜，仍不能阻挡他们讨要谋生。在日渐职业化的乞讨团面前，政府的根治手段似乎是徒劳的。或许需要解决的并不是让这些人富起来，而是如何真正转变已经扎根他们心底的讨要观念。
经过多天的采访，笔者得到了一个答案，小村人乞讨的真正原因不是贫困，而是乞讨已成为他们的习惯，讨要思想已扎根在他们的心里。惯于乞讨的人，成了村里先富起来的人，对那些拒绝讨要的家庭，构成了某种潜在的挑战，甚或嘲笑。
在小村，那些没有过乞讨史的家庭有时候也会表现一下优越感，只是这样的优越感流露得非常有限。包海忠曾是小村的村支书，家里的条件看起来比普通村民好一些，但还是不如靠讨要致富的人家。包海忠20多岁的儿子说：“我们家就没想过出去讨要，丢不起那人。现在这样不也挺好吗？花正常劳动挣的钱，心里踏实。”
相比讨要的家庭而言，他们有些尴尬，虽然偶尔可以对讨要现象说几句风凉话，得到心理上的优越感，但是眼看着人家个把月就挣回几千块钱，内心还是有些挣扎的。
探究这些村民坚持不讨要的精神力量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没有人会对自己的坚定做出精神层面的解释。比如，没有人会拿这片古老土地上传统文化的积淀来说事，没有人能说出“不为五斗米折腰”之类的典故，也没有人把讨要生活和“不劳而获可耻”联系起来。
一个人是有灵魂的，一个村子也是有灵魂的。而小村人的灵魂已经因为村民对尊严的践踏变得卑微了。这种跪着生活是没有尊严、没有出路的，仅仅依靠输血式的救助，也是没有希望的。小村人必须进行自我精神救赎。但谁才能真正智慧地去挽救这些已经扭曲的灵魂呢？
顺着山沟进村，一路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各种劝阻讨要的标语，这其中就不乏：“别跪了，站起来，活出尊严！”
因为劝阻乞讨，小村曾出过一个名人，他就是李玉平。这个毕业于湖北荆州国土资源职业学院的大学生，试图通过上大学的方法选择一种脚踏实地的生活。童年的乞讨经历，给李玉平留下了恐怖的记忆。他一度在网上发帖劝阻父老乡亲放弃乞讨，他甚至在暑假回家的时候，每家每户劝说村民不要出去乞讨了，但等待他的却是各种各样的嘲讽。
“讨要经历很长的孩子，会给心灵留下更多的创伤，或是造成畸变。村里有些孩子一旦和父母生气，偷出家里的几百块钱就敢出走。他们从小形成了一种思维，觉得凭着要钱生活很容易。”小村初中的李平校长为家乡的前途感到忧虑。
“只能先从教育抓起，只有让孩子们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走出去，看看更文明的生活。那也许对放弃乞讨有强大的拉力！”李平说。这两年，当地中小学校在寒暑假前都会进行“禁讨教育”，乡政府甚至希望以罚款的方式阻止村民们外出乞讨，但这些措施只是部分地取得了效果，当适合讨要的夏季来临时，还是有村民三五一群甚至几十个人结伴外出。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比起揭不开锅的那段日子，小村如今的生活虽然依旧清苦，却并不至于连生计都难以维系。以李平校长为代表的一些人坚持认为，对村里人尤其是学生进行人格教育，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小村人跪着生活是没有尊严的，仅仅依靠输血式的救助也是没有出路的，继续靠天吃饭？还是难以改变命运。于是李平近乎执拗地相信，只有让孩子们玩命学习，考出去，小村才有希望。
但实际上，从外界到当地政府，越来越多的人在为使小村人完全站起来而付诸努力，不过现在看来还是一项没有时间表的工作。
“乞丐村”名声在外，舆论压力空前，当地各级政府不得不面对并重视这种乞讨现象。可是面对人们日夜浸没其间的职业化讨要风气，拒绝乞讨者不得不承认，自己属于弱势的一方。他们的呼吁和劝说总是显得苍白无力。
李平回忆说，当时那封《致全乡中小学生的信――别跪了，小村人，站起来！》曾在乡初级中学校报《清泉》上发表过，并在校园里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学生纷纷写作文表达自己的决心：要做个堂堂正正的人，决不向命运屈服，永远告别乞讨的陋习，靠勤劳的双手创造幸福的生活。李平希望这种用呼吁和教育的方式来复苏家乡的尊严！
可是现在，这种悲剧还在延续。小村还有很多孩子被父母带出去乞讨。
针对日益严峻的乞讨之风，县政府相继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和禁讨措施。比如，为了改善自然条件，发展经济，摆脱贫困，县政府采取将部分村子外迁甘肃玉门就是一条主要的措施。可是，外迁工作开展已有五六年了，效果还是不尽人意。
如何根治小村等村的讨要之风，当地政府一直在思考原因，为此也开出了许多良方，甚至还专门成立了由县长亲自负责的“劝讨治理小组”。县委宣传部一位人士说，政府这几年为了根治乞讨，花费了巨大的财力、人力。不仅如此，为杜绝讨要现象，政府一再整合当地的致富项目，筹措资金，通过经济项目建设，综合治理，帮助小村群众改善生活条件，以彻底杜绝外出讨要现象。
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仍然有大量乞讨者涌出，流向外面的城市。
小村和水村的人均耕地不足两亩，仅靠种地来供给他们所需的物质满足显得有些单薄。也许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不仅要关心弱势群体的吃饭穿衣，也要关心他们的尊严，关心他们人格的健全和精神上的富有，以及他们内心深处的乞讨思想，才是真正禁讨的最有效手段。
然而，答案似乎复杂而诡异――这一久负盛名的“乞丐村”，什么时候才能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编辑：程新友 jcfycx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