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得承认，命运有时就是一出夸张的戏。 1966年。华盛顿出生的赖声川12岁。第一次随驻美外交官父亲踏上台湾地区的土地。 当时的台湾正处于“戒严期”，一个封闭而压抑的世界。更要命的是，他一句中文也不会说。
事实上，赖声川之前在美国自由环境中生活得如鱼得水。他接受了典型美式教育，成为收获众多追捧的天才的家伙――第一名跳级生。这个优秀的亚裔少年，还擅长打篮球、画油画、弹钢琴，他还是学校乐团的重要乐手。
“但没想到这家伙一回到台湾却变成了留级生。”语言受限，他听不懂学校教授的中文课程。每天早出晚归挤公车去上学，让他的感觉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从顶部滑到底。如今谈起这些年少往事，赖声川会开怀地哈哈大笑。但当年，那是他人生一段灰暗的时期。
就在他尚未适应台湾这个“封闭新世界”的时候，更大的人生变故又突如其来。回台湾仅2年时间。他父亲赖家球先生过世。赖声川原本计划――短暂回合几年再返回美国念高中、大学一事，也不得不临时变更。命运似乎在他的世界发生了逆转。
身处2012年，我无法揣测，成长阶段中发生的令人伤感的戏剧性事件，对赖声川内心的永久影响会是什么，但无可否认，人生与命运的无常、社会民主与专制、中西文化异质文明摩擦，对少年赖声川产生过某种猛烈的敲打与激荡。
所以至今，“追寻与返回”是他人生与戏剧中永远的情结。
但或许，正是这种冲突，使他没有像“那个年代优秀的人那样去学习理工科”，没有像典型中产阶级家庭孩子那样去选择律师、医生那种似乎更稳妥而经济的职业。“在我们那个年代，有才能的人是不能去学艺术的。”赖声川告诉我，“选择戏剧作为专业乃至职业，当时几乎被认为是一种非常荒谬、无用的选择。但是你看，到今天，社会概念已然发生变化了。”即便不论社会潮流的翻云覆雨，现在谁又能批评而不是叫好――赖声川当年义无反顾d的艺术之选择?
于是，人间剧场中出现了一位无比忠诚的创意人。始终乐此不疲地向世人展示他一流的创作力量。
那为什么是赖声川――成为那个时代剧场的创造者?
说起来，他可算是台湾剧场工业拓荒者。1984年，他以柏克莱戏剧专业有史以来最优成绩毕业，拒绝了美国教授的工作邀请，又是义无反顾地回到台湾。
现在台北市剧团林立，剧场工业兴盛，而当时台湾剧场工业几乎是荒芜一物。学成归来的赖声川踌躇满志，“我相信自己可以创造剧场，创造观众。”而赖声川随即成立的表演工作坊(以下简称“工作坊”)，无疑是那个时代，新长出的一股新鲜力量。
那个时代，剧场之于台湾，很长一段时间充当着某种“社会论坛”的角色。而早期赖声川就像乔治・奥威尔“不顾一切立志要说真话”一样，作品中几乎充满了对台湾地区的时政探讨与讽刺，当时很多社会问题、现象，底层人的挣扎与无奈等，都成为他作为一个导演的关注与关怀。他身上似乎潜藏着一份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而这种独立不是遗世独立，像是那种保持独立但以自己思考方式参与到社会改良之中的精神。
除了镇坊之宝《暗恋桃花源》，他以传统相声做“基酒”，调出7部令人耳目一新的相声剧。艺术创新让他无比兴奋，但为让这“笑声背后隐藏着哲思和真实”作品，如何突破当局者严格的文化审查制度，却令他煞费苦心。
像那部后来被称作“拯救了台湾相声”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就有很多要面对审查困扰的内容。
比如其中“记性与忘性”这场戏。它里面的包袱台词“和平奋斗救中国”是国父孙中山病床上说的原话。一些前辈好心地劝他删掉算了，但赖声川坚持不肯，“首演那天，审查人来了，就像观众一样坐在那儿看戏。当时气氛很紧张，因为如真闹出事，这些人现场就能抓我们。”
真是天助。“和平奋斗救中国”包袱抖出时间大概是在这出戏的五分之四时段。“而就是这之前，我看到他们站起来，走出去了。”他们居然出去了!
赖声川赶快跟出来。原来中场没有休息，他们是出来吸烟的。赖就走上去搭讪，“哎，怎么样啊?”“不错呵，观众蛮喜欢的。”然后他继续忙不迭地递烟――“我的任务就是把他们留在外边!”
一边和审查官员“演戏”，一边担心场内观众，看到这个包袱点反应会怎样。他说，“太难熬了。这时就听到哗哗哗的笑声，掌声起来了――‘和平奋斗救中国’包袱抖响了。我也立刻就跟他们说，拜拜!哈哈。”
这部戏后来获选为文学经典作品，在当时2000万人口的台湾地区，磁带销售了100万盒。“这时谁回过头再去追究，就会让事情变得非常无理，自己也脱不了干系。”赖声川说。
现代人看赖声川的戏几乎都会迷恋其中不可言喻的历史感。而这个例子也算是戏外颇为奇妙的一小段历史。赖声川说，历史就这么吊诡，台湾剧场工业后来的发展跟这段历史有很深的关系。
其实作为创意人而言，真正的挑战永远在于：推陈出新。
2000年后，赖声川的戏转向对人性内心的探索与反思。一如既往，从台湾地区到内地、再到华语其它地区，他的作品几乎都是“好看又叫座”地创造了超乎想象的商业成绩。就连《如梦之梦》这样长达8小时的戏，也是一票难求。
“我坚持自己的想法去创作。但我不是一个喜欢把东西弄得让你看不懂的导演。这是我的个性。”事实上，赖声川很擅长做那种将精致文化与大众口味相糅合的“活儿”。
“我自己最喜爱的戏剧家是莎士比亚。提起莎翁，人们往往容易觉得他的作品很是经典高深。其实不是这样，他每场戏的演出都受到、而且必须受到各阶层观众喜爱，否则他的剧团就撑不下去。”
跑堂江湖
“我为什么可做戏剧导演，因为我跑过堂。”赖声川说。
“创意人就是活在一种状态里，让人生中任何遭遇、任何经验、任何情绪、任何感受，都成为创意的可能材料。”对于已成为“剧场之父”的赖声川来说，肯定早已将人生中各种体验都转化成某种艺术与精神财富。
比如谈起当年在美国五星级餐厅打工的经历。他说：那就是人间剧场――厨房是后台，餐厅是秀场。而他要成为一个同时安排5张桌子“大跑堂”所要掌握的那种――节奏感，“正是戏剧导演必需的重要功力。”而这种“功力”，他练了整整5年。
这种“节奏感”的最初体验，其实是来自赖妈妈安排美食宴客的记忆。小时候，家里经常要宴请外交使节，“而妈妈每次都在恰到好处的时间点，变魔术般地端出各种美味佳肴。”他的童年几乎就沉浸在妈妈精致美食的环绕中，“而妈妈对细节完美的坚持，也一直让我受益匪浅。”
至于做跑堂的背景是：当时他和新婚太太丁乃竺到美留学。刚到一个月，他们的所有存款，全部被朋友的公司“倒掉”了。“本来我们打算用那些钱在美国活两年的。”为了继续学业，俩人只有去打工赚钱。
他打工的餐厅，是同为柏克莱校友的孙正义开的。这家位于旧金山渔人码头的五星级中 餐厅，绝对是让人打开菜单后对价格产生惊悚感的那种：30年前，它一份清炒菠菜也要卖到十多美元。
这家餐厅的客人，那些来自当时各领域的名流们在此展现出丰富人性――从约翰・列依到Jefferson Airplane摇滚乐团，从美国的市长到阿拉伯亲王、欧洲侯爵等。跑堂赖声川不时以戏剧博士的眼光打量这些看起来辉煌无比的大人物，而他通常能看出他们身上孤独与伤心的一面。
赖声川后来每天能拿到100美元小费，得益于他编了一个父母在唐人街给人洗衣服的故事脚本，每晚亲自出演。“人性有时很有意思。开始客人问是做什么的?我实话实说，柏克莱在读戏剧博士。‘哦’一声，他们就不怎么再和我说话了，然后小费呢，也就少得很可怜。”显然，这个“唐人街版本”更符合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打工者的想象。
在餐厅一起工作的员工来源很复杂：有来自中国大陆的红卫兵、有香港人、泰国人，还有在越南打过仗的美国大兵……而之前从未打过工的赖声川很难想象到，一个小小的餐厅，竟包含了如此丰富的社会阶层。“而不管是内心的痛，身体的痛……我都要在这个环境生存和坚持下来。”他说。
事实上，跑堂生涯，这种不同以往的人生体验为赖声川带来了更务实的人生观以及对人更加尊重的态度。这些年，他和太太在世界各地旅行吃饭时，所给的小费都毫无意外是最高的，“因为我知道跑堂的艰辛”。
赖声川夫妇在美时承受着学习与打工的双重压力，直面真实生活。但生活也总有令人愉悦的一面――旅行。在台北读大学时，他们就相携着在台湾岛内到处旅行；在美国留学时，不管留学生生涯如何拮据，他们仍坚持以最省钱的方式游遍了美国。
没错!对于不停地去认识世界和探索自身，他们始终兴趣盎然。
好婚姻里有困境么?
凯鲁亚克是美国嬉皮化的某种代表，他那风靡世界的《在路上》对青年时代的赖声川也产生过深远影响。就像赖声川自己常会按下正常生活的暂停键，进入一种“在路上”的生活一样，他也让全家人都为之兴奋起来。因为在赖声川看来，“即使一个人很富裕，而他不懂得旅行，其实是另外一种贫乏。”
其实“行走”――终将无可避免地成为艺术家生命中的重要一课。在赖声川身上这种行走则具有某种心灵性的转化意义，不仅可以暂时逃离现实和放空自己，而“人必须靠行走才能更彻底了解世界及生命”。
2010年，他创作了《旅途中，我们说相声》――从法国卢浮宫、意大利无声岛、科隆大教堂的奇异见闻，到印度、秘鲁、不丹、弗洛伦萨斯桥的匪夷所思际遇；还有海尼根啤酒场、LA“Trust me”餐厅、新加坡“没有价钱”饭馆……听上去赖声川的旅行丰富而有趣，而这部印上他旅途经验与人生体会的戏，使很多具有相似文化背景的观众产生了共振。
如今，他早已和太太丁乃竺一起跑遍了世界上50多个国家。在他们看来，只要准备充分，环球旅行并不需要花很多钱。“赖老师心比较细，他又特别喜欢，所以旅行中很多事都是他负责处理，包括订机票、旅馆、安排路线等……而我的性格其实并不是那么仔细。”丁乃竺笑着说。
他俩性格不同，但志趣相投。两人多年的如影随形，则让朋友们这样描述他们：“赖声川身上有二分之一的丁乃竺，丁乃竺身上有二分之一的赖声川。”因为他们的“事业与家庭，白天与夜晚都不分开”。
丁乃竺可算是赖声川真正的黄金拍档。这位《暗恋桃花源》的“第一代云之凡”，一直怀念以前那些美好的夜晚：那是剧团创办初期，工作坊所有戏的彩排都在赖声川家客厅里进行。“每天一下班，我就迫不及待地赶回家，与声川一起准备一大桌菜招待朋友。吃完饭后，大家就一起挪动家具，腾出空地做舞台。”那是个温馨的年代。
其实工作坊从开始成立起，他们就明确了各自分工：一个管创意，一个管生意。丁乃竺说，“剧团需要一个管柴米油盐的人。”赖声川则专注于戏的创作。演出预算、场地联络、应对媒体、宣传剧目以及票务等行政事物均由丁乃竺负责。
说起来，赖声川十分欣赏太太的危机处理能力。“她是那种天塌下来，还可以活得很好的人。”台湾电视节目主持人张小燕曾很生动地模仿丁乃竺――“呵，钱突然全没了，她会说，‘哦，没事啦，没事啦’，刚建好的办公室毁了，她又站出来说，‘哦，没事啦，没事啦’。”
丁乃竺有那种乱局中保持沉静的气质。而她也因此成为赖声川戏剧背后的重要推手。
《宝岛一村》创作时正赶上亚洲金融风暴来袭，很多企业笼罩在危机之中。当时他们在台湾地区寻求政府资金赞助失利之后，丁乃竺即刻带领团队转向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寻求到演出资金支持，使工作坊得以避开运营风险，成功推动该剧面世。
赖声川有一部重要代表作的《如梦之梦》，长达8小时。该剧十分具有创意性，以独特的环绕型舞台，让演员环绕观众演出。但是从丁乃竺的角度看，高昂制作成本下却只有少量观众席显然不现实，因此剧场昂贵的硬件设施要改建为符合原创的观众席，这一切都是很大的挑战。但最终均――获得突破。
德裔美籍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认为：爱情是一种能力。丁乃竺说她在年轻时读弗洛姆《爱的艺术》很受启发。“爱不是只投入身心的感情。它是一种不带钩子的给予能力。再加上关怀、责任、知识、尊敬，只有做到这五点，爱才能像花一样绽放。”
“爸爸最好的一点就是开明。在生活中，我觉得他的心理年龄也就不到10岁，比我还小。”他们大女儿赖梵耘说。在她看来，家庭中的母亲非常温柔。“每次爸爸回家，妈妈无论是在家里哪个房间，哪怕是3楼，也会马上跑下来到门口，小鸟依人地跟爸爸说，老公，你回来啦……”如今已在不丹完婚并有了小孩的她认为，做父母就该当如此。
在赖声川的戏中，爱情故事总不能圆满。可在戏外，在真实生活中，他们“执子之手，与之偕老”的婚姻似乎没有任何困境。
关乎财富
电话那头的赖声川的声音，听上去就像歌剧中的男中音一样完美。他的态度也很优雅。你看，不等我问下去，他就在电话那头十分耐心地拼出荷兰导师――雪云・史卓尔克(Shireen Strooker)――名字的每个字母，然后说，“他是对我创作方面有影响的人。”
此时，赖声川正在赶往首都机场的某辆车里。他刚刚结束北京“赖声川演出季”及新戏《十三角关系》的宣传，准备飞往下一站新加坡。工作坊2012年的演出日程仍旧排得很满。毫无疑问，在外界看来，这位三十年如一日创作等身的“剧场之父”已然相当成功。
“那要看你怎么定义成功。”对于成功，赖声川似乎有特别的答案：“首先肯定不是与物质有关。我对成功定义更多不是建立在世俗标准上。所以我认为生活中有很多成就比我高的人，尽管在这个社会里，几乎没人知道他们的姓名。但他们一直很诚恳地活着，而且愿意为别人付出。那他们身上就有我理解的成功元素。” “那如果让你可以充分选择，你会希望能成为谁呢?”
“成为谁――”赖声川略微想了下，给出一个名字：顶果钦哲。众所周知，赖声川是佛教徒，并且一直坚持修行。当年他和丁乃竺的婚礼就是岛上第一个藏密婚礼。而顶果钦哲仁波切是赖声川的佛法老师。据说他是一位能成为任何有幸接触到他的人极大精神支柱的禅修大师。赖声川说，“而我就希望像他那样――你见到他，就会发觉，他好像永远不会生气。”
赖声川回忆说：顶果钦哲每天都要处理很多事情，要帮助很多人。他通常是早晨3点钟起床，一直忙碌到晚上11点才休息。“可不管多少事情，他从来都不慌张、不生气、不着急。”
事实上，作为名导，赖声川在艺术国里已是出名的好脾气。在他的工作文化中，从不去打击斥责演员，而是鼓励他们寻找体验和尽情表现。相信很多采访过他的人，对其平和喜乐都会有很深的印象。他几乎笑着回答你的任何问题，包括那些很尖锐的提问。起初，我将这看作一种礼貌客气的“外交范儿”，孰不知他有坚挺的慈悲价值观做支撑。
杨澜在一次采访时曾问赖声川――几十年历程下来，有否找到自己的桃花源?赖声川很认真地回答，桃花源就存在于他追求学问、学位、事业和创作的每一刹那。“我们活着的每一刹那，如果能够真的用心体会欣赏和珍惜，能够真实活在每一刹那中，那这个就是桃花源。”
赖声川翻译过他的好友、法国学者马修・李卡德(Matthieu Ricard)的《快乐学》专著。这本书试图告诉人们的是：快乐是一种持久的绽放状态。快乐不是天赋，是可以学习的。赖声川尤其强调，我们在寻求快乐之前，首先要检查自己对快乐的定义有无瑕疵。
比如，“我要赚很多钱就快乐了?”
他认为，从古至今，已经确定了这个方式是错的。因为人追求任何外在的东西，都会是一个陷阱。“从来没有一个人，从帝王到普通企业家，他只会因为金钱而快乐。”他肯定地说，“我看到的现象都是反过来的――就是物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们会将财产都捐出去。”
有位著名经济学家曾说过，在金钱异化的时代，很多人自我成奴。造就了一种突破了底线的价值观。赖声川则认为，过分物质之路只会使人类走向衰败。“物质财富要看淡一点。所谓物质财富可以带来很多自由，也会带来更多包袱。”
事实上，关于财富的命题，赖声川更倾向地理解为精神财富。因为物质财富是通过战胜别人获得的，“而人真正困难的是战胜自己。”
他十分肯定地说，人最大的财富在于某种内心力量与内在特质，“是一种付出与给予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