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些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逐年增多趋势，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是我国重要的刑事政策。因此，针对未成年人犯罪如何在刑罚裁量方面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如何在刑罚执行方面探索更多地适用未成年人的刑罚执行方式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通过对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刑事政策和《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后我国现有刑事立法及司法的研究，提出对未成年人犯罪在刑罚裁量和刑罚执行方面的轻刑化建议，以实现保护未成年人之目的。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刑罚裁量；刑罚执行
一、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的立法现状
所谓轻刑化，也称为刑罚轻缓化，其基本含义是刑罚向轻缓方向发展变化，指国家在刑事立法或者刑事审判过程中，对那些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必须判处刑罚的犯罪人，能判处较轻的刑罚就不要判处较重的刑罚，能判处较短的刑期就不要判处较长的刑期，增强刑罚适用的针对性、实效性。[1]（P.213）从一般意义上说，轻刑化是人们对重刑思想的摒弃和否定，反映了人们从感性上的认知到理性上的回归。它是当今世界刑法的发展趋势，“其基本策略是刑事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刑事司法上的非刑罚化；刑事执行上的非监禁化。”[2]（P.15）未成年人的特殊性使得国际社会对其适用处罚采取了有别于成年犯罪人的做法，即弱化了刑罚的报应观念，以教育刑为基本理念，多适用轻缓的刑罚或非刑罚处罚方法。我国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价值取向与国际相一致，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的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轻刑化成了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刑事政策。
（一）刑罚裁量方面轻刑化的体现
1.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原则。根据《刑法》第17条第3款：“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这是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原则的规定。“这一规定的基本精神是，在犯罪性质和其他犯罪情节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比照成年人犯罪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即对已满14周岁未满18岁的未成年犯罪人，在法定刑的范围内判处相对较轻的刑种或相对较短的刑期，从轻处罚；或者在法定刑以下减轻处罚。”[1]（P.73）由此，在对未成年犯罪人量刑时，在充分考虑法定情节的同时，还应考虑和重视酌定情节，认真客观地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动机、手段、后果、侵害对象、一贯表现和犯罪后的态度等因素，然后决定相应的处罚措施。另外，刑法第17条中规定的是“应当”，而不是“可以”，即凡是未成年人犯罪，都必须按照法律规定予以从宽处罚，不允许审判人员有自由斟酌是否不必从宽处罚的余地。
2．未成年人犯罪在刑罚种类上的限制。根据《刑法修正案（八）》修订后的《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对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死刑，这是一条原则性规定，即无论未成年人犯了什么罪，应处以何种刑罚，都不能判处死刑。同时，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种适用做出特别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一般情况下不适用无期徒刑。在附加刑方面，明确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一般不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
3.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标准。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犯罪分子进行刑罚裁量时应遵循的标准，但是《刑法》中并没有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标准做出特别规定。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规定未成年人犯罪可以比照成年人犯罪的量刑标准。根据此司法解释，在对未成年人犯罪具体量刑时，不但要根据犯罪事实、犯罪性质和危害社会的程度，还要充分考虑其犯罪的动机，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惯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犯罪后有无悔罪情节，平时一贯表现等情况，再决定对其从轻还是减轻处罚，使判处的刑罚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改过自新和健康成长。
4．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是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确立的一项少年司法制度，“是指在未成年被告人刑事案件审判之前，由专门的人员通过走访家庭、学校、社区、派出所等有关部门，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家庭情况、性格特点、成长经历、社会交往、犯罪原因以及被指控犯罪后的前后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形成书面材料提交法院，法院在审判时适当参考。”[3]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颁布实施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这表明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调查制度，符合法治发展的非犯罪化、轻刑化和非监禁化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遏制未成年人犯罪上升的态势。
5．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报告和累犯制度。根据我国刑法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这就是所谓的“前科报告制度”。诚然前科报告制度有一定的存在价值，能起到预防犯罪人再犯罪的效果，但也存在很大弊端，极易使犯罪人产生自卑心理，增加其心理压力，从而不能树立重新做人的信心。鉴于此，《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修正案免除了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与国家提倡的“以人为本”的理念相符，是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好措施。
（二）刑罚执行方面轻刑化的体现
1．未成年人犯罪的缓刑适用。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缓刑，一方面可以利用社会和家庭等多方力量进行教育、感化、挽救，避免在监狱等改造场所的交叉感染；另一方面可以使部分未成年犯罪人不致失去就学、就业的机会，更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的改过自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的规定，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的条件予以了放宽，对未成年犯罪人符合刑法第72条第1款规定的，可以宣告缓刑，并且进一步规定了“应当”宣告缓刑的情形，即“（一）初次犯罪；（二）积极退赃或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三）具备监护、帮教条件。”同时，《刑法修正案（八）》也规定将《刑法》第72条修改为：“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由此，确定了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的条件，有利于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
2．未成年人犯罪的减刑和假释。减刑和假释无疑都可以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同时由于该主体的特殊性，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专门指出，对未成年罪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度放宽。具体而言，减刑、假释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减刑间隔的时间、假释要求执行的原判刑罚时间都可以相应缩短。
3．未成年人犯罪的免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规定，未成年罪犯根据其所犯罪行，可能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悔罪表现好，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免予刑事处罚：（1）系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2）防卫过当或者避险过当；（3）犯罪预备、中止或者未遂；（4）共同犯罪中从犯、胁从犯；（5）犯罪后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6）其他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这恰到好处的弥补了我国现行刑法没有规定对未成年人免刑的不足，更好地体现了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4．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制度。社区矫正，是指将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五种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社区力量的协助下，对罪犯进行监督、管理、帮教，以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方法。2009年9月，两高院和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明确从 2009年起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这意味着社区矫正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铺开。
二、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存在问题
通过上文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立法现状的概述，可以看出虽然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犯罪制度是以成年人犯罪制度为蓝本而建构的，法律条文相对单薄。但这些规定已基本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轻刑化理念和特殊保护原则，较为全面地贯彻了“教育、感化、改造”未成年犯罪人的方针政策。但是，不能否认，目前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还存在一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罚种类规定不明确。我国现行刑法只明文规定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没有排除适用其他刑种的适用，这种做法忽视了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性。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未成年犯罪人是否适用罚金刑、剥夺政治权利及没收财产刑也存在很大争议。
2．量刑标准过于原则化。目前，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刑罚裁量制度的规定较为原则，除了在《刑法》第17条和第49条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原则和不适用死刑原则外，在刑法总则中，对未成年犯罪人的量刑标准没有任何其它具体、明确的规定。这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于宽泛，在审判实践中容易造成量刑不平衡，从而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心理产生不良影响，不利于他们改造，同时也削弱了司法的公正性。
3．非刑罚处罚方法不够完善。作为刑事责任实现方式之一的非刑罚处罚方法，以轻缓和多样性见长。然而在我国，它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未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在不少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根据犯罪事实及对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情况综合评判，并非一定要给予未成年被告人刑罚处罚，但是又不可能不给予一定的处罚，由于刑法中缺乏更多的非刑罚处罚方法供法院选择，致使司法实践部门要么对可以免除刑罚处罚的未成年人升格处理，判处刑罚；要么降格处理，免除刑事处分后一放了之。”
4．未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所谓“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是指对于被判决宣告有罪或者被定罪判刑的未成年犯罪人，在其符合法定条件时，将其有罪的记录或者刑罚记录予以消灭，且该被封存的犯罪记录非因法定事由不被他人知晓、接触的刑罚制度。”[5]《刑法修正案（八）》免除了未成年犯罪人的前科报告义务，这是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的重大进步。但仅仅免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还不够，应进一步在刑法典中规定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从而解决未成年人犯罪后升学难、就业难等诸多社会问题。
5．监禁刑适用过多，社区矫正制度不完善。在我国，监禁刑是对未成年犯适用得最多的一类刑事责任承担方式。然而长期的司法实践表明，监狱改造的效果并不明显，尤其是对正处在身心发展过程中的未成年人，监禁容易发生交叉感染。同时，作为非监禁刑执行方法的一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制度并不完善，社区矫正的机构、方式、范围、奖罚措施都处于不统一、不规范状态，不能够完全应对未成年人犯罪所呈现的新形势，实现矫正和教育的功能。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矫正制度，以期更好地教育并挽救未成年人。
三、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的构想
（一）未成年人犯罪刑罚裁量制度的完善
1．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的刑罚种类。关于罚金刑及没收财产刑的适用。一般来说未成年犯罪人无固定收入，无独立财产，对其判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势必由其家长或监护人代缴，变成了刑事责任的变相株连，也不符合罪责自负的刑法原则。而且对未成年人罪犯适用罚金刑或没收财产，可能会导致其生活更加贫困而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因此，刑法应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罪犯一般不适用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关于剥夺政治权利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规定：“除刑法规定‘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外，对未成年罪犯一般不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这并没有排除对未成年人适用剥夺政治权利。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未成年犯罪人因不满十八周岁，按照宪法规定，大部分政治权利实际上是不能享有的，故对其宣布剥夺政治权利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
2．制定具体的刑罚裁量规范，健全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目前我国对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规定散见于刑法、监狱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章节之中，没有形成完整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为更好在刑罚裁量方面落实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的刑事政策，应当修改刑法、刑事诉讼法，设立专章对未成年人犯罪刑罚裁量进行明确规定，包括：（1）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原则；（2）未成年人犯罪具体适用的刑罚种类；（3）未成年人犯罪刑罚裁量的具体标准；（4）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累犯制度；（5）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调查制度；（6）非刑罚处罚方法；（7）前科消灭制度等。
3．完善非刑罚处罚方法。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可以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的非刑罚处罚方法种类单一，且规定较为零散，难以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鉴于此，我国可以在借鉴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方法做出如下规定： 第一、统一规定未成年人犯罪适用非刑罚处罚方法的种类和适用条件。有必要在刑法典中设立专章,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罚方法的种类和适用条件做出专门性规定。第二、增设适合未成年人适用的非刑罚处罚方法的种类。针对目前我国刑法中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方法种类过少的不足,可以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适当增设一些新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如司法警告，保护观察处分，社区服务等。
4．设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200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纲要》明确提出，法院系统要配合有关部门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这将意味着，对犯有轻罪的未成年犯罪人，我国将建立“前科消灭制”，为未成年犯罪人抹去人生污点。
（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执行制度的完善
1．制定专门的未成年人刑罚执行规范。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制定《未成年人刑罚执行法》，确立未成年犯罪人刑罚执行要以预防为主、保护优先、重在教育的原则，将对未成年人的刑罚执行，从《刑事诉讼法》、《监狱法》中独立出来，详细规定未成年人犯罪缓刑的适用条件；减刑和假释的适用条件等，制定适合未成年犯罪人教育改造的管理模式、教育内容、改造方法及管教机制，力求把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重新塑造教育为新人。
2．完善未成年人缓刑制度。为体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应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并具体规定未成年人犯罪缓刑的适用条件。建议将未成年人适用缓刑的条件规定为：对被判处拘役、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犯，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对未成年人适用缓刑的考验期也应当低于成年人缓刑的考验期，并且规定考验期可以根据未成年人在考验期间的表现适当缩短或延长。
3．完善未成年人的减刑和假释制度。我国目前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减刑和假释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性，应在内容上对未成年犯罪人减刑、假释的条件细化，量化。但对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主犯和罪行特别严重的未成年罪犯假释，适用条件应和成年犯相同。
4．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随着社区矫正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铺开，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工作也必将逐步深化。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的社区矫正模式总体上不太成熟，更没有建立一套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社区矫正制度。为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制度，在此提出几方面的建议：第一、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的组织机构建设。“为了更好的完成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矫正，我们应该建立独立的社区矫正机构。通过制定社区矫正的专门性法律，确定社区矫正机构的地位与权力，以避免立法与司法的矛盾冲突。”[6]第二、建立有效的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措施。针对未成年矫正对象的特点，可以增加个案矫正、思想矫正等措施，并组织其开展公益劳动和就业指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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