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尔达・ 斯文顿旧爱的身份，让约翰・伯恩上遍八卦报刊头条，这让71岁的老头儿有点沮丧。爱丁堡的夏洛特花园里，穿得像个圣诞老人似的伯恩，双手插在口袋里，小年轻似的。脖子上围丝巾，不时捋一下密集包围他五官的白胡子，开口就是酒喝多了的低哑嗓子，好像来自久远的年代。话语透过他嘴边浓密的白胡子发出来，像是自言自语的嘟囔。在苏格兰文艺界，伯恩跨领域成就和资历，他是“苏格兰最是才华横溢的剧作家，被公认为苏格兰活文物”。可听到这些高帽子戴到自己头上，伯恩只是低下头去哼哼地笑得浑身颤抖。
苏格兰人都习惯了他的揶揄，和他结束一句话时满不在乎的笑容。听他的故事，就是在看一场电影。几年前，伯恩曾在爱丁堡图书节上提过有一天会写“自传“，但今年他又反悔了，取而代之拿出手的是一本儿童画册《Donald & Benoit》，也是伯恩第一次创作的童书。他说，里面都是自己给孩子们讲的睡前故事，每晚一篇，积累成书。他讲的这一双儿女，就是伯恩与蒂尔达・斯文顿的情史见证。
蒂尔达・斯文顿的出现是20年前，她在伯恩写的电影《作假之心》中任女一号，电影拍完，两人已是恋人。七年后他们有了一双儿女。但斯文顿的演艺事业正如日中天，两人常四海为家，倒也快乐。直到儿女们长到了学龄，伯恩当起了在苏格兰的留守爸爸。2004年在拍《纳尼亚传奇》时，斯文顿与比她年轻18岁的德国艺术家Sandro Kopp发生了恋情，并带着他一起回到了苏格兰。伯恩搬出了两人的爱巢，让新人搬进去，但他还继续与斯文顿共同抚养一双儿女。八卦新闻写得天花乱坠，尤其渲染这一对老夫老妻的激烈分裂。伯恩只能置之一笑，说两人的友情依然好好的。
因为蒂尔达・斯文顿，他成了置身名利场意义上的名人。但这一笔其实与他的创作云水相隔：他的舞台剧本《Tutti Frutti》于1987年改编成电视剧，如今的老戏骨艾玛・汤普森因饰演里头的红发吉他手而一举成名。20世纪70年代时伯恩出手的《徒工三部曲》被公认为似乎苏格兰戏剧界的里程碑作品。刚过去的12月，苏格兰国家肖像博物馆重新开门迎客后的第二天，我去喝茶，延续博物馆“人物”气质的咖啡馆高墙上，挂着仅有的几幅夸张的肖像中，有麦当娜，还有就是年轻时的伯恩，弗兰克・扎帕的爆炸头和小胡子，双排扣西服上印有玫瑰各朵，左手捧调色板，右手拿画笔，坐姿瘦削果断。伯恩是剧作家，也是画家，且后者是他最初专攻的术业。如今他家住爱丁堡，说每日从早画到晚，干回“老本行”。但事实上，伯恩的画一直处于他的舞台剧和电视剧作品的巨翼阴影下，相形之间有点叫好不叫座。他也一直游离于不列颠艺术界的圈子之外。
30年前的伦敦和格拉斯哥美术界，当修饰绘画并不“潮”之时，伯恩就是个修饰派画家。弄潮并非伯恩擅长，画得好不好才是重点。另一种对他画作的形容是：喜剧感常在。伯恩今日虽置身于聚光灯下，但他一路都有挫折与悲剧随行：从小母亲就有人格分裂症；虽然有美术天赋，但青春期还没过完就不得不到地毯厂去当个混涂料的徒工（后来的代表作《徒工三部曲》似是他向记忆索取打油诗的需要）；与蒂尔达・斯文顿厮守近15年后遭离弃等等。
纸上的喜剧显然是一种面具。后来，他的画风从修饰走到了装饰派。虽然说装饰画风常给人浮夸浅薄的印象，但伯恩的画功至深，触感至纯，从外框线条到画面质感都并不拘束于现代美术之中“表现主义”的套路之内。伯恩的游离还“归咎”于他的工人阶级主题，而且着墨重点在于苏格兰的工人阶级。他无心插柳而参与了一些历史：他的画曾被“披头士”买下。但1975年在他有过一次反映惨淡的展览后，忽而就从公众视野中撤退出去，一撤就是16年。撤退当然另有原因：他发现了戏剧。从设计师，到开始写剧本，伯恩以1977年的讽刺剧《作家之痉挛》在爱丁堡艺术节上完成了转身，当年观众挤爆了演出大厅，轰动一时。
从爱丁堡到伦敦，当《徒工三部曲》完成并上演，最终成为西区名剧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被“撒切尔主义”笼罩多年的苏格兰戏剧界，找到了一位能助当代苏格兰人寻觅自我身份的原创者。苏格兰像伯恩这样有才又勤勉的艺术家越来越成“出土文物”了。他觉得苏格兰戏剧的“群众普及率”远不及近邻爱尔兰：今日苏格兰已极少愿意为小规模独立剧团做投资的组织，伯恩觉得这挺可耻的。批评归批评，白胡子一贯不容许悲情泛滥：“可能要等一个新的苏格兰吧―正成长起来的那个苏格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