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迁至四川李庄已近一年，由于空气与环境等原因，史语所研究员、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患病。 鉴于史语所与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同人的生活都已“吃尽当光”，只剩了一个“穷”字，傅斯年意识到非有特殊办法不足以救治梁思永和同样处于病中的林徽因之病症。于是，在1942年春天，傅斯年贸然向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写信求助，信中对梁氏兄弟大为称赞。
傅与梁家交往并不深，之所以对梁家兄弟不遗余力地关心帮助，确如傅氏所言“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少！”但令后人感到有些突兀的是，为何傅在这封信中颂扬林徽因的同时，突然从半道扯出一个冰心来为其垫背，称其“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语气含有对冰心轻视的意味。
当时写此信的傅斯年何以要弄出一个不相干的冰心呢？
从已披露的材料看，傅斯年对冰心的轻视，与她的丈夫吴文藻有极大关系。这一说法的证据是，费孝通在接受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访问时，曾明确表示：“吴文藻同傅斯年也不对的，搞不到一起的。吴文藻想自己建立一派……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力量不够，他就培养学生。”
从费孝通的谈话中知道吴与傅斯年不合，但他没有明确列举不合的原因。不过从台北傅斯年图书馆档案保存的与顾颉刚、朱家骅等人的通信中可窥知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侧面。
1938年10月，顾颉刚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聘，赴昆明任职，讲授“经学史”与“中国上古史”两门课程。到昆明不久，他便在《益世报》上创办《边疆》周刊，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傅斯年的警觉。
抗战时期中国人口流动量大增，“外来户”与当地土著或私下称作“土包子”之间不团结闹矛盾暗中叫劲儿的现象普遍存在。针对顾颉刚在《益世报》上弄出的那个《边疆》周刊以及登载的文章，傅斯年通过对昆明社会各阶层思想现状分析，清醒地意识到民族矛盾是一个极为重要和敏感的问题，从团结的大局出发，毫不客气地给予了批驳。
当此之时，顾、傅二人已由北大同窗好友而演化成割袍断义，互不来往，但为民族大义计，顾接信后，听从了傅的劝说，即作《中华民族是一个》，刊于周刊。顾氏如此说，当然不是屈服于傅的压力，而是一种外力警醒下的自觉。
顾文的刊发，令当地土著和省主席龙云等甚感满意舒畅，傅斯年当然也乐意看到这一结果，写信谓顾氏深明国家民族大义并加以赞扬。
想不到的是，就在大家以抗战团结为重，对傅、顾的学术观点群声叫好之时，却惹恼了另一个山头的派系，为首者乃吴文藻，马前卒乃吴的学生费孝通。
吴与费当时同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费做吴的助手，当时吴文藻是中英庚款基金会派往云南大学的，与费孝通联合一帮师生和所谓的“民族学家”在昆明搞了一个号称“民族学会”的山头。
众所周知的是，以傅斯年为首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本来就有一个声望颇大的民族人类学组，其人员由大字号“海龟”吴定良、凌纯声以及著名学者芮逸夫等人构成。在这样的背景下，吴、费等人之举，自然就被傅斯年等人看做对史语所甚至整个中央研究院的挑战。
傅斯年眼看吴、费之辈高举的大旗在云南的高山峡谷中飘扬开来，并对自己所属的阵营来了一个先发制人式的打击，公开在报上驳斥傅、顾之说，宣称“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傅斯年一看，自是怒火攻心，立即意识到吴、费等“民族学家”的言论，将在云南发生极其不良的社会影响，弄不好会引起复杂的民族纠纷，于是有了顾颉刚与傅斯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题论文发表，兵锋所指，一目了然。
最终的结局是，吴文藻携夫人冰心弃昆明转重庆另谋新职，整个昆明“民族学会”解散。
正是鉴于这样一种充满了火药味的政治、学术背景，深知费氏所言“吴文藻一生受冰心影响”的傅斯年，在反对、轻视吴氏的同时，对他认为的真正幕后操纵者---冰心，没有好感，并在致朱家骅的信中再度与林徽因同时提出来，并给予轻视性的评价，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