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该吃药了！特赦贪官？亏他想得出！” 一位广州的网友在微博上如此吐槽。他所针对的，是2012年12月19日北大经济学教授张维迎提出的“反腐以十八大为界，搞特赦算新账”的观点。在张维迎看来，反腐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如果能够实现这个目标，那么以十八大为界特赦贪官也无可厚非。因为目前政改最大的难点在于处理腐败存量的问题：如果过分追究已发生的腐败行为，官员们可能会消极怠工甚至起来造反，使政府陷入半瘫痪甚至瘫痪状态；如果对贪腐官员们既往不咎，他们很可能就不再阻挠而拥护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
这种“特赦反腐”的思路在网上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褒扬者有之，批评者也不少。在笔者看来，以“特赦贪官”换取他们对政改的支持，从而跨过既得利益集团这道坎，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
为什么要特赦
事实上，以特赦贪腐官员的方式来反腐，实属无奈。鉴于当今政府贪腐人数之多、覆盖面之广，若对他们一一清算，改革可能根本无法开展下去。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根据最高检察院的报告推算出2009年腐败官员的比例：县级处级为48%、厅局级为40%、省部级为33%。而更有反腐专家表示，这还是保守的数字，若深究起来，恐怕没有几个官员的屁股是干净的，改革开放之初，腐败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而如今早已蔓延到政法、科技、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权钱交易、寻租活动盛行，腐败已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而薄熙来、刘志军、王立军、李春城、许宗衡等高级官员身陷囹圄，说明腐败已从基层蔓延至党和国家的高层。这也难怪十八大报告说，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亡党亡国。
而改革恰恰是要在这大面积、人数众多的腐败官员头上动刀，对于如此庞大的一个群体来说，他们的财产和生命都将受到威胁，由此而引发的抵抗也就可想而知，这也是改革举步维艰的原因。
若对贪官强行清算，用中国纪检监察院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的话说，很可能出现鱼死网破甚至鱼未死而网已破的态势，这对社会而言是个灾难。历史上已有过这样的教训。东汉末年，反贼董卓被王允设计诛杀之后，董卓旧部郭汜等乞求赦免遭拒，于是揭竿而起开始造反之路，结局是王允全家被杀，朝廷被军阀把持，派系间相互攻杀，人民惨遭荼毒，以至于“关中无复人迹”，城中人相食。
相反，如果赦免贪官过去的腐败行为，则可能换来社会的稳定和制度的改良。在这方面，香港是个榜样。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社会腐败成风，警察界几乎无人不贪。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74年香港成立了一个只对总督负责的廉政公署，它与政府和警察部门脱钩，独立行使职权。1977年9月，廉署对尖沙咀警署重手出击，逮捕了260余人，高级警务人员22人。后因一名警察自杀，其他警署的警察纷纷意识到自家生命和财产正受到威胁，于是集体到警察总部请愿。考虑到警察闹事将使香港社会陷入混乱，时任港督麦理浩决定让步，于1977年11月5日发布“局部特赦令”：除了已被审问、正被通缉和身在海外的人士，任何人在1977年1月1日前所犯的贪污罪行，一律不予追究。此后，香港逐渐完善监督体系，廉政公署对腐败实行“零容忍”，最终建成现在的“廉洁之都”。
两害相权取其轻，特赦贪官是为了获得更好社会效益的一种妥协。
特赦的条件
毫无疑问，特赦贪腐官员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减少改革阻力，目的是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并实现宪政转型。若不能达到此目的，特赦便毫无意义，甚至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因此，必须要达到此目的之后，才能对贪官进行特赦。
按照历史学者吴思设计的思路，具体做法为：“在某个特区设定一套政改的指标，例如乡镇县市等级别的直选，差额选举，政治人物公开竞争，人大代表专职化，司法独立，媒体开放等等。一旦验收达标，该地区就实行特赦。”
李永忠教授则主张通过顶层设计和设立特区进行改革试验，中国共有2800个县，拿出1%即28个县来搞改革试验，即使全部失败了也才1%，中央完全有能力埋单，一旦有成功的，再向全国推广即可。
从宏观层面来说，要从根本上治理腐败，还是得从限权入手。关于腐败的根源，英国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曾有精辟论断：“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只有宪政才能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特赦反腐的最终目标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走宪政民主之路。
亟需官民共识重启改革
“坏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好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这是近年来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也几乎成了全民共识。既然如此，对于已发生的腐败行为，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坏制度使然，那么，消灭坏制度、建立好制度才是当务之急。
腐败是政党身上的毒瘤，是埋藏在社会里的定时炸弹。对于政党而言，毒瘤不除会亡党；对于社会而言，炸弹不除会引发动乱。至于如何摘除毒瘤，走不走“特赦反腐”之路，还需要更广泛的讨论，以达成朝野、官民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