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暴风骤雨》之郭全海、赵玉林、韩凤歧等人物形象在故事发生地多有原型基础，其原型人物皆是生活于东北乡村自身生存逻辑与符号系统之中的普通人物。这些混杂难辩的人物本事进入小说后，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重新增删、归类和组织，进而被重建为历史化的“自我”与“他者”。“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功能性结构为当时“弱者的反抗”生产了新的人生认同与价值秩序。
关键词：周立波；《暴风骤雨》；人物本事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5-0139-08 收稿日期：2012-05-12
作者简介：张均，博士，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510275
1948年5月15日，在东北文学工作委员会召开的《暴风骤雨》（上卷）座谈会上，作者周立波表示：“我写的人物大抵都有模特儿，有时是一个人为主，有时是两三个人综合。”这一陈述是比较可信的。这部小说主要取材于周立波在松江省珠河县元宝镇蹲点土改的真实经历（1946年9月-1947年5月）。地方文史工作者也认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几乎在元宝镇都能找到生活原型”。那么，从真实原型到文学形象，这些人物将面临怎样的叙事转换与象征重构呢？对此，学界尚无相关考释。鉴此，本文拟结合地方文史资料及档案等材料，专门考证小说《暴风骤雨》原型人物的本事行迹，细勘此类本事在进入小说过程中发生的凸显、隐匿和移动，并试图对这些变化所涉及的某种“区分的辩证法”略作分析。
一、元宝镇人物本事
《暴风骤雨》主要取材于珠河县（今尚志市），也少量参考了周立波在五常、拉林、苇河、呼兰等地取得的真实土改材料。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如积极分子郭全海、赵玉林、白玉山、老孙头、刘桂兰、李大个子等，地主韩凤岐、杜善人等，地主爪牙李青山、韩世才等，都有实际的生活原型。部分人物如张富英等，虽未必实有其人，但也是北满土地改革中常见的“案例”性人物。
小说中第二号人物郭全海的原型是元宝镇农民郭长兴。据地方史料记载：郭长兴外号叫“郭孩子”，原籍山东济南，16岁时举家下了关东，落户元宝屯；随后，“郭长兴的父亲租了地主韩老六的地，受尽剥削。后因性子耿直，顶撞蔡牌长而被抓了劳工，到绥芬河边境给日本关东军修工事。那一年，全家人死了五口，父亲又杳无音信，仅剩下他和弟弟。后来弟弟又失散别处，他成了孤儿。土改工作队到来后，他敢于上台诉苦，揭露地主的罪恶，被吸收为积极分子，先后当过儿童团长，武装委员，农会副主任，后来当了农会主任。”这一记载与现尚健在的郭长兴的自述大体是相符的。在相关文章中，郭长兴回忆了郭家与蔡牌长的冲突及郭家家破人亡之事：“当时我父亲租了地主韩老六（韩向阳）的地，受尽剥削。那时村里的牌长心术不正，专门欺负外来户，一些冤大头的活，像给村公所干些杂活，出个短工，他总是派我们家这样的外来户。我父亲耿直，不吃硬，和牌长顶了嘴，并不服他的分派，马上被找小脚，抓了劳工，到绥芬河边给日本关东军修工事。……父亲刚被抓走，我家得了窝子病——伤寒病。家里连饭都吃不上，哪有钱治病，不到半个月，继母和四个妹妹五口人相继死去了，弟弟失散，我也得了伤寒病，在炕上躺了半个月，差点没死，总算活过来了，我全家一下子都没了，我成了孤儿。狠心的韩老六这时又把地给收回去了，说我家死绝了，地不能租给绝后户。我……当时真想一死了之。”郭父（郭明海）被抓劳工之后，蔡牌长为绝后患，还想将郭家“斩尽杀绝”。因此，不久后蔡牌长又诬陷郭长兴“在关里是抗日的红胡子”，幸得好人相救，幸免于难。1946年7月下旬，东北民主联军总政土改工作队来到元宝屯，郭长兴表现优秀，迅速成为农会积极分子，担任儿童团团长。不久后，又受到区委副书记、小说家周立波的重点培养，该年10月入党，12月即担任元宝屯农会主任的职务。1948年后，成为脱产干部，先后被地方党委送往阿城省委党校、呼兰干部学校学习，1986年从尚志市工业局退休。
关于小说中的第一号人物、英雄赵玉林的原型，则有比较大的争议。有人说是农会主席王鸿君（早故），但多数人认为就是屯里的穷汉赵大个子（真名也是赵玉林），“（他）穷的全家没有一件能遮体的衣服”，“媳妇白天不敢穿露肉的衣服见人，夏天到地里摘菜都是起大早或天大晚才去。可有一天是个有月亮地的天，一个半大小子到地里找丢失的猪，看见了赵大个子媳妇没穿裤子在摘豆角，‘赵光腚’的名从此传开了。”②白玉山夫妇的原型即白福山、高淑芬夫妻。被史家认为写得最成功的老孙头（孙万富），据作家自述原型并不限于一人，而是“综合”几个车把式而成，但当地人却直接将之指认为人人喜爱的车把式孙永富：“（孙）原籍是河北省沧州府人，40多岁死了老伴，他带着一个10岁的小姑娘下了关东，到元宝区二龙山里开荒种地。后来和当地的一个寡妇在一起搭伙。因为寡妇孩子多，难以糊口，他把12岁女儿给了年轻力壮、心地善良的齐梓林做了童养媳。土改前他50来岁时，对赶车有极大兴趣，求亲靠友买了两匹瘦马和一辆快散了架子的四轮车，赶着老马破车常到珠河县城送木样子。这人是个中等个，大眼睛，说话好眯左眼，满脸喜相，从不知愁。由于赶车经常外出，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物，使他非常随和、心直口快，是农民中的老好人。平时好扯闲篇，南朝北国，妖魔鬼怪，说个没完。”孙永富本人也自认是“老孙头”。郭全海的恋人刘桂兰的形象则揉进了王会、刘淑贤、小兰子三位女性的生活素材。其中，王会、刘淑贤都是借土改摆脱不满婚姻的女性。王会是王鸿君的女儿，大高个儿，性格开朗，“在土改前一年，嫁给了本屯一个姓马的富农子弟马明洲。马是个洋学生出身，有个老式破相机，到处玩漂。是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他瞧不起王会，常常给王会气受。土改时，王会受父亲的影响，也参加了工作队。他和马明洲离了婚，嫁给了当时的区委书记韩惠。”刘淑贤小时候也“由于生活所迫”，与邻居富裕中农老施家三儿子定了娃娃亲，但“在当妇女会长时，和施小三儿解除了婚约。由于工作关系，和当时的农会主任郭长兴接触较多，彼此之间很有意思。”不过，刘桂兰被公公性骚扰的经历则取自于屯里的童养媳小兰子。 《暴风骤雨》还塑造了韩凤岐（韩老六）、杜善发（杜善人）、唐田（唐抓子）等地主形象。这些地主在元宝屯也都实有其人。其中，韩凤岐“综合”了贾明其、宫国臣、于拽子、陈福廷、王云才等多位地主的素材，但最主要是取材于经营地主韩向阳。当年的区委书记韩惠（现仍健在）回忆：“这些地主虽然土地不多，但他们依仗日满的反动势力，对农民剥削压迫是残酷的。如地主韩向阳等伪满时就是元宝村的村长，后又兼伪协合会的会长，日本投降后他的弟弟成为‘胡子’头，两次带领‘胡子’抢劫元宝镇，后逃到大青顶子。他家土地并不多，但对农民的欺压是残酷的，罪大恶极，民愤极大。”李万生也记载说：“他盘剥、敲诈的手段是苛捐杂税。在‘出荷粮’、派‘劳工’过程中勒索”，“为人虚伪，处事奸诈”。今日元宝镇农民在接受访谈时，也多把小说内外的“韩老六”混为一谈。
小说还塑造了一批介于农民、地主之间的人物，即杨老疙瘩、张富英、李桂荣等“坏根”。杨老疙瘩被韩老六设计色诱，张富英等“架空”郭全海、把持农会大权。这些人物并无直接的原型，但取材于东北土改中常见的政权流氓化现象。1946年12月，松江省委在报告中曾专门提及这一问题：这些新干部中多数是好的，但脱离群众的干部也不少。这些脱离群众的现象，其具体表现是：（1）斗争果实不分给群众（群众称之为“干部翻身”）；（2）贪污腐化，乱用公款，假公济私，大吃大喝，甚至接受地主贿赂。长岭村村长给自己分两垧好地，农会主任和全屯干部将留给农会的青苗集体贪污了。合丰区满荷屯四天杀了三头猪，一个干部四天吃四只鸡。区政府到馆子里去请客，经常派群众到屯子里去买猪肉粉条，胡子一次未打，就摊派款一万二千五百元；（3）强迫命令，打人骂人，自称“土皇帝”；（4）欺上唬下，欺骗包庇，私造假帐。……假传命令，违反纪律，甚至有的强奸妇女，打小鸡吃，自称特殊……等等。
可见，权、钱和女人，事实上也是土改期间东北乡村一种不容回避的新“景观”。《暴风骤雨》注意到了这一严重的问题，并设计出相应人物和故事作出叙事反应。
二、小说之于人物本事的改写
这些本事材料进入故事后大致得到了保留，但多数经过了必要的删减、增添和重组。那么，哪些本事材料被作家予以了有意识的改写呢，笔者比照地方史料与小说文本，稍作勾勒。
郭长兴本事被作家重新“处理”的程度极高。小说重点讲述了郭家的三桩苦难：1.某年底，郭全海父亲郭振堂被韩凤歧故意设赌、“赢”去了父子二人一年的劳金钱；2.郭振堂重病，被韩凤岐扔到门外冻死；3.成年后，郭全海被韩凤岐用五斤猪肉讹了工钱，又被摊去密山做劳工。细校本事与故事，也可以看出三点改动：1.郭长兴家共有八口人，他家的遭难原因除了贫穷之外，还有两种，一是作为“外来户”被本地人（蔡牌长）欺负、报复，二是伤寒病，他的继母和四个妹妹都死于此病。但在小说中，这两种原因皆被删除，周立波未提及蔡牌长和伤寒病，家口也被压缩为两人，没出现继母和四个妹妹；2.死亡仍是小说中郭家的核心事件，不过死者从继母、妹妹换成了父亲，致死原因则从蔡牌长、伤寒病改换为韩凤歧，郭、韩之间因此有了“父子两代的血海深仇”。其实，这一“血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在现实中，郭长兴父郭明海被抓劳工后，并未死去，日本投降以后他还从绥芬河逃回了元宝镇。郭明海的这些不幸遭际与韩向阳关系不大，事实上，郭、韩两家在租佃问题上矛盾也不大。郭长兴老人自己也回忆说：“咱们农民过去都知道，人家地主有钱，人家的地，不是咱的，咱应该给人干，穷嘛，咱们没有地，就得穷。”3.对于郭长兴的私人品质，小说也做了“适当”的处理。在小说中，郭全海品德高尚，不贪私利。但亦有材料显示，郭长兴并非完全“大公无私”，譬如土改分地时，他也存在利用职权给自己分“好地”的嫌疑，甚至还公报私仇。现元宝村党委书记张宝金回忆：“他是运动的后期，他就当农会主任了，正好县里开会，他就去了，去呢，他在家里头跟大伙说，他说，我去这两天开会，就说这个谁呀，现在来说就是高凤桐的姐夫，他说，他呀，他是当时代家长，就是管十家，管十户的，这么一个小头头，他说，这小子也挺恶，问咱们要工要粮的时候，不说好听的，连拽带骂的，我走了以后，你们得对他教育教育。这个郭会长走了，他呆了三天，开会回来了，一问，你们对谁开会斗争他没有？他们说他妈，他不服气，我们把他揍了，干死了，他说，干死了就干死了吧。”（蒋樾、段锦川摄制《暴风骤雨》纪录片）显然，“纯朴”青年郭长兴也生活在宗派、宗族等“混杂”的乡土关系之中，并借助革命（土改）解决了私人恩怨。这类本事材料在小说中无声“消失”了。
对赵玉林本事的“处理”更为明显。在小说中，赵玉林是元茂屯的英雄人物和烈士，然而考之史实，他几乎未给土改干部和屯邻留下什么印象‘（除了贫穷）。区委书记韩惠只记得他个子很大，但“名字记不清了”。而根据李万生的调查，赵玉林最初的确是积极分子，但“后来被老婆扯腿，落后了被淘汰了”。无疑，小说中的英雄赵玉林是出于周立波的虚构，另外还有两点虚构：一，没有材料证明赵玉林的贫穷与地主韩向阳存在什么因果关联，但小说将之叙述为韩向阳与日本人勾结、迫害的直接结果；二，赵玉林家在土改前并没有人死于非命，但在小说中，改成了由于韩老六的狠毒，赵玉林小女儿扣子被摔死，赵玉林被抓劳工，继而老母亲被活活饿死。如此血债，使小说中的赵大嫂一提起韩老六就恨由心生，“那个老王八，该摊个炸子儿。”而在现实中，赵大嫂是反对丈夫参加“革命”的。赵玉林中途就退出了土改，自然也没有像小说中那样壮烈牺牲。
其他农民积极分子的本事也在不同程度上被“调整”了。譬如，孙永富的乐天、幽默、世故得到了完整保留，不过他女儿做童养媳一事却被小说删除了，小说中的老孙头被写成无子无女。小兰子被公公性骚扰的细节得到保留，但她利用区委会有意诬告公公“通胡子”的事实则被省略了。小猪倌吴家富也实有其人，不过他被毒打几乎致死的情节则属于作家的创造。
与“正面人物”相比，地主本事被重新“处理”的概率更高。从韩向阳到韩凤歧，小说作了四点调整。1.财力被夸大。韩向阳善于敛财（对此小说基本上是实写的），但财力并不显赫。村民回忆，韩向阳其实“就那么三间小房，搁现在还不如咱自家盖的小仓房。”对此，周立波是很了解的。他在元宝镇蹲点土改时，就住在韩家里，据说那“只是一栋矮趴趴的三间草盖的小厢房，周立波个子高，进屋都得低着头”。2.性关系。在小说中，韩氏父子品行极坏，“看见人家媳妇、好姑娘，要千方百计弄到手里来糟蹋”。而在现实中，情况大不一样。韩向阳“的确有俩老婆，他们是在韩老六原配老婆死后，同时娶来的，都是裁缝匠。岁数大的秃顶，平时总用头巾包着脑袋；岁数小的较有姿色”。显然，韩的两房妻室都属于正常婚娶，当地人并无韩氏父子嫖奸淫乱的恶劣印象。那么，这种性罪恶从哪里添加进来的呢？其实取自当地恶霸陈福廷：“（陈）在日本鬼子要垮台的前三年（1942年），靠他那当伪区长的伯父陈惠中的关系和势力投靠了日本人，当了伪协和青年团团长，……他最大的罪恶就是缺德，谁家年轻貌美的姑娘、媳妇要是叫她看上准没好，一定要千方百计给祸害了。谁家敢反抗他，那家姑娘的老爹，媳妇的丈夫一定会倒霉。轻者抓劳工，重者抓到宪兵队屈打成招被杀头。女的被强暴了不是喝药就是上吊。有的姑娘被抢去，他玩够了就卖到珠河或一面坡妓院。”3.政治关系。在小说中，韩凤歧的政治关系是相当复杂的，与日伪、土匪、国民党都有很深的瓜葛。这种描写半为史实，半为虚构。韩向阳的确与日本人关系密切。小说中他的女儿、小老婆与日本军官淫乱之事亦有所据。元宝镇农民高景阳回忆，韩向阳的小老婆杨秀英“细高挑，唇红齿白”，“不知与多少个日伪汉奸土匪头目勾打连环”。村民还传言，杨秀英生有一子，但韩向阳疑非己出，将孩子溺死了。不过，小说另行“添加”了韩向阳与国民党的关系：他的儿子韩世元是中央军，哥哥韩老五是国民党特务，弟弟韩老七则是接受了国民党军队番号的土匪。而据史料记载，韩向阳的两个儿子土改前夕都生活在元宝镇，并未参加国军，韩老五完全是虚构人物，韩老七则是附近韩小胡七兄弟匪帮的误传。4.结局。在小说中，韩凤歧最后被清算、枪毙了，而在现实中，韩向阳并未受过批斗，他在土改前夕就举家外逃了，“有人说逃到了哈尔滨，有人说躲到了台湾，有人说逃到了香港”。 其他几位地主的本事行迹也被改写了，如“杜善人的生活原型是土地出租户，成份定为富农。元宝村的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他有剥削行为，与恶霸地主韩老六不一样，他没有电影里那么坏’”。他由富农被“提升”为地主，且以“伪善”特点映射地主阶级“本质”。相对而言，两位爪牙人物韩世才、李青山皆未经调节，直接以本事形式进入了小说。
对“坏根”的叙述忠实再现了土改期间农村政权流氓化的问题，但也有三点比较大的改写。1.时间被推后了。在小说中，“坏根”主要是在工作队调离后混入农会的，这与史实不合。实则土改之初，工作队就有意识地起用了流氓。对此，西满地委书记王鹤寿曾有检讨：“在积极分子问题上，我们走了偏路。虽然思想上也知道注意成份，但急于求成，冒用敢说敢干的人办事，结果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所谓干部积极分子不好，做了许多坏事，严重地损害了土地改革与群众运动。……真正的积极分子并非一开始就积极的。相反，多数贫雇农开始不会讲话，没有办法，不会办事，知识也都少，或者觉悟还不够，想积极也积极不上来。在我们普遍的眼光看来，许多纯朴的农民当不了积极分子。而且粗粗一衡量，大家都会认为这个人可难得有积极分子的前途。因而流氓、花舌子，屯不错之流自然上了台。因为他能办事，我们的话能领会，给他的一件事会办的能“不大离”，而且很‘积极能干’。”其实，总政工作队在元宝镇最初也使用了流氓，在周立波兼任区委副书记以后，流氓才被周立波坚持“洗涮”出去。小说推后了“错误”时间，其实回避了共产党与农民在土改中相互利用的事实。2.修改“坏干部”的出身。在小说中，张福英、李桂荣皆被叙述为“破落地主”或伪职人员，而在现实中，这些“新干部”多是“好根”（即贫雇农）。这种改动悄悄地将严重的农民问题偷换为了地主问题，并剥离了“新干部”与罪恶的事实关系（熟悉《古船》的读者势必反感这种“剥离”）。3.将性暴力修改为性淫乱。在小说中，张富英的性乱对象是外号“小糜子”的坏女人，其实，在当年土改中，存在大量赤裸裸的性暴力，被“强奸”的妇女，多是地主家庭的年轻女性，甚至是无权无势的贫雇农女性。
三、本事重述中的“区分的辩证法”
无疑，从本事到故事，元宝镇的各类人物史料都经历了凸显、隐匿和移动的叙事调整。那么，这类调整或改写是否意味《暴风骤雨》和类似的“社会主义现实”小说都是违反人性的虚构呢，甚至“每一页都是谎言”呢？笔者并不持这样的看法。任何时代的小说都是一种关联着复杂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暴风骤雨》也不例外。周立波为什么会这样改写他非常熟悉的元宝屯的人物本事，其实因于1940年代末期“弱者的反抗”的话语实践的需要。这种需要，使真实材料必须经过较为精密的话语处理，方可进入故事。
对此，周立波自己也有清晰的认识：“认识一个人物或一桩事件是很不容易的，在这里，往往需要反复仔细观察和研究，而且最好是有所比较。‘有比较才能鉴别’。有了比较，才能识别含有普遍意义的典型，才能使你去伪存真，去掉那些表面的假象，认清事物的本来面目。”那么，周立波是怎样“比较”，又是如何“鉴别”的呢？这涉及到“区分的辩证法”的叙事技术。这一概念取自于法国哲学家福柯关于历史叙述的论述。他说：“当爱德加·基内（Edgar Quinet）书写第三等级的历史的时候，他们试图辨认出一种指导的线索，能够使人区分过去和现在，使人排斥一些事件、人物、进程，使它们丧失名誉，在政治上值得羡慕或在历史上没有价值，并相反对另一些重新进行评估。历史于是就成为过去和现在的政治区分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与爱德加·基内的历史书写是非常类似的。作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有着为弱者（农民）争取生存权利的基本诉求。因此，它必须为暴力抗争生产特定的文化认同。为此，它在叙事中就需要有效地“区分”现实中纷杂的事件和人物。怎样才是“有效”的呢？这意味着它必须启用自我认同与排斥差异相并置的对立原则，巧妙地也是原则明确地“处理”当下的生活。这意味着，它必须从被鄙屑的“弱者”中发现异于统治集团的本质，并将之组织为新的同质“主体”，以后者召唤反抗的力量和自我解放的意志。这是革命叙事关于正面人物或意象的基本规则，恰如南迪所言：“解放涉及汇合力量，没有凝聚性的意象，便不能发生汇聚作用。”与此同时，地主等统治人物必被叙述为被贬低、被排斥的对象，使之“丧失名誉”，失去未来。
这是周立波在动手写作前所面临的“区分的辩证法”。在这类作品中，现实中国中强弱不同的两种社会力量必然被重新“归类”，形成“我们”与“他们”的对立。这是底层反叛的话语政治，亦是文学的“现代”特征的体现。对此，李杨解释说：“非现代国家如果试图变成‘现代’国家的话，它的首要任务就是叙事，即把处于自然状态的社会组织到一个按照‘我们’与‘他们’的划分有序，层次分明的现代话语中去。”这种观点是很有见地的。那么，在这种重新归类的叙事过程中，农民和地主其实分别走向了“正面假象”和“负面假象”。两者既有性质的“区分”，实际上又相反相成。萨义德早就说过，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所以，不难理解，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农民的“正面假象”其实建构着、表述着地主的“负面假象”，而地主在某种意义上就沦为了客体，沦为了农民的“倒置的自我表象”。因此，“如果我们把小说看成一个整体，那么，在文本内部，也存在着一种‘互文性’，故事和故事之间，人物和人物之间，构成了种种复杂的互为指涉的生产关系，故事和人物的意义只有在这种关系中，才可能被相互地生产出来。”不难看出，《暴风骤雨》对元宝镇人事的重新讲述，正是典型的以互文方式存在的有关“正面假象”与“负面假象”的文化生产。在这部小说中，人物真实的本事行迹其实只是有待改写的生活素材，而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特定的“区分的辩证法”。
不过，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暴风骤雨》是有“区分”的叙事设计的，但又是根据怎样的话语完成这类“区分”的呢？这涉及到小说背后多种异质话语的互动与博弈。笔者以为，主要有三种话语决定所谓的“区分的辩证法”：阶级之“历史”表述；民族主义；乡村“隐藏的”伦理主义。 第一，阶级表述主导了农民与地主的对立形象的生产。从郭长兴到郭全海的改写，明显是极力凸显阶级的结果。小说删去了伤寒病、牌长欺负等本事，将天灾、宗族排斥等主要原因从郭长兴的苦难史中悄然“移走”，而将较为次要的郭、韩两家之间的租佃关系“抽样”叙写。这种改写方法，显示出某种普遍的经验：历史是“一个选择的体系”，历史学家从大量的因果关系中仅抽绎出“那些适合其目的的”因果关系，“其他的因果关系则被当作是偶然事件加以抛弃”。也就是说，在动笔之前，周立波已经准备将剥削/反抗的阶级关系作为本质性的“认识装置”配置到所有故事之中，那么伤寒、牌长欺负、诬陷等尽管是确凿的事实，但也只能被“当作是偶然事件加以抛弃”。同样，由于农民已被预设为“正面假象”和“在政治上值得羡慕”的群类，那么他们的缺点就必然被视为“旧的意识的残余”、“不是本质的、主要的东西”，前述郭长兴的合理自私，他的权力欲望，因此被悄然抽离。尤其是，不愿继续革命的“被淘汰了”的赵玉林，竟然也被“综合”成英雄了（“综合”材料另取自于周家岗的农民烈士温凤山）。在“综合”中，赵玉林“落后”的生活逻辑被抹除，温凤山也被单质化/简化为“烈士”。此外，由于叙述对同质性的阶级“主体”的需要，农民之间层出不穷的利益矛盾和人事纠葛也被有意识“忽略”了。小说中各色农民之间在过去和现在皆未出现大的利益冲突，显然有违于乡村经验。但如果在将农民整体构造为“正面假象”的同时讲述其内部分立，不免导致认同混乱。
与此相应，阶级表述也选择并创造着地主的生活“事实”。小说对韩向阳本事的改写，表现在着力凸显他与农民的政治经济关系。其实，在中国现实中，由于农民对地主的结构性依赖，地主驾驭农民游刃有余，所以，很少有农民敢于和地主冲突，事实上构成地主日常经验的，更多是地主与其他精英之间的复杂纠葛。韩向阳、宫国臣、于拽子、杜善人等地主在勾结日本人、争夺职位和家族利益时是否存在纷争，不难推想。但小说将他们也叙述为一个利益与共的整体，明显整体生产“负面假象”的需要。与内部矛盾被忽略一样，地主更为复杂的生活关系也被抹去，譬如他们的亲戚关系以及家庭内部的复杂纠葛。据当地人回忆，韩向阳两位老婆的关系不太和谐，子女也不听他的管教：“（韩女）刚成人，便学得风流成性，投怀送抱于日伪军官、土匪头目及其相好的情郎。……这一切，完全有悖于韩老六诗礼传家的虚伪思想。”作为丈夫、父亲和元宝镇有脸面的人物，韩向阳谅必也有诸多操虑、烦忧吧。但这类“复杂”性毋宁是与农民（男性）相近的情感经验，而非相反、对立的阶级属性，它们同样不能为小说所容纳。
第二，民族主义也参与了“区分”，不过遵从、附从于阶级表述的调节。即是说，符合阶级需要的民族主义细节可以表述，不符合者则予以清除。元宝镇农民大都受过日本人的剥削，并且地方统治人物往往充当了剥削中介。这类事实在小说中得到了实录式的再现。不过，缺乏中介、直接由日本人对农民造成的罪恶，小说则付之阙如。甚至由于缺乏中介，农民直接对日本人发生的反抗也未引起应有的关注，譬如郭长兴自己很为自豪的、偷烧日本开拓团麦地一事，就被周立波“省略”了。为什么这样？实在是因为这类单质的民族主义事件缺乏被叙述的“价值”——如果民族抗争不能在阶级故事中找到位置，那么无论农民自豪与否，都会遭到剔除。有关地主的民族主义再现也受到了阶级的调节。元宝镇地主依靠日本人控制乡村，多有“汉奸”实事，但与远在南方的国民党则往往缺乏关系。但小说再现地主与日本人的“合作”时，总要将之与国民党发生勾连。这是很不符合史实的，但却是当时东北民主联军基本的宣传策略。1945年12月22日，黑龙江省工委在通知中明确地提出：“我们要十分注意“反奸与国特”斗争的区别和联系。……目前尚不利于明显地发动群众与国民党的牌子对立，而是从实际上‘反对特务、汉奸、土匪’运动中揭露与打击国民党，在许多事实中，把国民党与汉奸、特务、土匪联系起来，引导群众从反奸斗争中认识与痛恨国民党。”也就是说，土改时期，工作队清算汉奸的目的主要不在于重申民族主义，而在于将民族主义的愤怒“嫁接”到阶级之上，让国民党成为汉奸罪恶的最后承担者（日本投降以前东北基本上没有国民党）。这再次见证：民族其实是被阶级“生产”了，对民族主义事件的讲述，必须以阶级抗争作为基本逻辑。这是对民族主义的巧妙利用。余英时认为，“一个政治力量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它对民族情绪的利用到家不到家”。
第三，乡村伦理主义也参与了“区分”，不过同样接受了阶级的调节。民间伦理对阶级的介入，自孟悦通过《白毛女》文本予以揭示以后，已广为人知。1940年代土改实践及其文学表达，也很注意对民间伦理的征用，如“确立‘穷=善美’的等式”。这也是不合史实的。据相关记载，土改期间元宝镇农民杀人成风，“打死的都无数”，甚至只是为了拷掠钱财，就“一宿一宿，打啊，骂啊。”（蒋樾、段锦川摄制《暴风骤雨》纪录片）但小说大幅删削了此类材料，而极力彰显了农民之间互济互助的共同体情谊，如“创造’’出现实中并不存在的郭全海让马给其他穷人的情节。相应地，地主作为“历史主体”（农民）的反面，事实上沦为了“历史罪人”。按照刘再复、林岗的分析，“这种人不仅毫无价值，而且具有绝对的负价值”。在叙事中，他们必须承载反历史、反道德的双重“病症”。他们代表着某种抽象而有待摧毁的功能性位置，恰如黄宗智所言：“‘地主’、‘阶级敌人’这样的概念，主要是一个象征性和道德性的概念而不一定是个物质性范畴。”“富=恶丑”的模式由之主导了有关地主的讲述。从韩向阳到韩凤岐，财富权势的放大，政治关系的叠合，性暴力的“添加”，尤其是血债的增补，皆出于伦理否定的需要。经过这些调整，阶级表述就得到了本土化合法的论证。亦因此，某些“恩德财主”的本事就被彻底放逐。譬如，郭长兴遭到蔡牌长的陷害时，就曾经得到过雇主赵三践的大力帮助。这类“恩德”尽管完全是真实的，但由于它们对阶级表述构成了威胁，也就只能被“遗忘”了。
由上观之，阶级、民族、伦理等多重话语的互动，共同建构了小说中的农民和地主。其中，农民贵为“历史主体”，其实也不是作为“自己”被呈现的。他们是被“拼贴”成形的，“拼贴”的标准则主要是他们此前闻所未闻的阶级表述体系。同时，地主们则沦为了“农民”确证自身的一面客体的镜子。故作家对农民、地主的再现，与其说要反映中国乡村的真实，“倒不如说是他们自身的镜像，是他们自己的假设”。
那么，怎么评价《暴风骤雨》这类小说对现实生活的改写呢？历史学家艾文思认为：“历史是一种虚构，这种虚构基于权力操演的利益”，对《暴风骤雨》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本，大致是可以作如是观的。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对这类作品予以单纯、直接的否定呢？又不尽然。其实，小说永远是一种虚构，在细节真实的前提下，叙述对事实材料的选择的选择、重组和再叙，对“正面假象”和“负面假象”的互文性生产，总是出于某类利益的“谎言”。然而关键在于，这是谁的“利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本背后的利益，既有共产党精英重塑中国乡村社会的需要，又表现为弱势农民争夺生存权利的合理诉求。依此论之，这类小说所发挥的“文化战线”作用及其关注底层不幸现实的强烈的人道主义诉求，非常值得肯定。当然，亦因此故，这类文本对当时强势阶级极不公正，甚至被认为“在笼统的社会责任感的掩盖下完全放弃作者的个人责任和作家起码的人道情怀”。其间得失，断难以某种单一标准作出轻率的判断。
（责任编辑：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