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23日，曹聚仁先生逝世40周年。曹先生故乡浙江兰溪梅江镇举行纪念活动，我应邀参加。在“曹聚仁生平资料陈列室”中，见有笔者撰著的国内首本《曹聚仁传》，虽硬面精装，也已翻烂，令人不由心生世事无常之感。归来后忆及曹传问世之始末，颇多感慨，遂作此文。一先从写曹传的起因说起。我最早知道曹聚仁，是七十多年前的事了。上世纪30年代，由叶圣陶、丰子恺、王伯祥等人领军的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中学生》月刊，其中便有曹聚仁谈语文教学的连载《粉笔屑》。那富瞻宏丽的知识、汪洋恣肆的文笔，使我惊叹。1941年，我在皖南屯溪一家书铺，买到一本《大江南线》，这是曹先生的时事报告集。当时抗战正处于低潮，国内各阶层弥漫着失败主义的空气。曹先生以饱蘸感情的笔触歌颂前方军民的浴血抗战，鼓舞人们抗战必胜的信心，一读之下，更增加了我对曹先生的敬仰，此后时时寻求面谒的机会。然而当机会真的来了，我却又无奈与其失之交臂。当时已是1947年，我已踏入新闻界，承友人之邀去《新苏州报》帮忙。得知曹先生在苏州国立社教学院执教，我便托友人打听曹先生来苏州的日期，并转达面谒之愿。本已定了日期，哪知事有意外，那天我因事一定要到无锡，失约之咎在我，愧对曹先生。后续几年，国事蜩螗，大局动荡，自己求生不遑，曹先生在我记忆中便淡化了。直到上世纪50年代，偶然中听到曹先生的消息，说是从上海去了香港，我听了之后，惊疑交加，不知缘何先生前后有如此巨大的反差。时值新中国建立，许多进步文人都从海外回来，而他却去香港定居。当时香港尚未回归，等同异国，曹聚仁此举实在令人不可思议，我一直心存困惑。1988年，我从岗位上退休。一家省级报刊聘我编文史专刊。同时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请我任特约编辑。就在南京市政协，我邂逅了一位年过八旬的长者，就是南京市政协文史委委员曹艺先生。交往频繁了，我才知道他是曹聚仁的胞弟（曹聚仁行二，曹艺行四）。曹家二哥与四弟不仅手足情深，而且无话不谈。曹艺本身也经历奇特，他是黄埔六期生，任过少将辎汽六团团长，出国远征印缅战场，受过美国将军史迪威的赞赏。另一方面，他也是中共的秘密党员。我和曹艺先生交往日久后，蒙他青睐成为忘年交。其间便把对曹聚仁去港的困惑向他求解。曹聚仁去香港本属无奈。亲眼目睹曹聚仁这段时期绕室徬徨的曹艺曾向我说及经过。上海解放前夕，曾任《前线日报》社长的马树礼，亲手把去台湾的船票交给曹聚仁，曹聚仁不仅一口拒绝赴台，还辞去了在该报的正职（总编辑）与兼职（前线中学校长），与全家留在上海迎接解放。上海解放了，一家八口人，除了曹聚仁、邓珂云夫妇及三个孩子，还需赡养曹聚仁母亲和岳父岳母三位老人。失业了，一无收入，何以为生？曹艺曾目睹胞兄的窘境，说：“当时上海解放已整整一年，中间哥哥也曾写信给邵力子言及他的窘困。我路经武汉时也曾去见武大校长徐懋庸，谈及曹聚仁的处境，他说当今之下，要‘三顾茅庐’是显然不可能，艾思奇在北大演说，一块砖头砌在墙里就推不动了，落在墙边不砌进去，只是孤零零的一块砖头，就要被踢开。这些话的寓意当然是懂得的。可对曹聚仁的困难一无所补。他既无积蓄，又无经济来源……我因参加解放大西南并认为有劳绩而受到给假东归的待遇，来到上海时，看见他正组织一家人在紧张地贴资料、编新词典。当时私营出版业摇摇欲坠。受他多年相扶相助的群众图书出版公司，已经交给文化当局。经理方东亮把剩余的书，在南京路上摆地摊。可见这也不是生计。”这都是曹老亲口对我说的。曹聚仁去香港是曹艺亲自驾车陪同去的。曹聚仁应《星岛日报》之聘去任主笔，曹艺正好奉命策反两位原联勤总部的将军起义。兄弟两人各有南行动机。曹聚仁确为稻粱谋。行前，曾接到邵力子的信：到了海外，一样可以爱国，还指点了一些大纲要目。这样他自然放心前去了。曹聚仁去港，本想持中立立场，以旁观者身份看待波谲云诡的海外时局。任《星岛日报》主笔的第四天，就搞了个《南来篇》的专栏，首篇文章的第一句就是“我从光明中来！”当然此后他对大陆也有非议。这就引来了左右的夹击。左的方面，聂绀弩、胡希明、冯英子以《周末报》为阵地，连番向曹进攻。聂绀弩的专栏《今日随笔》，逐日批曹，称曹为“帮闲”。有诗云：“自比乌鸦曹氏子，骗人阶级傅斯年。”胡希明设《三流周话》批曹，说“曹舞文弄墨，杀人不用刀”。还有冯英子改鲁迅的《无题》七律“惯于长夜过春时”，极尽讽刺挖苦（后来冯改变对曹的态度）。右的方面也不放过曹，指责他“对于中共大力而深心地似帮闲而帮忙，实际上帮凶，做中共文特文工所不能做的工作”。有位马儿（李焰生）在香港的《自然日报》连发三文（《给曹聚仁》《再给曹聚仁》《三给并复曹聚仁》）攻击他。一时间弓矢齐射，曹聚仁成了箭靶。“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曹聚仁被视为异类。他在香港出版的书，大陆海关一律扣押不准进口。而台湾据称也同样不准曹著进口。为着养家糊口，也为着顾全大局（民族大义），他忍受误会坚持在香港。二1989年元月的一天，我又造访曹府，曹艺先生在南京细柳巷接待了我。这是他的小藏书室（自称“窄而霉斋”，阴暗又潮湿，离他的住处较远）所在处。室内一侧都是木箱存着书，近门有一木床，供午休用。我们叙谈正欢，时近中午，曹老突然说：“给你看一份材料，也许你有兴趣。”这是一封信，是用蓝色复写纸写的复份。开端无收件人称呼，末尾也无署名。开头便是：“聚仁此次以五月五日北行，遵命看了一些地方，本月十四日方回香港，先后两个半月。这一段时期，有着这么重大的政治变化，也不知尊处的意向有什么变动？我的报告是否还有必要？因此我只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向钧座报告，我已经回来就是了。”读至此，我不免惊奇，这不是曹聚仁的口吻吗？曹聚仁人在香港说“北行”，又是“遵命看了一些地方”，又探问“有着这么重大的政治变化，也不知道尊处的意向有什么变动”又称这收信人为“钧座”……从香港北行当是内地，这不说明曹聚仁回过大陆？那句问语显然涉及重大事件。我迫不及待地请曹老解开这些疑窦。曹老笑了：“他从1956年首次回北京，以后频频回内地。你再看下去就知道他回来是干什么的了。”我读完后恍然大悟，原来曹聚仁参与了统一祖国的秘密谈判，他是为国共和谈搭桥、牵线、传话的信使。 看我寻根究底之诚，曹老又拿出一份材料，那是与上述信函有关的曹聚仁给台北的报告。他受台方之托，“游历东南各地”，庐山、杭州、绍兴、宁波、奉化、溪口等处是老蒋当年游历与生身之地。曹聚仁不仅用文字介绍现在各地的情况还随函附上全份照片。我大喜过望，因文长当下要求曹老给我带回细读，却为曹老婉拒。但他允诺可以另抄一份给我参阅。几天后，终于抄好，曹老再三叮嘱必须保密后才交给我。又是意外！曹老说：“我再给你一个惊喜！”我自然谢过。那是香港杂志《七十年代》发表的一篇文章，题《记一次中国统一的秘密谈判》，署名王方，时间是1978年4月21日。文章引人入胜，说蒋氏有意与中共谈判统一，蒋经国奉命，与前在赣南时就以师友相待的当时居留香港的曹聚仁接洽。酝酿一段时间后，蒋经国乘一小舟，专程到香港，迎曹去台，径到台中日月潭蒋氏官邸。这在当时可是石破天惊、闻所未闻的秘闻！更为重要的是王方回忆曹聚仁与他谈到的现在已众所周知的双方同意统一的六项条件，即：1、蒋介石偕旧部回大陆居庐山，仍任国民党总裁，庐山为蒋的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2、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内政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协商；3、台湾不得接受任何经济与军事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4、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3个师留台，1个师驻金门、厦门；5、金与厦合并为一自由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6、台湾现任文武百官的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得降低。这样言之凿凿，怎能使人不信。当时我的惊喜，至今犹觉就在眼前。可惜最后因横生枝节，致功亏一篑！征得曹老同意，我把六条抄下。曹老又再三叮嘱：“万万不能发表！”三上世纪80年代，电脑尚未普及，网络更未问世。资讯相当闭塞，何况有关国共的秘密谈判，更是秘之又秘的新闻。我既知道这些秘闻，很想为公众所共享。我想档案有30年解密的国际惯例，事起于1956年，此时1989年，已是解密时，何况王方此文早在1978年就于香港发表。想到就做，前后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根据已掌握的能搜集到的有关史料，写成《穿梭于海峡两岸的秘密使者》，约2万字，寄海南的一本纪实月刊《金岛》，仅是试寄，并不抱成功之望。此刊为韩少功所主持。不到两周就接到编辑部电话：“大作决定发表”，还有“一字不删”的承诺。《穿梭于海峡两岸的秘密使者》发表在《金岛》1989年11期。编辑设计了极为吸引人的导读：这是一桩海峡两岸鲜为人知的历史陈迹——这是一部炎黄子孙深为叹息的缺憾乐章——这是一次功败垂成统一祖国的秘密谈判——这是一曲中华儿女共同企盼的团圆壮歌——此文中的大部分材料为首次披露，辑录下来留于世间，以备观瞻回味。如果失却这些应该收藏的社会财富，那么再过多少年，我们或许会步入一个窘迫却又无奈的境地，那就是：你们再也无处可寻找到这些也许有用的东西……四个“这是”的排比句，既肯定此文又暗藏悬念，果然引来极大反响，报刊转载，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刊物到了曹艺先生手里，他的脸色变了，板着脸问我：“你怎么发表了？”他怕引出事来。我请他放心，有事全由我承担。结果平安无事，无人查问。初试成功，接着我用同样的题目写《曹聚仁传》。曹艺先生支持我，写了《我与哥哥曹聚仁》代序。该书交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于1992年3月问世，印了5000册。好消息接踵而来。上海人民出版社主办的《中外书摘》1992年第2期以长达9页的篇幅转载该书的第一章。更有甚者，《中外书摘》编辑徐庆蓉，又压缩成千余字（主要内容为六项条件）发表在发行300万份的《报刊文摘》上。曹聚仁的名字不胫而走，六项条件进入人们的话题。长春电影制片厂来了电话，要把曹聚仁的事迹拍成电影，我当然积极回应。岂料风和日丽未久，酷寒严冬随即到来。《报刊文摘》的千字文，惊动中央的一位高层领导，一通电话打到吉林文史出版社。此书不能出版，已印成的全部收回，交造纸厂化成纸浆。按理该由出版总署管辖，但当时情境，出版社只能遵命。含辛茹苦盼来一朝分娩，却告夭折。我心不甘，仍想救活自己的书。当时年近七旬的我，独闯北京。尝了几处闭门羹后，才找到一位军队的领导。这位领导平易近人，体恤下情，听我诉述后，毫无凌下之态，恳切婉转说明“此事目前不宜公开”。话到这分上，复生自然无望。我只好告辞，那位领导亲送到电梯口。我从此断念，接受这无可奈何的事实。四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只有一年时间，东北换到东南，夭折的“婴儿”——《曹聚仁传》再生了，而且以更英俊的面貌问世。《曹聚仁传》1993年6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415页27万字，4页插图，以平装和精装两种装帧形式问世。我吸取上次教训，书名用中性的传主名字，模糊并淡化处理传主参与秘密和谈的过程。自审用心良苦，好在传主一生事迹都已写出。教授、书评家徐雁先生第一时间在香港《大公报》推介本书。引起海外反响。曹聚仁生前好友马来西亚的刘子政先生立即给我来信并购本书。台湾授学出版社购买了本书版权。同年12月8日，曹聚仁之女曹雷女士来信：“曹传一书花了您很多心血。书中涉及海峡两岸之事，此中情况我既不了解，更无权表示态度。国家大事还是由国家去处理，我不便打听，也不便谈论，以免做出有损于国家利益的事。”这是当时曹雷女士的态度。此时，国内出版界纷纷出版曹著。三联书店先后出版有《书林新话》《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曹聚仁杂文集》《文坛三忆》《文思》《北行小语》《万里行二记》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与我的世界》。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万里行记》。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书林又话》。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文坛五十年》。中国广电出版社出版《曹聚仁文集》（上下两集）。北京出版社出版《曹聚仁书话》。这里所述不免挂一漏万。然而如此林林总总出版，说明此时曹聚仁研究已不犯禁。 而此前1990年4月，曹聚仁故乡兰溪，隆重举办曹聚仁诞生90周年纪念会，并作出多项重要决定以纪念曹先生。不久，曹聚仁专库又在上海鲁迅纪念馆成立。上海市政协出版《曹聚仁先生纪念集》。曹聚仁更为人们所关注，曹聚仁终于走出冰山一角，不再尘封。五本已为人热议、为人瞩目的曹聚仁，在2000年新世纪更有许多谜底陆续揭开。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6年、1997年出版童小鹏著《风雨四十年》、《周恩来年谱》都有关于曹聚仁的记载。据童著载：“八月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了香港来大陆了解情况的记者曹聚仁，并谈了话。关于炮击金门的行动让曹转告台湾，曹在《南洋商报》上透露此事。”《周恩来年谱》在1956、1958、1959年记事中，有11天的条目都出现曹聚仁的名字。如前所述，曹雷女士对其父参与秘密和谈一事不表态，这里该补叙曹景行先生（曹先生之子）当时的态度。犹记1990年4月，我随曹艺先生与南京市政协的陆先生，到兰溪出席曹聚仁诞生90周年纪念会后回南京，路经上海，往访曹夫人邓珂云。中午，由恰从香港回沪的景行先生陪小叔曹艺先生在南京西路一家饭店吃饭，我也在座。谈及聚仁先生往事，景行先生多次说事关国家机密不便言谈。我虽年已老迈，至今犹能忆及。而景行先生当更不至忘怀。时间真正具有魔力，一切都会改变。1998年3月8日至10日，台北《联合报》连续三天发表曹雷的长文《父亲原来是密使》。该报编者按：“曹雷此文主要是依据曹聚仁夫妇生前留下的信件、笔记以及大陆新出版的史料如《周恩来年谱》，对照当年见诸中外媒体的传言，重新描绘出1956年至1972年曹聚仁奔波两岸港澳间传话的图像。过去两岸所以会有密使出现，互探虚实的意义或许更大于和谈；而密使传闻所以会不胫而走，又和美国在其间扮演的角色似有若干关联。”至此，曹聚仁充当密使浮出了水面，曹雷从讳言进而“把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写出来”，这显然和有关方面对曹的开禁有关。曹雷《父亲原来是密使》长文发表后，台北与大陆都有不同回响。曹聚仁好友、原《前线日报》社长、“总统府”资政马树礼给柳哲的信（1998年8月17日）说：“有一件事，我愿在此澄清一下：聚仁兄女公子有一篇很长的文章，曾在此间《联合报》连载三天，内容讲述曹聚仁曾以密使身份，为两岸和谈问题出过很多力，还到台湾与蒋经囯先生密谈，我可以肯定说，绝对没有这回事。第一，据我了解，外间所传透过什么人谈和的事都不是事实。第二，经国先生到台湾后，对大陆上他的所有朋友、部属的来信，他一概拒收，从来不看。来台后，经国先生的机要秘书萧昌乐告诉过我，聚仁兄确有几封信给经国先生，但是经国先生并没有看到。因他已奉命把所有来信都毁了。”很显然马否认有密使一事。还有一位曾在赣南工作、也是报人、与曹聚仁熟识又追随蒋经国多年、并著有《蒋经国评传》的漆高儒，也同样否认此事。他说曹雷之文“是旧纸堆中找出来的文字，当就难以存真存实”，蒋经国“根据过去国共和谈的经验，订了对中共的三原则：‘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这是‘八二三’炮战前所定的”。针对曹雷文章所说，曹聚仁和蒋经国会面时，谈到各人的孩子，谈话在日月潭。漆高儒说曹绝对没有到过台湾。“这应是他病中梦呓的话，一个精神受到刺激的老人，常常会把生活中未实现的事，幻想成为实景，日有所思，病有所说。”台北也有人认为曹有可能是密使。如张佛千（文史学者，世界新闻大学教授，曾参加军旅）、陆铿（《中央日报》副总编、采访部主任）。张认为密使可能有其事。台北方面十分注重保密，只有口传不留文字。陆铿也持肯定的态度。他以台北派宋希濂胞兄宋宜山到北京试探和谈可能性为例，“由此观之，当时台北对大陆未釆取完全隔离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曹聚仁被北京方面派来从事两岸中介或沟通的角色机会非常大”。大陆民间对曹从民族大义出发，为两岸统一作贡献深表钦敬。不过具体细节仍有待官方公布。此后大陆人士到台湾游历者在台中日月潭涵碧楼纪念馆发现有《风云际会涵碧楼》说明词：“民国五十四年（1965）7月20日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涵碧楼，听取曹聚仁密访北京报告，形成一个与中共关于和平统一中国的谈判条款草案，当时称为‘六项条件’……”白纸黑字与王方所谈六条一字无误。这似乎可以确信。然而近年又有新的说法。对台中日月潭涵碧楼所载蒋氏父子会见曹聚仁听取密访北京报告，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强调：根据可靠的《侍卫日志》，7月20日当天，蒋介石不在日月潭，而在桃园大溪行馆。这有可能是曹聚仁记错日期，或涵碧楼纪念馆“出口转内销，东抄西凑，参考未经证实的文章而来”。是耶？非耶？最终只有等待大陆的档案公开。我相信，这一天总会到来。在目前，“密使”可以连篇累牍畅言无忌，“穿梭海峡两岸”也成文章主词。这是可喜的方面。忧的是这些文章未免陈陈相因，陈饭炒来炒去，未见新意。我们需要新的史料，或者是研究的新角度。我的首版《曹传》问世11年后，2004年，应河南人民出版社之请修订增补，再次出版，篇幅由26万字增为30万字，又经编辑蔡瑛的努力增加不少照片，为再版增色不少。2005年新版《曹聚仁传》，获江苏作协“紫金山文学奖”，再获荣誉。真道是“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南宋词人陈与义《临江仙》词的两句似为我的《曹传》而说。也是二十年了，重新翻读实在堪惊并汗颜。好在它只是开个头，佳作自在后头。我们等待着。（责任编辑：顾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