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王安忆小说的环境建构有着独特之处，她笔下的环境是为塑造日常生活中的人而设的，集中在乡村小城镇和上海两大环境中。她的小说纠葛着归乡情结，历史情结和艺术情结，掺杂着上海、淮北和文工团经验，并在以此为背景的环境下，续写着男女主人公命运既定的生活。情结的纠葛实则也是王安忆经验的逼仄，她试图跳出这些框框，弱化经验，走向更为自由的境界。
关键词：王安忆 情结 归乡 历史 艺术 环境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从1975年发表文章始，王安忆就致力于平凡人日常生活的构建，她的小说独特之处就在于她笔下的环境建构是在自身经历的影响下对日常历史和命运定论思考的结果。她营造的环境是为塑造日常生活中的人而设的，集中在乡村小城镇和上海两大环境中。王安忆在关于小说创作的“四不原则”上就明确提出：“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王安忆的小说环境不特殊但却有着某些情愫，纵观她笔下营造的环境，其中纠葛着归乡情结、历史情结和艺术情结，掺杂着上海、淮北和文工团经验。王安忆在以此为背景的环境下，续写着男女主人公命运的既定生活。这些情结自囿着王安忆，也成就了王安忆，让她的创作有了别样的特色，也有着自己的个性。
一 归乡情结
王安忆从小就认为父母都是孤儿，王安忆没有直接的家乡印象，更没有明确的概念，从而很自然地把她从小生活的上海作为自己的家乡，上海就成了她的依靠，有着无限的依恋。在《纪实与虚构》的序中，王安忆这样写道：“在有了记忆之后，上海就以高尚和最繁华街道的面目出现在孩子我的眼睛里。”实际上，她把上海作为生存的依托，她要追寻的是一种归属感，一种认同感。在去淮北插队和文工团生活期间，离开上海的她，更有千丝万缕的思乡之情，这是游子的归乡情结。
或许是生活在上海的缘故，王安忆和许多当代女作家一样，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张爱玲的影响，喜欢渲染上海的气息，醉心于对世俗人生的关注。不同在于她无法像张爱玲一样贴着上海芯去透视人生和人性，于是我们总能在她的小说中体会到主人公寻觅的身影。王安忆笔下的上海生活，既有大都市海纳百川的胸怀，又有着精于算计的小市民格调；既有着主人公的情怀，又逃避不了外来户的陌生感。王安忆笔下的上海人，有土生土长的，也有外来的，题材比张爱玲广，但缺乏张爱玲透视人生的高度。王安忆描写的乡村小镇生活，在原始的怀旧氛围中夹杂着现代的浮躁思绪，弥漫着她对传统文明的向往和传统与现代文明交错的失落感。《姊妹们》中这样写道：“这人性为了合理的生存，不断地进行着修正，付出了自由的代价，却是真心向善的。”
张爱玲从小在上海生长，她笔下的上海是世俗的又是鲜活的。不管描写的是上海还是香港，她所塑造的都是地道的30、40年代上海人，可对上海人及人生的彻悟，又让现在的读者从中读到了今天的上海——有着旧上海风韵的新式上海，并从中领悟了世俗人生。所以，尽管半个世纪过去了，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人生仍然能感动我们，从而产生共鸣。而王安忆对上海的印象从她坐着“痰盂”进入上海部队大院生活开始，由于部队大院的生活与真正的上海生活总隔着一层纱，让她既生活在上海又总是无法融入其中，正是上海与她那种若即若离的纠缠，让她欲罢不能，特别在下乡当知青以及文工团时期，那相对偏远和贫瘠的地方，更让她产生归乡的思绪，对上海更是魂牵梦萦了。
《长恨歌》开头王安忆就对里弄作了质感的描写，通过弄堂、流言、闺阁和鸽子这些生活的常在体，品味着旧上海，书写了一个上海人眼中的上海，外乡人渴望了解的上海。小说的女主人公王琦瑶身上弥漫的旧上海味道，从中也体现出作者对旧上海的某种向往。上海人的精致与算计在王琦瑶身上表现得很地道，因而她成了旧上海的象征，在当今日趋商业化、物质化的社会，王琦瑶却又成了上海的名片，仿佛是历史沉淀的古物，有着不可估量的文化价值。
寻根的愿望始终伴随着王安忆，在知道母亲和父亲的祖籍后，她开始了身份认同的历程。王安忆以一部长篇《纪实与虚构》开始了家国的构想。从“茹”姓氏由来开始，自古至今，引经据典，结合上海的真实生活和杭州的实地查寻，完成了对身份的虚构，为自己找到了根。而后的《伤心太平洋》又踏上了新加坡的寻乡之旅，追溯了父亲的家庭史与国别史，寻找海外的根。不管是何种的寻找，从亢奋的书写中体现出了王安忆的归乡情结，这也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一种情结。
曾在淮北插队的经历让王安忆也有着对那遥远乡里的思念，尽管那是她不太喜欢的生活，却也成了她不可或缺的描写。《天仙配》《大刘庄》《姊妹们》等都是乡村题材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王安忆探讨了自然的人性及现代文明对古老文明的冲击，从伦理层面上探讨了文化与人性。
王安忆的归乡情结与她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很久以来，我们在上海这城市里，都像是个外来户”，过年过节只能去同志家串门的她，有“一点寂寞，有一点孤独”从而产生与上海这个城市的隔膜。可这层隔膜却平添了王安忆亲近这座城市的动机，上海成了她寻觅的客体，并在各种交集中完成自己与之的主客体交合。而寻找归宿也成了她持之以恒的信念，杭州与新加坡的历程，更是让她解开这种心结，急切的心情让她尽可能地搜集了大量的史实，为自己寻找到了家族及民族之根。
二 历史情结
王安忆说：“我是共和国的女儿。”这也是她的一个创作观。在王安忆不少作品中体现了这种家国的观念。家国的归属感，让王安忆的小说很自然地涉及到了历史，王安忆小说的历史不叙述宏大的场面，而是为小说事件和人物的建构服务的。王安忆小说的历史是有质感的历史，是与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历史，是为故事创设环境的历史，是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的历史。王安忆尽管不承认深受张爱玲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她的创作有着太多张氏风格，当然王安忆也一再强调不要一贯的风格，但对于上海的书写，特别是对有着一定历史质感的人物的刻画，我们都能找到张氏创作的蛛丝马迹，这也可能因为同是上海地域环境的缘故。如《长恨歌》中的王琦瑶，《香港的情和爱》中的逢佳。 在所有的作品中王安忆只注重日常历史的片断叙事，而对宏大历史事件那怕是只言片语，却也鲜有提及。
王安忆的历史情结跟她的寻根意识有关。80年代初的美国之行后，王安忆萌生了身份认同，特别是民族认同的强烈时代感。随之而来的是她寻根文学的创作。“寻根文学”的代表作之一的《小鲍庄》就是在这种时代情绪下创作的。小说中对中华传统儒家文化的“仁义”进行了剖析，既有由衷地赞美，又对从“仁义”中滋生的某种顺天任命的劣根性和盲目的宗族意识进行原罪式的反思。以历史的角度探究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也解读了民族劣根性的由来与现状。
《纪实与虚构》从探究祖籍开始了寻根之路，深入地挖掘地方民族史，从史实的角度，结合北魏时期的一个游牧民族柔然的历史，开始了故事的虚构。这个假设显然不够充分，于是王安忆又渗入蒙古的历史，特别是成吉思汗西征的历史，其中又谈及西施的传说，同时并进的还有王安忆在上海的生活经历。王安忆在虚构也在纪实，通过查阅大量的史实，如《南史》《元史》《秘史》等，试图在还原历史的某些真实之下，对家族史进行一定的虚构，她要构建的是一个家族的神话。
《伤心太平洋》则把父亲的家族史与新加坡的建国史和抗日史结合起来，而父亲的经历是其中的线索，串起了各个历史点。
王安忆的历史注重的是小说家眼中的历史，所以在小说中她喜欢发表自己对历史的看法，或者以小说主人公的口吻发表。如《苦果》中教师赵瑜在“文革”期间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小说有这样的一段评论：“可是这场突如其来、波澜壮阔的革命，不容置辩地批判她，揭发她。这是党发动的革命，还是在吃生肉披树叶的原始社会就开始酝酿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理解吗？那就尽力去理解，而革命不等人，历史的车轮不能停转。”
对于逝去的历史，王安忆往往与小说的主人公一样充满了惆怅：“几个公章可以把这段历史不留痕迹地消灭了。可是，既然是历史，就总要留下些什么，至少要给心灵留下一点儿回忆。”王安忆的历史情结的根源通过这段话可略知一二了。写历史就是要追根溯源，寻觅民族的根，写历史就是要留下点什么，写历史就是为逝去的岁月留下痕迹，书写时代人物的心灵。
三 艺术情结
王安忆的母亲茹志娟，父亲王啸平，都曾是部队的文艺工作者，而成年后的王安忆有着文工团经历，对于艺术，王安忆总有着割舍不去的情结。“文工团的生活吧，你再怎么觉得寂寞，但首先衣食有保证，生活起居不那么艰难；还有一个它毕竟比较热闹。”尽管王安忆考文工团是因为一心想离开淮北的插队生活，并以此为跳板回到上海，但对于文工团的生活王安忆认为是多年生活中比较结实的一段，她并不反感的。
王安忆于1972至1978年在徐州地区文工团工作，这恰是“文革”的疯狂时期，文工团的空间是相对狭窄的，而如此狭窄的环境却往往驻扎着大批的人，这些有着艺术骚动的青年男女们在那个扭曲的时代，人性也被扭曲，人生也展现出不同的形式。王安忆作为其中一员，体会感触皆深刻，而这些都成了日后她创作的主要题材。
《黄河故道人》写了一个在地方文工团工作的执着音乐的青年三林，对爱情、生活和事业的追求，同时展现了黄河边的人情世态。
《小城之恋》写了文工团的一对男女，他们的纠缠是没有爱情的，但又是缠绵的，他们彼此是出于原始兽性般的性发泄对象，这是生命无助下的仇视，及至生命的结晶——孩子的孕育，才拯救了“她”，而“他”却彻底地被“她”和生活所流放。
《荒山之恋》中“他”的生活与“大提琴”息息相关，“大提琴”成了“他”生活的主宰，一次次命运的转变都离不开它，最终“他”和“她”也因“大提琴”结缘，彼此找到了生命的知音，也真正尝试到了爱情的滋味，他们疯狂地不顾一切地相爱了，但爱的最终是毁灭。
《文工团》写了一个文艺大家庭人性冲突的故事。在一个相对逼仄的空间里，倍受生存压力的人们，人性发生了变异。小说从艺术的角度挖掘人的复杂性。王安忆把人物置于这种为生存而博击的环境中，从而突现不同的人性。
艺术相对个人来说是相对封闭的空间，相对大众来说则又是开放的空间。正由于这种特性，执着于艺术个人空间的人，往往与外界缺少交往，封闭了自我，与社会脱节，不容于社会；而艺术开放性的宽广，却也会滋生出另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在现代商业社会，人心浮躁，纯朴的艺术得不到广泛的认同，一味追随西洋派的艺术又缺少了民族性而显得不够厚重，对这些迷失了自我的艺术人生的造访是王安忆创作的又一个特色。如《月色撩人》中的潘索之类，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没有确定的方向，在商业大潮中随波逐流。王安忆对艺术的审视，延续了其对人生人性的思考。
王安忆营造的小说环境没有特定的时代痕迹，不追求特殊性，她不要典型的环境，要的是日常式的，是不经意地隐含着某种怀旧感的环境。环境描写中的归乡、历史和艺术情结的纠葛是王安忆的上海、淮北和文工团经历的体现，这是一种经验性的描写，王安忆深知这点对她创作的局限，所以她一直说“不要经验”，她试图跳出这些潜意识中的框框，尽可能地弱化既定的经验，走向自由宽广的创作空间，但创作过程中却又常常不自主地陷入情结情绪中。在怀旧的沧桑中，在开放又封闭的空间里，王安忆书写着平凡人生的境况。
参考文献：
[1] 王安忆：《纪实与虚构》，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2] 王安忆：《王安忆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3] 王安忆：《苦果》，《墙基：王安忆短篇小说编年1978-1981》，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4] 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墙基：王安忆短篇小说编年1978-1981》，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5] 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简介：颜莺，女，1974—，广西钦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女性文学，工作单位：钦州学院中文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