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昭然若揭，日寇的铁蹄肆意蹂躏神州大地。面对外敌入侵、国土沦丧以及国民政府的屈辱退让，举国上下群情激愤，要求抗日御侮、拯救危亡的呼声日渐高涨，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痛感国难深重，著名的实业家、社会活动家、民生轮船公司创办者卢作孚挺身而出，发起成立重庆救国会，动员重庆社会各界人士抗日救亡、共纾国难，表现出一代仁人志士崇高的民族气节和赤诚的爱国精神。呼应江苏 成立重庆救国会东北沦陷后，各阶层爱国人士无不痛心疾首。鉴于民族危亡，国难当头，1931年12月3日，黄炎培、马相伯等在江苏发起成立了江苏国难救济会。这个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爱国群众团体成立后，赓即致电全国，呼吁各地行动起来，共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2月下旬，江苏国难救济会致电卢作孚：卢作孚先生并转川省诸公钧鉴：同人以国难日亟，危亡在即，欲谋救济，必须从团结入手……倘荷贵省诸公同意发起，提挈进行，不胜大幸。……收到江苏国难救济会的电文后，正在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卢作孚立即响应，出面联络何北衡、梅黍雨、文伯鲁、康心如、胡景伊、徐中甫、罗春士等重庆各界爱国人士，着手筹备成立事宜。经过卢作孚等人的发起和组织运筹，1932年1月23日，重庆救国会正式成立。当天，在重庆陕西街青年会举行了成立大会，与会的社会贤达、文化名流、商界领袖共23人。会上通过了会员规约，推选卢作孚等5人为干事，康心之、陈碧涵为文书干事，黄次咸为庶务干事，谢琴生为图书干事。卢作孚被公推为总干事，全面负责重庆救国会的会务工作。重庆救国会以“发表人民之意见，内以促成各方之团结，外以抗拒暴日之横行”为宗旨，配合各地的爱国团体，共同开展抗日救亡。在卢作孚的运筹谋划下，重庆救国会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如：发表救国通电、讨论救亡对策、宣传鼓动抗日、编印战事消息、报道救亡活动、组织开展募捐、支援前线抗战，等等。重庆救国会的工作卓有成效，有力地推动了重庆的抗日救亡活动，形成民众热情高涨、各界团结一致共纾国难的局面。力挺十九路军 积极宣传抗日1932年“一·二八”淞沪会战爆发后，全国各地纷纷声援十九路军的英勇壮举，要求抗击日寇、抵抗侵略的呼声高涨。2月1日至5日，卢作孚主持重庆救国会连续召开3次干事会，商讨议决工作重点：一是声援十九路军，一致要求抗日御侮；二是刊印紧要消息，报道淞沪抗战情况；三是募集劳军资金，慰问支援抗日将士。为宣传抗日救亡、声援淞沪抗战的前方将士，卢作孚亲自拟写了“我们民众应该迅速起来！组织抗日救国义勇军：赶赴前敌，共救国难，打不倒日本不要生还！”、“我们四万万八千万同胞：不容有一个人苟安；不容有一个人不知道国家的危难”、“我们下大决心，对日作战！胜利必归于我们。……十九路军大败日本海陆空军于上海，这便是铁一般的证明”等9条抗日宣传标语。卢作孚对日本侵略罪行的满腔愤怒、呼吁团结抗日共赴国难的报国情怀、表达救亡图存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跃然于字里行间。他还将这些宣传抗日的标语印成传单在社会上广为散发，对激发民众的民族义愤、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民众的抗日斗志、坚定民众的抗战信念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鼓舞作用。淞沪战事期间，恰逢春节年假，重庆各报停刊，淞沪前线的战况消息传递一时中断。为弥补新闻媒体停刊的影响，重庆救国会通过航空公司、重庆电报局、二十一军军部电台，采编淞沪前线战事消息，及时报道上海抗日前线的战况。2月2日至11日，重庆救国会每天编辑1期紧要消息，并动用重庆青年会的印刷设备，以号外的方式出版印行，前后共编辑出版10期，分别送达重庆的大小报社，赠阅重庆救国会会员，散发给社会各界人士，帮助人们及时了解抗日前线战况，时刻关注淞沪抗战时局。为募集资金支援浴血抗战的十九路军将士，重庆救国会在重庆《商务日报》刊登启事，发起募捐，并印发传单，广为宣传。卢作孚发动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利用春节假期，在北碚城街、乡镇分头散发募捐传单。身为重庆青年会顾问、名誉会员的卢作孚，还借助青年会的力量开展募捐宣传，特别约请青年会全体职员、国术班学员、青年业余读书会会员以及义务募捐宣传员等，组成24个劝募小组，分别在重庆市街道、娱乐场所、公司银行散发传单，进行募捐宣传。卢作孚自己更是躬身力行，带头捐款，并动员民生公司员工踊跃捐赠。在卢作孚的带动下，重庆各界爱国热心人士慷慨解囊，设在中国银行、聚兴诚银行、美丰银行、川康银行和民生公司的捐献点人流如潮，捐赠踊跃。募捐活动募集的款项即时汇往上海，支援淞沪前线英勇抗战的将士。1932年5月5日，由于国民政府妥协退让，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上海军民的英勇抗战以悲壮的命运告终。举国上下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深感失望，民众抗日救亡的满腔热情受到极大挫伤。但卢作孚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丝毫未减，抗日救亡活动也从未停止。抵制日货 对抗日本经济侵略作为民生公司创办人和掌舵者的卢作孚，还拥有一些公职和社会头衔，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力，大力开展社会活动，对抗日救亡不遗余力。1932年7月，卢作孚以重庆救国会的名义致电四川各军长，慷慨陈辞，祈盼以国事为重，抛弃私利，吁请团结一致，出兵抗战，保家卫国。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成立后，卢作孚派民生公司的轮船运送青年学生请愿代表到重庆，向四川善后督办刘湘请缨抗战，要求奔赴前方杀敌。他还发挥个人声望和社会影响力，通过与川省各军政长官的交往关系，奔走游说于川军各派之间，呼吁结束纷争，消弭战乱，敦促川政统一。日本在武力侵略中国的同时，还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他们在华倾销日货，排挤国货，企图扼杀中国的经济。面对日本的经济侵略，卢作孚站在爱国主义和抗日救亡的高度，在宣传抗日救亡的刊物《新生周刊》上发表《比武力还厉害的占据》一文，愤怒控诉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比武力征服侵略还可怕，并大声疾呼“应引起全国关注，作积极抵抗”。与此同时，卢作孚大力倡导国货，撰文《学生应如何提倡国货》刊载于《国讯》旬刊，提出中国人必须提倡国货，尤其是中国学生，这是中国抵御经济侵略的根本。他还时常到重庆中国国货介绍所作演讲，宣传倡导国货，对抵制日货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为抵御日本的经济侵略，卢作孚把提倡国货与救亡图存结合起来，并躬身力行，带头示范。他明确规定民生公司的轮船一律不装载日货，而装运重庆中国国货介绍所的货物运费一律给予打折优待；又不失时机地提出“中国人不坐外国船”、“中国货不装外国船”等口号，鼓动民众抵制日本的经济侵略。卢作孚在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采取的这些行动，不仅在航运界引起震动，也受到各界爱国人士和广大人民的欢迎和支持。重庆救国会的活动止于何时，史料记载中无确切时间，但1934年初，卢作孚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及重庆救国会因内部组织不良，导致工作逐渐停顿。虽然前后不过两年时间，但重庆救国会的活动史实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卢作孚抗日救亡纾国难的一段壮丽人生，折射出他的爱国情怀和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