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各地硝烟四起，2012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不平凡的一年里，对世界政治军事战略格局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当前的叙利亚危机与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危机与伊朗核问题的局势将如何演进，其对世界政治军事战略格局又会产生哪些颠覆性的影响，中国又该从中吸取什么经验呢？一、一旦什叶派政治板块形成，以色列的安全形势就会急剧恶化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所以将叙利亚和伊朗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是因为在10年反恐战争中，美国打击的目标主要是以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为代表的伊斯兰逊尼派宗教原教旨主义势力。反恐战争严重削弱了整个逊尼派在穆斯林世界的影响力，而以伊朗为代表的伊斯兰什叶派却在中东日见做大。特别是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伊拉克由一个逊尼派统治的国家变为了由什叶派掌权的伊斯兰国家（什叶派穆斯林占伊拉克人口总数的54.5%，逊尼派穆斯林占40.5%），如此一来，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三个什叶派政权联通起来，将形成一个完整的的什叶派政治板块。以这个政治板块为核心，伊朗一方面可以将自己的反美意志迅速传递到巴以斗争的最前沿阵地。比如前一段时间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不顾美以反对，强行推动巴勒斯坦入联，很明显就是受到了哈马斯激进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则能整合作为美国盟友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的什叶派力量，以争取民主政治为名，扩大伊朗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影响力。比如近期巴林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活动，巴林是一个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伊斯兰国家（什叶派穆斯林占总人口的75%以上），而巴林王室则是逊尼派。一旦这个什叶派政治板块形成，以色列的安全形势就会急剧恶化。而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的什叶派力量如果被整合，就能牵制美国及其阿拉伯盟友对伊朗的围堵和遏制，并削弱其实行的以“穆斯林治穆斯林”的中东政策的效力。这是美国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的。所以笔者认为，在反复权衡逊尼派宗教原教旨主义势力和伊朗什叶派这两股反美力量的异同后，美国采取了与前者缓和关系、重点打击后者的策略。这是因为逊尼派宗教原教旨主义势力所追求的是推翻世俗政权，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这一政治主张与海湾阿拉伯国家政教合一的君主统治是一致的，因此逊尼派宗教原教旨主义势力背后的“金主”大多都是海湾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美国只要掌控了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成员包括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和沙特6国），也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这些逊尼派宗教原教旨主义势力。其次，很多逊尼派宗教原教旨主义势力参与了当前阿拉伯大变局中推翻世俗政权的斗争，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将陷入与本国被推翻的前政权的政治军事斗争，不仅无力反美，甚至还可能需要美国的支持。而且，有些逊尼派宗教原教旨主义势力掌权后，其激进的立场因为政治地位的改变反而出现了温和化的迹象。二、“美国式颠覆”故伎难在伊朗重演虽然美国最希望通过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颠覆伊朗现政权，但是这招却并不一定能奏效。第一个原因是，石油禁运并不一定会给伊朗经济以致命的打击。伊朗向欧洲出口的石油占其出口总量的18%，向日本出口的石油占其出口总量的14%，其他则出口给包括中国、印度、南非在内的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日本将从伊朗的石油进口量减少至11%，再加上欧洲的部分，伊朗总共要损失约21%的石油出口量，但只要其他发展中国家能够坚持甚至是扩大进口伊朗石油，那么欧美实行的石油禁运就不会对伊朗民生产生致命的影响。自从美国宣布要制裁与伊朗进行石油贸易的国家以来，土耳其、印度和中国已经表示不能遵从美国主导的对伊朗石油禁运制裁，印度央行甚至与伊朗央行达成协议，将印伊石油贸易的45%用卢比结算。第二个原因是，伊朗内部并没有受多数人拥护的反对派。当前伊朗统治阶层主要分为保守强硬派与改革温和派。前者以哈梅内伊和内贾德为代表，后者则以前总统拉夫桑贾尼、哈塔米，前议长卡鲁比以及前总理穆萨维为代表。在改革温和派中，拉夫桑贾尼与卡鲁比都曾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中追随霍梅尼，而哈塔米的父亲曾是霍梅尼的好友和支持者，两家关系非常密切。这三个温和派都出身于伊朗宗教家庭，自身又都是从神学院毕业，因此他们与保守强硬派的主要分歧是在国家经济建设方针上，而对于霍梅尼建立的伊斯兰共和国政体的认同却是基本一致的。只有穆萨维才是西方可以倚重的反对派，但由于宗教背景不深（并非神学院毕业，也不是神职人员），他在什叶派占人口91%的伊朗，根本不具备号召民众推翻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制度的影响力。同时，美国还要通过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角力，不断试探各方反美力量的底线。一旦美国对伊朗国内反对派丧失信心，且在叙利亚问题上又能成功突破反美力量的底线，那么它接下来一鼓作气，军事入侵伊朗就将是必然的选择。而伊朗政府是否能够抵抗住美国的军事入侵，保卫伊斯兰革命政权，完全取决于伊朗人民是否有强大的意愿捍卫国家独立自主，以及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是否有足够的决心团结起来反对美元霸权。三、遏制中俄的战略推演中国在这场国际政治大变局中的角色，到底是作壁上观者还是利益相关者呢？这需要我们从更高更长远的战略角度，分析判断在叙利亚危机与伊朗核问题之后，世界政治军事格局将如何演进。如果本次叙利亚危机和伊朗核问题最终由武力解决，我们就不能将此看作是当前“阿拉伯大变局”的结束，而应意识到这很有可能是美国在欧亚大陆上发起更大规模的地缘政治攻势的开端。如果在叙利亚和伊朗建立了亲美政权，那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首先将以土耳其为基地，通过北约东扩迅速控制外高加索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三国，并通过伊斯兰逊尼派原教旨主义势力，支持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车臣共和国、达吉斯坦共和国的分离主义运动。一旦美国利用北约与伊斯兰逊尼派宗教势力控制了整个高加索地区，它就卡住了欧洲通往中东和中亚的咽喉，大大压缩俄罗斯在欧洲的战略空间。更重要的是，控制了高加索地区就等于将里海地区从俄罗斯肢解出来。目前，里海地区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约为1500亿桶至2000亿桶，是世界主要的石油产地，被西方称为第二个“中东”。在全球石油资源日渐枯竭的今天，该地区石油资源的战略价值日益凸现。 其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还将以伊朗阿富汗为基地，通过逊尼派宗教主义势力，控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这中亚五国。一方面，这将对俄罗斯里海地区形成包夹之势；另一方面，这将严重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使中国在丧失伊朗这样一个惟一独立于美国控制的中东地区油源后，连中哈原油管道、中哈天然气管道和中亚天然气管道这样的战略能源通道也将面临威胁。除了能源安全外，中国疆独、藏独势力也将因受到反华势力的支持而重新活跃，中国西部边疆的稳定将面临严峻的挑战。美国当前在亚太地区对中国实施围堵，正是希望将中国的主要精力牵制在与菲律宾的南海问题、与日本的东海问题、台湾以及朝鲜半岛上，趁中国无暇西顾之时，轻松瓦解上合组织所构建的战略空间。总而言之，如果叙利亚和伊朗政权被美欧以武力颠覆，那么它们下一步的战略进攻目标就将直指俄罗斯与中国，尤其俄罗斯更是首当其冲。所以，中国在这场中东博弈中，决不是普通的看客，而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四、警惕敌对势力制造“反对派”对于中国而言，无论叙利亚与伊朗局势的最终结果如何，我们又该从这场大变局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呢？首先，在这次阿拉伯大变局中，美国总结出了一套武力颠覆他国政权的新模式，即利比亚模式。与以往直接出兵干涉不同，利比亚模式是通过扶植、武装他国内部的反对派，向执政政权发起军事进攻。一旦冲突升级，西方国家就会以阻止“人道主义”危机为名，采取舆论煽动、外交孤立、经济制裁等手段削弱执政政权的力量，并在军事上为反对派武装提供战斗培训、后勤补给、情报交换、指挥协调等全方位支持，直至最终武力推翻执政政权。利比亚模式对于西方而言，既经济实惠，又能占领道义上的制高点（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西方对这一新模式肯定是“欲罢不能”。但要让这一新模式施展威力，被干涉国家内部就必须存在一个有相当社会基础的反对派。西方之所以敢对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动武，就是因为出于宗教缘故他们国内有天然的强大反对派；伊朗核问题由来已久，美国偏偏现在与伊朗“较真”，也是因为2009年伊朗选举时，反对派发起了规模庞大的选举骚乱，让美国觉得有机可乘；之所以判断俄罗斯将成为美欧继叙利亚伊朗之后，下一个战略进攻的主要目标，也是因为今年俄罗斯大选中，出现了人数众多的反普京游行。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幼小的红色中国面对的正是国际舆论上备受谴责、外交上遭空前孤立、经济上受严厉制裁、军事上被重重包围等一系列恶劣局面，但是依靠举国上下万众一心，新中国政权不仅没有被颠覆，反而在屡次的军事斗争中成长壮大，并为之后改革开放赢得了30多年的国际和平环境。其次，我们要意识到一个大国生存是需要战略空间的，我们一定要从中国生存所需的战略空间的角度去分析、把握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以维护、拓展中国必要的战略空间，作为我们外交、军事工作的核心。利比亚模式的关键在于国内出现反对派，但反对派不可能从天而降，其产生必然要有相当的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基础又是如何形成的呢？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与外部市场的融合程度是非常之高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战略空间被大幅压缩，也就意味着其丧失了稳定的能源供应通道和物资贸易运输渠道，这必然导致其国内经济福利大幅下降。如果这个国家实行的是使少数人占有社会主要财富，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分配制度（例如美国，20%的家庭占有87.2%的社会财富，其基尼系数为0.46），那么大多数人在遭遇经济福利下降时提出的利益诉求就会被执政政权忽视甚至是漠视。只要经过别有用心的媒体刻意挑拨，这些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的占人口多数的弱势群体就成为了反对派的社会基础。所以，国家构筑必要的战略空间是维护内部政治稳定的重要保证。当今世界的主要几个大国都拥有核武器，这些大国之间的冲突形式将从激烈的军事对抗转变为尽可能大地压缩对手生存的战略空间。大国之间的军事斗争形式也将从两军直接对垒，转变为双方争夺战略空间时在第三国进行的代理人战争。例如，美国与伊朗的军事斗争就表现为叙利亚内部执政党与反对派的武装冲突，北约与俄罗斯的军事斗争就表现在格鲁吉亚政府与南奥塞梯分离势力之间的武装冲突。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因为将来不会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就放松警惕，低估了当前军事斗争的严峻性。正所谓“好战必亡，忘战必危”！毛主席曾经说过，“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当前经济建设的首要问题不也正是如此吗？叙利亚危机与伊朗核问题恰好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认清谁是我们的朋友。中国前段时间力排众议，在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两次针对叙利亚的草案投出了反对票，并表示不会按照美国的要求停止进口伊朗原油，是非常正确的。对于印度近期不顾美国反对，逆势增加对伊朗原油的进口，并用小麦和印度卢比支付部分原油价款所体现的战略决心，更值得中国深思。如果发展中国家能齐心协力，共同对抗欧美政治、军事霸权，美国的企图就不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