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利比亚爆发的骚乱及流血事件不断升级，其国内反政府武装冲突不断扩大，国内局势持续恶化。此次利比亚动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让我们深思其通过暴力武装革命来推翻旧的统治，已达到建立新政府，新秩序的目的这样一种手段事实上是一种倒退，并不能带来预期的理想结果。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应是在不断地改革和创新这样一种动态系统中寻求平衡，而不是在固步自封的濒临灭亡状态下垂死挣扎。
关键词：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 利比亚骚乱 政府作为 反思启示
1969年，卡扎菲发动了不流血的军事政变“九·一革命”，废黜国王，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成立了共和国。卡扎菲将这一天称作是利比亚真正独立的开始，揭开了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的序幕，利比亚的现代化从此开始走上了一条道路，卡扎菲在《绿皮书》中一再强调推翻伊德里斯王朝不是一场军事政变，而是革命的起点。政变仅仅是通过暴力改变领导权，也许改变政策，但不一定会改变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准则。1如汉纳·阿伦特说：“暴力与变化一样，都不足以形容革命现象；只有当发生的变化意味着另一种新的开端，暴力的使用是为了构成一种完全不同的政府形式，是为了形成一种新的国家之时……我们才能谈到革命。”2因此，在1969年利比亚的军事政变已经是一种社会革命，是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的逻辑起点。
自1969年后利比亚的整个现代化历史道路过程中，社会就始终充斥着一种“革命民族主义”的激情。如今利比亚骚乱，直接意义上是与卡扎菲的专政领导不无关系；但更深层的技术层面上，由于革命民族主义在利比亚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它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利比亚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动员和整合观念的任务，加之在整个中东动荡局势的煽动影响下，一小批反政府激进份子发起了暴力革命，它们的目的并非建立民主政府，而只是推翻卡扎菲的领导而已，利比亚难免陷入内乱。正如约翰·弥尔顿所说：“反对政府主要目标的大多数人竟然奴役本该自由的人，这是否公正或合理呢？”
长期以来，由于利比亚社会的部族氛围浓厚，而国家观念淡薄，部落居民皆惯于通过部落酋长的权威形成一套权力体系和行为规范，只有部落酋长才能把他们动员起来。利比亚的部族认同强于国家认同，部族等的亚文化认同就会变成一种普遍性的政治认同，从而上升为具有政治色彩的政治纲领，而部族利益就是一种政治利益。由此可见，利比亚内部势必呈现出的是一派部族分散，政治认同性不强且国家凝聚力稍弱的态势，所以一旦利比亚内部发生动荡，局面便是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在卡扎菲执政的40年间，他一直致力于想要将利比亚建设成为一个“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并强调自由，社会主义和统一的紧密结合，主张公正、反对剥削和同情弱者；但从客观事实上讲，卡扎菲的领导并没有使得这个国家成为一个人民的国家，相反地，利比亚作为中东地区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由于石油收入带来的社会财富的暴增，部族分配却并不均衡，成为目前全世界贪污腐败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尽管古阿拉伯人认为，财富不是政权的源泉而是政权的报偿。但当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密切相关时，财富问题是不可避免的。石油财富并没有在广大民众中实现利益均沾，而是社会贫富分化，贪污腐败现象非常严重。英国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埃德蒙德·柏克曾说过，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某种改变的办法，也就没有保全它自身的办法。利比亚长期复杂的社会根源盘根错节，卡扎菲执政期间未有行之有效的改革，所以此次利比亚爆发的局部暴力革命撇开其目的动机的纯正性，结果也是无法阻挡的。我们可以理解一些部族民众反对卡扎菲政府一派的领导，企图推翻其统治，毕竟哪里存在着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的道德或规则的容身之地，暴力革命来推翻卡扎菲的统治已成为他们思想里唯一快捷的途径，但是结果又能如何呢？
柏克就曾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暴力把一切美好的传统都摧毁了，以蛊惑人心的口号摧残了人的权利和法制秩序，使得各种不同的利益再也无法相互协调且各得其所，不考虑社会的复杂情况，就希望根据自己的想象设计打破传统的努力，往往会造成人间地狱。恩格斯也曾提过：“一小伙人就能制造出一场革命来，换句话说，只要轻轻一撞就能使处于极不稳定的平衡状态的整个制度倒塌，只要采取一个本身是无足轻重的行动，就能释放出一种接着便无法控制的爆炸力……那么，点燃导火线的人们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因为这种爆炸力将比他们强一千倍，，它将以经济力和经济阻力为转移尽可能给自己寻找出路。”“那些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第二天总是看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3利比亚的现实状况也并没有激烈到需要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去推翻原有的政府，社会情况并没有到无法改造或不值得改造的地步，但当时加之国内情绪受到了彼时席卷中东地区的抗议浪潮的影响，部分革命分子心血来潮未完全搞清暴力革命可能会产生何种后果时就盲目的行动起来。在所谓的推翻专制政府，寻求真正公正、民主的口号之下，他们并未看到某种比表面浑浊的泡沫动荡更深一层的东西，那就是社会秩序和传统的重要性。“谁要求过大的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秩序乃是自由的条件，有秩序才可能有自由；没有秩序就谈不到自由，而只能是一片强暴和混乱”。4社会世代积累的财富是人类社会健全进步和发展的唯一保证，暴力革命随心所欲地摧毁传统，毫无原则地轻易改变国家，破坏整个国家的链锁和延续性。“以革命的名义出现的群众暴政只会使人们处在这样一种群众的迫害之下，而每个受害者就处于一种比在其他任何的迫害下都更为可悲的境地。”5暴力革命并不是解决社会痼疾的一种良好道路，有时候只会是一种历史地倒退。柏克说过一个优秀的改革者不会让自己狂妄到一种不分黑白的程度，把自己的国家视若无物，当作一张可以任人肆意涂抹的白纸；一个好的爱国者或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总是会去思考他将怎样才能最好地利用他的国家的现实物质状况，保存现存事物的意向再加上改进它的能力。所以比起暴力革命存在的未知性的可能，周密审慎的缓慢改革的优越性就能够体现出来，尊重传统基础上的谨慎变革才会行之有效。 其实利比亚和其他的伊斯兰教国家相比，无论是在个人的人均收入上还是在妇女地位上都是不低的，但是它的民众也在要求，有了更好的生活以后还要求更好的生活，这是人的一种心理需求，这些需求非要通过这种动荡和革命来完成吗？结果是暴力革命的方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动”中求“静”方是良策。我们所说的“动”指的是变化发展的社会，整个社会发展一直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体系下，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就是要不断“动”，不断改革创新以谋求稳定和发展。利比亚几十年间在卡扎菲的领导下，虽基本处在相对“静”的稳定形势下，但社会发展没有有效地“动”起来，改革发展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应是各个击破，而不应在本就盘根错节的背景下问题越积越深。譬如利比亚的经济发展上就不能只单纯依靠石油收入的支撑，从而导致后来贪污腐败现象的严重，对于发展其他产业缺乏动力。在外交上，伊拉克战争以前，利比亚对待美国或是其他欧洲国家的态度都是极其不友善的，关系一直处于低谷，甚至断交，是英、美等国长期敌视的对象和打压的目标，外交上的压力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利比亚的发展。在政治上，正如一些学者认为的，利比亚真正需要的就是政治改革，卡扎菲所创立的民众国的模式，阻碍了现代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扩展，利比亚迫切需要通过政治制度建设来创立管理经济改革的经济制度，从司法改革到政治改革再到经济改革这样一条路径。在寻求创新改革的道路上，追逐更好发展的同时是不应掀起社会的动荡，不用掀起来社会另一场革命才能或是才可以争取到我们所希望的更好的社会。
对于中国也是如此，近一个世纪的革命风暴过去，迎来了相对和平的年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环境中，人们猛然发现，“不仅所有在革命语境中预设的问题都没有解决，相反却是，好像所有的问题都是因这面‘中国革命的镜子’而生。革命语境合法性的丧失，使得全部的历史都要重新作出解释。”6暴力是否一律可行？仔细思考，或许答案已经浮现在面前了。在短暂的一段时期内，暴力的确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然而待风暴过去之后，却也留下了更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对于暴力革命的反思是全球化的，在《日内瓦医生》中有这样一段话：
潜伏在人身上的兽性如果能够靠吓唬，不论是靠监狱，是靠因果报应来制服的话，那么，人类最崇高的象征就是手执皮鞭的马戏团驯兽师，而不是牺牲自我的传教士了。然而，事实却是，千百年来超越亲手而且使人不断前进的，不是鞭子，而是真理的声音，是不用武器的真理的无可争辩的力量和真理的范例的诱导。
只要彻底砸烂旧世界就能够建立一个新天堂本身就是一种幻象。令人想起当初在暴力革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被淹没的“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想起了胡适说过的那些话：“对于各种革命我都不谴责，因为我相信，它们是进化过程中的各个必要的阶段。但我不赞成不成熟的革命，因为它们通常都是消耗性的，因而也是毫无结果的……正是由于这个理由，我才不对当前在中国进行的革命抱更多的希望，尽管我非常同情那些革命者”。7 2009年10月2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表了“国际非暴力日的致辞”，他在致辞中说：“甘地一生弘扬非暴力，在他的激励下，联合国今天在努力消除暴力……我们努力在世界上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我们最近发起的我们必须裁军运动旨在让人们认识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高昂费用……弘扬非暴力的呼吁不应仅适用于对杀伤性武器的使用。联合国和它在基层的伙伴长期以来一直努力阻止人类对我们地球造成伤害……值此国际日，让我们响应圣雄甘地有关发起非暴力运动的呼吁，纪念和弘扬他留下的遗产。让我们消除所有形式的暴力，加强我们共同为创建一个更加安全、更为环保和更加和平的世界而做出的努力。”8在今天的世界中，非暴力运动的呼吁声越来越大，也许百年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了暴力的无奈和无力，也看到了非暴力产生的那种潜移默化、细水长流的巨大渗透作用。
再回到中国的问题上来，利比亚的暴力骚乱也间接地给予了我们政府反思和启示，具体来说一个关键点就是在于政府的作为与不作为。不同于利比亚分散的部落联盟的国家形式，中国的政府作为管理国家的一个核心主体，既要承担繁重艰巨的任务，又必须正确定位自身的角色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必须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及公民的关系，提高管理社会、服务社会的水平和质量。利比亚的骚乱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说是政府过于安静沉默，没有处理好与各部落联盟的利益关系，社会管理的一些层面作为的太少，而有些方面做得过犹不及。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这一过程中就是要明确好政府的作为与不作为，重视公平与效率的问题。罗尔斯说，公平即正义，“正义否认了一些人分享更大的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9利比亚所创造的石油财富就并没有惠及其600万人口，在广大人民中未实现利益均沾，反而社会贫富分化悬殊很大，引起人民的不满，现实的状况并未像卡扎菲所自诩的公正民主。而我国政府的作为也必须要有一定的约束条件，首先树立科学发展的观点，以发展的观点解决变化发展中的问题；其次推动制度的创新，制度作为前提条件规定了经济运行与社会交互关系的特征；以及构建和优化政府与公民良性运作关系，服务型政府才会受到民众的支持，利比亚骚乱正是失民心的一个反映。中国的改革创新一定要遵循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发展理念，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在良好的动态体系中完善发展。
利比亚的动荡佐证了暴力革命是唐突的，社会稳定是重要的。稳定并不代表停滞不前，而动荡却可能是历史的倒退，利比亚经历了这场动荡，其各部落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冲突、伤亡，再平复已是不可能的。对于我们中国的一个启示便是现在中国的状况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平静期，平静和稳定才是我们的福。毕竟人生是不可重复的，历史是不可逆转的，唯有对过去的选择进行成熟的思考，对暴力与非暴力进行理性的反思才是我们现在最佳的选择，正所谓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而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
注释：
1Dirk Vandewa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p. 86.
2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63， p. 28.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0-671页。
4柏克：《法国革命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7页。
5柏克：《法国革命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19页。
6刘士林：《一个人的文化百年》，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14页。
7刘士林：《一个人的文化百年》，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19页。
8潘基文：《国际非暴力日的致辞》http：//www.un.org/chinese/sg/2009/nonviolence.shtml.
9[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第3-4页。
参考文献：
[1] Dirk Vandewa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p.86.
[2] 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63， p. 28.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
[4] 柏克.法国革命论[M].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5] 刘士林.一个人的文化百年[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
[6] 潘基文：《国际非暴力日的致辞》http：//www.un.org/chinese/sg/2009/nonviolence.shtml.
[7] [美]约翰·罗尔斯著.正义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