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是日本继上一年借“九一八”事变吞并中国东北后又在上海挑起的局部侵略战争，当时侵华日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少将曾狂妄地扬言“四小时内占领上海”。面对强敌，驻守上海的中国第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的率领下奋起反击，赢得国内民众的赞誉。然而作为中国武装力量一部分的国民党中央海军却在整个战役中未发一弹，甚至与仇敌签署“互不进攻”协议，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又一页可耻的“不抵抗”污点。
“淞沪血战，我舰中立，首都北迁。我舰匿踪”
1932年1月，日本军舰云集吴淞口和黄浦江，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也屡屡寻衅滋事。1月27日，时任国民政府海军部次长兼总务司长的李世甲因公出差到上海，没想到次日凌晨2时许，从虹口方向传来密集的枪炮声，原来是日军向当地的第十九路军开火了。此刻，担任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长江舰队）司令的陈季良正呆在高昌庙基地里，他电话联系李世甲商讨对策，两人认为时值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执行“不抵抗”的媚日政策高峰，“如果是全面抗日，国民政府应有军令，如果是局部冲突，海军则要慎重对待，不宜轻举妄动”。当天上午，陈季良就接到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的亲笔信，大意是日本海军陆战队与上海中国驻军的冲突纯系地方性质，“希望双方海军维持友好，幸勿误会”。也在同一天。时任国民政府海军部长的陈绍宽收到驻南京的日本海军武官影沼大佐的信，里面半软半硬地劝告“日中海军维持亲善”。盐泽幸一后来回忆，驻沪国民党海军派人捎来回信，称“敝国长江舰队固不敢炮击贵国军舰，今奉上峰之命，势不得已，仅略将军舰调动，出入港内外，万无战意，愿贵国优容之，勿以为罪也”。
2月1日下午，日本扬子江舰队在南京下关江面进行示威性炮术演习，南京海军部急令各舰不得还击，同时上海第一舰队也得到相同的命令。3日，上海日舰炮击吴淞等地，国民党海军照样装聋作哑。几天后，一艘日本商船闯入国民党海军高昌庙基地水域，守卫江南造船所的海军哨兵开枪，打死日本船长福田，日军趁机提出惩办凶手、道歉赔偿在内的最后通牒，最后李世甲通过中间人李择一，向驻沪日本海军武官北岗大佐寻求妥协，最终答应了日方的要求。2月中旬，第十九路军提出要取用上海海军仓库里储存的火炮、弹药及钢板用于抗敌，陈季良却借口未接到政府抗敌的指示故意搪塞拒绝，引起上海各界人士的公愤。当时上海《新闻报》、《时事新报》都曾刊载陈绍宽的讲话：“敌若不攻我舰，我自不攻敌舰。”外界怀疑国民党海军可能与日本人达成默契，“不然敌军何恶淞沪陆军，攻之不遗余力，何爱于长江海军，挥避不加一矢耶？”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史》上册曾写道：“淞沪抗战期间，国民党海军曾暗中接济日军粮食蔬菜和鸡鸭鱼肉，国民政府海军次长李世甲还与1932年2月抵沪参战的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同坐汽车参观己方战壕，众目睽睽，毫无忌惮。”正如时评所说：“淞沪血战，我舰中立，首都北迁，我舰匿踪，尤为万目睽睽所共睹……中国海军每每爱在长江湖口（属江西省）进行会操，船上水兵依着喇叭声调，腰驼背弓，从容不迫，各就两舷炮位，一齐作射击状，此种演习法常为外国海军所亲见，至今传为笑柄，国民党海军应改叫‘江军’。”据国民党海军部的档案记载，1932年1月至3月，海军部发布重要工作指示50项，但无一与抗日有关，倒有十余项是“剿共”事宜，这也说明当时海军的主要任务是“安内”，而非“攘外”。
“国人皆曰海军可废”
出于对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政府一系列“不抵抗”政策的义愤，“一·二八”淞沪抗战甫一平息，中国政坛立即掀起对无能海军的猛烈抨击。北平《晨报》指出：“一国海军之行动竞以敌国海军司令之意志为准绳，此诚世界空前未有之怪闻。彼以海陆空三军之合作攻我十九路军，而我海军竞无异宣言中立，持保对彼友谊，此种海军留之何用！民国年负巨额之负担，果为其能坐视外患，而置若罔闻乎？海军纵自审其力不足以抗暴敌，然亦当激励将士努力训练，岂可遮拾敌军之余唾，以‘此次行动并非交战’、‘与我海军无干’一类卖国口吻训令其僚属乎？”民主人士邹韬奋创办的上海《生活》杂志也刊登题为“国难期中的海军当局”的文章，列举了海军在淞沪抗战中的诸多“媚日丑行”，大呼“我们怨愤极了，希望借贵刊宝贵篇幅予以警告，希望国人随处严密监视此类败类之蔓延。希望海军将士团结起来，打倒此无耻卖国之长官，并准备于中日再有战事时作勇敢之牺牲……我们鉴于此次因缺乏强大之海军，使日军长驱直入，我们应合力来建设新的海军。”一时间，国民党海军成为民众眼中的“罪人”。
面对汹汹舆情，陈绍宽向行政院长汪精卫诉苦说：“目下国难方殷，江海防务弥形吃紧，外间颇有不察真相，以海军无抵抗之能力或加责备，不知海军实之强弱与国家经济状况实有连带关系。就历来政府所拨海军之经费而论，维持现状尚虞不给，更何足以言巩固国防之设备。横遭指摘，实属痛心。”当时，国民政府每月拨给海军的经费不过50万元，只占国民政府军费总额的5%。“一·二八”事变爆发时，国民党海军舰艇总吨位仅4万吨左右，且多系炮舰小艇，远不是日本海军的对手。但客观事实是国民党海军在淞沪抗战中主动作壁上观，无视日本源源不断地将援兵从本土调到上海，任由其操纵海路运输，毫无后顾之忧，这种“不作为”恰恰助长了日本扩大侵略的气焰。
1932年4月，国民政府在陪都洛阳召开国难大会，商讨岌岌可危的抗战形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来成为汉奸的丁默邨领衔发出《彻底改造海军并整饬海防以抗暴日》提案，强调“海军各舰早成废物”，“水兵视舰艇为钢饭碗，甚至贩土运盐投机自肥”，“于国家民族久已不生关系，除鸣礼炮外，另无其他效用”。该案提出“八大改造方案”，里面指责现任海军高级将领畏缩把持贻害国家，应请一律罢免，以谢国人，现有海军中下级人员须经严格考核，并受相当技术及道德训练后方得重新录用。这份提案还存在明显的“地域歧视性”内容，要求改变自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完全由福建人把持海军（即“闽系海军”）的局面，“以免重蹈贻害国家之覆辙”。这份提案犹如一块巨石扔进池塘，引起诸多议论，大批中外记者纷纷前往南京海军部探询情况，对丁默邨所列举的“海军弊政”寻求证实。
丁默邨提案所产生的冲击波还未消停，1932年5月4日，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高友唐、邵鸿基、周利生、王平政联名向监察院提交《弹劾海军案》，除列举海军与日本海军订立互不进攻协议、拒绝出借武器装备给第十九路军、李世甲陪同日军司令野村吉三郎参观己方战壕等劣迹之外，还列举了“海军陆战队在福建各地种植烟土，所得收获被海军高层中饱私囊”的事情，要求“请将海军部长陈绍宽、海军部次长李世甲一并交付惩戒，并紧急处分，以肃军纪而作士气”。同时，高友唐还建议政府“毅然废除无用海军，将各舰改作商船行驶外洋，以运货载客，所人之资仍可不失福建人之饭饱，即腾出前项饷糈改练潜艇，以固国防而御外侮，不致再蹈淞沪覆辙”。同年7月，高友唐又向新闻界喊话，称监察院长于右任认同自己的观点，“因现在之海军已成世袭罔替之福建人之天下，余主张将海军根本取消，将舰售与商家作商船，因海军年费百余万等于无海军，何若腾出此数，再加以售舰所得，可购潜水艇二百只。要知中国海军不希望去打人，以二百只小艇防守海口，较胜于无用军舰多多”。随后各地报纸相继转载高友唐的言论，一时间造成“国人皆曰海军可废”的局面。
剑不如人，剑法更不如人
事情闹到海军存废的地步，作为国民党海军一把手的陈绍宽再也坐不住，他不得不全力反击。陈绍宽不仅在公开场合竭力为海军辩白，还按照程序于7月12日经行政院转呈中央执行委员会《究办高友唐案》，实施“反弹劾”，里面指出“高友唐破坏军誉，摇惑人心，淆乱院章，于犯功令，恳请转呈究办……伏查高友唐弹劾海军消息，报端所载已非一次，本部不欲为无谓之争辩，一再容忍。讵该委员变本加厉，益肆咆哮，竟到处发言，污蔑中央各机关，以炫其弹劾之能事，资为谈助。其所云各节，均系蓄意挑拨，侵辱政府。兹专就污蔑海军谈话谨为纠正”。
由于国民政府最高决策者蒋介石本身就是“不抵抗”政策的始作俑者，他在海军与“倒海派”之间采取默不作声与放任自流的态度。不久，中央执行委员会的27名委员正式提出《中国力挽救危亡案》，该案第六条明确提出“海军以能供国防上的防御为目的，注力于潜水艇、鱼雷艇之建造，不适于国防之军舰应停止建造，或酌量改为商船”。国民党海军的发展被彻底打入冷宫，直到1949年随蒋介石逃离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