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冰心 冰心，原名谢婉莹，又名谢冰心。福建长乐人，一九○○年生，一九九九年卒。是一位走过整整二十世纪的“世纪同龄人”，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坛的“老祖母”。我当然也是读着冰心的《寄小读者》成长和走上文学道路的，但是真正认识冰心，并同她有些往来，却是迟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事。一九八四年岁末至一九八五年年初，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我作为大会简报组的工作人员被派往对寓居于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里的冰心进行采访。会议期间的一天晚上，记得出席四次作代会的江苏代表、《冰心评传》的作者之一、我的师兄范伯群先生与我同往冰心家里。见到多年想见却一直见不到的冰心，当然很高兴；而冰心见到我这个福建小同乡，也很高兴，她认了我这个小同乡，并表示我随时可以去见她。就这样，我同冰心有了长达十多年的时断时续的往来。
一
记得第一次见到冰心先生的时候，她已八十五岁高龄。我和范伯群在那简朴的客厅坐定之后，她即告诉我们，这些年她已谢绝一切社会活动，足不出户，连她的母校贝满女中的校庆也不去参加了。只是每周抽出半天时间乘车到医院看看住院的老伴吴文藻先生。她说，谢绝一切活动，幽居家中，也许可以多活几年。
寒暄之中，她又问及范伯群小女儿紫江的近况。原来，紫江也是她的朋友，是她的小读者之一，曾到过北京看望过冰心奶奶的。紫江小时候我也见过，不过到了八四年年底，已长成大姑娘了。老范告诉她紫江已出国留学了，她才放心。记得临告别时，她还签了一本书让范伯群带回转送他的女儿紫江。
接下来，我对冰心先生进行采访，要她谈谈对作协四次作代会召开的感想与期待。她简要地谈了一些，后来我就整理并刊登在一期简报之中。
我还向冰心先生报告说，前些年我同几位文友编成一册《现代散文百篇赏析》，是为中学生和文学爱好者编的，其中收入现代、当代名家的百篇散文与杂文，每篇之后均有一段一千多字的赏析文字。其中还收入冰心的三篇散文，即《笑》、《通讯十七》和《每逢佳节》，文后的赏析均是我撰写的。此书由我去请叶圣陶先生题写书签，已于一九八一年一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就印了五万六千册，此后又重印了几次，累计印数过十万册。她听了很高兴，希望我带一册给她看看。可惜我身边已无此书，仅有的一册也被人借走了，故一直没带给她。记得后来见到她时她还催问过一次。实在对不起她老人家。
自一九八四年与一九八五年之交初次拜访冰心先生以后，一直想再次拜访，苦于没有机缘，也不想轻易去打扰她的平静生活。但对来自她的各种信息，还是十分留意的。
首先听到的信息是，吴文藻先生逝世了，冰心先生得此噩耗十分淡定，大概是有充分思想准备之故。不过，从此她就要孤身奋斗于世了。回想从二十年代在赴美留学的轮船上与吴文藻先生定情，直至相守已逾半个世纪，现在却孤身以守，这种大悲能从容相对，实在称得上是不凡了。
然后在刊物上读到她老人家的系列散文《关于男人》。第一篇是写她的老伴吴文藻，还有一篇是写国民党名将孙立人的，读了颇有兴味，好像还给先生打了电话表示祝贺，并表示喜欢这一组文字。先生以近九秩之高龄仍笔耕不辍，实在令人感佩。
然后又听到她由于赶译一篇重要文章而患小中风的消息。她身体虽然无大碍，但行动不便，只能困守她那书房兼卧室里，继续会客，继续笔耕。但厅里已有女儿吴青、女婿陈恕把守，要见冰心先生，需得到他们俩同意才能放行进入冰心先生的书房兼卧室。
后来还听到一则消息，先生九十寿辰时，有人携牡丹花致贺，老人笑着对前来贺寿者说：“我不是国色天香，担当不起；我喜欢玫瑰，我喜欢浑身长满刺的玫瑰。”此言一出，让他们好不尴尬啊！
二
一九九一年五月，又一届的“青创会”在北京东郊的二十一世纪饭店举行。会议好似易名为“青年作家代表会”。会议结束时，福建代表团的青年作家找到了我，希望我带他们去拜访他们心中崇仰的老乡冰心先生。这些青年作家有：原在福建漳州市担任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现任福建省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福建省作协主席的杨少衡，福建省作协副主席、厦门大学教授林丹娅，原在福建省建阳文化馆工作、在我担任班导师的鲁迅文学院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毕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创作室创作员的王宏甲，原在福建沙县邮电局工作、后调《厦门晚报》当记者、现笔名须一瓜的著名女作家徐平，原在《福建文学》做编辑、现为福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的吕纯晖，此外，还有小说家北村、诗人汤养宗等七人，当时在《文艺报》当编辑的温金海也表示要一起前往。我同冰心家通了电话，大概是吴青接的电话，报告冰心得到同意后，我们八九个人分乘两辆出租车前往西直门外魏公村中央民族大学的家属院里拜访冰心老人。
冰心的家住在一幢很普通的灰色宿舍楼的二层。我们摁了门铃后，吴青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客厅，告诉我们，由于去年老人突击翻译一篇文章，得了小中风，行动不便，只能靠美国人送的助行器在屋里走走，连她家里的客厅都不怎么出来。因为室内氧气有限，要求我们只谈半个小时。但当我带领七八位小老乡鱼贯走进冰心的卧室兼书房时，端坐在写字台前的老人显得非常高兴，高兴得如同一个小孩子。她告诉我们，可以不理会吴青的时间限制，愿意待多久就待多久。那是五月中旬，一场春雨刚下过，空气显得特别新鲜，冰心卧室兼书房的窗户打开了，清新的空气可以随时进来，这样就可以不必担心室内氧气不足了。老人家首先说：“何镇邦，我把书房的电话告诉你，以后你什么时候想来见我，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说后即在一张纸片上写下她卧室的电话号码交给我。然后照例让我们在她准备好的一个中学生作业本似的笔记本上签上名和写下各自的联系方式，并分别同到来的客人照相后，才让我们坐下聊起天来。
冰心老人首先招呼说：“女孩子坐到我身边来！我最喜欢女孩子，女士优先嘛！你们看，我的书橱里只有我唯一的一个孙女的照片。”于是，女作家林丹娅、徐平（须一瓜）、吕纯晖便一一走过来围着老人坐下，大家也便无拘无束地聊了起来。 冰心首先同到访的福建文坛晚辈聊起她在福建的故居，即位于三坊七巷之一的杨桥巷十七号。这原是在广州参与起义后因受伤被捕被杀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的祖屋。此屋后来被冰心的祖父谢銮恩买下。幼年的谢婉莹在山东烟台的海军学校随父母度过一段童年生活后，曾回到福州，同祖父、老姨太一起在杨桥巷十七号老屋度过一段童年生活。聊起杨桥巷十七号的老屋，冰心老人神采飞扬。她说前些年，也就是她七十九岁时曾写过一篇题为《我的故乡》的散文，上面对杨桥巷十七号的老屋有这么一段描写：
我们这所房子，有好几个院子但它不像北京的四合院，只有一排或一进的屋子前面，有一个长方形的天井，每个天井里都有一口井，这几乎是福州房子的特点。这所大房子里，除了住人以外，就是客房和书房。几乎所有的厅堂和客室、书房的柱子的墙壁上都贴着或挂着书画。正房大厅的柱子上有红纸写着很长的对联……
二○一二年五月底，我应邀到福州参加“海峡两岸作家论坛”，会议期间，论坛主办方组织两岸与会作家参观三坊七巷时，我还特意仔细参观了杨桥巷十七号原为林觉民家后来卖给谢家的老宅。正如冰心在《我的故乡》一文描述的那样，的确是一所很讲究并富有文化氛围和历史价值的老宅。
随后她又同来自厦门大学的林丹娅聊起了厦大。冰心老人说，当年厦门大学的校长萨本栋还是她的外甥呢。萨校长还得叫她“小姨”，因此她同厦门大学格外亲。于是便同林丹娅聊起厦门大学的近况来。丹娅把厦大近些年发展的概况一一向老人汇报，冰心听后开心地笑起来。
我们的话题很自然地移到刚闭幕的这届“青创会”上来。当到访的来自家乡福建的青年作家们告诉老人她与巴金先生的祝辞特别受到与会的青年作家们的欢迎时，她语重心长地说：“我一向主张用心写作。也就是说，没有真情实感时，不要为写作而写作。希望你们心里想说什么就写什么，不要没感情时因为人家让你写就写。当然，还有两种情形，一是为他人而写作，人家让你写什么就写什么；一是为赚取稿费而写作。这两种情形都是难以避免的，但总不如用心来写作，写真情实感来得动人，写得真诚。”老人的这一席话，说得在场的每个人都点头称是，表示颇受启发，要铭记心中，以后一定要按照冰心老人的话去做，用心来写作，而不为他人和赚取稿费而写作。
大家自然而然地谈起她的作品来。当大家表示喜欢她早年写的《寄小读者》和解放后续写的《再寄小读者》时，她幽默地说：“当年的小读者现在都太老了！”大家不禁笑了起来。我又告诉她，除了《寄小读者》外，收在《冰心散文集》（北新书局一九三二年版）、《樱花赞》（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等散文集中的散文佳作，广大读者也都很喜欢，诸如《笑》、《一只木屐》、《小桔灯》、《每逢佳节》等篇什，我在中学教语文时，都选出来让学生反复诵读，后来又收入我同几位文友一起编选、赏析的《现代散文百篇赏析》之中。而近来，我更喜欢她近年来陆续发表的两个系列散文《关于女人》和《关于男人》，尤其喜欢《关于男人》中第一篇写她的老伴吴文藻教授和最近的一篇写孙立人将军的。于是，话题又转到回忆她的老伴吴文藻和挚友孙立人的话题上去了。她的老伴吴文藻，是位著名的社会学家，解放之后就教于中央民族学院，他们从二十年代相识并结合以来，相伴数十年，相濡以沫，风雨同舟，不离不弃，作为《关于男人》的第一篇，实际上是对吴先生的回忆与哀悼。而孙立人将军呢，虽为国民党阵营中的名将，但由于就读于清华大学和美国西点军校，并非出身于黄埔，非蒋之嫡系，并不受蒋之重用，到台湾后还遭蒋氏父子迫害软禁于台中。孙立人系冰心、吴文藻之挚友，故冰心先生撰文怀念他。
不知不觉之间，我们在冰心先生的书房里一聊就过去了一个半小时，大大超过吴青为我们设定的时间。为了让老人休息，便决定告辞。这时，老人一再嘱咐我们到她的客厅里看看当年梁启超送她的一副手书的对联。我们遵嘱走出书房后即到客厅稍事停留，看到这副对联，上书：“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我们反复观看揣摩这副深含人生哲理的对联，突然发现，这正是冰心的心境写照，也是她的人生座右铭。惟其如此，她才从留学多年的美国威斯利学院把它带回国，并几经周折颠沛，一直把它带在身边，而现在又把它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传授给来自故里的文学晚辈！
三
当年（即一九九一年）秋日，也就是十一月初吧，我又带了几位正在鲁迅文学院进修的青年作家去拜访冰心老人。因为五月中旬与来京参加“青创会”的福建青年作家到冰心老人家拜访“文坛老祖母”之行深受教育，又看到老人精神矍铄，于是我又打电话提出申请，自然又得到她老人家的允许，并受到她热情的接待。五月拜访是在一场春雨之后清新的上午，窗户可以打开通风；而十一月初的这次拜访，秋风渐起，又是在午后，门窗紧闭，氧气不多，故不敢多待，大概不到一个小时就告辞了。
照例是签名、照相，然后进行无拘无束的聊天。我们的谈话从老人的作品《寄小读者》到《小桔灯》，从《一只木屐》到《每逢佳节》，主要是谈论冰心先生的散文作品之类和读后的感受。冰心先生首先谈了当年写《小桔灯》的情景。抗战时期，他们一家居于陪都重庆，生活贫寒，同院住着一位女孩子，大概同她的小女儿吴青一样大，经常同他们一家来往，《小桔灯》就是以这个女孩为原型写成的，充满爱心，也有点伤感。接着，她又同我们谈起了《一只木屐》的写作情况。一九四九年，她曾任教于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亲身经历了日本人民战后贫苦的生活情景，她说日本人民战后同样备受战争带来的痛苦，她同日本人民的心是相通的。一九五一年她和全家离开日本回国。文章中写的那只小木屐，正是她小女儿吴青随同她回国登上轮船时扔到海上以表达对日本人民怀念之情的……至于我一再提到的表现冰心新的文风的《每逢佳节》，则是她五十年代从事文化外交的一些经历和心态的记录，从中更可以读到她的爱国之情和宽广的胸怀。我在为此文写的一段赏析文字中指出：“冰心的这篇抒情散文既能‘曼其声’，又能‘长其袖’。因此，既能令人感到热情洋溢，及于言表又令人觉得波澜起伏、跌宕多姿。还必须指出，由于扫尽她早期散文中那种忧愁的情思，以炽热的爱国热情代替温柔的母爱，文风也为之一变，清新秀丽中又显得奔放浑厚。”我把这一看法告诉她，她表示首肯。同冰心老人的一席谈话，自然让崇拜和热爱冰心奶奶的青年作家们听得入耳入心，也让我们看到冰心那颗博爱的美丽的心！ 多少年过去了，我和我的学生们还经常回忆起当年到冰心家做客的情景。一位来自内蒙古海拉尔的学生，即一位青年作家，多年后还在一篇长文中回忆起这次到冰心家做客的动人经历，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冰心老人的崇敬与感激之情。
四
自打一九九一年秋带领几位学生到冰心家拜访她之后，我又一连好几年没去拜访冰心老人，这自然还是怕去打扰她。老人已年逾九旬，又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那么多重要的人物要见，那么多重要的文章要写，我怎么忍心老是去打扰她呢！
但是，大概到一九九四年的春节前夕，老诗人牛汉带了一位来自河南郑州的青年朋友来鲁迅文学院的办公室见我，言及当年的“六一”要在郑州举办国际童话节，要我帮他做些筹备工作，其中包括带领他去拜访冰心，请她老人家担任国际童话节的顾问，并为之题词。记得我打电话到冰心家联系时，得知老人前不久因病住进北京医院。我们准备了一个玫瑰花篮赶往北京医院。在医院的病房里看到，冰心的女婿陈恕先生侍奉在侧，而冰心老人则安卧于病榻之上。据说是心衰。看到我带人来到，老人坐起来同我握手。我握着她的手，感到绵软如棉，顿觉一阵心酸。手肿如棉状即是心衰的一种表现。但是当我看见病榻之旁的床头桌上放着老人手书的“我已九十五岁”的字迹，并听到她答应担任国际童话节的总顾问，又奋力坐起来为国际童话节题词时，我又为她坚韧的生命力和助人为乐的热情而感到释然。老人对我们送去的由许多玫瑰花组成的花篮特别表示感谢，她再一次告诉我，她喜欢带刺的玫瑰。
自从在北京医院见到病中的冰心之后，就再也没见过她。当然，几年中，我一直挂念着她，有时也打电话打听她的病情。直到一九九九年二月底，我正在济南探亲时，才得知她病逝的噩耗。此时，她已九十九岁高龄。赶回北京后，虽然赶不上为她送行，但在三月初，我写了一篇三千字的文章，题为《遥望远去的冰心》，交山东济南的《齐鲁晚报》发表，算是对冰心的悼念。
五
一九九九年三月下旬，我由北京南下，经镇江、上海、福州回到闽南，为逝世二十周年的母亲扫墓。三月三十日，我由沪飞榕，当班机降落在长乐国际机场时，时任冰心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冰心研究会秘书长的王炳根先生驾车来机场接我。炳根是我多年的朋友，为冰心文学馆的筹建，为冰心研究会的会务破费心血，近年来在冰心研究上也颇多建树，硕果累累。他接到我之后，提议在进榕城之前先到冰心文学馆参观一下。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
三月三十日这一天，正是冰心先生离我们远行一月之际。我们驱车来到位于福州的卫星城长乐市郊新辟的“爱心公园”，发现占地数十亩的冰心文学馆就建在这别有一番情趣的小公园的边角上。“爱心公园”的匾额乃冰心先生生前手书，而“冰心文学馆”与“冰心研究会”两块牌匾乃出自当代著名书法家、冰心的挚友赵朴初先生之手。小公园里，有水池、树木和草地，还有一些亭阁和拱桥，游人虽然不多，却均怡然自乐。而冰心文学馆呢，则由展览厅、办公楼和招待所三部分组成，系一组庭院式的建筑，颇为别致。
冰心文学馆的筹建大约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时，我在北京听到来自家乡的消息说，为了表达对冰心这位与世纪同龄、成就卓越的文学家的尊敬，福建省人民政府和福建省文联把筹建冰心文学馆的事宜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正在筹款、选址。据说文学馆原拟建在福州城里，但后来冰心的祖籍长乐市人民政府希望把馆舍建在长乐市，并无偿划拨一片土地供建馆之用，同时规划建设一处“爱心公园”。这一消息自然让我们在京的闽籍文友感到十分感奋。
与冰心文学馆筹建同时进行的是关于《冰心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此项工作由海峡文艺出版社负责。据我所知，《冰心文集》共有七卷本、八卷本和九卷本三种版本。七卷本出版发行时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过盛大的出版座谈会，我有幸也应邀参加。《冰心文集》的编辑、出版、发行，也是一块重大的文化工程，同时也是对冰心这位与世纪同龄的文学家最好的纪念。
冰心先生的乡情始终是浓得化不开的。她虽然在家乡生活的时间不长，但始终关心着家乡的一切。也在晚年闭门谢客之际，只要是听到来自福建或在京的同乡去看望拜访她，都一律开绿灯，表示欢迎。上文已提及，一九九一年五月我带领几位来京参加“青创会”的福建青年作家拜访了病中的冰心先生，表达一点家乡人民对冰心先生的感念。其间尤其是聊起她童年时代所居住的位于三坊七巷十七号老屋时，她更是滔滔不绝；对故居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充满深情，这使我们沐浴着温暖的乡情。实际上，从八十年代中期起，我这个福建同乡就得到老人“什么时候想来看我就什么时候来”的“特别通行证”，感受到乡情的温暖。一九九九年三月底我在福州逗留期间，到海峡文艺出版社做客，见到新增订出版的《冰心文集》九卷本，其中增收了不少冰心先生的书信和短文。有篇短文是先生一九八六年六月七日为长乐横岭乡（谢父祖居之地）谢氏宗谱写的序文。此序只有寥寥数百言。却表达了先生浓浓的乡情。她在此序中指出，“对家史的注重和关怀，是爱祖国、爱人民的起点！”诚哉斯言！冰心先生是始终把爱乡与爱祖国联系在一起的。她的一片依依乡情，正表现出她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拳拳之心。
我一边回味着冰心先生的依依乡情，一边在王炳根先生的引导下徜徉于冰心文学馆的展厅里，仔细端详展厅里的每一件展品。这个展厅，从反映冰心成长过程的图片到她的著作的各种版本及其译文的陈列，再到她童年故居、青少年时代北京旧居以及八十年代以后在中央民族学院寓所的陈设状况的展示，兼及有关冰心研究成果的陈列，可以说相当完备周详，给人留下相当深刻生动的印象。因为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参观很有意义的冰心文学馆，自然唤起我浓浓的乡情，也唤起我对冰心老人的思念。因此，当参观完展厅之后，冰心文学馆的工作人员要我题字留念时，我即毫不犹豫地挥毫在展开的宣纸上写下“乡情依依，风范长存”八个大字，这也许正是我心底涌出的对冰心先生的纪念。
福建文坛的“三老”
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福建文坛有三位在诗歌、散文创作上成就卓著的老作家，被称为福建文坛的“三老”。他们是：蔡其矫、郭风和何为。“三老”已依次谢世作古，而他们生前同我都有过一些往来。于是，写完关于冰心先生的忆文之后，也分别写下对福建文坛“三老”的一些回忆。 蔡其矫
诗人蔡其矫是“三老”中同我交往较多，也是同我交情最深的一位。
蔡其矫于一九一八年年底出生于福建省晋江园坂村的一个华侨家庭里。村前福厦公路蜿蜒而过。八十年代与他相识后，他曾在车上指着园坂村的一座小洋楼告诉我，那就是他的家。一九二五年，为避军阀混战之乱世，蔡其矫随全家迁至印度尼西亚泗水，就读于泗水振文小学。一九二八年蔡其矫被父亲送回国，先就读于厦门鼓浪屿福民小学，后转学至泉州培元小学。一九三○年入泉州培元中学。一九三二年，其祖母与叔父从印尼回来，在园坂建洋房，就是福厦公路旁那座洋房。从五十年代起，诗人蔡其矫经常回到那儿住上一段时间。一九三五年，转入上海暨南大学附中。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蔡其矫奉父命率全家回印尼泗水，旋即于一九三八年一月离开泗水回国，辗转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先入鲁艺，于一九三九年又参加三千里行军到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九四○年，蔡其矫参加中国共产党，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学系教员。一九五二年，蔡其矫调中央文学研究所（被易名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即鲁迅文学院前身）任教员和教研室主任。算是我前后的同事。一九五七年年底，文讲所停办，蔡其矫转为中国作协专业作家，然后被安排到武汉挂了一个九省水利建设“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虚衔，开始深入长江水利建设工地，写长江。一九五八年他主动要求下放福建，搞专业创作。从此直到他生命终止，一直待在福建，当然后来大部分时间还是回到北京位于朝阳门内竹竿胡同的老宅里。在这漫长的四十多年，他经历的坎坷、苦难，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文革”之后的八十年代在故乡见到老诗人蔡其矫说起回福建的经历，真是唯有歔欷，不堪回首。
我喜欢蔡其矫吟诵大海的诗篇，尤其喜欢他吟诵鼓浪屿的唯美的诗篇。一九五八年十月号的《诗刊》上发表了我大学同班同学吕恢文的长文《评蔡其矫反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更引起了我对蔡其矫的关注。但是一直无缘会面。直到七十年代末，当时主持《福建文学》编政的魏世英（魏拔）先生来信说发了一组蔡其矫推荐发表的舒婷的诗《心歌集》，拟配发诗评，于是我写了篇八千字的长篇评论给他们发出。蔡老大概见到了，很高兴，日后见面还提起此事。可见，他对我的印象乃自《心歌集》的评论开始。
一九八七年我调到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工作以后，同蔡老的来往就多了起来。他一回到北京，住在朝阳门内的竹竿胡同老宅里，就常常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到位于朝阳门外八里庄南里的鲁迅文学院找我聊天。从朝阳门到朝外八里庄正好八华里，即四公里，骑上自行车，三十分钟就可以到达。他到鲁迅文学院来有时是找学生，顺便访我；有时则是专门来看望我。一杯清茶，或一壶武夷山的茗茶，就可以聊上半天。话题从文坛到家乡，从鲁院的今天到文讲所昔日，有时也聊聊诗坛的情况，因为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我的主要精力转向长篇小说的阅读和评论了，对诗歌创作比较陌生，故对诗界的情况也就聊不起来了。有一次，我的学生诗人萌娘（即贺平）同蔡其矫一起到广西北海参加一个诗会，回来聊起蔡老在会上活跃的情况。后来，蔡老来我处聊天，提起此事，他依然热情奔放，朗诵起诗会上写的诗来。但是，有一次蔡老来找我适逢进修班开学典礼，大概从此之后，他就不到鲁迅文学院来了。那是一九九三年秋天的事儿。
此后的十多年间就很少见到蔡其矫。因为我有时回福建，很少到福州去；而他到北京来，再也不到鲁院来了。九十年代末，我从鲁院退休之后，联系起来就更不方便了。一九九九年，我途经福州返回闽南为母亲扫墓，在榕城逗留数日，蔡老似也不在福州，于是没见上面。直到二○○六年十二月，中国作协七次作代会在北京召开，听说他在北京饭店的客房里摔倒，随即送协和医院抢救。二○○七年一月，他即病逝于医院，享年八十九岁。当年春天，我在《光明日报》上发了一篇关于蔡其矫的文章，算是对他的一种悼念。
郭 风
郭风先生是忠厚长者，著名的散文家。他是福建莆田人，一九一八年生，同蔡其矫同龄。他原名郭嘉桂，一九四四年从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毕业后，先回乡任中学老师，次年才到福州任《现代儿童》主编。从此登上文坛。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历任《福建文艺》副主编，福建省文联秘书长、副主席，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榕树》文学丛刊主编，中国散文诗学会会长等职。是福建文坛资深的长者。福建历来是一个散文大省，散文名家灿若星辰，而郭风又是其领军人物，故其散文作品甚多。记得我上中学和大学时，对其散文诗集《叶笛集》颇为痴迷，购得一册，藏在衣袋里，经常朗读，有些篇章还背得出来。记得当年还模仿着写过一些散文诗。那时，多么希望能见到郭风先生。
同郭风先生取得联系，并见到他，迟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八十年代初，我调到中国作协新建的创作研究室工作，分工阅读长篇小说，并参与首届、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一些具体组织工作，郭风先生知道了，来信予以鼓励，并签名送我一本新的散文随笔集。可惜把送我的书与送曾镇南的调了包，寄错了，为此事郭风先生还当面道了歉。大概是八十年代中期，我应邀在福州停留几天，讲了课，省文联有关同志陪我去拜访郭风先生。记得他当时还住在三坊七巷省文联的宿舍里，见面时无非是寒暄，不会有什么深入的话题。他讲的是莆田人的普通话，口音很重，连我这个福建人交流起来都有点困难。但是，他作为福建文坛的前辈，作为一位忠厚的长者，他对我的殷殷嘱咐我始终还是铭记在心的。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初，我陪汪曾祺、林斤澜游福建。先陪汪老由北京乘火车到福州，全程四十八小时，虽然买了软卧，路途遥远，真是够疲劳的。可是当我们在一个清晨，走下火车，走出车站时，却发现郭风先生领着省文联的一帮人在那里迎候，这下子让我们倦容全消，精神也振作了起来。原来是郭风先生听说汪曾祺先生由我陪同来闽经福州转漳州讲学，坚持要亲自到火车站迎候。两位文坛的老前辈、年过七旬的老人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我们在初冬的寒风中都感到一丝暖意。在共进早餐后，我们没有多停留，即转乘大巴到目的地漳州去了。在共进早餐时说了些什么已记不清了，无非是互问寒暖，互叙创作近况的话题。在闽南活动十几天后，我们一行三人又回到福州，住了几天，又见到了郭风先生，这次汪老同郭老单独聊，大概聊得比较深入些了。 打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郭风，只是从福建文友那儿听到一些关于他的消息。他晚年也不怎么出门，连北京开会也不能来了。直到二○一○年一月，才听到他辞世的噩耗传来。
何 为
何为，原名何振业，他不是福建人，而是浙江定海人。一九二二年出生。他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时，曾写了一篇散文《第二次考试》发在《人民日报》上，从此成名。《第二次考试》在“文革”一年后的高考中被作为语文试卷的改写试题，于是影响深广。何为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调到福建电影制片厂工作，任故事片编辑组副组长。一九六四年即转为专业作家，曾任福建省作协副主席。
我对何为的了解始于在上海复旦大学求学时读他的《第二次考试》。文化大革命中，同他还有一段奇遇。那时，他由省城福州下放到地处闽浙交界的闽西北浦城劳动锻炼，简称“下劳干”；我的前妻也从南平下放到浦城。我暑期返闽探亲，先到浦城，然后经南平返回闽南。有一次，在浦城长途汽车站登上由浦城开往南平的班车上，正好见到何为。通报姓名后，由于都姓何，即聊了起来。他是要到南平转火车回福州的，我则要到南平转火车回漳州再回云霄。他是颇有名气的作家，我则是一个中学老师，身份颇为不相称。但他很平和低调，仍然聊了起来，不过话不多。车到了建瓯县城附近，休息一会儿。乘客都下了车。我与何为即走到一架水车处观赏起来。闽北山区，多有小河边装上飞轮转动带出水的水车，用以从河中提水灌溉以及饮用之用。这种古老的水车给那儿颇增添了些田园风光。何为观察得很细，几乎入迷了。直到车上的司机大喊“开车了”，并按响喇叭，乘客纷纷跑回长途汽车时，他似乎才从梦中醒来，慢吞吞地走回停车处登上汽车坐到他的座位上。他差点迟到，让我真为他捏了把汗。因为在那荒郊野外，赶不上车，是很麻烦的！我同他开玩笑说，老兄是不是想写写水车啊？他笑而不答。车到南平后，分道扬镳，从此再也没见到他。因为八十年代后，我调中国作协工作，有时也到过福州，他却回上海住下了，或者陪他儿子住到香港去了。
“文革”之后，他的散文创作似进入一种喷发期，《临江楼记》、《春夜的沉思和回忆》、《风雨夜航图》、《园林城中的一个小庭园》等等，一篇篇地发出来，产生相当深广的影响。但作为一位著名的散文家，他并不以作品的量多取胜，而是以作品的质高产生深广的影响。清理一下他的散文作品，只有《第二次考试》、《织锦集》、《临窗集》、《北海道之旅》等几部不厚的散文集子，但如果有人要写中国当代散文史，就不能不提何为的散文。
何为于二○一一年春悄然离世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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