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因国文系主任谢六逸去世，院长齐泮林特地跑到陪都重庆招聘教师。当时全国只有8所国立师范学院，按现在的说法都是重点大学。据1991年编辑出版的校史记载：当时“尽可能地增聘教授，使一些驰名全国的学者荟萃于此”。8月，姚老应聘为贵阳师院国文系副教授。
标题中的“鸿儒”二字，系出自周汝昌老先生“姚奠中先生身为鸿儒，而通于艺者亦造上乘”句。确如其言。姚老治学不拘于一隅，其研究成果融通经史子集。在艺术创作上，诗、书、画、印被誉为“四绝”。他不单是 “游于艺”，而是专擅。尤其是书法，古朴沉雄，儒雅大气，自成一家。2009年12月荣获中国书法最高奖兰亭“终身成就奖”。这一奖项目前共评选三届，获奖10人，均是功力深厚、声望卓著的大家。有论者称：姚老的书法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它的技巧是人们可以努力达到的，而其中基之于学问的深邃内涵，则是当代众多书法家难以企及的。
姚老本名豫泰，别署丁中、刈草、樗庐，字奠中， 1913年夏历五月二十一日生于山西省稷山县稷峰镇南阳村，明年恰是先生百岁华诞。老先生一生辗转了大半个中国，在苏、皖、渝、黔、滇等地多所院校任教，而贵阳则是他除故乡以外，待的时间最久的一个城市：在这里恋爱、结婚、生子。
先曾祖父汤炳正（景麟）先生与姚老同为章太炎先生晩年的入室弟子，二人“学海同游，情同手足”（姚老语）。
1936年6月14日，太炎先生病逝于苏州府邸，他晚年所指导的7名研究生，其中4人被“章氏国学讲习会预备班”聘为主讲：姚奠中讲“文学史”，金德建讲“学术文”，孙立本讲“作文”，汤炳正讲“小学”，从此开始了他们的教学生涯。姚老的毕业论文是《魏晋玄学与老庄》，又在《制言》杂志发表《臧琳五帝本纪书说正》，这两篇文章是先生治学之始，一史一子，反映出他的通博。
我父亲曾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在章太炎先生的弟子中，关心时世、疾恶如仇、敢于为民请命者，前期的代表人物是鲁迅，而后期的代表人物则是姚老。”老先生身上确有师尊的遗风。他既有高深的国学素养，又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与文化使命感。正如刘毓庆在《我所了解的姚奠中先生》中说：“他的身上，我们看不到学究气，而是正气与书生气。所谓正气，就是堂堂正正、不畏俱于邪恶势力的凛然之气；所谓书生气，就是读书人的单纯与热情。正气与书生气的结合就是‘血性’，这便是先生学行的一大特点。他有章太炎先生的传统，不肯冷眼旁观时势，国家的前途与民族的命运，始终横于胸中。”1937年抗战军兴，姚老和同门柏耐冬等在安徽泗县组织抗日义军，其《泗县感怀》曰：“儒生流落依戎马，故国飘摇风雨间。一片丹心伤碧水，两行红泪哭青山。梦中沉痛诗和血，觉后凄凉月满圜。志士英雄应即作，从头重整旧江关。”表现了他的悲壮之情和从军决心。一年后，他又在安徽柏浦创办“菿汉国学讲习班”，所以取名“菿汉”，实为纪念恩师。太炎先生的别号有“菿汉”，并有多种论著是以“菿汉”命名的，如《菿汉微言》，世人也尊称他为“菿汉大师”。
姚老创办“国学讲习班”，是为实践自己教育救国的理念，故手拟教条十则：“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不苛于人，不阿于党，不囿于陋，不馁于势，不淫于华。”希望和青年学子共同遵行。这些“教条”就是在眼下看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有些人或许会想，怕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这一切，但姚老真的是做到了，并且在风风雨雨、多灾多难的70多年里始终如此。如抗战时，曾把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时任安徽省教育厅长的方治从自己的教室里赶走。大别山失守，曾当面指责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说：“你们的《五路军军歌》我还会唱，‘不失国家一寸土地’，可现在怎么样？”使前来安抚大家情绪的李宗仁感到“难堪得很”。在安徽师专任教时，曾为抗议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侮辱教师，发起集体辞职，酿成全省罢课风潮。
1945年，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因国文系主任谢六逸去世，院长齐泮林特地跑到陪都重庆招聘教师。当时全国只有8所国立师范学院，按现在的说法都是重点大学。据1991年编辑出版的校史记载：当时“尽可能地增聘教授，使一些驰名全国的学者荟萃于此。”8月，姚老应聘为贵阳师院国文系副教授，王驾吾（焕镳）先生由浙江大学应聘继任为国文系主任。我的曾祖父经姚老介绍，于次年从南充到贵阳师院任副教授。在贵阳，姚老撰写并发表了《论治诸子》、《屈原其人其赋》等重要论文，这些论述至今读来仍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如后者是针对孙次舟、闻一多有关屈原是“文学弄臣”或“家内奴隶”以及朱东润否定屈原的著作权而立论的。姚老的名山之作《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和《庄子通义》等书，也是先作为教材在贵阳师院印制的。在师院期间，他“常为人书、画、治印。” 还受齐院长之托撰联挽任可澄先生，其词云：“薪尽火传，寓诸无竟（庄子）；功遂身退，死而不亡”（老子）。任先生黔中很得人望也。
1947年前后，贵阳师范学院曾先后发生了两起驱逐新任院长的风潮。姚老是学院教授会的负责人之一，积极支持学生“不要政客，要学者”的护校行动。前者驱逐成功了，而后者却在军统特务护卫下进院上任，风潮被武装镇压。教授会5个负责人，除一人妥协外，其余4人都被院长解聘。姚老去了云南大学，他在活剥唐诗《寄恨》一诗中记述了此事：“翻手为云覆手雨，是非颠倒无其数。君不见：无耻之徒真无耻，机关枪下长学府！”到了1948年夏天，师院的学生用合法手段，把那位滥用公款、大肆雇用保镖的院长告上法庭，送进监狱。之后，教育部任命武汉大学数学系教授肖文灿博士（贵州赤水人）为院长，学院上下都欢迎出去的老师回来任教。姚老也从昆明回到贵阳，升为国文系教授，不久又任系主任，当时他不过35岁，是学院最年轻的教授和系主任。当时在重庆的熊十力、梁漱溟看到姚老的文章及书法作品后，很是欣赏，托章门李源澄派人到贵阳赠姚《新惟识论》与行书条幅。
夜读《姚奠中讲习文集（2）》，发现“课余随笔（1945-1948）记的全是贵阳事。如三十条：“国学会于河滨堂，开诗歌夜会。首杨某讲《新诗与旧诗》，无论文不对题，即其本身亦谬误百出。余以三语评之：一曰观念不清。诗歌源于初民，无人可以否认。有主张有文字始有文学者，与上语本无冲突。其关键在于学字，彼竟不知也。二曰常识不足。彼于古代歌谣，举《击壤》、《麦秀》《五子之歌》为最可信。既不知《击壤》之可信程度，不及‘明、良、起、喜’；又竟不知《尚书》五子之歌之伪，早为定论。且一本为‘五子之观’即‘武观’也。三曰引证不当。彼于说明中用诗特点之一为应用时，引孔子‘诵诗三百’‘不学诗’‘诗可以兴’等三节，竟不知此三节，乃说明尔时读《诗经》之用，与诗歌本身之求应用迥殊，亦竟不知引《诗叙》‘风，风也，教也’等句为较佳也。其陋妄可笑不一而足。下周将应国学会请作学术讲演一次。本拟题为《论古今中外》，今则决定为《诗歌的生命与新旧诗的合一》。”简直是篇精彩的微型小论文。此条至少说明：一是贵阳师范学院斯时的学术氛围很浓厚；二是业内也不是谁都有水准的；三是姚老敢于直言的精神。另，第九十条则是关于先曾祖父的：“景麟，由南充寄所著《语源研究》第六篇来，中多前人未发之论。如：以文字不本于语音论。直尽反清乾、嘉以来诸儒之说。其见至为卓特。容当细读之。”此条为原始材料，目前出的《汤炳正传》失收。
1949年11月贵阳解放，姚老积极带领中文系师生参加各项运动。1950年省文教部组织高校教师政治学习委员会，他被指定为师院主任。学院组织文工团，他被任命为副团长。学院成立工会组织，他被选为师院教育工会副主席。1950年贵州省文联筹委会成立，他担任筹备委员。1951年2月，他奉调贵州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兼文学院秘书，主持中文系和外文系的教改工作，出版了学术专刊，并内定为文学院长。1951年8月，他应山西大学之邀，返回故里就任该校中文系教授。
（作者系民国时期国立贵阳师范学院教授、国立贵州大学教援汤炳正之曾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