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本有关张居正的史著几乎同时面世：一本是郦波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述的史传《风雨张居正》（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另一本是郭宝平撰写的史评《当权不过如此：张居正的权力生涯》（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经过仔细品读和反复思考，我觉得两书的共同特点是通俗易懂，可读性强，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分歧乃至对立。
历史定位的差异
张居正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没有一个准确的历史定位。到“文革”时期“评法批儒”，张居正被授以政治家和改革家的头衔。改革开放后，十所高校编写的《中国古代史》教材正式把张居正定位为与商鞅、王安石并驾齐驱的改革家，由此成为主流观点。郦著进而把张居正定位为超过王安石的“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该书从吏治、考成、国防、驭将、清丈、条鞭、整顿驿递等方面加以肯定和颂美，认为张居正“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唯一一次彻头彻尾的成功的改革家”，“明朝276年的历史，这尾巴上的76年都是靠张居正一人之力才赖以延续的”。而“王安石变法却是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的”，“宋代之所以灭亡，根源都在于王安石那场失败的改革”。张居正是超过王安石的真正改革家。
与郦著不同，郭著认为张居正是整顿派。张居正“施政基本上是以整顿为基调的。他的立足点不是改革，而是整饬纪律，恢复祖制的活力”。该书对改革和整顿作了严格的区分：改革是制度的创新，整顿是祖制的恢复。由此肯定王安石变法是突破祖制、创制新法的真正改革；而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的诸多内容，都是祖制的恢复和整顿，“不应列入改革范畴”。有的连整顿也说不上，如禁讲学、毁书院，则是“对时代潮流的反动”。唯一有新意的是考成法和条鞭法。考成法扩张和强化了阁权，“提高了行政管理的效率”，但消除了科官“对政府的监察职能”，破坏了祖制“小大相维”的制衡原则，“这是政治上的倒退”。一条鞭法“不是张居正的发明”，在张居正还是五岁孩童的时候，就由桂萼创始并由傅汉臣等人推行了。在隆庆、万历时，一些地方官员如庞尚鹏、王宗沐、刘光济、海瑞等多人在所辖地区以至全省范围内的推行，一条鞭法渐次盛行。但是张居正在执政后的七八年间，一直持犹豫、摇摆甚至压制的态度，万历九年（1581）方才明令全国推广，十年（1582）张居正死后，直到明末仍在持续推广。清丈田土同推行条鞭基本上是同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两项措施的作用也是有限的。由此可见，张居正只有推广之劳，并无创始之功，所以不能称为改革家。
明史专家毛佩琦认为：“张居正是明朝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却够不上一位改革家。”因为他“没有制定具有变革意义的新法”，“只是对旧制度修修补补，使其得到加固，延缓了它的寿命”。（《张居正改革，一个神话：为张居正正名》，《晋阳学刊》2010年第4期）台湾学者柏杨早就指出：推行万历新政的张居正，“他没有公孙鞅当时的背景，和王安石所具有的道德声望，更没有触及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制度不合理的核心，他不过像一个只锯箭杆的外科医生一样，只对外在的已废弛了的纪律加以整饬”。（《中国人史纲》中册，同心出版社，2005年，P100）。在当前张居正的一片颂扬声中，这些观点无疑是引人深思的一副清醒剂。
高拱评价之分歧
大凡有关张居正的研究，无不涉及前任首辅高拱，两书也不例外。郦著提出高拱“虽然做了不少事，但因为个人的眼光问题，他做的事基本上都是‘就事做事’，在制度上的变革力度并不大”。他“往往是拆东墙补西墙，许多方面都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因此，该书三处提到高拱留给张居正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烂摊子”。他罢职之时，“国库空虚到了极点，户部连国家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每年财政赤字就有200万两到300万两”。隆庆后期的俺答封贡，“方案的提出、步骤的细化、问题的解决思路，无一不出自张居正的手笔”。“张居正是策划者，高拱是支持者”，高的功劳“不宜过分夸大”。这是郦著对高拱的总体评价。
而郭著不同，认为“高拱的人品操守、胆识才干、改革意识，都是张居正所不及的”。在他执政的两年半里，创行了吏治、司法、军制、边防、水利、漕运、海运等全方位的改革。他不仅有《除八弊疏》的施政纲领，而且还打破了禁海政策，造船只，开海运，“实行对外贸易”。高拱“特别重视发展工商业”：“亲自到市场调查研究”，“了解实情”。他还大力支持和推行丈田均粮和一条鞭法的赋役制度改革。而张居正执政的十年，“并没有完全继承高拱的改革方向”。特别是他“对高拱的开海运、开放对外贸易主张暗自抵制”，重新恢复海禁，推行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郭著的评价是“高拱是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家，张居正是官僚、政客，实用的保守主义者”，“高拱是真正的改革派、而张居正基本上属于整顿派”。至于改革的效果，以经济改革为例，高拱罢官前的隆庆五年（1571），太仓银库岁入310万两，岁出320万两，岁亏只有10万两，比隆庆元年至四年（1567-1570）平均岁亏206.6万两，减少了196.6万两（参见樊树志《万历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P118）。这就为张居正执政时期国库盈余奠定良好基础。张执政后继承了高拱的与俺答维和的局面，有其功劳和贡献。“但是，他享受的和平‘红利’，超过了他的贡献”。张居正接手的不是一个“烂摊子”，而是“坐享了高拱遗下的和平‘红利’”。
所持价值观的差别
历史研究不能为研究而研究，总要有个目的，服务于现实。郦著提出：从万历新政的全局来看，“张居正的整体思路，是以推行清丈田亩和推行一条鞭法的经济改革为中心的，另外再以稳定北部边防和施行考成法为两个基本点”。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显然，这是牵强附会，是为严谨的学者所不取的。
与郦著不同，郭著的价值分析更贴近现实、贴近生活。全书把张居正作为人治典型，对其专制独裁政治进行了猛烈抨击。张居正迷信、崇拜、滥用权力，精谙牌理却不按牌理出牌，“玩上司兼好友于股掌中”，一举夺得首辅大权，登上了权力巅峰，“连皇帝也敬他三分怕他七分”。他执政十年所发生的诸多政治事件，都是他一人说了算，把人治推向了巅峰。郭著提出：“在人治官场，专制社会，权力、地位与其所受的监督程度成反比。权力越大，地位越高，受到的硬约束、刚性监督越少。”刘台曾指控张居正以权谋私、钳制言路、排斥异己、擅权专断，上台不几年，老家富甲全楚，府邸建得豪华无比，揭露他“贪污受贿，不在文臣，而在武将；不在中央，而在边防”。该书认为“掌握不受监督、无所不能的权力”，必然陷入权力的误区，即“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腐败”。郭著对张居正执掌绝对权力，实行专制政治的深刻批判，具有现实意义。 秉持历史观的对峙
郦著崇尚英雄史观，把张居正作为理想化的英雄化身来歌颂和拔高的，将其塑造成“高大全”、“伟光正”的英雄偶像和精神标杆。为了塑造英雄：一是公然宣扬英雄创造历史，认为晚明社会60多年的历史“都是靠张居正一人之力才赖以延续的”。其实，张居正最后十年的所作所为恰恰加速了明朝灭亡的到来。历史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中对荒政、边政、党争和海禁等几个方面存在有大的失误（参见南炳文《“盛世”下的潜藏危机：张居正改革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导致了明朝灭亡的加速到来，明亡的直接原因是荒政引起的饥民起义和对女真族政策的失误。二是否定历史事实，否定张居正勾结冯保驱逐高拱，否定在王大臣案中张居正谋划陷害高拱的阴谋，等等。三是编造历史，如张居正曾参与徐阶推倒严嵩的“政治大决战”，并起“领导作用”；编造高、张曾在“香山盟誓”；精心描绘高、殷（士儋）“两宰相打架事件”；大讲徐瑛（徐阶之子）霸占赵小兰，使其家破人亡的京戏虚构故事。四是对张居正失律失德失误，加以辩护。另外，郦著硬伤迭见，漏洞百出，说明作者对明朝制度缺乏整体把握，对相关人物缺乏基本了解。总之，该书是一本张扬美化英雄主义的作品。
与英雄史观相反，郭著坚持草根史观，正如该书封面所载要“将草根历史观进行到底”。草根史观就是平民史观。这种史观的核心理论是，草根平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体；民意是解释历史的基础，民利是评价历史的价值标尺。这种历史观的特点是由下而上地来研究历史人物，因此总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既不肯定一切，也不否定一切，至于肯定多少和否定多少，那是由历史人物的活动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所决定的。郭著从草根史观出发，在掌握大量可靠史料的基础上，从历史与政治相结合的视角，对张居正的权力生涯、功过是非进行了多侧面、多层次、全方位的麻辣剖析和精当评述。该书并没有否定张居正的事功，认为他是历史上最成功的读书人，从一个出身低微的寒门之后，跃上国家权力巅峰，并“以个人的手腕和力量推动锈迹斑斑的国家机器运转起来，确实很不容易”；张居正有能力，很勤政，“他以富国强兵为职志，对国家有相当贡献”。但是，他在取得重大成就的过程中，也做了不少“别人不敢干的坏事”。张居正“独掌中枢后，又专权独断，骄盈自用，顺昌逆亡，集中体现了人治官场高官显贵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分裂人格，集高尚与卑鄙于一身”：“一边高喊反腐倡廉，一边却大肆收受贿赂；一边高喊节俭，一边却奢靡无度；一边高喊节操，一边却忘情于美女裙钗间——他对一切敢于挑战其权威者都无情打击，但自己身后也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郭著揭开了张居正权力生涯的历史真相，不是为了要贬低他，而是为了要揭示崇尚公平、正义的草根史观。
在当今颂扬张居正的热潮中，郭著以不同声音、对立观点面世，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只有不同甚至对立观点的出现，才能凸显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也才能将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本文编辑 李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