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亚鹏（中山大学a.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b.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广东广州 510275）
李斯旸 （广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 511436）
肖棣文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广东广州510053］
基层社区既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也是国家与社会的交汇点和互动场。这种双重属性决定了社区治理既涵盖基层民众自主管理的自治过程，又涉及政府整合、协调、教育和服务的行政管理过程。社区治理是国家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关键一环［1-2］。随着时代的推进，党和政府在应对公共事务理念上发生了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基层治理及其创新成为焦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新时代背景下确保基层社会治理正确方向和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举措。
在具体实践中，党组织引领着基层社区治理的方向。中国基层社区治理从属于现代国家建构和国家主导的社会变迁过程，其理论和实践都显著不同于西方［3］。基层党组织作为国家与社区自治间的纽带，既为国家政权介入社区治理提供了渠道和空间，又是推动社区自治的关键行动者［4］。早期社区研究文献多关注社会组织在基层自治中的作用及相互关系，对党这个最重要的行动主体缺乏重视［5］。近年来，随着“将政党带进来”的研究呼吁［6］以及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现实背景，学界就基层党组织与社区治理的关联进行了有益探索，获得不少有启发性的成果［7-13］，但正如有研究者所言，既有研究没有明确指出政党在基层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更多是大而化之地将其视为与政府同等的政治力量，未能阐明党如何实现“政治引领”功能［1］。针对具体案例的深入探究的尝试仍然不多，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并不清晰。
本文采取案例研究方法，呈现G 市S 社区以融合式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具体过程。通过对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与功能的分析，论述融合式党建如何引领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机理与路径。选择S 社区的原因在于：一是G 市在基层社区治理领域积极探索并形成了一系列有实效的治理经验；
二是S 社区作为率先开展融合社区的试点，是从“问题”社区转变为“良治”社区的样本。基层党组织尤其是外来人口党支部在社区治理中的积极行动，激活并整合了社会资源，破解了社会融合困境，化解基层治理矛盾冲突效果明显。
本文通过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收集一手资料。课题组成员曾在G 市LH 人员服务管理局实习近一年，参与S 社区治理试点的相关事宜，开展近距离观察。为了解G 市S 社区基层党组织在其中的作用和角色，课题组开展了两项工作：一是先后进行了两轮访谈，访谈的对象主要包括S 社区外来人口党支部、S 社区所在街道和社区相关干部、S 社区的社会组织，获得了基层党组织开展工作的背景、过程、效果等一手资料①为印证观察结果，了解基层党组织开展融合式党建工作的背景、过程和效果，课题组在2018—2020 年进行了两轮系统访谈。访谈对象主要分为四类：（1）S 社区所在街道的党政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
（2）S 社区的“两委”成员；
（3）在S 社区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工作人员；
（4）关注、支持和指导S 社区基层治理创新的G 市LH 人员服务管理局和市委改革办。针对（1）（2）（4）群体，本研究采用了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让不同受访者就S 社区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进行多次描述，并就社区治理关键主体如何互动、党组织角色认知等问题收集不同角度的答案。针对（3）群体，本研究采取半结构式访谈和焦点小组交替使用的方式来获取关于S 社区基层治理过程的一手资料。。二是在2016 年、2018 年和2020 年进行了多次参与式观察。课题组成员在G 市LH 人员服务管理局实习期间，参与了围绕S 社区治理所做的行政工作并形成大量观察笔记；
此后，又多次前往S 社区参访，听取各方人员的交流意见、了解治理过程及进展。通过系列参与式的观察，课题组对S 社区治理现状和主要问题、外来人口党支部开展的主要活动和运作方式形成了全面认知。除此之外，由于S 社区治理实践相对超前，获得媒体的聚焦关注，相关二手资料也是研究的重要参考对象。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在研究、写作过程中对相关信息进行了三角比对互证，确保资料信度。
早期的社区治理研究主要关注治理主体的作用及相互间关系，围绕公共部门、社会团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自组织）、市场主体（企业、公司）等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及相互间关系展开讨论［14-19］，展示各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基层治理格局的影响。而党组织在社区（尤其是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这与党作为国家政治的领导核心和社会的组织核心［20-21］的角色并不相符。在关注中国政治和治理过程的研究中“将政党带进来”［6］十分必要。推动党建与社会治理融合，聚焦党组织作用和角色能为理解社区治理的发展带来新认识。
目前，关于党在社区治理中角色和影响力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三个议题展开：
第一，关注党组织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基层党组织既是执政党的施政触角，也是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力量［6］。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和中国社会治理结构的转型，发挥党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成为维护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举措。进入新时代，“党委领导”的体制优势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重要性凸显，是党有效整合社会、增强基层治理合法性的重要途径［5］［22-24］。基层党组织需要紧密联系群众、扎根社区，来塑造和夯实党组织的领导权威［25］，需要发挥引领作用来联动社会力量、有效提供公共物品，实现社区的良序善治［10］。
第二，从历史维度审视党组织引领基层治理的合理性。党是国家政权体系的核心，基层党组织在社区空间中“代表国家、宣传国家、表征国家”［10］。基层党组织在社区中自然地会发挥核心作用［7］。有研究指出，执政党是中国治理体系的核心和枢纽，通过政治领导、组织政府体系和塑造意识形态形成集中统一的党政结构，进而推动具备独特功能和运行机制的国家治理体系形成［26］。在基层，社区有效治理的解决是关键［27］。只有执政党有资格、有能力、有意愿在整合社会资源的过程中，推进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增值，进而推动各项制度的建设和执行，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8］。在这个意义上，“党治基层”是理解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实践基础和逻辑起点［29］。
第三，探索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的可行路径。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需要处理好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拉近党与群众的距离，实现“政党社会化”［30］。基层党组织应该“组织社会、服务社会、形塑社会”［30］，嵌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之中。这种多元共治有利于强化社会微观结构的治理力度［10］。既有研究也表明，基层党建通过“嵌入式”的工作机制，让不同主体之间的协作能力得以激活，并持续发挥引领和整合作用［31-32］。基层党组织通过“授权赋能”，促进社区治理主体权能得到充分施展，来引领城市社区治理［33］；
通过“权力结构的一体化运作”“党建元素的标识性感召”“党群动员的人格化示范”等三重权威塑造机制，巩固和强化了党组织与居民的血肉联系，在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同时，提升了党在社区中的治理引领能力［34］。总体而言，基层党建除了自身组织建设以外，如何密切同群众的联系、提升服务能力以及增进对社会力量的支持度和提高整合度是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关键所在。
然而，既有研究在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引领基层社区治理的同时，还存在亟待回应的一些问题，具体在于：一是部分研究关注党组织如何引领社区治理的研究停留在理论推演层面，从应然的角度来阐述基层党组织如何通过自身建设来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党组织应该扮演何种角色，缺乏有说服力的实证支撑。二是近年来实证研究聚焦展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特色做法、总结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提质增效的经验，为基层党建创新实践提供了范例。这些研究虽然提出了不少描述性较强的概念来呈现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具体过程，但是对作用机制的探讨和解释性概念的提炼仍有待提升，尤其是对基层治理过程中党组织如何与社会力量发生关联、如何发挥引领作用的具体解释以及为何基层党组织建设可以在社区治理中发挥实质性引领作用等缺乏深入探讨。三是既有关注基层党建和社区治理中党组织角色的文献主要侧重展示党组织如何嵌入既定治理结构、如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来实现引领以及在高质量的治理绩效中如何体现党的权威和合法性等方面，但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念塑造、队伍打磨等主题和对内唤醒意识形态、凝聚党员队伍、整合组织结构等举措关注不够，尤其是党组织在精神作风提升、政治教育优化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并未获得与其重要性相匹配的关注。
有鉴于此，本文第三部分将详细呈现G 市S 社区以融合式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过程。通过考察基层党组织如何基于组织建设和精神面貌提升，进而在社区治理中扮演引领角色，发掘其通过融合式党建引领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动力及其作用方式，为后续讨论中国特色的基层社区治理模式提供基础。
（一）G 市S 社区及其治理困境
S 社区地处G 市西南端，所在L 街道属城乡结合部。该区域因交通便利（毗邻火车站），且城中村房租便宜，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聚居，人口倒挂现象突出。S 社区就是其中典型，主要从事印刷行业的湖北省洪湖市H 镇（以下简称“H 镇”）务工人员就是S社区中的一类。
外来人口在S 社区因地缘、业缘聚居，给社区治理带来了挑战。流动人口管理涉及户籍、计划生育、治安、社会保障等多类事项，加之其流动性强、人员信息量大，让人手不足的基层工作人员队伍更显捉襟见肘。人口结构多元带来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差异，也让S 社区的情感纠纷、家庭矛盾、经济和业务冲突屡见不鲜。同时，有限的公共服务供给与多元的需求之间张力明显。随着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聚居的家庭化、稳定化、长期化［34］，对住房、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当需求未得到满足时，他们极易滋生不满情绪。此外，由于外来人口并未在聚居社区形成认同感、归属感，所以造成他们对社区公共事务缺少参与度、与本地居民关系疏离。
面对上述治理挑战，S 社区居委会和L 实业有限公司（原城中村经济实体）两大管理主体都陷入了“治理失效”和“应对无力”的困境。一方面由于人手和资源有限，加之外来人口对社区工作人员不信任，居委会应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问题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
另一方面，L 实业有限公司与流动人口的交往，主要体现为维护原村民“房东”的利益，公司介入社区公共议题往往容易引起流动人口的不满。S社区的治安、卫生问题在这种张力下变得愈发棘手。
（二）借助融合式党建解决治理难题：S 社区的做法
面对社区治理挑战，S 社区也力图改变治理思路、创新治理方式。我国社区地域属性显著、社群属性淡化的特征，决定了社区治理不能单靠社区的自发发展，必须强化党委、政府的作用［10］。从2007 年起，L 街道为解决S 社区管理失效、治理状况恶化等问题，开始探索依托外来人口中的党员群体开展融合式党建，试图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模范和引领作用，推动社会治理质量提升。
1.融合式党建创新：成立外来务工人员党支部
为了更好地服务和管理外来人口，L 街道党工委、街道办启动与H 镇的跨域合作。2007 年，针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L 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组队赴H 镇开展两地计生协调工作，建立直接联系。同时，L 街道党工委对辖区内外来人口进行了摸排登记，了解到不少外来人口是党员，而且部分党员在非户籍人群中有相当的声誉和影响力。受此启发，2009年L 街道党工委与H 镇党委合作，共同组建S 社区外来务工人员党支部（L 街道JC 党支部），以融合式党建推动外来人口参与公共治理，建设和谐社区。
L 街道JC 党支部的融合式党建创新主要体现在组织架构、运作方式和管理模式上。该支部共有支委班子成员5 名，最初为L 街道党工委与H 镇党委联合遴选，后由支部进行不设候选人的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支委成员绝大部分为全职，工资补贴由S社区负担。针对支部运作，经由L 街道党工委与H镇党委协商并征求流动党员意见，最终实行“双向共管”，即支部以H 镇党委为直接管理上级，由L 街道党工委进行日常工作指导，JC 党支部书记每年向两地上级党委述职。L 街道党工委还为JC 党支部提供办公室一间，购置办公设备，并承担办公费用，确保其稳定开展工作。
2.外来人口党支部的功能：提供服务、增进融合
社区治理过程服务化是新时代基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13］。JC 党支部同样以回应社区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的诉求为宗旨，在完善公共服务、推动社交融合、化解社会矛盾、加强文化认同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第一，S 社区的融合式党建让外来务工人员建制化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成为可能，有助于提升社区治理绩效、化解治理风险［35］。首先，JC 党支部成立后，就担负起协助街道宣传政策和落实具体工作的责任。支部协助L 街道开展计生、防火、防盗、打假、禁毒、反邪教等宣传工作，加入政策宣传、信息报送、群防群治队伍。支部也负责动员外来人口参加社区活动，协助社区和街道进行迎检。同时，H 镇党委也通过JC 党支部向聚居S 社区的外地籍居民宣传征兵、春节返乡注意事项等政策，并落实入伍军人信息登记等工作。其次，JC 党支部深度介入流动人口矛盾纠纷调解。通过建立矛盾纠纷调解机制，JC 党支部利用党员威望和支部身份带来的便利，以多种灵活的方式方法缓和、化解矛盾纠纷。S 社区流动人口同地缘和同业缘特征明显，乡土社会规则在一定程度上被“移植”。JC 党支部通过进入基于乡土乡情的关系网络，打人情牌、面子牌，调解工作效率显著提高。此外，JC 党支部还帮助外来人口与L 街道各职能部门、社区居委会、H 镇政府各部门进行沟通，为其节省经济和时间成本。
第二，S 社区融合式党建增进了针对外来人口的社区福利服务供给，使社区治理从“为居民服务（for）”到“和居民一起服务（with）”，再转变为“由居民自我服务（by）”［36］。JC 党支部充分发挥外来务工党员的作用，了解并回应外来人口的诉求，提供精准服务。首先，JC 党支部党员分散于社区各处又是外来人口社会网络中的关键节点，能及时了解、反馈他们的服务需求。这些党员以党小组会、全体党员大会和日常沟通等形式，交流和汇集对应的服务需求。能在党支部能力范围内解决的，由支部出面联络解决；
超出党支部职责范围的，则被反馈给社区和街道。其次，JC 党支部还基于组织身份接受行业协会赞助，对接社会组织协助开展社区服务。支部先后举办了面向全社区的文化节和“垃圾不落地”宣传教育活动，针对全部社区家庭的亲子早教班，关注外来人口家庭的“暑期守护小候鸟”项目和扶贫包裹发放活动，以及以社区成员为培育对象的彩妆班、商务英语班等。这些项目既有普惠型的社区福利，又包括针对外来人口的专业化、多样化社会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户籍壁垒，弥补了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短板。
第三，S 社区融合式党建拓宽了外来人口利益诉求表达的渠道，使其更加自主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首先，2016 年4 月，JC 党支部参与组建S 社区共治议事会，共同打造面向社区外来人口和户籍居民，能够反映公共诉求并与社区、街道进行充分沟通的对话平台。议事会由6 名外来人口、6 名本地居民以及1 名街道委派工作人员组成，按“一事一议”原则召开会议。社区居民代表与流动人口代表围绕社区公共问题进行讨论，形成的解决方案经投票通过后，交社区和街道实施，落实进度和完成情况在社区公示，便于代表及时跟进监督。JC 党支部通过组建微信群开通线上交流，让外来人口充分表达利益诉求。其次，该党支部还建立和完善了流动人口社区参与机制，鼓励外来人口参与社会事务。一方面，多方在2016 年社区共治议事会上议定设立“巷长制”。S社区将街巷划分为19 个片区，各片区设置巷长一名，协助处理各项公共事务。通过党支部积极动员社区外来人口报名，15 名外地户籍居民（均为JC 党支部党员）和4 名本地居民当选“巷长”。外来人口能够“名正言顺”参与社区管理，激发了他们的参与感。另一方面，为动员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活动，JC 党支部组建了一支由外来人口中的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志愿服务队。依托这支队伍，JC 党支部得以高效、便捷地组织外来人口参加创文创卫、安全生产、防火防盗、交通文明岗等社区公共事务。
3.融合式党建的作用：取得良好治理成效
JC 党支部在基层社区治理中扮演了积极角色，取得显著治理成效。社区治安环境愈加稳定，利益表达和社区参与渠道更为畅通，公共服务更加多元，增强了外来务工人员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社区外来人口逐渐改变了流动者、旁观者的心态，开始将S 社区视为第二故乡。S 社区也从一个治理困难、被媒体贴上“脏乱差”标签的城中村社区转变为井然有序的宜居社区，正如L 街道副主任所说：“这个社区的各种工作都做得很好，JC 党支部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社区的业绩也为我们街道在区里的评比中争得了很好的成绩。”（访谈记录：20160504，L 街道副主任）①文中访谈记录编码规则：访谈日期（按年月日排序的8 位数字），被访者所在单位或部门及身份信息。
S 社区作为人口倒挂社区，因势利导开展融合式党建，充分展现了党建引领在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方面的制度优势，凸显出社区治理路径选择应该和社区自身的发展过程以及社区属性相一致［10］的特色。S 社区通过融合式党建，在外来务工人员群体中建立社区党支部，使党的基层组织的覆盖面与社会群体网络边界重合［12］。这种融合式党建创新让本地居民、外来人口先在治理架构上实现沟通互动，进而在治理实践中更容易达成共识、一致参与公共活动，最终促使外来人口在身份和心理层面认同并融入本地社区。
（一）依托基层党组织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
融合式党建增强了党的政治领导力，激活党员活力，推动了乡村精英在城市社区的转型，进城的乡村党员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宝贵资源。他们曾是维持乡村秩序的骨干力量，流动到城市后他们却失去了释放其治理潜能的空间和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动力，正如区LH 人员服务管理局T 局长所说：“这些党员当时既然可以入党的话，他肯定是有自己的先进性的嘛。”（访谈记录：20160504，区LH 人员服务管理局T 局长）S 社区融合式党建将社区外来务工人员中的党员和积极分子聚拢，整合进入基层社区治理体系，激发了这些乡村精英的政治觉悟，赋予其发挥作用的空间。他们再带动其他外来人口，合理表达诉求、有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实现了党建引领和党组织整合社区治理的目标。
（二）依靠基层党组织增进党员政治信任和组织归属感
融合式党建通过增进政治信任和组织归属，助力JC 党支部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JC 党支部的成立和良好运作得益于流入和流出地党政机关的信任。作为融合党建成果的流动人口党支部，比其他类型的组织形式更容易获得社区的政治信任［37］。基于党和行政力量之间“天然”的信任关系［38］，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也对JC 党支部参与社区治理相对放心，而不愿意直接放手让社会组织来干。“党管一切，我觉得（JC）党支部做的工作各方面肯定要更名正言顺，以党建带社建，带动各方面的工作嘛”（访谈记录：20181120，S 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外来人口党员也借助JC 党支部建立起对社区的信任。
JC 党支部通过吸纳优秀外来党员，增强了他们的组织归属感和政治凝聚力。JC 党支部成为外来人口党员聚集交流、互相支持的平台。他们迅速聚拢为一支行动队伍，成为社区治理中的重要力量。JC 党支部在嵌入社区治理体系后，让外来人口党员和积极分子参与社区内社会组织、居委会发起的各项活动。他们再联系社会组织和外来人口有序参与社区事务，解决了以往社区“单中心治理模式”无法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治理体系的问题，消除了本地人和外地人间的隔阂，真正实现了“一核多元”的治理格局。“只有把党组织建好，才能真正发挥外来人口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对于他们融入城市、融入社区非常有帮助，对于带动社区建设也很有用”（访谈记录：20160504，L 街社会组织负责人）。
（三）通过党员身份认同建构新市民身份认同
融合式党建通过巩固外来人口党员的身份认同，进一步塑造了外来人口的市民身份认同，推动他们在情感与观念上融入社区。
一是融合式党建推动JC 党支部成立，并通过组织活动和党员教育深化外来人口党员的“党员身份认同”。党员入党意味着要认同和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获得党员身份属性，在自身素质、思想觉悟和政治行为上具有先进性，始终走在人民前列充当先锋模范。JC 党支部的成立，激活了外来人口党员的身份认同。党支部还通过党小组会、支部会议以及各种形式的党员活动和党员教育方式，让外来人口党员进一步意识到“党员”身份的先进性及其在公共生活中的政治意涵。这让他们参与所住社区的公共治理更为自信自主，“有了JC 党支部，再有党员这个身份，那就不一样。等于是我做什么，参加什么创文创卫，搞卫生啊，包括我现在做巷长，管这些事情，那都是应该的。我也不晓得是不是自己的心理安慰，但是就是这么想的，以前不好意思做，现在不会”（访谈记录：20181214，S 社区外来务工党员Z）。
二是JC 党支部的党员基于党员身份开展工作来影响并重塑社区外来人口的身份意识。JC 党支部作为一个基于地缘形成的基层党组织，本身也是老乡群体的一部分。JC 党支部党员基于党员身份统一行动，并以“洪湖人”的荣誉感在外来人口中开展工作。一方面让外来人口认识到这些党员既能倾听他们的需求和困难，又能把他们的诉求清楚地传递给社区甚至是街道；
另一方面，借助“洪湖人”的原籍符号，以“要展现我们洪湖人的素质和风采”的价值观引导老乡更注意文明行事，塑造被本地居民接受的新市民形象。例如，2019 年3 月S 社区开展的“3.12社区关爱活动暨庆祝妇女节活动”，就组织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的妇女代表一起出游。当天，JC 党支部书记在微信群里提示大家，“天气很好，适宜户外出游，勿穿高跟鞋，注意安全”“文明出游，遵守纪律，服从工作人员安排，增辉洪湖人风采（因还有社区居民们一起），谢谢”。参加活动的女性老乡纷纷回复“好的，收到”“书记放心”或发来“点赞”图片，并主动在大巴车上演唱乡曲《洪湖水浪打浪》。在JC 党支部党员动员外来人口参加社区的各项活动中，党员们也身先士卒、全身心投入。他们通过鲜明的党员行动来感染和带动非户籍群众参与社区治理，逐渐建构起洪湖籍外来人口对居住地城市社区的认同和归属感。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党支部以党员身份认同带动非户籍居民的“市民身份认同”建构。
三是JC 党支部还有意识地代表外来群众开展有助于本地人和外地人沟通的融合式社区活动。外来人口不认同在流入地的“居民”身份既与流动人口的主观认知有关，也与制度性壁垒和本地居民的排斥有关。对外来人口而言，要建构他们的身份认同，不仅需要建立群体的自我认同，还要确保社区本地居民的“接受”和“认可”［39］。为推动社区融合，JC 党支部经常借助民俗节日开展各种融合活动，在宽松愉快的氛围中化解生疏、增进了解，逐步建构市民身份认同。“每年传统的节日比方说端午节、中秋节这样的节日我们都会开展一些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员一起进行的文化活动，有时候也就传统的习俗在一起进行交流，比如端午节包粽子，G 市的粽子是有馅的，我们老家的粽子是白粽，没馅的，都在一起互相学习，了解当地的习俗。通过这样的互相了解，增进了感情，让我们外来人员进一步融入。如果你对当地不了解，不处理好关系的话，那怎么谈得上融合啊”（访谈记录：20181120，S 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JC党支部党员S）。
总体而言，两地通过融合式党建成立外来人口党支部，积聚起一批进城的乡村精英，通过基层党组织发挥党的政治领导力作用，增强了党员的政治信任度和组织认同感，强化了这些外来人口党员的党员身份认同。这些党员以基层党支部为基础，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由党员带领积极分子再向普通外地户籍居民扩展的“涟漪式”推进模式，协助解决了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问题；
同时，他们代表外来人口与本地户籍居民进行互动交流，消除了本地人与外地人的隔阂，增强了流动人口对整个社区的归属感，提升了社区融合度。
在S 社区，身份认同建构和党员队伍建设既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核心内容，同时也为形成社区认同、建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结构提供了助力。基层党组织通过完善次级组织机构、展开各项活动，建构并强化了基层党员的组织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打破地域和户籍限制，在社区中围绕基层党组织形成团结度高、自豪感强的治理网络，增强党组织的行动力。在此基础上，党员又基于自身政治身份赋予的责任感和行动力，通过文化认同和乡土关系将不同户籍类型的社区居民吸纳到基层社区治理结构中，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居民沟通提供场景，在频繁互动中增进相互认识甚至融合的可能。S 社区案例表明，逐步完善的基层党组织既能够通过提供多元的公共服务获得社区居民的认可，也能够在凝聚人心、重构社区文化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在S 社区案例中，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通过激发身份认同的方式来推动社区社会资本积累，进而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这一过程以强化党员的身份认同为起点，并通过凝聚党员队伍扩散到影响普通居民，建立基于社区空间的市民认同，呈现明显的涟漪式特点。在实践中，居民构成异质化程度较高的社区，社会资本积累通常存在重重困难。既有研究通常认为，兴趣团体、社区活动是将脱离单位的原子化个体连接起来的重要方式［40］。本研究则识别出一条基于党组织建设来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以身份认同来连接本地和外地人口、跨越不同文化的路径。基层党组织为不同户籍、文化背景的党员提供政治性身份认同基础，形成以党员身份为核心的治理网络。这种网络再以党员动员多元行动者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形式，形成涟漪状扩散。社区居民基于对党员的信任而参与社区活动，逐渐消除文化之间的隔阂，逐步围绕社区公共治理和公共秩序维护形成更立体、丰富的社会网络，使得社会资本可以持续生产。这为新时代人口结构复杂的社区积累社会资本提供了一条可行的参考路径。
S 社区党员队伍在密切与群众血肉联系的过程中，既依赖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推动公共问题解决来获得社区居民的支持，又借助传统乡土文化中的资源来吸引非户籍人口参与社区公共生活。S 社区流动人口党支部党员作为非户籍居民，之所以能够在外来人口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力，既是因为其获得了两地党委政府的更大关注与支持，也是因为其在乡土社会中的“精英身份”而获得外来人口的认同。例如，这些党员运用“给面子”“为老乡争光、不被人看低”等与原户籍地相关的话语策略吸引非户籍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而流动人口中的党员们也有意识地通过党支部渠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商议。因为在社区活动中加入了符合外来人口文化认同的部分，所以使得社区公共生活对外来人口更具吸引力。
社区居民的参与则进一步提升了党员在社区居民中的骨干作用，增强了党组织在基层社区中的威信。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社区居民的参与有赖于党员的动员和支持，不同类型社区居民之间的诉求表达和良性互动也以基层党组织开展的项目活动和治理平台为基础。党员的作用越突出，基层党组织工作越完善，它连接不同类型参与主体的作用就越明显。基层党组织是基层社区治理结构中的内核，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的立体性社会网络为党组织的工作方向和具体项目的开展提供了支撑。
需要指出的是，党组织深度嵌入社区治理共同体，既对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带来更大压力。一方面作为治理体系的核心，基层党组织需要具备更强的治理能力，尤其需要在协调各方诉求和化解治理矛盾方面有更好表现；
另一方面，社区党员作为衔接社区不同户籍类型居民的关键节点，承担着更大的治理责任，基层党组织作为社区治理体系中的引领者，也承担着更重的问责压力。
通过对G 市S 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的考察，研究发现G 市和H 市两地基层党组织合作进行融合式党建创新，有效促进了社区治理质量的提升。S 社区通过流动党员党支部聚拢外来人口党员、增进其政治信任、组织归属感，激活这些党员的身份认同。他们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在社区治理体系中基于党员身份和乡土感情有效地将外来人口纳入社区治理结构，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
本研究有助于丰富对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核心角色和引领作用的理解。首先，基层党组织基于身份认同进行组织建设，不仅有效地动员、组织和整合了社区中的人员和资源，也建立了新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扩展了社区参与的途径与渠道，形成社区治理新结构；
其次，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具有重要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基于党员身份的政治认同和政治信任使基层党组织能够与其他治理主体有效合作，整合不同的社会群体、多方利益和多元价值，为社区治理打下组织、心理和情感基础；
再次，本研究也表明，基层党组织要发挥“代表社会利益，整合社会需求，引领社会发展，服务社会大众”［24］的作用，需要从身份建构、认同塑造角度入手，围绕以党为核心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目标来整合治理资源。
本研究对推动我国社区建设、提升社区治理质量有启示意义。作为社区中重要的政治力量，党组织可以将人力资源、服务资源和精神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在强化自身建设的同时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基于党建引领的、以身份认同和身份塑造为基础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新思路，破解社区治理难题。同时，基层党组织通过自身建设密切与群众的血肉联系，自然地融入社区之中并引领社区治理体系的重构，有助于推动基于社区空间的市民认同和高质量的社区环境的成型。
必须指出的是，本研究还有诸多不足：第一，由于资料搜集的局限，论文在案例呈现时对不同层级基层党组织之间如何合作，基层社区空间中党组织和行政部门、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没有过多涉及，对社区治理体系建设过程的呈现并不完整；
第二，本研究选用的研究方法意味着研究结论的外推性仍有待检验，是否能够在其他情境下具有同样的解释力需要进一步观察和新的研究来证明；
第三，从理解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体系的建设角度而言，本研究有欠深度，未来可以尝试持续关注党组织和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具体关系及作用，聚焦在坚持党的核心作用的同时发挥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平衡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和参与主体的自主性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