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听群
摘要：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铃曾主持绘制过一套“增补工部工程做法图式”，即“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本文溯源寻流，通过分析中国营造学社解散后资料去向，查阅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庋藏档案，辗转发现了保存较为完整的朱启铃主持编绘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清册及图纸，对其构成与内容略作介绍。此补图是20世纪初期基于匠作传统绘制建筑图样的精品，是近代以来国人开展古代建筑研究之初最具规模和深度的成果之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关键词：朱启铃;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中国营造学社;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朱启铃先生诞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卒于1964年，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实业、科技文化领域均留下深深印记，晚年受政府礼遇，寿享遐龄。他是中国古代建筑及文物研究的开路者，也是中国古建筑、古城及名胜保护与利用的奠基人。朱启鈴主导的北京正阳门、长安街改建，以及中山公园与北戴河海滨的经营等都是兼顾保护与利用的典型案例，古为今用泽惠千秋的重大事功;他创建并领导的中国营造学社更是作育人才的平台，梁思成、刘敦桢执弟子礼;学社奠定了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学术基础，同时开启了中国现代意义的古迹保护实践。溯源而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其前身古代建筑修整所、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其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等机构无不在人员、事务，或资料上与中国营造学社及朱启铃联系紧密，沾溉良多[1]。1949年后营造学社大量书籍、资料入藏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2][3]，获妥善保管至今。2022年适逢先生诞辰150周年，谨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部分档案资料，对学界关注的朱启铃主持编绘的中国营造学社“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略作踪迹钩沉，公诸同好，兼做纪念。
一、“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源流
1919年，朱启铃在南京江南图书馆发现清末丁丙八千卷楼影宋抄本李诫著《营造法式》并公之于世。当时朱启铃就在序言中提到该书“惜系抄本，影绘原图不甚精审，若能再寻宋时原刻校正，或益以近今界画比例之法，重加彩绘，当必更有可观”[4]。在八百余年后营建体系、模式、名词、形象均陌生的情况下，如何研究掌握这部北宋年间的建筑专书，朱启铃基于其一贯的“沟通儒匠，濬发智巧”的研究思路[5]，依靠当时具有承办过官方工程的大木工匠如贺新赓、秦渭滨的营建经验，结合学社学者陶湘、刘南策等人文献或制图特长，采取“对勘”方法，按照清代遗存宫殿制度新绘补图，并加相应做法注释与构件名称，分别采用墨色与朱色刊印，其成果就是1925年初刊影响广泛深远的陶本仿宋重刊本《营造法式》。有研究者指出，这是中国古建筑匠作中的抽象名词第一次以图像的形式展现在学者面前。
随后朱启铃将《营造法式》补图的成功经验应用于清代官书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阐释研究之中，主持编绘“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关于清工部工程做法的特点、体例与诸多不足之处，朱启铃有清醒的认识，于1930年在营造学社第一次工作报告中就提到：“（1）增补工部工程做法图式并编校则例：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七十四卷，雍正十二年奏准刊行。内中止有大木作二十七卷，在每卷首列有一图，已甚简单;其他各作，并此无之。学者殊不易领悟。曾招旧时匠师按则例补图六百余通，一依重刊营造法式之式，于必要时，兼绘墨线及彩绘两份。现将则例原本，重别整理，并将增补图样，就北平现存宫殿实样，为原则之审订，以备刊行，现在工作中。”[6]由此也可见，“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朱启铃原称“增补工部工程做法图式”，在中国营造学社正式成立之前已经开展，此时已招旧时匠师按则例补图六百余通，并一依重刊营造法式之式增补图样，就北平现存宫殿实样加以审订，可以说初步完成了补图工作。
朱启铃主持的补图也凝聚了早期营造学社集体之力。1929年，中国营造学社创立的重要擘画者之一，当时列名社员并担任评议的华南圭受聘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建筑系教授并任系主任，1929年3月9日《新中华报》报道“又该系对于中国建筑，拟作切实之考察，除收买各种模型外，现聘画师王某，画中国各种样式建筑及图案，该画师曾在燕京大学画作各种建筑图案甚多，并得该校之热烈赞许云。”[7]按照年代时间初步寻绎，收买之模型当为样式雷烫样;而朱启铃主持编绘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华南圭实曾参与，此王姓画师或亦相关，具见后文。
朱启铃在1932年8月3日呈请教育部将中国营造学社改为永久学术机关立案文中追溯如下：“启铃殚心绝学，垂廿余年，于民国八年影印宋李明仲营造法式以来，海内同志，景然风从，于是征集专门学者，商略义例，疏证句读，按图傅彩，有仿宋重刊营造法式之举。嗣以清工部工程做法，有法无图，复纠集匠工，依例推求，补绘图释，以匡原著之不足，中国营造学社之基，于兹成立。”[8]在此，朱启铃点明“清工部工程做法，有法无图”的不足，对清工部工程做法补图的意义予以极为重要的强调，认为这项工作奠定中国营造学社成立的学术基础“中国营造学社之基，于兹成立“。关于补图的紧迫性，朱启铃认为不容濡滞：“晚近以来，兵戈不戢，遗物摧毁，匠师笃老，薪火不传。吾人析疑问奇已感竭蹶，若再濡滞不逮，数年阙失弥甚。曩因会典及工部工程做法有法无图，鸠集匠师，效梓人传之画堵，积成卷轴（目录别如册）。”[9]补图工作受限于经费短缺，进展不利，截至1932年中，“顾其间屡因款细，几频中辍，迨民国十八年受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补助，始于社内设法式文献二组，着手整理故籍，审定词汇，调查古物，迻译外著，并访问匠师，研究各作法式”。
另一方面，这部图样繁多，且拟照陶本仿宋重刊营造法式标准刊刻发行的，承担“中国营造学社之基”的重要著作，所需出版经费巨大，已远非此时年迈退隐的朱启铃财力所能承担，也不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对中国营造学社资助的范围之内。朱启铃在1932年3月15日“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继续补助本社经费函”中写道：“此外尚有不能不略述于此，而同时向贵会希望者，是曰续营造法式之图样。此系本诸大清工部做法绘成平面、立体、剖视诸图及装饰彩画图样，用精美之彩色模绘，重加科学上之整理，已约二百余幅之多，每幅上包含图二、三、四、五种不等，现从事于排比说明，约再经数月之力可以告竣。惟如欲出版，则费需殊属浩繁，在本社所拟订之常年预算范围内尚谈不到。此项事业为社会人士所亟观成，而谅亦贵会诸君所深注意者。应如何办法，亦亟应附带声明者也。”可见出版经费当时未能落实，这估计也是朱启铃主持编绘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最终未能面世，隐沦至今的原因之一。
1930年起，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每年补助中国营造学社一万五千元，中国营造学社得以聘请当时国内建筑学专业的才俊担纲学社研究。1931年9月，梁思成先生正式就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此时期他主要工作任务即是完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补图工作进入新阶段。对于学社此前主要基于匠作传统的补图成果，1932年3月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之“本社纪事”提出了新的认识，从行文上看应出于梁思成先生：“（二）工程做法补图法式组工作主旨在建筑之结构方面，而研究结构法首须作实物之测绘。清式建筑，在此方面原已有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一书，可作原则的（非历史的）研究底本。原书每卷附图一张，为建筑物之大木架横断图，既嫌草陋，尤病不确。社长朱先生于数年前已有补制工程做法则例图之举，曾聘大木，琉璃，彩画等匠師，制为补图四百余幅。然此类匠家，对于绘图法，绝无科学训练，且对原书做法，或为误释或不解，以致所制各图多不适用。法式组今年度主要工作，即在此图之整理，将原图中所说明各建筑物，制为平面、立面、剖面图，务求对于各建筑物之做法，一一解释准确精详。共计约百余幅共图四百余种。其中彩画约占五分之一。现已工作过半，预计六月中可以全部告竣。”[10]对此，刘致平先生也有回忆：（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我就读于东北大学建筑系时，梁思成任系主任，曾带我们去拜访朱启铃。……我到朱府拜访时，……他向我们推荐了两本书，一是宋代李明仲的《营造法式》，二是《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认为写得细致，要认真钻研。他拿出一卷图向我们展示，说这些图全是老木匠画的，由于没有运用比例尺，不大科学。”[11]
莫宗江先生回忆自己作为梁先生助手初到学社时，他正在研究清工程做法则例，梁先生还把每天读懂的条例用近代科学的工程制图法绘制出来。林洙先生提到，1932年梁思成将卷一至廿七的图解全部做完，基本结束了对清工程做法则例的研究工作。由邵力工根据他的草图绘制成正式的图纸，期间梁思成结合研究的推进仍不断修改，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尚未全部绘完。[12]刘致平先生回忆：“梁先生在研究清式作法的基础上，写成了《清式营造则例》一书，并指导邵力工编绘了一套27种建筑则例的《图样》，使很难读懂的《清工程做法》，能根据该图一目了然。有比例尺，十分精确，画得很好。我曾参与注字和校对。刘敦桢时来检查，稍有错误他就不悦。邵利用星期日伏案修改，精益求精。可惜画完了大部分，因战火被迫中断。幸喜这套《图样》今天尚存。近年来，有识之士欲将其出版，以使这份珍贵的学术遗产得以面世，以利研究，但因经费问题，至今未能如愿，甚憾。”[13]原中国营造学社成员王璞子先生1957年后长期供职故宫博物院，一直致力于清工部《工程做法》的研究，其完成的《〈工程做法〉述评》[14]与1985年主编的《工程做法注释》也另绘了相关补图。
“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工作在抗战前一直是中国营造学社的重要工作，1934年与1936年营造学社获得中英庚款董事会补助编制图籍费及调查费也包括工部工程做法补图[15][16]。1935年3 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三期之“本社纪事”再次提到：“（一）工程做法则例‘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为本社成立以来重要工作之一。除大木部分业已完成外，现由社员梁思成君将原书大木廿七卷，逐条注释，俾成完璧。”[17]相关进度情况与林洙先生的叙述相符。
可见，由于战乱干扰，梁思成负责研究整理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未克最终完成。但梁思成基于现代建筑学范式对清工部工程做法的理解、转译和阐释成果以发表出版《清式营造则例》和《营造算例》著作的形式在1932年起陆续呈现于公众视野;类似的，刘敦桢《牌楼算例》也于1933年7月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一期。这些都是中国古建筑研究与保护的奠基之作，影响广泛而深远。而这些重要成果，正是建立在前期朱启铃主持编绘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基础之上。1934年，梁思成在《清式营造则例》的序言中说：“我在这里要向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桂辛先生表示我诚恳的谢意，若没有先生给我研究的机会和便利，并将他多年收集的许多材料供我采用，这书的完成即使幸能实现，恐也要推延到许多年月以后。”[18]信哉斯言。同时，朱启铃对梁、刘二位先生的学术成绩也非常满意，在其1936年自订年谱中给予高度评价：“民国二十年，辛未，得梁思成、刘士能两教授加入学社研究，从事论著，吾道始行。”[19]
综上，中国营造学社开展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留存下2套图纸，其一是朱启铃主持编绘的传统匠作背景颇浓的“一依重刊营造法式之式”，招“旧时匠师按则例补图六百余通”的图纸;其二是基于现代建筑学范式，对朱启铃补图继承扬弃后的梁思成“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梁思成整理，梁思成、邵力工绘图，“共计约百余幅共图四百余种”）。
二、朱启钤主持编绘“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寻踪
梁思成“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几经辗转最后入藏清华大学建筑系资料室，并在2007 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份珍贵的学术遗产终归面世，可谓得其所哉。而朱启铃主持编绘的传统匠作背景颇浓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虽然不时被研究者提及，但其具体面貌一直未公诸学界，踪迹下落也很不清晰。
抗战期间，中国营造学社辗转落脚在四川李庄，后期人员分散，抗战胜利后营造学社没能恢复。据署名朱海北的《中国营造学社简史》（从此文对中国营造学社的熟悉程度、行文语气、文字风格、并细致胪列收支报表等各方面分析，推测有可能是在朱启铃先生晚年所作原稿基础上，由其哲嗣朱海北先生替换称谓、稍加修饰而成，是中国营造学社历史研究的重要一手材料），学社当时之资料去向如下：“（甲）书籍——由文物整理委员会代为保管。（乙）图稿照片瓦当文物——由清华大学营建系代为保管。（丙）铜版锌版出版刊物及家具——由都市计划委员会代为保管。（丁）墨线图及彩色图一一暂由历史博物馆陈列。”[20]
据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当时经办移交事务的杜仙洲先生回忆：“解放后，开始讨论营造学社财产如何分配。当时参加讨论的有三家共3人：清华大学罗哲文;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一人，名字忘了;文整会是我本人。讨论结果，照相仪器、绘图仪器、照片等归清华，家具归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图书资料归文整会。当时大家戏称‘三家分晋’。”[21]综合以上资料，初步判断朱启铃主持编绘“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有可能收藏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但是，上述采访中提及的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代管北京营造学社图书登记簿》似未包含此补图的信息，相关研究亦未由此深入开展。
今年为紫江朱桂辛先生诞辰150周年，追念甘棠手泽，笔者查阅爬梳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档案，从院藏营造学社资料入手，辗转发现《文整会接管都委会代存营造学社图稿清册》（以下简称“清册”）一本，经初步考证，正是朱启铃主持编绘“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的目录。清册为宣纸信笺，小楷抄录，共5叶，半叶高28厘米，宽19厘米，右侧圆头书钉2枚装订。每叶2面，每面10 行，朱丝栏。第1叶为封皮，无字。第2—5叶为清册正文，共7面。
与清工部工程做法对照，“清册”目录自卷一到卷二十七，内容及排列顺序与清工部工程做法均一致。重要的区别在于，“清册”目录内容除标明结构形式外，还标明彩画做法;同时，部分卷还有增补，如卷二十二有4卷增补，卷二十七竟有增补12卷之多。另外，在按结构列举大木作二十七卷之后，没有按照清工部工程做法继续分卷补图，而是列出10个附录：包括斗栱结构、琉璃作、内檐装修、瓦作零件、瓦作各等料件、彩画作木架、陵墓木石作、搬运各等料件图;其中，附录八彩画作木架分图含11种。
“清册”目录第一列为“原来编号”（卷数），第二列为“内容摘要”（卷名），第三列为“从某号——至某号”（图号），第四列为“共计”（图纸张数），第五列为“附注”（标明缺失图纸情况）。“清册”最后记录“共计五百五十三张”，经笔者合计清册第4列图纸张数，为534 张。“清册”第五列标明缺17-23计5张，229- 233计5张，433-450计18张，419， 420， 467， 469各1张，合计缺32张。“清册”目录的部分誉录及书影见表1、图1。
在本院图书馆支持下，按照“清册”调看了部分已扫描图样的电子文件，确认“清册”所列图纸确实为朱启铃主持编绘“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每张图装裱尺寸为宽约99厘米，高约66厘米，合市尺宽3尺高2尺。用毛笔、界尺绘于宣纸之上，古籍书叶版式，黑口，已装裱完成，横幅，均盖有篆书“中国营造学社图籍”长方形铃记。左端有卷轴，与前文刘致平先生叙述朱启铃“拿出一卷图展示”相符。以卷十四“七檩三滴水歇山正门楼油画作金线大点金做法”为例，该卷共补图9张，有表现结构的平面类的地盘图、各层木架图，立面类的正视、侧视图，剖面类的山架图;以及表现彩画和建筑外观的接近与建筑呈30度方向视点的同时反映正、侧立面的“七檩三滴水歇山城门楼油画作金线大点金做法”图（见本期封三），图面准确、绚丽，形象直观，具有很高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图纸的编排顺序以地盘图排在最前（图2）， 立面图（图3）与山架图（图4）次之，再次为各层木架图（图5）。
另外，与1933年刘敦桢《牌楼算例》中所引牌楼图比对，确认其即为本补图卷二十七补六“四柱七楼彩画作金线和玺金龙杨心正视图”（图7）。又，图中多有“王景祥章”白文与“秀亭”朱文印记，当为绘图人名章。此王景祥先生身世暂未得知，但与前文华南圭所聘之王姓画师正相符合，推测应为一人，待后详考。
三、余论
此套朱启铃主持编绘“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终因《文整会接管都委会代存营造学社图稿清册》而得以确认身份，也印证了前引朱海北《中国营造学社简史》中所记录的中国营造学社资料去向所言不虚：此套图纸或列为“（丙）铜版锌版出版刊物及家具——由都市计划委员会代为保管。”或列为“（丁）墨线图及彩色图——暂由历史博物馆陈列”而后转入都委会;最终是由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转交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保管。杜仙洲先生的相关回忆也印证了此事。
阅读图纸过程中，注意到在此“补图”的前二十七卷中的大木山架图中绘有准确的比例尺，如图8卷十四“七檩三滴水歇山城门楼大木山架图式”中的比例尺，其上并有铅笔修改字迹“比例营造尺二分做一尺”，即1：50的比例，符合现代建筑学的学科规范。而对应的清工部刻板印行的《工程做法》前二十七卷中每卷唯一的大木图式（也是山架图），均仅标出“每一寸如一丈”的文字，且并不能与图样尺寸对应，虚应故事而已。“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在制图方面的进步，后当深入研读，专篇分析，兹不具论;但就浏览所及，不難看到20世纪初期传统匠作对于现代学科规范的响应与改进，是基于匠作传统绘制建筑图样的精品。
1980年，张驭寰先生发现一批旧蓝图，均采用轴测方式，绘制详细[22]。经笔者目验对比文中附图，确认其图即本文所述朱启铃主持编绘“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的附录一、二“斗栱结构”（图9、10、11）图纸照相制版后所晒蓝图。
朱启铃主持编绘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隐而未显于今已九十年，值此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得以阐发幽光，洵为幸事。此补图是近代以来国人开展古代建筑研究之初最具规模和深度的成果之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冀来日整理完成，精印海行，俾学界丕显宗风、探赜致远，有厚望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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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张驭寰.新发现的一批斗桃分件图”[C]//建筑史论文集（第12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Tracing Supplementary Drawings for GongchengZuofaZeli（Structural Regulations） by the Ministry of Works of the Qing Dynasty by Zhu Qiqian as Editor-in-chief
Yong Xinqun
（Chinese Academy of Cultural Heritage， Beijing 100029， China）
Summary：
There are two sets of drawing retained regarding the Supplementary Drawings for GongchengZuofaZeli（Structural Regulations） by the Ministry of Works of the Qing Dynasty by Zhu Qiqian as editor-in-chief in the early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One was under Zhu Qiqian’s editorship， showing strong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background， while the other was by Liang Sicheng， sublating Zhu Qiqian"s Supplementary Drawings based on modern architecture paradigms. The latter has been published recently， but the former has not been accessed by academics for its details and remains unclear for its whereabouts.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material storage after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looked through the archives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Cultural Heritage. Finally， he found the inventory and drawings of Supplementary Drawings for GongchengZuofaZeli（Structural Regulations） by the Ministry of Works of the Qing Dynasty by Zhu Qiqian as editor-in-chief， and then made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its composition and content. The preliminary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progress in the normativity and scientificity of cartography in Supplementary Drawings reflects the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s response to modern discipline norms and the corresponding self-improvemen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t is one of the most large-scale and deep achievement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tudy of ancient architecture in modern China.
Keywords：Zhu Qiqian; Supplementary Drawings for GongchengZuofaZeli（Structural Regulations） by the Ministry of Works of the Qing Dynasty;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Chinese Academy of Cultural Herit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