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马 云南昭通镇雄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青年文学》《大家》《滇池》等杂志。出版诗集《数羊》《我的女娲》等4部，长篇小说《回乡时代》，中篇小说集《蓝波旺》《天坑》，散文集《在镇雄》，报告文学《雄关突围》。曾获云南文学奖、滇池文学奖。
1
我会对所有把我看成异类的人说，我是一个诗人。我写詩是因为我孤独，因为我觉得诗这个东西不是每个人都能写的，我不想成为不孤独的大多数;我写诗是因为我钟情于魔术一样的语言，我不愿像我身边的其他人一样在晒太阳的时候就只是晒太阳而没想过晒点别的东西，我不愿像其他人一样在失眠的时候唉声叹气，我可以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写一首关于数羊的旷世之作。当然，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写诗，是在我读师范时候的事了。那些年，我和我的同学胡洪睡在同一张床上。我们的宿舍里有十二个人，四张上下床，上床睡一个，下床睡两个。胡洪没事的时候，总是劝我不要写诗了，他说，白话文我们读起来都很吃力，为何还要把它们捏成诗呢？我说我写的不是那种七个字或五个字一句的古诗，我写的是和白话文一样的新诗。
“那就更看不懂了。”胡洪说，“好好的语言让你们糟蹋得不成样子，与其浪费时间写诗，还不如去舞厅里学跳舞去。”
胡洪第一次约我进舞厅的时候，我俩都刚好十七岁。我和胡洪前后几天的生日，我们在彼此的生日之间折中了一个日子，在马厂梁子上举行了生日庆祝仪式。我们庆祝生日的那天，恰好是班里一个女同学的生日，于是，我们就三个人一起过生日，疯了一天。那天恰好是周末，我们同宿舍的十二个男生和女同学宿舍的十二个女生去街上买了简单的零食，又去向文艺委员安琳借了吉他和手风琴，谈笑着就上山去了。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弹吉他，也没有一个人会拉手风琴，我们带上这两样东西，完全是因为过生日的缘故，完全是为了照相的时候装装样子而已，那些年，我们都这样认为：没有吉他和手风琴的生日是不够圆满的生日。
胡洪和我第一次进舞厅的时候，我俩都不会跳交谊舞。那天，我们在马厂梁子上疯得毫无节制，草坪上留下了太多的垃圾。那是二十八年前，我第一次喜欢上班上的一个女孩，她个头很小，但是脸蛋很美，她坐在草坪上乖乖的样子让我心潮澎湃。我突然感觉到青春期是那么可怕，可怕到我竟然想当着一群人向她表白。然而我并没有去这样做，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向她表白，不管她喜不喜欢我，结果都一定很糟糕。在我按捺不住自己的时候，偷偷跑到她身后，用食指捅了捅她的后背，轻声对她说：有个男生说他喜欢你。
“流氓。”她站起来就哭。起初的时候，并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都走过来哄她。但还没过一分钟，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因为那位女生指着我对所有人说：“他说他喜欢我。”
“是的，我喜欢她。”我涨红了脸，但还是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想法。“我喜欢你又不犯法，怎么就成流氓了？”
几个男生跑过来用手捂住我的嘴巴，胡洪甚至把我摁倒在草坪上，悄悄对我说，“别乱来，她男朋友是三年级的恶霸周三，小心他宰了你。”
“卵事。”我说，“大不了打一架。”
那天晚上，我和胡洪去了“夕阳红”。舞池里大部分是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女，他们相互搂着，在光圈下跳得酣畅淋漓。我说我们不适合来这样的地方，我们的年龄有差距。胡洪说道理是这样，但我们必须在这个舞厅学会跳交谊舞，然后再转到同学们经常去的“根据地”去，在那里跳舞的全部都是年轻人。
我还是不愿意学。师范学校的音乐老师曾经在课堂上说过，交谊舞是这个世界上最低级的舞种，它的作用是在无聊的时光中找一个人搂着走路，然后去一个见不得人的地方快活。我不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邂逅一个陌生的女子，因为我有喜欢的女孩。
“她又不喜欢你。”胡洪说，“与其冒着生命危险去喜欢一个不喜欢你的人，还不如找个陌生人虚度光阴去。”
“我没有多余的光阴可以虚度，我的时间可以用来写诗。”胡洪听我说到诗，笑得前仰后合，笑完又说，“谁稀罕你那破玩意儿！”
两个男孩相互搂着，跟在大叔大妈们的身后。他们出左脚，我就出左脚，他们抬右腕，我就抬右腕。几次下来，居然也能跟着节奏跳完一曲。舞池里的人很多，我们游走在人群中间，时不时会碰到这人的腰、撞到那人的屁股。跳着跳着，身后突然被人推搡了一下，定睛一看，是一个比我们大两三岁的男孩，他的嘴角上留着小胡子。
“什么事？”我问。
“两个男人跳什么跳？”小胡子举起右手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的香烟，一脸坏笑地问：“需不需要哥哥给你们介绍两个女子？价钱嘛，好说。”
我们都被吓了一跳，放开手，慢慢回到卡座上。小胡子又追上来，嬉皮笑脸地说，“莫不是还没长大吧！”说完，伸手就要摸我们的裤裆。我和胡洪躲开他的手，纷纷把自己缩进卡座最里面的座位，对他说，“哥子，我们真的不需要。”
“给点烟钱吧，不多，就一块。”小胡子收起了脸上的笑容，摊开手，很不耐烦的样子。
“一分钱也没有。”我首先说话，胡洪轻轻扯了扯我的衣角。
“啪。”一记耳光在我脸上响起来。小胡子准备用另一只手去打胡洪的脸，被我用手肘挡住了。
“有本事的话，咱们出去单挑去。”我说。
单挑的事到底还是没有发生，因为接下来舞厅管理员带着几个彪形大汉把小胡子弄走了。后来得知，小胡子就是一个地痞，专门跑舞厅里敲诈勒索顾客。
夕阳红舞厅其实很乱，只是我们第一次光顾，还没了解里面的真实情况。当我们第二次进去的时候，就大有见识了，比如一对男女跳着跳着，就被其中某一位的家里人“捉奸”给抓住了，当众就在舞池里厮打起来。打架归打架，跳舞归跳舞，打架的人在一边打，跳舞的人在另一边跳;比如一对男女跳着跳着就开始吵起来，吵着吵着就放手不跳了，一会儿，从外面进来一群人，为其中的某一位“主持公道”;比如，我有一会儿正坐在卡座上出神，一个比我要大好多的女子就坐到我身边来了，他掐灭了手中的烟蒂，说，“弟弟，我请你跳一曲。”
“我不会。”我的脸很烫。
“学学不就会了！”女子脸上的笑容很轻佻。
“我学不会，怕踩了你的脚。”
女子哈哈大笑，笑完，用小指轻轻弹了弹我的脸，说，“你想做什么姐姐都教得会，何况是跳个舞。”
胡洪从舞池里回来，看见那女子的手刚从我脸上收回去，赶紧把我拖出了卡座，出了舞厅，一溜烟走到大街上去了。
二十八年前，县城小得所有的街都不忍心叫做街，小得所有的人加起来都不忍心称作人群，小得我们不愿意站到山顶上去俯瞰那些挨得很紧的房子……但是，再小的县城都会有舞厅，在我对心爱的女孩表白失败之后，我对进舞厅居然上了瘾，即便胡洪不约我，我一个人也会去。
时间是晚上8点，地点同样是夕阳红。我刚和一位阿姨跳完一曲《救姻缘》，坐回到卡座上，我的对面有一个女孩双手抱着头，在那里小声地哭泣。我没有十足的把握确定我认识她，因为她的脸深深地埋在怀里，但我从她身上穿着的校服可以断定，她和我来自同一所学校，甚至有可能是同一个班。
舞曲响起来，人们又离开座位去舞池中间了。对面的女孩还是没有把头抬起来，她的肩膀在抽搐中有节奏地往上耸，虽然听不到她哭泣的声音，但是我敢断定，她一定很伤心。我没有接受刚才那位阿姨的邀请再去舞池中间跳一曲，而是选择在女孩的对面坐下来，老实说，我真的想知道她是谁。
2
在那座小得让人不愿意加速行走的城市里，师范学校坐落在一个叫石桅杆的地方。多年以后，我们同学相聚，都戏称我们的母校为“石桅杆大学”。在我们知道自己彻底失去上大学机会的那些年，也曾在心里把这所师范学校想象成一所大学，教学楼、宿舍楼、实验楼、礼堂，像这些东西，真正的大学里估计也应该有，当然，大学里还会多出更多的设施，大学里的学生，比我们应该大两三岁，他们的社会阅历，比我们应该要多一点。
我在这所师范学校里写诗，我结交的很多文友，多半是全国各地的大学里的学生。其中和我关系最要好的一个，就读于山西临汾师范大学，她叫张小琪，是一个个子高高的女孩。
张小琪说她要来看我，这使我感到惶惶不安。从山西到镇雄，千里迢迢，火车只能坐到昆明，然后再从昆明乘客车到镇雄，往往会在路上颠簸三天甚至更多的时间，才会抵达我所栖身的石桅杆。我给张小琪回信，告诉她不要冲动，远方既然叫做远方，自然很遥远，我们没必要非得现在见面，如果今后有机会，我会去山西找她。
张小琪当然没有来看我，她在给我的回信里说，毕业以后她要来云南工作。张小琪先我一年毕业，她既没有来云南，也没再给我写过信。
青春期里的时光真是个好玩的东西，我既没因为张小琪的食言而感到失望，也没有因为示爱受挫而一蹶不振，相反，我感觉自己全身活泛，整天在课堂上写诗，写着写着，师范三年的时光就快完了;写着写着，我身边的同学们大多都成双成对了。
臨近毕业，我有多门功课因为写诗耽误了复习而没有考合格，须得补考，如果补考仍不合格，就拿不到毕业证，拿不到毕业证的话，就分配不到工作。班里平常没写诗的，比如喜欢往舞厅里跑的胡洪，比如喜欢喝点小酒的青才春，比如每天拉手风琴、弹吉他的安琳，都同我一样，好几门功课需要补考。补考如果要凭真本事，就算给我们十次机会也难合格。没办法，我们分别去找了数学老师、化学老师、物理老师、心理学老师和美术老师，向他们求情放我们一马，大部分老师倒是慷慨，并不有意为难我们，只有其中一位老师没有给我们吃定心丸，他只是说，“看运气吧。”
补考过后，的确有一门功课没合格，胡洪也和我一样，都栽在同一个学科上。我问他有什么好的办法，他说，“老天也左右不了咱们的运气，人家批阅试卷的方式是及其粗暴的。”后来我才知道，那位老师根本就没有批阅试卷，而是将试卷从三楼的阳台上抛洒到一楼的地上，试卷飞得最远的五个，就定为不合格。的确没有办法，谁叫咱运气这么差呢？我们只好找到校长，要求复核班上的所有考卷，校长听了很生气，找到那位老师，转述了我们的意愿。第二天上午，那位老师从班上把我们不合格的五位同学叫了出来，生气地说，“干嘛要当真呢？我只是吓吓你们而已。”
师范三年，我写了近两千首诗，有的发表在报纸、杂志上，有的达不到发表的标准，索性丢了。有一次，收发室的老师跑到我们班上来，手里拿着厚厚的一叠信件，外加几张稿费汇款单，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我，说我小小年纪就懂得自食其力，将来一定很有出息。同学们听了都大笑起来，有的说，“他要是不写诗，就不会补考都不合格了。”
毕业典礼的前一天晚上，我和赖琴去了一次夕阳红。自上次她躲在舞厅卡座上哭泣被我认出来之后，她再也不像之前那样对我不屑一顾，再也没有把我当成流氓。他的恶霸男友毕业以后，我们就偷偷约会，一起去邮局投递信件、取稿费，一起去马厂梁子老职中废弃的砖房里海誓山盟，一起去鲁家米线馆改善伙食……在舞厅里，我用双手捧她的脸，舞池中央绚烂的灯光照射在她的脸上，让她在那一刻美丽极了。那天，我们没有说过太多的话，因为我们都知道，明天的毕业典礼就是我们最后的晚宴，就凭我们的那点本事，哪能决定今后的命运！毕业后，她分配去了西半县遥远的花山，而我只能随一个铺盖卷滚回茶木，在老家集镇上的一个民房里教书。
毕业典礼过后，我们开始了漫长的等待。暑假期间，我往赖琴的老家写信，约了日子在城里见面。信寄出去以后，眼看约定的时间快到了，我仍然没有收到她的回信，但我还是按照约定的时间去了城里，去了马厂梁子。草坪里一个人也没有，连之前那些熟悉的鸟雀也识趣地飞到一边，不愿意增加我的孤独。我在城里呆了十来天，直到县教委分工大会召开。那天，赖琴没有亲自参加分工大会，是那个叫周三的人前来为她办理的分工手续。
3
茶木乡的集镇上有一条河，叫大坝河，是赤水河的支流。河面上有三座石拱桥，它们并没有相隔多远，也没有名字。最上游的一座，地势稍显陡峭，流水有叮叮咚咚的响声，所以那个地方又叫响水滩。响水滩在街头，河岸上居住着姓罗的人家，几座房子在荡漾的水波和美丽的流水声中安详着。我教书的民房是其中的一座，他的主人是一个叫罗太虎的老师。我被分到茶木的时候，我初中时候的地理老师改行在集镇上做乡官，恰好分管教育，本有意让我去中心小学任教，碍于乡教委有成文的规定，新来的教师不能去中心小学，得在下面的学校历练至少一年以上，于是，我的老师就提议在街上重新成立一所小学校，一来方便我和另一个同时分来的叫王祖军的老师，二来也解决街上的孩子的入学问题。中心小学离乡集镇较远，一、二年级的孩子一天走几趟，着实吃不消，常有家长反映。我们用罗太虎老师家的两间屋子做了一年级和二年级的教室，开班收徒，效果很好，不到一天就招收了上百名孩子。
乡教委没有为我们的学校起名，家长们就自己叫上了，叫“响水学校”。那就这样叫吧，我倒是无所谓，但我的父亲很不理解，他认为，一所连名字都有不起的学校，根本就不算是学校，说不定连工资都无处去领。我对父亲说我其实只需要在那里干一年，明年就转到中心小学去了。父亲不甘心，跑去乡镇府找到我的一个在食堂里做饭的姨父，问他这所学校靠不靠谱，姨父说，“你管那么多干嘛，有学生教不就行了吗？”
既然是一所没有名字的学校，肯定也就没有校长、教务主任什么的，事实是真的没有。我们上完将近半学期的课以后，我对罗太虎老师说，“既然用的是你家的房子，干脆你当校长算了，我和王祖军干副校长。”罗老师说，“可以可以。”于是我们都笑了起来。
在这所水边的小学校里，我们在水声中快乐地工作。有一天，我站在教室门外看罗老师上课，听他把“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的“路”字教成“绿”，赶紧推开教室门，告诉他，“路”字不是这样念的，我的话还没说完，他就赶紧纠正，让学生念成“六”，我笑得不行，干脆把他叫出来，对他说，“要不，语文和数学都由我来教，你负责把两个年级的思想品德上好就行。”他说，“你为什么不早说？”
罗太虎是民办教师转正的，没教书时，他的主要职业是杀猪，教书以后，如有亲戚朋友请帮忙，他还会提着杀猪刀快乐上阵。所以他对我说，如果我愿意把主科都承担下来，他干脆为我和王祖军搞一下后勤服务算了。所谓后勤服务，其实就是适当的时候请我们在他家吃饭。事实上，我们在不在他家吃饭，他说了完全不算，因为我们压根就没地方吃饭，就算他的老婆脸上不好看，我們也会经常在饭点准时光顾他们家的餐桌，不用客气，自己拿了碗，舀了饭便吃。
响水滩姓罗的人家都很厚道，我们租住他们的房子，死活都不愿意收房租。房东吃饭的时候，还会使劲招呼我们。那些日子，我们经常难为情地东家吃几天西家吃几天混着光阴，课余时就到集镇上去溜达，赶场天偶尔进一进录像厅。就这样，一年很快就过去了。
我在响水滩教书，也写诗。从师范学校毕业以后，我再没有给赖琴写信，也没有收到她的来信。我知道，赖琴是不会给我写信的，我的任何一个同学都没有给我写过信，所以我很孤独。我一感到孤独，就用备课本写起诗来，写得疯狂的时候，一天四五首，晚上睡着以后还在梦中继续写。响水滩的水声很好听，响水滩的水波很好看，它们经常在我的诗里和我一起孤独。
一年以后，孩子们重新回到中心小学读书，我被调到茶木中学任教。茶木中学离响水滩有一华里路，那地方叫水潦寨，居住着姓艾的、姓马的、姓陈的和姓郎的村民。茶木中学是一所新修的学校，只有一幢教学楼，没有教师宿舍，没有操场，没有我想看到的很多东西。
我还在写诗。秋深的时候，我坐在用教室隔起来的宿舍里，一个人使劲把备课本上的诗誊抄在稿笺上，等待一周光顾一次学校的邮递员来临。
邮递员姓艾，是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他每一次来我们学校，都会站在旗杆下大声地叫我的名字。他总会给我带来一大堆各种杂志社寄来的信件，偶尔也会有一些汇款单。茶木是没有邮局的，要取稿酬的话，只能到以勒街上去，由于路途较远，我不能经常去以勒，所以每一次都委托他帮我取了，给他几块钱的手续费，同时也把要寄出去的稿子和信件交给他，请他代为投递。
水潦寨姓艾的、姓马的、姓陈的和姓郎的村民和我认了亲戚，他们之中的年轻人常和我一起玩，不是约我去山上追野兔，就是拉我去小河里摸鱼虾。时间久了，有老教师提醒我说：老师要有老师的样子，都为人师表了，不能像个鬼一样，把学生都带坏了。其实我的学生都很喜欢我，即便我有时候因脾气暴躁揪他们的头发、扯他们的耳朵，他们同样不往心里去。我经常去学生家吃饭，同他们去地里找野菜、去树上套斑鸠，偶尔，还会带着一帮孩子去某个山冈上学唱Beyond的粤语歌《光辉岁月》，让他们利用周六和周日帮我把写在备课本上的诗稿誊抄在方框稿纸上。时间长了，老教师们也不以为然了，他们压根就没有把我当成一个老师，只是期末考试评卷后，看见我教的班级语文成绩考了年级第一名，平均分比第二名多了十几分，他们才开始感到奇怪，有人问我：“你用了什么秘诀？”
“运气。”我说。
“像个鬼一样。”和我教同一个年级的姓孙的女教师说。
茶木街上有很多人看我不顺眼，他们中的有些人认为我不穿西装却打领带是不合时宜的，称我“胸口上别了一把杀猪刀”;有些人认为我没事的时候和街上的妇女谈笑是不道德的，有伤风化;有些人认为我对他们家长得花枝招展的姑娘不屑一顾是过分的，说我心高气傲……总之，有些人不想让我在茶木呆下去，直到有一天，我喝醉以后，被一群小混混拦在路上。
“说吧，你打算怎么消失。”
“我不打算消失。”我虽然很坦然地说了这句话，但我的后背还是沁出了冷汗。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为首的刀疤脸说完，举起手中的木棍。
“你们想造反！”我的背后有人在说话，转过头来看，是我在水潦寨认识的亲戚们，他们手中同样提着木棍。
那一仗最后还是没有打起来。街上的人劝的劝、拉的拉，事态还没升级就被控制下来了。大约一周以后，乡教办的领导找到我，说我不顾及影响，拉一干人在街上群殴，有损教师形象，要把我调离中学，去一个叫楠木的小村里反省一年。终究还是没有让我走人，因为我的学生听到这一消息后就罢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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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继续写诗。写到结婚，写到养孩子，就不怎么写了。有好几年，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结识的全国各地的诗友们写信问我怎么写得越来越少了，我说这段时间情况特殊，需要先写点别的东西再说。那时候，和我一起在少年时代成名的诗人们，有些已经成为中国诗坛的中坚力量，当然其中也不乏本身写不了什么却一直围着我们转蹭热度的人，他们没事的时候就点评谁写得好，骂谁道德品质败坏，他们中的少数人居然也混得有头有脸，甚至以“年代领袖”自居，直到现在也炙手可热。
我从茶木调到县城以后，谋了一份与“文学”有关的公职，又重操旧业，忧忧戚戚地分行现实。直到某一天，当初把我引入“歧途”的大哥余夫意外身亡，让我不得不唏嘘一个诗人的前途和命运;直到有一天，我在饭桌上发现了一个叫王单单的家伙，三句话不离诗，举手投足皆是疯傻，用和我们一起吃酒打牌的朋友们的话说，真的“像个鬼一样”。
我们一起徒步去桐车河看流水，把脚走肿了，就躺在草丛里说人间的疯话。在被柴米油盐围困的日子里，我很多时候都把他想象成另一个我，因为只有他能以从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诗篇告慰这片弄性尚气的土地，只有他才能代替这片土地上更多的人去说出这片土地的姓名。我们常常在深夜的大街上醒酒，利用廉价的月光把身体里最瘙痒的部分分享给和我们一样大多数时候疼痛着的人，借赤水河辗转的涛声把南高原的色彩涂抹成让别人心动的颜色……他后来去了省城，把属于我们这群人共同拥有的包袱甩给了我。偶尔，我们会在电话里谈笑，说一些看上去与我们有些关系而事实上什么关系也没有的事，我们通常不说“好”也不说“行”更不说“再见”，有时会把没挂断的电话直接塞进裤兜里。
在我常去水边“洗手”的那些日子，我遇到了很多和我一起长起来而和我从事着不同职业的人，他们对我写诗这件事情充满疑惑，因为无论从形象、气质乃至学历上来说，我与他们所想象的“诗人”完全没有相似度，至少从言谈举止上来看我几乎不具备一个诗人的“品质”要素。自小，我们一起去田里捉黄鳝，去山上烤野兔，把自家的牛马“放牧”在别人的庄稼地，在一片光秃秃的山坡上练习“武功”;再大一些，我们一起逃学，一起策划如何把回家路上的“恶霸”收拾一通，一起光着脚丫去十里地之外的大堰街上看露天電影……反正如果按照疤三、叼帘子、点水雀儿他们的话来说，我就算成为一名骟匠、端公或者算命先生都很正常，要说我是一名诗人，简直不可想象。我的发小疤三、叼帘子、点水雀儿后来都去了异乡的土地上打工，逢年过节回来，总会约我打麻将，经常讨论的是工资收入和外地女人的脾气，如果说诗，那将是非常要命的事情。当然，在我没有约他们去赤水河边行走之前，他们也懒得和我说那些与“文章”有关的事，起因是有一年的春天，他们在浙江的厂子关了，正准备回来谋一点什么营生，我对他们说，开一个酒厂吧。
我们从以勒集镇边的葡萄井出发，沿着一条小河走到木桶沟、后山、朱家沟、玉田、香坝、大堰，我让他们选一个流水最干净的地方，把酒厂建在旁边的村庄里。我向他们抛售酒文化，把古往今来与酒有关的古体诗词和故事讲给他们听，最后我说，“酒就是诗。只有把酒酿得像诗一样美好，才能拥有市场。”他们都笑了，笑过之后，都摇了摇头表示不懂，我说，“你们就听我的吧。”
酒厂后来还是没有建成，他们最后选择了贩卖猪饲料，在以勒街上开了一个很大的铺子，后来做大了，把分部建在东半县的每一个乡镇上。我继续在河边游荡，以“洗手”为名，做一些长长短短的文章，在文字里不怀好意地快活，直到有一天，我和一群人吃酒，其中一人和我开玩笑：“诗人，你觉得今天的菜怎么样，要是还可以，你就写一首诗吧。”
我说，“饭菜还将就，但达不到写诗的地步。”
他们都笑了起来，席间有人读起了打油诗：
一个岩洞弯又弯，
甩个石头落半天。
我也跟着他们笑，且故意笑得十分开怀惬意。有人问，“都说诗人的脑袋是不正常的，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我没说话，端起杯中酒一饮而尽。
有一天，一个曾对我说和我一起写过诗而遭到我否认的人在日志里宣告和我一别两宽，还故意捏造了很多我们之间的“恩怨情仇”，我不以为然，而我的朋友们都劝我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我说我没那么小气，因为我本身就不像他说的那样不堪，所以我选择忍了。过些时候，看过那篇日志的“朋友”们见了我就绕道走，甚至在私下里窃窃私语起来，仿佛我真的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回到家里，我把这事讲给儿子听，他说，“安心写你的诗，你不需要朋友。”
5
壬辰年，滇东北果珠乡，行政村为高坡，那个在赤水河绕道而去不到十里远的地方，村庄名叫赵家沟，有人家16户。烟火低垂，人畜生息，日子过出了流水般的响声。1月11日晨，大雾弥漫的村庄还没在鸡鸣声中睁开眼睛，有人如厕，忽听得“咔嚓”一声巨响，头顶万顷尘沙瞬息笼罩，来不及收拾好裤子拉链的老者哎哟一声昏厥过去。少时醒来，刨去满身泥土见了天日，只见整个村庄尽数吞没于尘泥之中，连和自己睡在一张床上的老伴也已不在人世。老者因内急留了一命，寨子里同他一起活着的，除了常年在外地务工的二十多个年轻人，居家者不到十口。
地质灾害留下的“遗址”很奇怪：在距离村庄直线距离不足两公里的山头上，草皮像被刀削的一样，连同上面的树木飞了起来，像一朵黑色的乌云，它绕过山腰上的“永固庙”和山脚的小学校，连续两次拐弯，不偏不倚地覆盖在村庄上头。在它经过的地方，留下一路枯朽的草木和尘沙……我们去到的时候，整个村子还浸没在尘土里，挖掘机不断地探寻各处房子坐落的位置，往里面刨出支离破碎的人的头颅、手臂、腰身和腿，武警和消防官兵拿着各种救生的器械，在泥土里翻找着。我们在村子旁边搭建了帐篷，安装临时办公设备，向外界传递各种有用的消息。那一刻，我对自己的失望简直无比彻底，我既不能加入医疗队开展救死扶伤，也不能沉到地质部门组织的专业队伍里去分析研判灾害原因，甚至，我连做一名邻居都不合格，他们可以尝试着把谁的脖子和双腿摆在一起，通过衣服的颜色配对一具残缺的尸身，而我不能，我只会站在旁边慨叹世间因果的荒唐，抱怨今生种种不公的遭遇……在我把自己还原成一名诗人的时候，我曾有过太多的挫败感。诗人何为？这么多年来，我总是通过堆叠语言、分行所见所感来博得咸淡不均的快意，通过一首在语感上趋于“少数”的诗，拉拢同样属于孤独的“少数”，我在人情世故中划分属于自己的领地，但当我真正面对具体的生和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有多么懦弱。挖掘机在成为废墟的村庄里作业了三天，找到了失踪的46具尸体，他们被装进一个个塑料袋里，运到火葬场，又成为一个个小木盒被运回赵家沟，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一字型摆开。彝族毕摩倡议为他们举行一个集体葬礼，端公们从四面八方赶来，那一刻，人们的泪水成分复杂，特别是我，更多的时候，我只能为自己哭泣。
“为他们写一篇祭文吧！”有人提议。我并没有规避太多被视为凡俗的礼节，我在电脑上敲下：
时维壬辰冬末，果珠高坡寨，赵家沟
薄雾里的村庄，只身沦为时光的残骸
14块门牌，毁于淫泥;46口，徒遇猛兽怨敌
妖魔鬼魅。地上废墟，泉下新魂
呜呼，这一刻有人化身雨蝶直上云天
这一刻群山含泪大地哽咽
新故众，谛听，谛听
男女老幼，莫要慌乱
纵有狂风暴雨，巨雷贯耳，都去矣！
……
原本，世界如流云般祥和，众生在有序的日子里奔忙，死亡来临之前，人间门户相望，烟火葱茏。无论阡上陌下，都能看见桃李植于垄上，百鸟嬉于水边，季节织锦在高山，沃土生长于坡下。茅檐日午，板桥泉声，村中张王李赵八九姓氏，通有无，互嫁娶，在方寸之地气息融汇，嬉者笑，怒者骂;老朽守家，青壮外出，锅铲山下藏着旖旎故乡，无限光阴随水而逝，无惧冰火，不怠冷暖;原本，人们在看得见轮廓的光阴中摸爬滚打，投彩搓麻，用最明亮的时光刷洗着袅袅香火，无奈的是，横祸飞来时，万吨尘土倾巢而出，阴阳颠覆，46个同胞死于非命，惨绝之痛，不是诗歌可以写出来的。
我在一篇祭文中实难喊出人间的仓皇，只能再次确认自己还活着，在废墟上掂量他们的呼吸，翻找疼痛的残垣断壁，以及那些留在淤泥中的手和眼睛，还有他们被牢牢锁住的睡眠。此时，我感觉天堂口有积雪漫过生命的腰部，那个寒冷的索命之夜，我们只能迫使自己划亮命运的火柴，照他们去安息。坡下被泪水斩断的空地里，46件拆毁的肉体，成为一支被时光骗过的溃败之师，秘密的强弩虚晃一枪，闪进黎明的暗处，夺走了剩余的光明，天地置换中，他们成为流亡在家门口的异乡人，绝望地投靠了死亡。那些人中，几乎没有我认识的，但我必须记得的是：王姓23人，李姓1人，赵姓8人，张姓1人，周姓6人，罗姓2人，苏姓2人，余姓1人，朱姓1人，陈姓1人，我无法在一首诗中敦促他们去认领身体的某一部分，带着它回到族谱里去，回到祖先的身边去……还有，那些孩子，他们的小手、小心脏，在天堂口，一定被冻得直打哆嗦。人间是多么小啊，小得连一阵风也能刮走剩余的理想，那些残存在风中的不谙世事的石头，是灵魂附体，替他们守望远在他乡的父母;近处的小河边，是否还藏着他们羞于拿出来的童年的分数，他们自己烧制的母爱，也许只能留在一页作文纸上，从今天起，必须一点一点地取走它，像取走父母滴血的心脏，取走家族兴旺的旗帜……还有，那些盼大年回来的年轻人，携家带口终于摸回了故乡，掐好日子伐薪取火、杀猪宰羊，以此慰藉堂前父母，取悦膝下儿女，可是，无论日子有多具体，就算路过家门前的祖先都不忍心打一个喷嚏，他们同样遭遇命运的惊雷和闪电，像输错密码的诅咒，像毁灭性的病毒来临。我依稀记得的那些名字，他们分别是周邦翠、王德武、周邦菊、王明彩、周本华、余章美、赵明全、赵高圣……仿佛人间仅是个虚拟的银幕，赶上了下雨，赶上了停电，世界一下子被烧断了保险丝，近处的光明被尽数耗尽，吞噬。
那几天，无数双眼睛借着夜晚的篝火，看完死神的最后一个保留节目，把一个个失语的生命摆放于群山的怀抱。在错乱的时空里，我们不能重新为他们刨出十万个幸免于难的故乡，我们来不及在死亡来临之前祈祷天佑慈悲之众生、地庇善良之万物，我们找不出泥土里藏着的乌鸦嘴，就像扑克牌里不容易翻出来的臭点子，我们只能就着光阴的琐碎，再次诅咒岁月的悲怆。
诸神回避，人心显灵
我为你们指路：一指东方甲乙木，不问年岁
不分男女，統统神恩永佑;二指南方丙丁火
枯木必逢春，满目疮痍皆是河山
三指西方庚辛金，去路宽阔，逢山路遇水桥
早登仙界，化蛹成蝶，择良辰投胎转世
四指北方壬癸水，茫茫宇寰，天地悠悠
恕我农耕忙，抽空把你祭奠
愿你长眠不孤独;五指中央戊己土
安息安息，人间尺幅，百步生死
见与不见，必有他日
呜呼！
……
那是11年前的集体葬礼了，现在想起那一幕，同样手脚冰凉。作为一名诗人，我终于放弃企图用一首诗的爆红来抵达高高庙堂的念头，我在表面虚拟实则无比具体的江湖上行走，无论一首诗的降临有多么快意，始终无法规劝那些被风吹着赶路的人开启对灾难的恐惧和对人性的敬畏，比如，我在地震来临之后重新演绎倒立一支空酒瓶的“报警装置”，他们只能当成一种好玩的游戏来津津乐道;我在人间大疫中呼唤人们停止对万物生灵的砍伐，他们始终像聆听会议一样只带着一双作为装置而不常用的耳朵——那些耳朵啊，偶尔还会听出我本没有释放出来的弦外之音——他们把我当成最稀有也最悠闲的物种，虽然他们一时来不及把一首诗当成一个笑话。
曾经和我一起写诗的同学，姓陈，毕业后分配在一个边远得听不懂普通话的地方教书。二十六年了，他不曾想过动动自己，哪怕是往县城的方向再靠近一步。二十六年来，我一直听同班的同学说起他的境况：认真地板书，认真地阅卷，偶尔，用粉笔在操场上写一首诗，然后擦掉。
我去看他，他不好意思让我去他的家里，只是站在学校大门口和我说话。秋风拂过，黄叶一片片落了下来，边远之地的寒冷像锥子一样刺骨。一群学生好奇地向我们围拢过来，他像驱赶一群牲口一样撵他们回到教室去。
“滚开！”他说。
有一个学生始终没动，嬉皮笑脸地指着我问他：“老师，他是谁？”
“鬼找着你了！”我的同学说。
我笑了起来。
责任编辑 包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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