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军 刘煜
时至今日，广播仍然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大众媒介之一。然而有趣的是，这种为人熟知的功能定位其实并非广播的先验特征，相反，在刚被发明的那几年里，人们仍更在意作为社交媒体的广播如何提升私人信息传递的清晰度和隐蔽性。广播能够实现从社交媒体向大众媒体的转型，其背后固然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动因，但此间更为深远的缘由其实还与当时广播所依附的技术座架——无线电技术的物质性特征密不可分。关于这种潜在的形塑机制，来自媒介环境学、可供性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等技术范式的理论主张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框架。它们的基本共识在于：在特定的技术环境中，宰制性技术所内置的媒介逻辑对于人的行为惯习和社会的文化形式具有隐秘但显著的建构作用。从这一共识出发，无线电广播的大众媒介属性与其说导源自资本与权力的博弈，毋宁说是无线电技术固有的公共性使然，“电磁信号向四周放射，发给‘任何收到此信的人’（to whom it may concern）；
它绝对不会对人毕恭毕敬，而是像雨水一样洒在每个人身上，无论接受者正义（just）与否”。彼得斯（John Peters）的描述启示我们，媒介技术对于包括广播在内的传播业态，绝不只意味着效能的提升，更大的可能性还植根在信息生产流程的重塑与传播生态的再造上。
今天，数字技术造就的媒介环境正为渐呈式微之势的当代广播打开新的场域，广播事业也正面临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而最初的广播认识论或可在当下以新的面目觅得成型的机遇。正是基于这一系列事实，本文尝试从宏观层面探讨作为基础设施的数字媒介如何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对当下的广播生态形成影响，同时思考在新技术所带来的愈发深刻的文化影响面前，我们该如何从制度建设的层面保障中国特色广播事业的良性生态和健康运转。
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擅于从政治经济学和技术哲学的角度来揭示隐藏在大众传媒工业中的“时间秘密”。在《技术与时间》第三卷中，斯蒂格勒用程序工业来指代传媒业，并坚信“程序工业，尤其是广播电视信息传媒工业，大量地生产着时间客体，它们共同的特征是被上百万个，有时是上千万、上亿乃至十几亿个‘意识’同时收听和收看：这种时间上的大范围重合使事件具有了新的结构，与这一新结构相对应的，是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新形式”。这里的“时间客体”，是指“当某一客体的时间流与以该客体为对象的意识流相互重合（如音乐旋律），那么该客体即为‘时间客体’”。斯蒂格勒把“时间”看作破解工业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秘密的关键，而本文则是要抓住斯蒂格勒指示的那个险些被遗忘的事实，即包括广播行业在内的传媒工业其实是高度依赖“时间”的文化工业模式的。在这里，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利益活动都需要布展在“时间”向度上，“时间”成了需要被谨慎对待的竞争要素。今天，数字媒介的迅猛发展正挑战着人们原有的时空感知和时空观念，“时间”的概念日渐充满不确定性，这显然会深度波及以此立身的广播事业，促使广播事业进入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新生态场域。
1.生产加速：空间对时间的解放
在过往的实践经验中，传统广播媒体机构对时间资源的竞争式开发主要依靠两种途径：一是竭力延长广播节目的播出时长；
二是大幅增加新电台和新频率的数量，从而增加单位时间里的内容总量。与前者相比，后者是典型的时间加速逻辑。于是，当全天24小时播放的广播成为传媒业的“标配”时，增加频率的时间加速逻辑就成为广播领域展开竞争的主要方式。而作为加速逻辑的结果，到2020年底，全国县级及以上广播电台数量已经超过200个，同年制作和播出的广播节目时长更是达到了821.04万小时和1 580.72万小时。
从形式上看，数字媒介对广播的渗透更像是对加速逻辑的回应。出于经济成本和规制的考虑，传统广播机构以增设电台和频率的加速逻辑来开发时间资源的方式不可能无休止进行，但数字媒介所操持的广播实践却无须顾虑这一点，这使得其生产效率的提速从理论上看是无上限的。比如，同一台手机上可以同时装载多个带有广播属性的电台App，而对于每一个几乎具有无限网络存储潜力的App来说，无论是单位时间内所能够承载的广播内容量，还是所有广播栏目的内容总量，往往都是庞大到难以计数的。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App“云听”为例，它拥有166个细分频道，内置了超过150万小时的版权内容，同时还集聚了全国主要地区的超过300路的地方广播频率。这种竞争优势显然是传统广播媒体所无法比拟的。在如此夸张的速度和效率面前，唯一能够产生限制作用的可能就只有听众个体每天24小时的生物时间上限了。
那么，容量扩增所带动的生产加速对于广播实践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擅长从时间维度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性诊断的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曾在他那本著名的《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中指出：“现代社会的特征，就是事务成长量与科技加速命中注定般地结合在一起。”这一论断的逻辑在于，技术加速让生产加速成为可能的同时，又进一步刺激着需求的增长及对“需求”本身的界定。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满足需求的过程常常伴随着消费，因而资本完成了它的利润收割。从中可得到的启示是，当数字媒介让广播的生产速度趋于无限大时，其造成的改变不仅是产品总量的增长，更预示着围绕广播所展开的所有竞争环节的调整——会有更多的“需求”被“生产”出来，更多满足需求的生产加速手段也随之出现。其关键在于，什么样的广播产品、生产主体和接受模式能够进入与新“速度”相匹配的节奏。因此，从表面上看，数字化为广播带来了一种新的“速度”，但更为深刻的影响，则是其带来的广播生产关系的调整，新的生产逻辑和新的生态将伴随着新的“速度”而出现。
2.时间再造：碎片时间与新型时间客体
随着新自由主义和信息传播技术革命对全球影响的加深，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所描述的“液态现代性”正成为当下社会的主流形态：“固态现代性”曾不懈追求的“永恒”与“持续”被完全地消解掉了，“‘短期’取代了‘长期’，并把瞬时理解为它的终极理想”。在更具体的时间层面，“液态的现代性液化了持续性，并让持续性失去价值，从而毁灭了它的意义”。一切稳定的和可预测的时间节奏正不断向着偶然和流动转变，并最终让各式各样的碎片时间成为随处可见的文化景观。
在斯蒂格勒的时间解密中，大众广播媒体所生产的时间客体在形式上只会表现为“一个连续不断的媒体节目流”，人们熟知的节目时间表通常是其直观的表现形式。在这个编制成程序的“巨流”体系中，所有广播节目将不可逆转地按照线性时序依次在成千上万个听众个体的生命时间中被同时打开。因此，在传统的制播观念中，广播看重有计划的内容生产，期待与听众之间定时、定点的收听“约会”，而“碎片时间”在这一逻辑下很难找寻到其价值所在，因而不得不面对被忽视、被抛弃和被遗忘的命运。与大众媒介输出的时间客体不同，数字媒介的时间客体是一种 “可导航”和“可点击”的“新类型的时间客体”，正是这种新型时间客体的出现，使得“碎片时间”获得了“生机”。首先，存储在数字媒介中的信息和数据流本就是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传的，而这些具有不同文化属性的信息和数据又总是被数字媒介不分等级地摆置在一起，无序列的排列方式消解了广播节目时间表所表征的“媒体节目流”。其次，在数字媒介所营构的广播场中，听众可以随时随地按自己的需求从任一“入口”进入，任意点击收听已经上传的内容、“回听”正在直播的内容，亦可在下载收听和在线收听之间做出选择，因而真正实现了广播的“去时间化”。这就意味着，听众可以自由地进出广播场而不必付出额外的时间代价。换言之，广播可以轻易地在任意时间、依照任意顺序在个体的碎片时间里被打开、被体验。
就这样，依附数字媒介的广播内容以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占据了听众的碎片时间。随着碎片时间取代完整的、连贯的时间而成为听众经历的主要时间形态，这种可以随时打开与退出的声音景观也成了人们新的日常生活经验。与之相对应，广播实践的发展模式也将围绕着“碎片时间”而做出调整：最大限度地识别和利用好碎片时间，确保广播所输出的时间客体可以在个体随意的、不稳定的、不确定的碎片时间中被打开、被遍历，并最终被消费。这将和生产速度的提升一样，为广播带来新的可能。
应当说，当数字媒介成为广播发展的技术驱动力时，与广播有关的一切实践活动都将随之变化。广播不再是被伊尼斯所反复指认的那种依赖连续性时间的媒介，不再迫切需要关注“官僚主义、计划安排和集体主义”，而是转向不连续、碎片化和个人化的时间结构并不断进行着自我调整。数字媒介对于广播意味着一种新的时间节律和时间制度，它将重新制定与广播相关的一切秩序，并最终引导广播的整体生态向着离散化的方向重建。
1.生产的离散：民众与精英的权力竞合
基于速度和时间客体两个维度的时间再造，数字媒介也在向外界询唤着专属的广播生产主体。传统广播机构显然已经不能在新的情景中延续以往的主导性地位，即便是在其已经意识到数字媒介的强大并开始自觉转型之时。而数字媒介仅凭自身也不能完全担当这一角色，因为这种日趋以“平台化”为核心逻辑的新媒体技术物虽被名为“媒介”，而其组织架构在更多时候也只是“由各种人工智能技术组织起来的空间或场域”，它“没有任何形式的内容生产”。数字媒介的超越性就在于，它通过将平台对接外界的接口免费开放给公众，就可以很轻易地调动来自全社会的专业、半专业甚至是非专业的生产力量，从而将海量内容引入它所链接的时间“银河”，以此打通从技术加速到生产加速的“最后一公里”。事实也证明，生产主体的迅速膨胀的确带来了相当可观的内容生产潜力，这种巨大的潜力带来的海量内容经由数字媒介的吸纳、保存和转译，最终成为公众在碎片时间里的最佳填充物。以喜马拉雅FM为例，作为国内领先的音频分享平台，喜马拉雅FM的主播数量已经突破1 350万，共计输出了3.4亿体量的音频产品，这是任何一个传统媒体机构所不曾拥有的生产力量。数字媒介正是通过这种对民间生产主体的强势询唤，不仅让传统广播所培育的生产力量逐步失去了它原本的主导地位，同时也让原本严格、规范且排外的把关机制失去了它的强制力，广播生产开始突破专业屏障的界域而成为用户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整个广播行业的内容生产生态就这样走向了离散化和“颗粒化”。当然，生产权力的“下放”绝不意味着来自民间的生产力量会完全取代传统广播机构而成为新广播生态下的绝对主导，但数字媒介的确为广播生态锚定了一种可以被经验和感知到的文化动向，即在数字媒介所建塑的时间情境内，广播生产实践日益显现出的民间话语与精英话语之间的竞合形态。
2.内容的离散：细分领域的深挖
如前所述，数字媒介对旧广播生态最强有力的冲击之一，是它极大扩充了广播作为时间客体的存储容量，改变了时间客体的方向，并且打破了广播对连续性时间的依附。传统广播机构在如此复杂的时空场景中失去了其垄断地位，海量个体生产内容通过数字媒介的推送进入用户的日常生活。于是，大到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新闻，小到娱乐八卦奇闻趣事，这些体量庞大而又离散多元的内容急速地填补着碎片时间留下的缝隙，并最终构成了数字时代独特的广播内容格局。这样的生态格局更有利于小众和非专业团队的生存，在消解了技术壁垒和传统广播机构把关后，这些个体和非专业团队能够通过对垂直领域的深度内容开发来吸引细分领域的受众关注，并借助数字媒介所给予的无限时间资源和碎片时间留下的空白来满足自己发展的需要。从2015年上半年开始，移动音频市场头部App——喜马拉雅、蜻蜓FM和荔枝FM纷纷开始了它们大刀阔斧的商业化布局，2015年也因此成为移动音频商业化的元年。如今，移动音频从UGC、PGC发展到了如今PUGC的加入，内容领域持续精细化，可以满足不同的兴趣需求。例如，喜马拉雅和蜻蜓FM的频道分类里就包含了小说、儿童、相声评书、人文、历史、娱乐、情感、知识、广播剧、戏曲、二次元、影视、旅游等多个领域的细分内容；
荔枝FM在包含上述频道的同时，又更加侧重UGC内容的呈现，其声音节目也多以10分钟左右的短时长内容为主。这些来自移动端的垂直内容，几乎覆盖了受众生活中的每个收听场景，并足以填充其间的一切碎片时间。用户不断地沉浸在音频内容的世界里，在离散化中找寻个性化，这些都无疑都会加速广播内容的去中心化布局。
3.收听的离散：新主体性的生成
不同的技术装置不仅会询唤相应的生产主体，定制专有的内容布局，同时还必然塑造相对应的接受行为。按照斯蒂格勒的说法，时间客体最重要的形塑机制之一，是“以时间客体为对象的意识一旦接受了该客体的时间，意识的时间就是该时间客体的时间”。这种“时间秘密”在不同技术所统摄的广播场域中常常有着不尽相同的表现。在传统广播时代，大众媒介的技术逻辑力图实现的是经由严格管理的时间客体来统摄所有进入广播场的“声音流”，因此大众广播尽管也在极力营造个人化的收听氛围，但其实质不过只是维护行为层面的收听“个人化”，强化的却是意识层面的“非个人化”。然而，数字媒介却可以让更彻底的个人化成为可能，这涉及与数字媒介紧密相关的两种智能技术——“对信息生产内容的机器识别系统”和“对信息生产内容分发的算法系统”。这两种技术足以让离散化的生产主体和同样离散化的听众之间实现近乎精准的对接，这也使得在用户个性化需求得到极大满足的同时，海量且异质的在线内容也有了归宿。在数字媒介参与的广播场景中，个体不仅可以通过点击广播App而随时随地进入定制化的广播场，同时在点击界面的那一刻，以广播为对象的个体时间即刻就会变成另一种时间——数字媒介为个人定制的专属广播时间。而在与专属广播时间的“同行”中，用户与世界搭建起某种排他性的意义勾连，进而重新确认自身的存在。以这一隐秘的心理“接受”机制为出发点，数字媒介所特有的个性化（抑或伪个性化）广播收听主体正在成为可能，这与大众广播的集体性主体期待完全不同。从这个角度看，数字媒介对广播生态的改变，同时也覆盖了对用户更为离散的主体性塑造，并且这一趋势正愈演愈烈。只需想象一下，此时此刻仍有无以计数的声音内容存储在云端，它们或等待着被激活为拟真的时间在场，或正在以读秒的时间方式与细分后的用户展开一对一的精准接合，就知道数字广播将对用户的主体性塑造产生何等程度的影响与改变。
数字媒介对广播生态的改变，无疑会对用户和整个社会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如今，数字媒介垄断下的广播生产正呈现泥沙俱下的生态样貌，在这样的形势面前，我们的论述决不能止步于描摹和分析，更应致力于批判和反思。
1.“进行时”的广播对反省活动的阻滞
事实上，以广播为代表的声音媒介曾一度被速度主义理论家们报以很高的期待，甚至将其认作人们短暂逃离被速度支配的晚期现代性的一种手段。比如，罗萨就尤其重视“声音”的功能，他认为通过声音建立起的共鸣关系能够同时存在于身体与“灵魂”之间以及主体和世界之间，并且在这两个层面上，物理和象征意义上的共鸣是彼此作用的。因此，“在沟通和治愈主体与世界的关系方面，没有比声音更有效的了”。而广播在声音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沉浸在广播中的人们同样可以暂时远离技术装置的干扰，“凝思”于当下独有的声音体验。但遗憾的是，在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媒介化”的今天，广播这种难得的“凝思”功能却也不得不面对消解殆尽的局面。这是因为，今天为包括广播在内的文化实践赋予时间节奏的，是我们一再提及的数字媒介，它在帮助广播时间扩充体量、改变方向进而加快生产和传播速度的同时，其造成的扩容、无序和加速的时间节律也不可避免地动摇了大众传播时代为广播所注入的稳定性，“流动性”与“进行时态”成了广播新的标签。
那么，一个失去了稳定性的广播生态究竟又意味着什么呢？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严重阻滞了人们通过反省活动来获得广播经验的通道，从而也就剥夺了人们通过广播这种途径来发现意义、理解世界进而建构自我的机会。美国学者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ütz）认为，意识是与时间绑定在一起的，而对意识的体验又只能借助反省活动才能达成，“在反省的活动中，我跳脱纯粹意识流程，跳脱单纯前进生活的生命流程。此时，我的体验被理解、被区别、被凸显，而与其他体验有所不同。……因为意义无非就是意向性的成就，唯有在反省的目光之下成就才是可见的”。由此反观数字环境下的广播生态，当今天的人们已经习惯用手机而非收音机来收听广播时，当人们直接面对手机界面——在手机上打开“喜马拉雅”App等在线音频软件时，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软件上近乎无限的音频内容的诱惑。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够抑制住这种触及无限的冲动而只专注于某一内容，在“丰盛”的声音景观面前，“浅尝辄止”抑或“伴随收听”才是人们日常更为普遍的收听状态。如果说在斯蒂格勒那里，大众媒介的程序工业逻辑会力图促成广播这种时间产品同时被成千上万的“个体”打开，进而急速地达成“诸多意识的时间流共时化”的目的，那么数字媒介的逻辑则是让日渐“丰盛”、多样和细分的广播时间客体一刻不停地侵入个体的意识，使其生命时间的一分一秒都历时性地沉浸在程序工业所加工过的“他者”时间中。而在这种趋于无限的历时性中，反省活动以及通过反省活动而再造广播体验的机会将始终被“用户们”未曾停歇的数字终端所遮蔽、所阻挡，于是，广播成了人们一直“正在经历的体验”，而不再能够被“注意力的专注”构造为“已经经历的体验”。
这种永恒的“进行时”正是数字媒介隐藏在广播时间里的“秘密”，它让作为时间客体的广播以“缺乏叙事张力”的方式与听众的意识之流汇合，如此，广播便“不能够持续性地约束注意力”并且“不允许有什么凝思性的逗留”，不再具备“把诸时间彼此结合起来”的能力，相反还会造成一种“弥散性的恐惧”。于是，当数字媒介越是促逼着人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拒绝停滞、拒绝专注、拒绝透过反省活动来发掘对广播的认识性经验，甚至拒绝对这种不专注的状态本身进行思考，广播就越是无法在绵延不绝的意识之流中凸显出来，也就越是无法像学者们所期待的那样，在“沟通和治愈主体与世界的关系方面”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2.个性化的广播经验及其公共性的瓦解
在数字媒介营造的广播生态中，极强的离散性是又一个显著的特征。在这种生态中，数字媒介为普罗大众提供了认知与表达自我的新平台，但与此同时，“用户被包裹于流媒体提供的个性化视听内容中，往往习惯性地选择调用业已固化的审美框架，这大大降低了新的审美框架产生的可能性，将自身置于‘审美茧房’之中”。进言之，在新的广播生态中，由于每一位数字用户都得以沉浸在极尽多样的广播时间客体中，因此广播很难再像大众传播时代那样谋求到意识时间流的共识化，恰恰相反，以数字广播为对象的意识时间经验将在最大程度上被推向个性化。因此，今天的实际情况是，尽管人们生活在同样的时空里，但彼此却持有着不尽相同的时间经验。在此基础上，倘若说数字媒介通过时间的扩容、加速和变向消解了广播本应具有的“凝思”意义，那么在这里，被数字媒介所锚定的个人化时间经验则在很大程度上又进一步瓦解了广播的公共性特征，因为在个人化时间经验之上形成的广播群体，其类型更为复杂，数量更为庞大。同时，这种小圈层通常带有很大程度的排外性，圈层内的人们更愿意在共同体成员组成的收听社区里“圈地自萌”且志得意满。而当拥有不同广播时间经验的用户在互联网深度社交属性的催动下相互交流时，其各自异质性的时间经验所引发的结果通常不是多元主张并存下的理性对话，而是隔阂的进一步加深。这一结果的负面意义在于，这种圈层化的审美和交往使得听众对私域议题的看重超过了对公共议题的关注，对偏执的强调超过了对共识的期待，由此容易引发公共性的衰落，甚至有可能引起令人担忧的文化危机。在此情形下，如何消除与防范时间经验个人化所导致的潜在文化危机，应当成为国家相关部门治理广播生态的重要任务之一。其间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是：如何在复杂的话语场中提供权威和直观的内容？如何将生僻抽象的术语转换成通俗易懂的公共话语，从而唤醒广泛的社会共情？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实践，不仅是政府媒介治理中的重点和难点，同时也是对广播人职业素养、沟通技巧和职业认知度的考验。
数字媒介固有的时空压缩特性为广播制定了新的时间结构，它一方面加速了广播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使得新型的时间客体成为广播的主流产品。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广播进入了数字媒介所给予它的新的生态空间。在这样的生态里，一切的连续性都被取代，生产主体的离散性、内容产品的离散性以及收听的离散性成了广播新生态中最显著的标签。这当然是一种全新的广播发展图景，但潜藏在这一图景之下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如果一种广播生态不能引导公众触发本真的情感、深刻的反思，不能在公共利益上有所作为，那么如何指望其能进入一种良性的发展轨道并为人类的文化事业做出贡献？事实上，高度离散化的广播生态在表面上建塑了人的碎片化接受习惯，而沉淀下来的却是“阻滞反省活动”和“遮蔽公共性”的生态现实。从媒介治理的角度来看，相关部门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在媒介规制实践中寻求对潜在文化危机的破解之道。而对于中国主流广播媒体而言，广播生态可能引向的负面效应或许是一次自我重新定位的机会，在这种负面效应愈发猛烈之前，主流广播媒体应努力担负起引导的责任，尽快“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在内容生产上守正创新，提高参与度，增加公共性。在传播渠道上不断拓展，抢占新阵地，扩大覆盖面。在管理方式上改革创新，建立新机制，整合新资源。当下，媒介技术在迭代更新的道路上大刀阔斧前进的同时，也不断瓦解和重塑着我们既有的关于广播与理想社会之间关系的认知与思考。因而，我们的认识也应随着技术的迈进而持续更新，只有与时俱进，正视、理解并反思技术在时间—速度层面带给我们的改变，并在此过程中谋求健全的制度设计和准确的主体定位，才能引导广播事业真正向着谋求全人类福祉的方向迈进。
①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M].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299.
②③⑧⑬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M].方尔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1,174,42-43,3.
④ 该数据由笔者根据《2020年全国广播电视统计公报》和尼尔森网联《全国广播媒体融媒传播影响力榜单》整理得出。
⑤ 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M].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29.
⑥⑦ 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213.
⑨ 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M].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21.
⑩ 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227.
⑪ 胡翼青,李璟.“第四堵墙”:媒介化视角下的传统媒体媒介融合进程[J].新闻界,2020(4):57-64.
⑫ 喜马拉雅更新招股书：营收、付费率双增长但2021年仍亏损51亿 [EB/OL].(2022-03-30)[2022-06-20].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8710363925978754&wfr=spider&for=pc.
⑭ 胡翼青,王聪.超越“框架”与“场域”:媒介化社会的新闻生产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138-144.
⑮ HARTMUT R.Resonance: a sociology of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world[M].London:Polity Press,20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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⑲ 韩炳哲.时间的味道[M].包向飞,徐基太,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40-41.
⑳ 常江,田浩.间性的消逝:流媒体与数字时代的视听文化生态[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2(12):137-145.
㉑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EB/OL].(2019-11-05)[2022-06-20].http://www.gov.cn/xinwen/2019-11/05/content_54490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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