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攀
一
地理是一个相对恒定的概念，地理环境与自然形态本身是长久而固有的，但对其划分和理解，则随时代而有别，随主体及其阐释而有异。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广西文学，异质性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壮族文学亦与当代中国文学的变革思潮相接榫，留下了极为显明的创作实绩。对于广西而言，边缘的地理还是那个地理，然而文学与文化已经发生了突变，这就带来了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边缘性的地理如何塑造或以何种异质的方式回应文学的当代性变革？二是少数民族文学如何处理独特地域中的突兀棱角，在普遍性与特异性中求得平衡/失衡，构成自身的风格调性？三是边地文学与山水地理、民族传统与当代中国之间，如何实践双向建构和相互补充，以完成阐释学意义上的精神革变？对于这些问题，容本镇、张淑云等著的《壮族文学二十年——文学地理学视域下新世纪壮族文学转型研究（2000—2020）》（以下简称《壮族文学二十年》）一书都有所回应。接下来将一一阐述。
《壮族文学二十年》一书在讨论壮族文学的地理性特征时，总有一个全国的乃至世界的视野。也就是说，讨论少数民族文学，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
不是局限的而是阔大的；
不是零碎的而是系统的。事实上，从世界文学的视阈看，边缘地理与文学革变一直存在着某种结构性的关系，文学与地理之间的同向建构也是文学史的重要命题，“一定程度上，生活于这些地方的作家群体，通过文本的想象、命名创造了一个个文学图景和诗学气象。文学作品不是科学记录，不会对某一地域或地点的地理特点作简单的记录，与之相反的是，文学作品中对地理景观的描述为读者创造了一些地方，即作家在文学作品中重构了时空场景，并赋予了这些时空场景不同的意义。哈代小说里西撒克斯地区的社会与自然风貌，劳伦斯小说中的诺丁汉矿区生活，马尔克斯的拉美‘马孔多小镇’，都是作家勾画出的‘隐形地图’，在文学空间上建立了一个地理区域，成为文学阅读者不断流连的文学地理版图”。而对于国内文学发展史而言，这方面则更显得细微而具体，“鲁迅的江南小镇、沈从文的湘西边城、萧红的东北小城，无论他们身居何处，现代作家笔下书写的始终是挥之不去的故乡的地理景观”。这似乎已成为文学史表述的一种定论，文学与地理的关联也似乎已是老生常谈。《壮族文学二十年》这一史著有意思的地方却在于，在回看壮族文学发展流变时，指出其与边缘地理相附着、相依存的境况更为明显，也更为复杂多元；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不容忽视，那就是“新世纪”，也即书中讨论的是一个前沿而开阔的时间畛域，说得更直白些，则是少数民族传统的当代性问题，是文学融入自然乡土、人文风俗、宗教文化等地理性因素时，不断在新的时代生发新义与问题的进程；
特别是一个相对固定的文学地理概念，不断通过文学的新变与异质而得以重塑自身，文学也于焉推陈出新，再造一个想象的现代世界。
在这个过程中，便需要对文学地理学的中西脉络进行详细的理论梳理，而且经此呈现内外的文化延续与审美流变。可以说，从史论的角度而言，该书将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加以在地化、问题化，贯穿了历史与现实的纵横两个层面。既进行了普遍性与理论化的讨论，也考虑具体的民族、边地属性，有针对性，更有问题意识。不仅如此，还对文学地理学进行了历史的推演，指出其沿革与变体。更重要的，论者将文学地理学的宏大命题不断细化、不断推演，直至切入至新世纪的壮族文学。值得注意的是，“壮族”既是少数民族本身的内在指向，同时也寄寓于特定地域中的文学地理，而且进一步引发出时空场景与灵魂世界，在这样的精神和文化属地中，产生了文学的家园意识，这是一种更为广阔的甚至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学质地，“对于壮族作家而言，他们的心灵世界表现的更多的是一种家园意识，‘家园’一词，强调出对人对所处地方的重视和关怀。家园意识，它来自深刻的民族认同感，这是传统民族文化与作家作品对接的根本所在。广西这片红土地拥有着奇特的地理景观，这些地理景观既是作家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家园，也是滋养着他们生命的精神家园”。可以说，壮族文学不仅在现代化历史中构筑了自身的地理版图，而且在中国文学格局中占据了独特位置，壮族作家也开始经历了现代意识的觉醒，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老一代壮族作家的开创性表达，到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转型与突破，主体精神的建构、审美精神的嬗变、地理空间的扩大、创作体裁的拓展，不断丰富着壮族作家的文学表达，成为新世纪以来鲜明的文化征象。应该说，文学地理学是《壮族文学二十年》一书的理论基石，构成了文学史叙述话语的系统性底色，亦穿透于其肌理，既是作家成长与文本生成的内在因素，也是解读文本与阐释历史的落脚点。
因为面对的是纷繁复杂的当代文学现场，《壮族文学二十年》的述史理念是兼容并包的，既有全国声誉、已被国内大刊、大奖所认可的知名作家，同时也囊括各行各业的壮族作者及其文学作品。这就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景观，文学从壮乡生长出来，拔节绽放、枝繁叶茂，在一片文学的热土中，创生出众声喧哗的作家作品。如一般的文学史所载述的范式，《壮族文学二十年》一方面立足作家，谈李约热的荒诞与孤独、潘莹宇的先锋与另类、黄土路的底层生活与小人物书写，也谈石才夫的家国情怀、覃展龙的山海音符、李甜芬的边城记忆、黄鹏的时代咏唱；
另一方面则以作品为经纬，谈严风华的《一座山，两个人》、石一宁的《履痕心绪》、牙韩彰的《屈指家山》等。不仅如此，如谈到报告文学时，专门论述警察作家李荣军、农民作家谢树强的报告文学，以及凡一平的影视创作、荣斌的诗歌与动漫实践及梁越、林超俊等作家的影视创作，等等。不得不说，这是一种颇具难度的文学史表达，尤其当中呈现出来的统摄意识，需要包容性的观念，也需要更为阔大也更具概念性的史笔。
二
如前所述，《壮族文学二十年》的主体部分，便是系统性地对多重文类、多元作者的全面讨论，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影视等方面，展现当代壮族文学的创作实绩。当然，这也是现有文学史的常规写法。重要之处在于，这样的文学史叙述能够在充分探析文学地理的有效性时，也思索其中的有限性，而且超越这样的限定性表述，使得文学地理学成为一种方法的同时，也构成某种路径，如是之取径并不是一条道走到底，而是以此为镜像，探照更多层次的新的意义及可能，以此走向深远广大，内蕴启发并走向未来。
提到壮族新世纪的小说创作时，书中主要涉及凡一平、黄佩华、李约热、陶丽群、黄土路等的虚构文本，其中重点论及的小说家，多有全国性的影响力，同时也不乏寄寓于壮乡书写的多有本土影响的写作者，“进入新世纪，黄佩华和凡一平继续展示桂西北红水河两岸的风土人情及曲折故事。作为来自农村的作家，黄佩华与凡一平在城市中思念乡土，难忘故乡的山山水水和父老乡亲，他们的作品把对故乡的热爱深刻地书写出来。他们是从作家这样的角色定位出发，来表现对故乡的认知、故乡书写的艰难等情形。小说展示出生于乡村但暂居于城市的写作者内心的感悟，它是真实的，也是令人深思的”。其中的作家作品及其所关涉的历史衍变之言说，点、线、面兼及，既有普泛性的总体把握，又不乏条分缕析的细部论述。提到散文时，重点论及冯艺、石一宁、牙韩彰、罗南等作家的散文创作，如指出冯艺“一直怀着强烈关注红土地上壮族人民的生存状况，特别是对壮族人的精神世界和思想灵魂进行深入的挖掘探讨。他的人文地理笔记，已经不再是对日常生活的展示和民风民俗的简单呈现，而是经由个体的生命感悟和真切的感情抒写，在历史的苍茫中穿越，抵达一定的精神高度”。诗歌方面重点讨论石才夫、黄芳、覃展龙等，整体梳理了新世纪壮族诗人的创作实绩，也突出个人分析，指出“石才夫对壮族精神内涵探寻坚定而执着。在诗集《八桂颂》中，多维度地展示了悠久而斑斓多彩的壮族历史文化，描述了极富内涵和特色的历史遗存与文化符号，勾勒出了壮民族悠久的历史轨迹和多彩的文化风貌”。不仅如此，还重点阐析了戏剧、影视创作的发展状况，指出其从传统文体到影视文学的新突破，“壮族作家的文学作品纷纷改编为影视作品和舞台剧，是当代多元文化背景和审美多元化趋势下的一种文化现象。小说作品影视化使得文学作品迅速地得到受众的关注，有利于文学作品的宣传和推广，而影视剧也因为汲取了文学的养分而变得更加有深度、内涵和富于表现力。壮族作家的文学作品影视化现象，说明了文学和影视是可以相互促进的，以文促影，以影促文，相得益彰”。
可见，壮族作家既秉持自身的民族属性，同时又常常形成蕴蓄与超离、抽象与升华之势，从壮乡腹地的一江一河，到怀抱温情与敬意的家国情怀，乃至世界人文的历史性回顾及展望，都能够非常显赫地彰示出壮族作家的胸襟与情怀。这就需要在文学历史的梳理和阐述中，渗透著者的史识，不仅要甄选留存于历史中的文学作者及其文学文本，而且要考虑现实的与未来的发展境况，文学史虽说是回顾历史的源与流，但如果没有适切的前瞻性，则会陷落于无尽的史料中，为浩瀚的历史与当下的乱象所遮蔽，况且《壮族文学二十年》探讨的是新近的地方文学发展史，则更需要前沿的姿态以及创新性的表述。除此之外，史论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其中的立场和取舍，甚至是洞见与偏见，尤其在谈及少数民族的文学历史时，特别容易为民族的特色和特性沾沾自喜，不去参照其他的文学样态和范型，从而陷于自说自话、毫无洞见的罗列/陈列式表达。因而，为边缘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学著史，更需要多元的考察与多维的参照。
值得一提的是，《壮族文学二十年》关于壮族人民的文学实践，其展露的方式是多维度的，不同风格体裁的作家固然是叙述的主体，而关于民族文学的展示和呈现方式则是多样的，尤其是归诸文学地理学的视域时，创生出了新的文学拼图。“《广西文学》2007年创办‘重返故乡’栏目，给了这些离乡的人一个书写‘乡愁’的舞台。‘重返故乡’栏目自创办以来得到了一大批名家的支持和广大读者的欢迎，被界内誉为一幅‘广西文化的精神地图’，或者一部广西作家的精神还乡史。”以文学杂志及其策划的栏目和活动作为文学史叙述的内容，可以见出壮族文学于新世纪发展中的立体形态，而在此过程中，一种文学形态得以成熟并产生影响，是多元决定的结果，又如被誉为“中国文坛批评重镇”的文论期刊《南方文坛》，新世纪以来同样通过编辑策划，刊发了非常丰富的关于壮族文学研究的论文，推介了大量的壮族作家诸如陆地、韦其麟、石一宁、凡一平、李约热、陶丽群等的作品，参与研讨壮族文学现象，助推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
由此可以这么认为，从写作主体的自我与他者，文学文本的内部与外部等形态入手，《壮族文学二十年》构建出了立体而多维的表述体系。壮族文学在新世纪以来的当代中国，不仅于壮丽河山之中寄托于壮乡人民之怀抱，而且试图参与到全国范围内的边地叙事、民族话语以及家国表述之中，甚至是将自身的先锋意识、现代观念及未来想象，对照着世界文学的经验范畴。而从文学史的书写与表述体系中可以看出，其中的学科性、政治性同样突出，如王德威所言：“当代中国对文学史的关注为国际学界所仅见。这不仅是因为传统对‘文’与‘史’的重视其来有自，也和目前学科建制、知识管理、甚至文化生产息息相关。尤其当代文学史的编写与阅读更与政治氛围形成微妙对话。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反思，诚为值得关注的问题。”实际上，从文学史写作的层面看，《壮族文学二十年》对知识的与理论的倚重，以此为基础“生产”的关于民族的、地方的与富有当代意义的文化话语，意味着对国家的民族政策与意识形态的深切呼应，同时以边缘的文学史书写，“反思”并搅动主流的与中心的文学史，是对当代中国文学发展流变中既有的“文史”系统的一种补充。
三
不仅如此，《壮族文学二十年》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书中的最后部分“新世纪壮族文学转型发展的启示与思考”，尽管该著的副标题已表明是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的壮族文学研究，但依然呈现出了一个具有开放性的结尾。特别是其中重点论及二十一世纪壮族文学的转型发展，指出其离不开故乡故土的挚爱深情、离不开时代脉搏的敏锐把握、离不开人生阅历的深厚积累等，也就是说，该著更倾向于探讨当代文学的未知与未来，这样的民族边缘地区的述史形态非常难能可贵。
循此思路，或许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即居于中国西南方位的广西文学——壮族文学当然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创生出一种新的地域性书写的可能：其一是从多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层面，重估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价值，并重新思考壮族文学的当代径向，如书中所云：“作为中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生长于广西这片热土的作家们，始终保留着多民族的传统文化记忆。这种民族审美特征首先体现在作品的取材范围上：早在1955年，壮族作家韦其麟发表的长篇叙事诗《百鸟衣》就是依据作者家乡的壮族民间故事进行加工和创作的；
这种民族审美特征也体现在作品中讲述的自然景观和风土人情中。新世纪以来，壮族文学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此时的壮族文学已不再满足于单纯对本民族审美体验的开掘和展现，而是追求从更深层次来考量生命与社会群体的关系。”对于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日新月异的生活实况，以及共同体意识下新的精神/心灵探询，将激荡出何种具有当代性意义的文学可能，这是广西文学尤其是壮族文学需要关切的所在。其二是在文学地理学的统摄下的地域性写作的创新发展，如“新南方写作”命题下的壮族文学与文化实践，从当代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切入，以求索壮族文学的当代走向，“我将新南方写作的地理范围界定为中国的广东、广西、海南、福建、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进而言之，因为这些地区本来就有丰富多元的文化遗存和文化族群，比如岭南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闽南文化、马来文化等，现代汉语写作与这些文化和族群相结合，由此产生了多样性的脉络”。对于广西而言，在中国—东盟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性整合中，“新南方写作”意味着重新思考政治、地理、人文、语言等层面的开拓，足以能够构筑少数民族地区书写的新状态。其三是如前所述的朝向所谓“世界中的中国文学”，既然广西所面临的新的历史机遇，其中呈现出重要且具有未来意义的区位优势，如何将“新南方”中的广西文学置于全球文化的建构之中，“放眼全球，关注世界文学动态，突破地域的限制，把民族的声音融进世界的大合唱之中以文学的方式保留民族文化的记忆，促进民族间的理解和沟通，以多民族文学的繁荣来向世界展示中国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丰富和辽阔”。这为壮族文学提出了新机缘和挑战，当然也启发着新的开端。不得不说，《壮族文学二十年》一书视域宏阔，不仅是对二十一世纪二十年来壮族文学的一次总结，而且代表着基于边地文学内部的一种想象性的展望，尤其在全球化/后全球化时代，壮族文学发展需要思考如何重新定位自身，在新的文学—地理的文化结构中，创造更引人关注的新的天地人生。
因而，我更倾向于不单单将《壮族文学二十年》视为边地的少数民族文学史写作实践，事实上，其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形态，如在谈及如何对新世纪壮族文学转型发展提供思考与建议时，提出了五大方面：一是坚守壮乡故土，创新文学品格；
二是坚守民族特质，创新表现内容；
三是坚守人文精神，创新表现形式；
四是坚守现实生活，创新写作观念；
五是坚守资源优势，创新文学机制。可以说，以开放性的姿态，去筑就一种文学史的写作，尤其是以文学地理学为理论核心，恰切地梳理并建构边地少数民族文学史，并以此营造具有开放意义的文学发展脉络，面向历史，也朝向未来，这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四
也要指出的是，《壮族文学二十年》对作家作品的论析，有些材料的运用略显陈旧，标准不够明晰。但如前所述，这是一部兼具开放与开阔的地方少数民族文学史，要做到面面俱到，难度是不言而喻的。总体而言，边地文学要突破自身的瓶颈并不容易，在当代中国文学开放初期的艰难探索中，广西文学以先锋姿态与前沿意识，“从边缘中崛起”，获得了自身的地位，也获致了独具异质性的新形态；
进入二十一世纪，尤其是新近的二三十年，事实上壮族文学面临着更多的变数与变化，这就需要如一种既可述往又能开新的文学史加以总结与指引，以求更深刻地介入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生活及其审美衍变的现场，重新完成自我的蜕变。
进一步说，从《壮族文学二十年》一书，也许可以形成这样的认识：越是身处边缘，便越需保持敏感与敏锐；
对民族与世界保持热切，保持创造性的进取。我们常常言及“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个命题没错，将少数民族的文学与文化也归入国家的以及世界性的范畴，命题同样可以成立，但需要满足不少条件。也就是说，少数民族文学只有在真正具备全国乃至世界意识及对等的理论视域，在话语形态上契合中华民族乃至全球文化的系统性观念，能够与之对话、协商，甚至相互补充、建构，以己身之通达与广阔，锻造语言和形式的独特样态，才能真正在文学之有限性的“地理”中走出来，朝向特定地理却又无限宽阔的“文学”。
注释：
①《壮族文学二十年——文学地理学视域下新世纪壮族文学转型研究（2000—2020）》，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第3页。
②同上，第26页。
③同上，第148页。
④同上，第244页。
⑤同上，第232页。
⑥同上，第212页。
⑦同上，第5页。
⑧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
⑨《壮族文学二十年——文学地理学视域下新世纪壮族文学转型研究（2000—2020）》，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第7页。
⑩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⑪《壮族文学二十年——文学地理学视域下新世纪壮族文学转型研究（2000—2020）》，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第246页。
⑫同上，第245—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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