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超
又到初夏，我站在田垄上，向远处眺望，雪山向远方退去，白云匆匆掠过天际，曾经葱茏的麦田，仿佛一夜之间换上了金装。一阵阵微风袭来，飒飒作响，金色的麦浪起伏跌宕，向我奔涌而来。田野里弥漫着阳光的灼热、泥土的气息，还有一种属于家乡的味道——让我久违的麦香。
小时候，每到夏收时节，被布谷鸟叫声催熟的麦子，一片一片金黄的色调，开镰的日子就在眼前。父亲坐在矮凳上，把弯月似的镰刀磨出锋利的银光，母亲还在灶头忙碌着，准备割麦的饭食，烙了香豆饼，煮了鸡蛋，捞了咸菜，又熬了绿豆汤，盛进搪瓷盆，提前放在水缸里冰镇着。
清晨，天色微明，父母亲叫醒还在梦乡里游荡的我，坐上摇摇晃晃的马车，和农场的职工一起，赶到农业队抢收麦子。
一望无际的麦田，在早霞映照下，闪烁着古铜的颜色，风中麦浪涌动，飘荡着丝丝缕缕的麦香。我学着父亲掐一把麦穗放在掌心里，两手轻轻揉搓，再轻轻把麦壳吹掉，把麦粒放进嘴里咀嚼，沁人心脾的麦香，清甜的味道，一点一点润到心里。
镰刀在麦子的根部挥动，麦丛中传出唰唰痛快的响声，倒下的麦子，从来不知道喊疼。扎好的麦捆重新站立在田里，整齐列队，从地头向远处延伸。
割麦是件苦差事，第一次干这个农活儿，我还有几分新奇，跟随在父母身旁，手执父亲专门定制的一把小镰刀，低头弯腰向前割麦。谁知才割了一个多时辰，头顶的阳光失去了往时的和煦，像一团炽烈的火焰，包围烘烤着我的全身，汗水眯住了我的双眼，麦芒在我的脸上摩擦，火辣辣地刺痛。等我好不容易割到地头，已是汗如下雨，气喘吁吁，我就势仰面躺在田边的树荫里。
父亲扎好一捆麦子，提着镰刀走过来，看着我默不作声。母亲瞟了父亲一眼说，他才十岁多点哪，还是个孩子嘛！她从暖壶里倒出一碗冰凉的绿豆汤，加点砂糖递给我。我坐起身来，咕嘟咕嘟一饮而尽，腰疼腿酸，累得说不出一句话，又四仰八叉地躺下。
不一会儿，父亲又来催促我起来干活。我嘴里嘟嘟囔囔，跟在他身后，他回头看见我把镰刀别在腰间，呵斥我把镰刀拿下来，不小心会割伤了腰。我赌气说，你不是说小孩子哪有腰，干活还会腰痛吗？
我提着镰刀，走下田埂，望着无边的麦田，心里暗暗思忖，这活儿真不是人干的。恨恨地咬咬牙，一头扎进麦田，淹没在一垄麦丛中，麦子在我面前纷纷扑身倒下，再被扎成麦捆，挺立在田间，等待着一捆捆垛上马车。
傍晚时分，那轮夕阳像一头老牛，慢慢吞吞地走下地平线。我费尽最后一点力气，才爬到装满麦捆的马车上，一路昏睡到家中。晚饭也懒得吃，就一头扎在床上睡着了，我梦见新麦蒸出来的白白胖胖的馒头，一个个散发着诱人的麦香，我伸手抓住一个，却怎么也吃不到嘴里。
收割回来的麦子，由农场统一组织劳力打麦、扬场、晾晒，再颗粒归仓。那些都是技术活儿，自然没有我们这些孩子们什么事了。我带着妹妹，和一群孩子拎着布袋子，走进收割后的麦茬地，大片的阳光泛着刺眼的白光。在田间捡麦穗的我们，看到一把麦穗，就欢呼雀跃着奔过去，像一只只蹦蹦跳跳的小鸟。
天色一点一点暗下去，我们拖着一身疲惫和装满麦穗的袋子回家，父亲把麦穗用胡杨木舂臼捣出麦粒，再转动手摇石磨，磨出浓稠的麦浆。母亲是苏北人，烙煎饼是行家里手，她在鏊子上三下两下就摊出薄薄的新麦煎饼，一股清新的麦香扑鼻而来，卷上辣子炒鸡蛋，更是香辣焦脆，嚼劲十足，吃起来那叫一个痛快。
农场后来引进了康拜因，麦子开始机械化收割。我家的镰刀也安静地挂在墙上，失去了用武之地，百无聊赖地长满铁锈。过了秋收，那些庞然大物也无所事事，停在机耕队里等待检修。康拜因有个临时储粮仓，收割小麦来不及清理干净，多多少少会存留一些麦子。
一个阴云密布、月黑风高的夜晚，趁着父亲在发电站加班抢修设备和母亲到医务室值班的空当儿，我白天踩好点，晚上就背起布袋，拎着扫帚，绕过队里的值班室，潜入康拜因的储粮仓，用扫帚把麦子拢在一起，再装进口袋背回家。一次作案得手后，我的胆子也越来越肥，回家卸下麦子，又悄悄回来钻进康拜因里，不一会儿，就装满多半口袋麦子。我贪心不足，又扫了一小堆麦子，一阵尘土飞扬，忍不住咳嗽几声，一道手电筒光直射进来，仓里狭小的空间无处躲藏，我只好磨磨叽叽爬出来。
那个值班看护机械的人，一把扯着我的耳朵，把我揪过来。这时我才明白，皓月当空，乌云早已散去。那人又用手电照着我的脸，我忙用手遮挡，他见我浑身上下土猴一般，忍不住笑了，这不是杨师傅的儿子吗？你小子胆子不小啊！我认出那人是父亲的朋友，吓得连声求饶。那人挥挥手，让我背着赃物滚回家去，警告我下次再逮着，打断我的狗腿。
过了几天，母亲突然发现家里的麦子多出来了，正在纳闷。父亲手持马鞭，气冲冲地把我像拎小鸡一般揪到院子里，照着我屁股上就是几鞭子，又在地上画了个圈，让我站在圈里，晒了一个小时大太阳。毒辣辣的阳光晒得我头冒油汗，整整脱了一层皮。父亲又把皮鞭挂在我的床头，以示警诫。
我知道肯定是父亲的那个朋友私下向他告密，不过好在他后来没有向农场揭发这事。有一天那人又来我家中聊天吃饭喝酒，我偷偷在他奶茶碗里放了整整一勺咸盐，接着一溜烟飞奔出门，不见踪影。
那时农场实行供给制，粮油多是自产自销，我们还能吃到香喷喷的白面馒头、烙饼，家里常常充溢着温暖而又熟悉的麦香。
70年代末，我随父母迁居乌苏城里后，每个月的粮油都是按家中人口数量、性别结构、年龄大小，实行凭证定量供给，粗粮苞谷面的比例占百分之八十，肉类和布匹也是凭票供应。生活虽然也很艰辛，日子还勉强过得去。
父母亲热情好客，家中人来人往，细粮和肉食都用来招待客人，我们只能吃粗粮。父母亲尽力变换花样，团窝头、蒸发糕、做搅团、烙饼子、摊煎饼、熬糊糊、压面条，但直到现在，我看见这样的苞谷面食，胃里就泛酸水。偶尔父亲也会用粗细两掺的面粉，擀面做一顿鸡蛋汤面条，就算是改善伙食了。至于那些雪白的馒头，只能指望在梦里吃到了。
母亲为了补贴家中生活，帮人带孩子，给人看病，一些病人家属会送些鸡蛋、黄豆等聊表谢意。记得有次，父亲的朋友送来了半袋老西湖大米，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米，打开米袋子，我抓了一把在手中，一股香气扑鼻而来，雪白的大米像细小的珠玉，在手心里滑动、散落，发出窸窣好听的声响。
晚上母亲用铁锅焖米饭，香气四溢，绵润可口，米粒上还有一道神奇的红线。还没等菜上桌子，我就划拉了一大碗进肚里了。后来我调到西湖工作，多方打听才知道，这种土稻当地人俗称长芒稻或红线稻，相传为清朝乾隆年间，由军屯湘淮子弟引进种植，稻米颗粒饱满，上嵌红线，通体透亮，色泽油润，稻香浓郁，口感甜糯，在村里一家做饭百家香。这种水稻适宜于土壤肥沃、水量充足的田地，但产量较低、田管要求高，后来种植面积逐渐萎缩。如今这个稻谷品种，早已不复存在。
乌苏城北水磨沟一带最早有十几家水磨坊，当时仅剩几家，后由县粮食局并购后用于面粉加工。父亲白天到乡里的亲戚家私下里买了几袋麦子，晚上推着一辆破自行车，带我一起去换面粉。
整个磨坊就是建在溪水之上的木屋，湍急的水流驱动硕大的木质水轮，带动磨盘飞快转动，锥形的木制方斗里漏下的粮食，准确无误地落进磨眼。磨盘边的木槽里，源源不断落下小麦粉，再经过反复回磨过筛，就成了如雪的白面。磨坊中充满麦子的香气和粉尘呛人的味道。昏暗灯光里，磨面的师傅都成了来回晃动的雪人。石磨轰隆隆的旋转声，流水哗啦啦的冲击声，筛子哐当当的震响声，这些嘈杂的声音混合在一起，两人面对面都听不到说话声。
那时候，国营磨坊加工的面粉，只能保证粮店供应，不允许给私人加工兑换面粉。父亲冲着一个熟识的师傅打着手势，把他拉到磨坊外，递上两包香烟。我知道父亲十分节俭，平日只抽便宜的莫合烟，那人笑着推让了一下，才塞进口袋。他让父亲卸下小麦，过秤后倒进一条敞口的麻袋，又称出两袋面粉给我们。父亲和我回到家中，已是深更半夜了。我兴奋好久才睡着，又梦见雪白的馒头，飘溢着香喷喷的麦香，我一觉醒来，清亮的涎水湿透了枕边一大片。
多少年后，那个缺衣少粮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每年夏收时节，我都会回到家乡，走进麦田，俯下身子，从远处涌来的麦浪拥在我身旁，用手拢住一把麦子，一粒粒金黄肤色的麦粒，在我掌心中轻轻摇动，我贪婪地吸吮清新的麦香，甜润的麦香。这是一种家乡熟稔的味道，一种无法磨灭的念想，常常让我回到遥远的少年时代，那些艰辛的日子，那些苦痛的记忆，那些值得用一生怀想和铭记的岁月。
一粒麦子就是一滴汗水，一粒种子就是一份希望。一粒麦子在自己生命的四季中轮回，萌发、返青、分蘖、灌浆、成熟；
一粒种子历经风霜雨雪，可以变成一捧，变成一堆，变成一仓，成为赐予我们生命的粮食，养育我们成长的食物。
世间万事，人心的重量，都可以用一粒麦子或是一颗稻米来称量。对粮食的尊重和珍视，其实就是对生命的崇尚和敬重。但愿今天丰衣足食的人们，还能多一点对粮食的感恩，多一些对粮食的珍惜，多一份对粮食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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