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共同体变迁背景下的职业共同体构建探究

陶 宇

20世纪九十年代以降,在社会转型与国企改制的背景下,传统意义的单位制走向消解,与之相伴生的是,曾经一度承载“单位人”集体记忆并塑造其生命历程的单位共同体也在逐渐衰退。毋庸置疑,国企改制创造了显著经济成效,但也在加速单位共同体终结的过程中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国企单位的组织危机、员工群体的认同唤起、企业内部的整合以及社会秩序的重构等问题不断浮现。这些问题共同指向了一个重要议题,那就是通过新共同体的构建来回应当下国企单位内部再整合的切实需要。在此背景下,本文集中探讨的问题是,单位共同体在其形成、变迁与消解的过程中,究竟产生了哪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及其本质,新的共同体又应该如何建构,进而完成新时代国有企业再组织化的现实需求?

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之下,单位共同体具有独特的时间性、空间性与实践性,是透视中国社会秩序发展与变迁的重要切入点。那么,何为单位共同体呢?这一共同体又是如何形成与变迁的?

(一)单位共同体形成与价值实践

(二)单位共同体变迁及衍生问题

在几十年的负重前行中,国企单位因背负着从生产到生活、从车间到社会的复合职能步履维艰,因而如何释放企业活力成为改革之要务,减去社会包袱、明细企业权责势在必行。伴随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国有企业在提升了经济实力的同时,单位共同体也随着单位制的转变不断消解。在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中,厂办大集体与母厂的分离、单位福利的减退、住房制度的货币化改革、国营企业的关停并转以及用人制度、考核制度的一系列调整……这些连续性的变动重新改造了单位共同体的形态,也相应地改写了诸多“单位人”的命运。对于广大依赖于此的“单位人”来说,他们的体验是切身的,也是深刻的。于他们而言,曾经城堡式安稳健全的福利体系日益消退,子女接班、家属照顾等政策已经成为一段历史,甚至没有谁可以笃定自身永远属于单位;
住房制度的改革使得单位大院、筒子楼里的守望相助成为一种回忆,变迁中的“单位人”根据自身的资源存量将家庭安置在城市的不同地方;
随着大量社会资源重新被社会分配,“单位人”身份成为一种曾经的荣光,当优越不在、荣耀褪去,如今他们或者被动也或者主动地走出单位、走向他乡。而在国企单位内部,计件工资、绩效考核等制度安排不断拉开收入差距,聘用制、考核制等用人制度改革也使得同一单位内部的员工身份各异。在不断异质化的生活中,国企单位这一词语的表达更多意指的是其经济属性,“单位人”的身份也逐渐改变为企业员工,并从以往的复数型意涵演变为强调经济层面的单向维度,与之相伴生的,个体与企业的联结也在逐步弱化。

究竟何种共同体可以联结由来已久的单位传统,满足现代意义的企业需求,并能够将企业发展与员工个体需求有机结合呢?在社会的思想脉络中,共同体一直有着悠久而绵长的理论传统,并能洞见当下。

(一)共同体思想的学术谱系

(二)共同体思想的当下诠释

回溯历史意在关照现实。梳理共同体的延展脉络可见,共同体是一个极其具有生命力的语词。其一,共同体这一概念与思想穿越古今,无论是古典时期的先贤,还是当下社会的学者均在运用与阐释,我们作为后辈细细品读,可常常从中体悟新的意涵。其二,共同体概念与思想跨越中西,其虽然源自于西方社会,但与中国社会思想中源远流长的大同思想等共襄异曲同工之妙,共同指向与追寻人类生活方式的美好,当代学人亦可从中探寻出新的道路。其三,共同体思想活跃在不同学科领域之中,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常聚焦于此,并将其置于新时期的社会发展需求中赋予新的意义,以期为人类进步增进新的智慧,带来新的灵感。共同体概念及思想的时间绵延之久远、空间跨越之广阔以及领域穿梭之宽泛,概因其核心要旨在于,倡导共同的价值观与精神、有机的联结、持续的互动、共识性的规则,可以获得的归属与认同,以及人们借此实践出的彼此相联结的生活方式。穿越古今,纵横中外,这是人们努力追求的理想状态,且使人们始终努力为之。即便是在当下,在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中,尽管人们不再为温饱而担忧,但在剧烈的社会变迁、频繁的社会流动以及不确定性因素交织的漩涡中,人们更加需要一种共同体式的生活方式让身心得以安置,也更加需要一种有机的联结让精神得到归属。回到国有企业这一独特场域,在企业转型特别是近年来国企混改等一系列的变革中,如前文所叙,国有企业更多强调的是经济内涵的承载,“单位人”这一身份也在用人制度的历次变革中转变为企业员工。对于企业员工这一群体而言,他们的合同具有时间的暂时性,而非是永久固定下来的;
他们的工作具有挑战性,也会面临失业的风险;
他们将自身的时间投入于工作,同时也需要通过社会化的途径解决家庭成员的生活安排。在生产实践与精神归属的分割中,隐喻着的劳动异化问题时常浮现。而相应的,员工之间的关系梳理与义利平衡张力所带来的信任危机等问题,以及员工与企业之间的联结脆弱与组织弱化所引发的认同缺失问题也牵引着千家万户的神经。因此,企业内部员工己身、员工与员工以及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再组织化需要被不断提出与深思,一种新的共同体亟待被建构出来。那么,在对共同体思想的追溯以及对现代企业的洞察中,新共同体的建构究竟如何可能,进而完成新时代国有企业再组织化的现实需要与发展需求?

单位共同体变迁与现代用工方式使得国企员工群体已经发生了剧烈而复杂的变化,并衍生诸多问题,包括国企员工内部、国企员工与外部群体之间的生存困境与身份认同。单位共同体的终结,使得员工之间的有机联结中断,所衍生的问题本质即是国企单位如何实现动员、整合以及从组织化到去组织再到再组织化的命题。那么究竟以何种方式去完成再组织化的需求,则自然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一)单位共同体的终结及职业共同体的契合

(二)职业共同体的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何为职业共同体?职业共同体虽源自于涂尔干的论述,但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下更多集中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医生职业共同体、技术共同体以及新闻职业共同体等,而对以新时代国企职业共同体的建构则有待拓展。借助涂尔干的界定,职业共同体在当下中国国企单位中可被理解为,以职业群体为主体,以劳动分工为前提,以国企单位为活动空间的共同体形式。在职业共同体的建构中,职业精神的引领、职业文化的凝聚、职业制度的运行、企业责任的实现,均在职业群体的实践中延展出来。在性质上,职业共同体也并不是没有边界,而是将职业背景与职业生活作为是否可以进入的标尺,具有一定的专业稳固性。在形式上,这种职业共同体不是一种固定僵化的组织,而是随着社会与企业的变迁不断扩容,并接纳人员的流动。同时,职业共同体又与企业内部的工会以及行业范围的协会具有一定的区别,强调由自上而下的组织协调与自下而上的群体实践共同形成。与行业协会的自治性、非营利性、公益性与中介性相比,职业共同体倡导为职业发展而努力,从而引领员工在职业劳动的过程中满足个体的需求,提升职业的能力,并将更多具有职业理想的人联结起来。因此,职业共同体具有更强的凝聚性与聚焦点。

那么,又为何是职业共同体?现代化的工业生产使得员工的分工更加细密,而这种分工形式又进一步催生了职业群体的多样化。在此,人们并非因为血缘、地缘而互动,而是基于同样的职业背景、职业教育、职业伦理、职业精神以及职业实践有机联结在一起。在相似的教育背景与职业生活中,他们具备共同体所需要的特质:共同的精神、守则、制度、文化和自然默契的共同语言,以及有待于通力合作共同为之的职业愿景,乃至于需要共同克服的困境。因此,职业共同体可以通过职业精神的凝聚、职业守则的强化、职业制度的约束、职业技术的提升以及职业生活的开展,实践出共同体的形式与内涵,联结起国家、企业与员工,包括整合企业内部的干群关系、员工之间的关系以及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说,相较于单位共同体当中个体对于单位以及对于国家的资源依赖,在职业共同体之中,员工之间彼此的联结以及与组织结构的联结,皆因职业分工的需要以及职业理想的追寻而产生。同时,需要再阐明的是,当下国企职业共同体的提出与实践绝非是对涂尔干思想的套用,因为相比于当时的时空情境,今天的境况与条件有很大之不同。这里我们并不是将涂氏的职业共同体简单搬迁与植入,更是立足国有企业的历史与当下,倡导以职业共同体为核心,并融汇中外共同体思想的精粹。

在此前提下,如何实现职业共同体的建构呢?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在运动,一切都将改变,一切也都处于奔腾不息的时代洪流之中。伴随着单位制的形成、巩固与演变,对单位共同体的终结,怀恋者有之,诟病者亦有之。既有研究中,学者将更多目光聚焦于那些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的老一代“单位人”,关注其退场后的身份认同与社区生活,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社区治理等“单位”边界之外的问题。然而,面对改制之后的现代国企如何迎接问题与挑战,回应时代的需求与使命,则有待更深入的探讨。毋庸置疑,国企改制与单位变迁所带来的经济提升是巨大的,但同时所产生的问题与带来的挑战,使得国企内部以及在与外部社会的互动中,都表现出亟待回应的组织危机,期待以新的共同体去唤起员工认同、提升企业管理、回应社会建设,概言之,即组织化到去组织化到再组织化的现实需求与发展需要。在此意义上,本文倡导职业共同体的建构虽有理想化的色彩以及想象的成分,但意在以回应企业组织的再整合之问题,即以价值契合为核心,以技能提升为路径,以制度建设为规范,以空间重塑为平台,引领职业共同体朝向不断现代化、契约化、组织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亦重拾社会责任、强化有机联结、注重文化建设,将人的主体性找回来,并将意义与价值的维度带入,从而共同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蓝图之中。

陶宇,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社会学院副教授,2002年9月-2006年6月,本科就读于长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现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专业,2011年7月-2021年6月,在长春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系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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