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行者”蒋彝作品里的诗情画意

旅居英国、美国的华人艺术家、作家蒋彝先生(1903—1977),笔名“哑行者”,于20世纪30年代撰写了有关书法的艺术普及英文专著《中国书法》。这本符合西方读者思维的作品,打破了艺术和语言的藩篱,为西方读者了解和理解东方艺术开启了一扇大门,至今仍是众多海外高校的书法艺术教材。

世界著名作曲家、被誉为华人三宝之一的周文中先生,曾将书法与音乐的精神进行贯通:“书法是没有音响的音乐”,蒋彝先生则在音律和节奏之外,艺术性地赋予书法动感和形态表现之美,他将高深的书法艺术渊源和理论,以及书法的抽象艺术语言用雅俗共赏的方式直观地向世界进行传播。

被誉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的蒋彝先生,30岁踏上英国土地时只会说五个英文单词,但是凭着坚强的意志力和对艺术的自信与不懈追求,他洞察世事趋势,辨析出不同时代世界历史发展中涌动的主流方向并适时而动,包括西行决定及其后的离英赴美,他一直追求着更富活力和创造性的世界。

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作为戏曲新类型的戏曲现代戏已经在河南出现,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基本成熟,出现了《小二黑结婚》《朝阳沟》《人欢马叫》《社长的女儿》《游乡》《掩护》等影响广泛的作品。文化大革命期间,它的前进和探索出现停顿。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整个戏曲事业随改革开放大潮砥砺前行,河南戏曲现代戏也开始了长足发展。至今已过40个春秋。

他以艺术家的天赋和东方人的眼与技,为世界文化奉献了一部部诗书画一体的画记作品,每部画记都在一幅幅不同字体的诗歌书法作品与水墨、水彩、速写作品的穿插中,跃动着儒雅的文字及深厚的情感。蒋彝对信念持之以恒的勇敢坚持和善意的共情能力,以及高超灵活机智的艺术表现力和对自我的严苛要求,使得他可以一直在作品中去勾画“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

蒋彝旅居海外44年,英国是他西行之路的第一个国家,牛津城学院派的古老沉静和法国巴黎自由奔放的艺术气息,都在蒋彝的笔下鲜活起来。

蒋彝在《牛津画记》里用眼、手、心感受牛津的四季变幻,对花、木、建筑、动物与人,有着各种“小题大做”。如把漫长冬季里牛津的番红花与中国的梅花比对联想,在静静的感受中,涌动着一波波怀乡之情,中西诗歌、掌故、趣事信手拈来,书中的图文看似只与作者的心绪相关,却又可以让阅读者抵达共情。蒋彝并不是在书中做文人的凄哀婉转状,他的腹有诗书的咏志,辅之以视觉上的轻盈明快:简洁的线条勾勒、娟秀的书法、水墨的意境、彩绘插图中的一抹翠绿与惊喜的一点红,流畅自然,韵味十足。这里的蒋彝是动在内心,静在物表。

巴黎是魅惑的、瑰丽的,对作家、艺术家而言尤甚。蒋彝游历巴黎期间,一边在语言学校学习拗口的法语,一边触摸艺术之都、时尚之都巴黎的活色生香。巴黎的高级夜总会、酒吧与咖啡馆,流动的小贩、马戏团、艺术青年,巴黎中央大集市夜晚喧嚣的市民生活,巴黎左岸思想圣地的存在主义……一切都在《巴黎画记》里热气腾腾地呈现出来,因应了波德莱尔的诗句:“黎明披上玫瑰红和葱绿的袍子,沿着寂寞的塞纳河优雅漫步。”

蒋彝到美国后,写出了《波士顿画记》和《旧金山画记》,波士顿和旧金山是两座完全不同气息的城市,蒋彝以他的多重视角和复合文化背景成功地将这两座城市的独特气质分别描绘出来。

蒋彝在《巴黎画记》里激赏法国艺术家罗丹,他对罗丹的艺术、思想和法则,有着强烈的理解、认同与共情。蒋彝认为罗丹的著名雕塑作品《加莱义民》表达的是“普遍的、没有个人色彩的、永恒的主题”,远超同时代的雕塑家,让他看到了“人类的共性”。蒋彝从罗丹不同的作品和资料中感受到罗丹是一个朴实、一丝不苟、矜持、谦逊、热诚而不张扬的艺术家,是一个充满激情和爱的人,一个和善而优雅的人。但蒋彝也强烈感受到罗丹的另一面,感受到罗丹的精神中充满了痛苦和恐惧,他是一个不受含蓄的道德谴责和世俗束缚的人。蒋彝从艺术家罗丹投射到自己,一句深深的叹谓是:“他竟然没有受到人世间的纷繁干扰。”这些动与静的平衡,动与静的不同力量与出口,在蒋彝的折服与感慨中强烈地输出着,他在东西方的不同世界里执着地寻找着“人类共性”的点点滴滴。

蒋彝在《巴黎画记》里既欣赏着一些时尚品牌的理念、产品和发布会的新颖靓丽,也揶揄着一些巴黎上流社会的所谓品味,他从巴黎女性的软帽、胸衣、高跟鞋的发明,联想到中国近代三寸金莲的性别文化;
从画家模特的衰落到时尚模特的兴起,以模特之口失落地吐槽:印象派、抽象派这些新艺术流派,他们对三角形、圆形、方形感兴趣,唯独对“人形”不感冒……一个变化和迭代的时代对“美”的不同理解和层次差异,这里的艺术和美是在动态的变迁和不断地跃升中。

蒋彝这样一个来自英国的中国人,带着22年英伦生活的叠加印迹和各项荣誉成就,直接进入了波士顿的艺术、人文、学术圈,在波士顿的艺术观赏和社交沙龙里他都有着很多的符号性和代表性,而旧金山华人社区的兴盛也让蒋彝获得了很多尊严感和兴奋感。

《巴黎画记》里的蒋彝敏锐地注意到技术和社会的进步,对巴黎的艺术和以艺术创造为核心溢出的时尚产业、手工业、技术制造业,对那些艺术和技术结合的匠人们惊叹不已。

蒋彝逛遍了寂静的牛津,《牛津画记》里,他非常松弛地对牛津学人来“一小顿脾气”的揶揄和调侃:“英国人总想掌控万物,连时间也不放过。相形之下,中国人认为时间是不变的。”东西方的静与动,有着虚与实的区别。蒋彝对牛津城里静静的古老建筑,坚持其纯粹的艺术欣赏:“我从看不出年份对艺术作品之美有任何影响。历史仅能增添古老的光泽,固有其迷人之处,但无法改变美的本质。所有新的事物都终将陈旧,我喜欢专注在事物本身,而将名称、年代和无数历史渊源留给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以及古董爱好者。”这里的艺术之美在蒋彝眼里是纯净而永恒的。

牛津在蒋彝笔下是自然与美的画卷,是文明的存在和延续。但牛津不是世外桃源,战乱中身居其间的蒋彝依然坚信文明必胜:“我深信当代的混乱会如溪水流逝,没有任何一位扩张主义者或征服者能留下来污染文明清流。”这样的静,来自文明信念的固守。

郑大一附院十分重视脑血管疾病领域。据院长刘章锁介绍,目前,医院有河医、郑东和惠济3个院区,实行三个院区差异化发展、同质化管理、标准化建设和规范化运行。其中,惠济院区定位为以脑血病为主的大专科小综合。而且,脑血管病医院也是医院12个院中院之一。

蒋彝华人作家的背景使得他在离散文学的写作中,必然关注在地可近观的华人世界的历史与文化。尤其在《旧金山画记》里,他着墨于旧金山的华人劳工和唐人街历史:“他们从未想过,是自己把中华文明传播到其他国家的。然而以不同形式出现的中华文化正是通过他们独特而卑微的个体存在才首次在国外扬名。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希望,他们已经创造出多个以祖国命名的城区。再没有其他国家或民族像这样在一块外国的土地上创造出自己的市区。” 这些华人,“凭借自己坚忍不拔的精神和勤勤恳恳的工作而屹立不倒”。

《旧金山画记》的感性体现在蒋彝对这座城市的气息的传神描述中,包括旧金山的三种声音:雾号、电缆车、海狮和旧金山的花草树木,动物森林与海浪礁石,各种大自然的吟诵。如果说波士顿对蒋彝而言意味着人类的精神自由之地,旧金山的海滨、山巅和橘色的金门大桥,旧金山的历史政治、自然地理和各类掌故,则向他展示的是“人类在相对较短的一百年时间里造成的另一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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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彝经历了冷战时期的欧洲,他由古老的英伦来到现代和未来的美利坚,对旧金山的清教徒文化与拓荒者精神的融合与制约,蒋彝的判断是:“伦敦、巴黎、牛津这样伟大的古老城市都被往昔所主宰”,旧金山的“现在和未来要有价值得多”。他认为未来的美国也必将是“学者的天下”。

正是旧金山弥漫着的“令人吃惊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这本画记相较其他画记,甚至比之《波士顿画记》,艺术人文色彩开始明显偏移,带有强烈的社会历史与国家新样态的观察,对工程、技术、生物等科学领域人物、事物的探访和记述明显增多。蒋彝对新世界、新技术的生机,给予了很多赞美。也因此,虽然他依然会在一个个咖啡馆里寻找“垮掉的一代”的踪迹,却对他们1953年在旧金山设立的“城市之光”书店没有叙述,可见欣欣向荣的“拓荒者”们的技术和商业创新更具社会面和世界性潮流的巨大吸引力,蒋彝对这个新大陆充满了希望。联想到今日旧金山硅谷的世界科技前沿中心,不得不佩服蒋彝眼光的毒辣、深远。

二是完成粮食生产安全责任制存在较大压力。为加快构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府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从2015年开始我国建立了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明确了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省长(市长、主席)在全面加强粮食生产、储备和流通能力建设等方面的职责,并由发展改革委、粮食局会同有关部门定期组织考核。如果粮食统计口径发生调整,豆类、薯类占比较大的省份要完成粮食生产安全责任制就存在较大压力。

对比2个拟合函数稳定性,根据Matlab软件曲线拟合后得出的原始数据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进行比较可知:Exponential函数拟合方程式(2)比Polynomial函数拟合方程式(1)精度更高。

1.2.1 一般情况调查表 包括年龄、职称、学历、护龄、编制、医院种类、科室、收入、职务、翻班与否和日工作时间等。

牛津恒久不变的固守精神和波士顿那新兴的、与时俱进的自由精神给了蒋彝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牛津人、剑桥人、波士顿人、哈佛人,牛津茶会与波士顿茶党都让他感受到各种异族文化的细微差异和共通。他抓住了波士顿人的鼻子、耳朵、眼睛、嘴巴的外表进行比拟,以略显夸张但又趣味横生的画像凸显波士顿人自由的文化特色。波士顿城里一幢幢建筑的日常和光影变化都被蒋彝细腻地品味和描摹。与对牛津城的建筑观感不同的是,一个个熠熠生辉的名字,在富兰克林的墓志铭和他所代表的波士顿(美国)自由、进取、科学的精神中,他看到了人类对未来的无所畏惧和磅礴大气。蒋彝直言:“我接受生活进程中的改变,很少期待看到改变被推翻,旧事物被重建。”

也是在这本画记里,面对同族异域扎根的生活,蒋彝直言语言的困境与身在异域的痛彻:“面对成千上百的英文出版物,我尽管认得里面的大部分词汇,却无法理解它们想要表达的意思。”“当我试图明白表述自己的看法时,用非母语写作常让我潸然泪下。” 这种被捆住手脚无所归的压抑与束缚,让蒋彝一直心有不甘。

自《巴黎画记》开始,蒋彝的“哑行者”系列画记,彩绘插图越来越精致,但诗歌、书法与情景类比的模式显得有点重复和刻意,叙事过于注重细节,让文本显得有点冗长和平淡。

《日本画记》是笔者看的蒋彝作品的最后一本画记,这本书里能看到“中国之眼”的斑驳。蒋彝四度游历日本,走访了60余个城市,积累了很多素材,他希望写出与人们认知不同的日本,尤其是针对中国人的认知。这是蒋彝第一次写一个整体的国家,画艺虽精进不少,但文字的轻灵与奇绝却消失了,叙事琐碎,取舍失度,文本也已不具清朗之风。

与日本文化愈近也愈远的关系,在熟悉中去寻找特别,使得整体驾驭难度变大,很多细碎、无关主旨的细节描写,让文字不再精练。史料的散点、堆砌,同时依赖和引述了过多的史观和文化观佐证,以往作品里浓烈的个人情感和个性被削弱了。

许是游客身份的缘故,蒋彝没有日本在地的具体工作和生活经历,使得他的写作与对象之间缺乏本质上的血肉和气息关联;
又由于旅日期间的基本通用语言是英文而不是中文或日语,对日本的理解便也打了一定折扣。如果这是一本以日语写作,在日本出版的画记,是否日本读者的感受会不一样呢?

在蓝印花布图像数据库搜索空间树构造建设过程中,随着录入纹样的增多,通过与参照纹样比对后产生的纹样识别比对值也会越来越多,从而形成一个以参照纹样比对值为起点的链表,该链表与参照纹样比对值一起形成一个搜索空间二叉树结构,每个空间树结点下都有一个有序链表,若某段空间段内比对结果较密,则该结点下链表长度较长;
反之,若一空间段内比对结果值相对稀松,则该结点下链表长度值较小。在蓝印花布的发展过程中,蓝印花布的纹样数量、种类不同,从而导致其参照的比对纹样在数量上不同,进一步造成其比对值分布密度不仅不同,而且是随机变化的。而采用空间二叉树则可根据蓝印花布纹样数量分布的密度,动态调整链表的内容。

除了语言,蒋彝的一系列画记创作,还有一个他自己也许未意识到的遗憾:他的诗书画一体的书籍创作,从未达到令人满意的完整效果。他虽会介入图书的封面设计和绘画,但内文却一直受到印刷品的纸张开本、图文编排、印制成本等非创作因素的制约,甚至为了达到理想的印制效果,需要他拿出一定的补贴来解决。仅就中文版而言,相当一部分图文关系的处理直接削弱了内容的力量,有些插图比例关系不对,明显“大图小用”,有些配图位置摆放随意,弱化了与文字的呼应关系。相对应“画记”这样的名头,在某种层面讲依然只是一本有插图的文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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