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峰 牛新海
（河北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新唯识论》代表着熊十力哲学思想的成熟，其书创作并非一帆风顺。1922年，熊十力进入北京大学讲授唯识学，在讲学过程中不断思考，先后创作了《唯识学概论》的讲义印本。1923年，熊十力开始创作新论。至1930年时，熊十力的印本已经有了《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的雏形，新唯识学与旧唯识学就此划分。1932年，文言文本的《新唯识论》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发行，熊十力“新唯识论”观点一经面世就在学界引起极大轰动。
熊十力在《新唯识论》首章就开门见山的说明：“今造此论，为欲悟诸究玄学者，令知宇宙本体非是离自心外在境界及非知识所行境界，唯是反求实证故。”对于学问的看法，在《新唯识论》中熊十力主张学问应该分为两类，一类为科学，另一类为哲学。科学以理智为工具去追求实用，从日常经验之中去探索发现真理，科学拥有向外追求的态度，将一切外在看作是离心独存。当然，自科学发展以来，哲学范围逐步缩小，熊十力认为哲学立论不可不谈本体，同时本体并不是离心独存。在对于哲学与科学的探讨之中，《新唯识论》深刻体现了熊十力的科学观。
自1840年西方炮轰旧中国，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逐步觉醒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开始通过学习西方来寻找一条图存之路。面对以民主、科学西方文化的强势侵入，中国传统文化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以胡适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需要走“全盘西化”的路子以求得国家富强，唯科学论者的言论也对传统儒家产生了极大挑战。熊十力对于科学与哲学有着独特的理解，面对当时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文化冲击，自科学理论蓬勃发展以来，哲学备受挤压，甚至有取消“形而上学”的言论的情况，他表示出了深深的忧虑。
首先，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先生承认科学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且慧眼独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来驳斥唯科学论者。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当时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是如何面对科学的冲击而保持中国传统儒家的自信，从儒家发扬出科学精神；
另一方面，中国如何利用科学实现自身的发展，同时克服西方科学在发展过程中的困难。作为当时活跃的思想家学者的熊十力积极拥护民主与科学，他对于西方如洪水猛兽般的文化侵入，比其他学者更加冷静地认识到了文化传承的重要性。熊十力倾心于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对儒学地发扬光大，在对西方文化进行深入了解之后，他独具慧眼地将西学与中国文化进行比较，将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示以冷眼，一针见血地指出西学“蔽于用而不见体”。对于某些西方实证主义者背离本体，注重认识论的研究，他更是指出哲学不可离本体而言，面对另一种论点“本体不可知”的学者，他严厉批判“不知本体”是极其可笑的，如孩童只见大海而不见众沤。他对西方哲学既有批评也有吸收，在建立“新唯识论”哲学体系时，吸收康德哲学的观点，并对罗素和伯格森哲学进行了评价。他首先明确地划分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以及哲学与科学两者对于真理的追寻问题，由此建立了将科学融入本体论之中的新唯识论体系，这一体系包含着第一代儒家学者对于科学的态度以及深入的思考。
对于真理之穷究，熊十力也有精彩的阐释。在熊十力看来，科学只是妄立外境，主要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终究不能达到真理。科学研究为现象界，科学是关于现象界的知识，它是属于经验世界的知识系统，具有实用的特点，对经验世界做分析研究。而哲学所对者为本体界，就哲学而言本不应该有所划分界限，但本体为万化之根源不得不谈，这是其他学问所不能达到的。哲学旨在透悟本体，研究哲学不可以脱离本体，哲学是本体之学。以往哲学家多受蒙蔽，把本体当作离心而外在的实体。不管是以往的唯心论者，还是唯物论者都是妄自猜度，以一种向外探求的态度去设立一种本体。对于不谈本体论，沉溺于知识论的实证主义学者，他认为这种说法已经不属于哲学之列。他在《新唯识论》中写道：“科学无论如何进步，然总须承认有外在世界，须用客观的方法，须注重实测。此为科学成立之根本条件。”他将科学视为俗谛，科学所认为的独立存在的客观事物都无自性，只是一种在大用流行之中收摄凝聚的势用。他认为科学一是承认事物的客观实在性，二是承认一切事物具有法则，此两者是科学成立的条件，但就哲学上来看科学所认为的客观的拥有自性的事物就成了本体论上所谓的妄执之相。就熊十力将科学与日常经验相提并论，将科学知识归于妄执、俗谛来看，似乎对于科学有价值方面的贬低，这体现了熊十力在那个年代仍然无法避免他自身的局限性，不懂洋文。当时西方科学对于中国的冲击才初步开始，国人对于科学对象的独立存在认识不清，对于科学知识的了解也不够。不过，作为新儒家的开创者，面对西学风潮能保持如此清醒的头脑去面对也实属难能可贵。
对于真理之体悟方面，熊十力认为如要体悟本体，就不能如世间俗见一般执于实物。熊十力认为西方的人崇尚思辨，我们中国历代先哲不仅仅崇尚思辨，而且最终将归于体认来达到至高。在他看来我国古代文化之中就已经有能发展出科学的思想根基，也就是《易经》中所倡导的自强不息，创新求进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慎思明辨最终落脚点就是归于体认。到秦汉之后，思辨与体认两个都已经没落，直到宋明时期乃至清朝也只是崇尚体认而思辨不明。他认为中国哲学注重体悟，在中国哲学中宇宙和人不可截然二分，这从我国智慧之书《易经》之中早有体现，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修养功夫来达到自我的体认，感受生生不息的宇宙大生命，而西方科学注重思辨与逻辑，从思辨处来，将世界进行主客二分的对立，所以对于哲学来将是超越主客二分的对立，强调一种“体用不二”的合。中国向来是有发展科学的土壤的，而科学在中国并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儒家哲学作为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可以作为科学的根基从而发展我们自己的科学。从这里可以看出熊十力并不排斥科学，并试图为中国发展科学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在熊十力那里，科学所使用的的工具被称作“理智”，这是一种站在事物对立面的思维方式，以科学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事物，就是把事物看作在本心之外的独立存在，也就是客观存在。科学作为客观的知识体系，熊十力把这种理智认识称为“量智”，本体不能以“量智”证得。“量智”属于“习心”，也是人们依靠日常经验以习惯对于外界辨析的活动，而“习心”是“本心”之发用，“习心”做主就使得人陷于罪恶之中。“习心”只顾得向外追求，这种顽固的状态就叫作“习”，它将“心”沉溺于“物”上，这就造成把经验现象当左是离开本心而外在独存的客观实在。“本心”由此失去了自我地位，宇宙大生命作为一个整体也就会被分解得支离破碎，成为经验世界的碎片。而与“量智”相对应的在熊十力那里被称为“性智”，这个“性智”与“量智”不同，性智是自性自明的，不依赖于感官经验，也不留滞于感官经验之中，在《易经》之中就是万物之知。在熊十力看来，科学是无法抵达真理的，思辨分析到达至极处只能归于体认，因为“本体”并不是通过“习心”或者是“量智”组建起来的知识系统所能达到的。对于科学的重视展示了熊十力作为伟大的哲学家所具有的深远的眼光，科学在其哲学的定位也显示了他对于科学不盲目信仰的态度，从本体出发为科学知识提供根源支持也启发了我们对于科学与人类之间的关系的思考。
熊十力认为西方科学源于哲学，哲学是科学的根底。他尊崇科学，反对科学万能的说法极大挑战了科学的权威。他通过立足于“体用不二”的哲学理路进一步分析了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在《新唯识论》中，他认为谈本体需要以“体用不二”作为根本，其思想源自《大易》，并表达出了哲学为体，科学为用，两者不可截然对立的态度。本体作为大化流行已具有生生不息之理，一谈体便有了用，从用中便可见体，翕和辟作为本体的势用刹那幻灭，势用迅猛不住而设施科学所需要的现象，科学不可离开现象世界而进行研究分析，如此论断使得科学与知识在他的本体论中有了落脚之处。他常常用大海水和众沤来比喻体和用的关系，就大海水来看都是众沤所成，如果从众沤来看也可见得大海水。这也就是说科学不可以离开了哲学而独存，哲学可以将科学融摄其中，这种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使得科学需要作为用而不可离哲学所谓的本体而独存。据此可得，科学想要成立必然需要现象界作为客观存在，即日常实际生活的宇宙和经验，没有现象界的存在，科学也就失去了所研究的对象，只可假定一切物为实有，去推求物理规律，这就是科学的志向。科学与哲学万万不可割裂看待，哲学真理落入现实经验世界之中，就成就了科学世界的真理与价值的存在。通过这样的论证，熊十力为科学提供了本体论上的支持，同样也为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说明。依照熊十力的科学观，他认为科学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可以发展的，绝不是一家独有。此外中国有发展科学的充分依据，中国人虽重体悟，却也不是没有思辨的传统，这正是一代大儒熊十力对于中国发展科学的良苦用心。
本体发用流行为科学施设出现象界，哲学与科学的这种体与用关系同样也表现在认识之上。智者依本智而起后智，后智为我们提供了知识的领域。此处熊十力为我们提供了处理哲学与科学关系的独特思路，这是一种体用关系，科学真理被哲学真理所内涵，哲学作为科学之体不得不受到应有的重视。依照上述的理解，熊十力基于科学探讨了五对范畴，分别为：“时空”“有无”“数量”“同异”“因果”。其中，“时空”范畴说明了宇宙现象界的客观实在，而“有无”是对具体事物的肯定“，数量”是对事物量的规定，至于“同异”则是对于事物质的规定，“因果”展示的是对于事物之间的本质关系。这五对范畴反映的是现象界的法则，而不能应用于本体，正是因为这些“范畴”的存在，使得人们能够在“万变流行”的现象中进行观测。明白了这方面，我们也就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熊十力想要移植西方科学的思想。
由于性智派生出的量智就是认知主体，那么科学以“客观世界”作为认知对象，如若没有认识主体的参与，那将是空中楼阁。“性智”并不直接创造知识，“量智”才是创造知识，它与物所对待作为认知主体参与创造知识。性智所得的是一种宇宙生命的体验，依照唯物观来看，世界是物质的，而时间与空间作为物质运动的存在方式。熊十力不认可世界作为客观存在的物质性，也不认可时间与空间的实有，这些都不是真实存在，作为真实存在的唯有那不可思议的恒转。恒转本体并不能作为“量智”的认识对象，也就不是科学所能抵达，唯有“性智”可以超越限制，达到这种体验。所谓“物质宇宙”只是幻象，留恋于表面的现象就不能真正了解宇宙生命，这种执念与物质现象本身而不知彻悟本体宛如孩童之见。对于熊十力科学与哲学关系的认识中可以看到，一方面他努力将科学与哲学圆融为一，由此想要为中国发展科学提供基础，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他对科学的不迷信盲从，敢于挑战。
通过对熊十力的科学观的探讨，不难发现他对于科学思考之深入，既不盲目尊崇科学，也不是一味排斥科学理论，而是将科学融入本体论之中，给予科学相应的地位，同时为中国发展科学创造了理论依据。比之于科学万能论者，熊十力更主张对于科学的借鉴，以科学来为儒学注入新的血液，以此来证明儒学的当代价值；
此外通过对哲学与科学的划分，将科学放于体用之中的用的地位，来给科学以合适的位置，突出了哲学的价值；
最后科学作为人的精神方面的认知也具有相应的意义，这些同样可以表明哲学的价值。
放眼望去，可持续发展与人类生存已经成为21世纪一个全球性的普遍问题，当褪去科学绝对客观性这一光鲜亮丽的外表之后，对于科学与人的联系，哲学与科学，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熊十力的科学观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思考路径。科学发展应该服务于人类，人不应该被物所奴役，生活在当今社会，科技发展、商业繁荣，首先，各种各样的信息不断地冲击着人们的大脑，人们进入到一个竞争压力巨大，节奏飞快地现代化世界，在我们生活中科学已经无处不在，它打破了过去人们恬静与和谐的生活状态，过度的科学开垦使得人就像一个零件一样被组装在机器之上不断运作，生活富裕了却漠视了人的心灵建设。诚然，人们必须追求科学的进步，而科学又并不是绝对的圆满无缺的，它也有自身的缺憾。人不断向外求索，野心勃勃的去征服世界，这也是现代文化中价值迷失、急功近利、情绪焦虑的深层原因。其次，对于科学与哲学关系的思考，也是对人本身的思考，人们在现代科技社会中将要走向何方？人类存在的意义在哪？科技是否能够带给人们应得的幸福之类种种的问题依然在困扰着大家。在科学大力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也应具有一种反思精神，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人本身价值的丧失，正确处理发展过程中科学带给人们的问题，努力化解先到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去构建符合人类生存的和谐友善的世界。熊十力作为一代大儒，一生都在为人类生命的发展，中华文化的接续而奋斗，他的科学观点至今都值得人们去进行深层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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