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 媛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国际工商学院
长期以来，“反贫困”这项伟大斗争在我国从未停下脚步，从最开始的专项扶贫计划、区域开发式扶贫再到之后的东西部协作扶贫，中国扶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伴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大水漫灌式”扶贫的效果大大减弱，扶贫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故党中央积极转变扶贫思路，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TPA，Targeted PovertyAlleviation)”重要思想，通过对贫困人口识别到户来进行更有针对性地帮扶。2014年1月，中央进行了“精准扶贫”工作顶层设计，推动“精准扶贫”思想落地。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座谈会上强调指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2016年11月，“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出台，“精准扶贫”成为“十三五”扶贫开发工作的关键词。2017年10 月，党的十九大明确把精准脱贫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自“精准扶贫”贯彻执行以来，我国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 899万人减至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连续7年每年减贫1 000万人以上，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步入2020年，我国迎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也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虽说尚未脱贫人口和地区数量不多，但剩下的都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加之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脱贫攻坚任务仍然面临严峻考验，我国不仅要实现所有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和所有贫困地区全部摘帽的目标，更要巩固现有脱贫成果，防止边缘人口致贫、脱贫人口再次返贫，在此情况下，要想如期取得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不能完全依赖政府财政投入，正如中央指导意见和实施方案中所强调要“坚持调动全社会扶贫积极性。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两方面力量作用，强化政府责任，引导市场、社会协同发力，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因此，企业部门作为整个国民经济最有活力的主体，作为创造物质财富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其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不容小觑，企业可通过发展产业、安置就业、结对帮扶等多种形式来进行扶贫开发，特别地，上市公司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我国优秀企业的代表，在脱贫攻坚战中更应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故本文旨在对上市公司精准扶贫参与行为进行研究，分析上市公司具体如何参与精准扶贫并进一步探讨其参与精准扶贫的动机所在，以便更好地调动上市公司扶贫积极性并挖掘其扶贫潜能，如期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为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减贫事业提供有益借鉴。
(一)上市公司精准扶贫情况概览
自“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社会各方主体优势互补，协同发力，上市公司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国有企业其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决定了其需要兼顾利润与社会效益，进而决定了其在精准扶贫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如电力、通信、交通等)，而民营企业则是引导其在产业扶贫、就业扶贫以及公益扶贫方面发力。2016年底，沪深交易所分别发布通知要求上市公司在年报中“重要事项”章节披露上市公司年度精准扶贫概要、扶贫工作成果以及后续精准扶贫计划等内容，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上市公司扶贫工作披露。基于此，国泰安数据库开发了“中国上市公司精准扶贫研究数据库”，精准扶贫数据库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扶贫投入金额，这包括了精准扶贫投入总金额，及细分领域(包括产业发展脱贫、兜底保障与社会扶贫、健康及生态保护脱贫、转移就业与易地搬迁脱贫、教育脱贫和其他项目六个方面）的投入金额；
第二是扶贫成效，主要以帮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体现，同样包括总体和子项；
第三则是精准扶贫获奖情况，并且细分到奖项所属等级。
本文选择2016—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情况为研究样本，2016—2018年三年来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扶贫信息2 884条，共有1 380家上市公司参与了精准扶贫行动，其中573家公司连续三年参与了精准扶贫并报告。我国上市公司参与扶贫企业数目逐年稳步上升，其中国有企业积极发挥带头作用，非国有企业扶贫力量迅速崛起，占比从2016年的40.51%增长到2018年的51.49%且首次超过国有企业。
(二)研究方法
为验证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的利他动机，首先匹配其董监高个人简历中是否存在“党员”“入党”“中国共产党”“党组”“党总支”等关键词，再辅以手工形式确定存在遗漏或有歧义的关键词，最终确定一个公司董监高中的党员数量。一是确定上市公司往年是否发布过社会责任报告，即上市公司是否在此之前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责任并报告，一方面强制披露的公司大多是治理良好，在社会责任承担方面发挥了表率作用。另一方面确定，自愿披露的公司更是说明该公司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愿意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二是上市公司上一年社会责任报告评分，该指标选取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权威的第三方评级机构——润灵环球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评级得分数据，评分综合企业多个维度的社会责任表现得出，对参与社会责任报告发布的企业的表现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区分。
(一)统计
据笔者统计A股所有上市公司2016—2018年间，三年平均共有28%的公司参与了精准扶贫行动，所占比例并不算高，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的潜能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再看分项参与情况：一是产业发展脱贫和资助贫困学生是上市公司参与扶贫最主要的两种方式，其中产业发展扶贫属于开发式扶贫，是协助贫困地区脱贫且有效巩固脱贫成果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
二是资助贫困学生属于纯捐赠性质的扶贫，教育扶贫更是扶贫的重中之重，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手段；
三是生态保护扶贫和东西部协作扶贫两种参与程度较低，有待加强。
据笔者统计：首先是党员数量，A股上市公司三年平均党员数量为3，最少的没有，最多有34个，不同公司之间党员数量存在较大差异；
其次从是否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情况来看，仅有23%的公司发布社会责任报告，而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中，其社会责任报告评级得分的中位数仅有39.79分，离及格线仍有较大差距；
再次是政企关联变量，约23%的公司董监高中存在政治关联；
第四是财务困境情况，不同公司财务状况差别很大；
最后是被研究报告关注度，可以发现关注度最高的公司一年内曾被253份研究报告跟踪报道，该变量的方差较大，其均值为14，但中位数为4，说明大部分研报还是会追踪少部分的“明星企业”，即总有一些企业会一直处在聚光灯下。
(二)分析
上市公司董监高的党员数量越多，其参与精准扶贫的可能性越大，而往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相较于未发布过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其参与精准扶贫的可能性要高11.17%，即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可以看作是社会责任承担的习惯性行为，是党的宗旨与使命在企业活动中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初步反映出社会责任参与的利他动机，他们同样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主体；
从政治关联变量来看，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概率较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要高2.88%，说明管理层可能会通过让公司参与精准扶贫来满足自身的一些政治诉求。本文发现是否为国有企业的确会影响企业的精准扶贫的可能性，国有企业参与可能性更高，这应该与中央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功能定位有关，强调落实国有企业责任，调动民营企业的扶贫积极性，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非国有企业参与进来，该变量的显著性可能会有所改变；
要求强制披露的公司参与精准扶贫的可能性更大，原因可能在于此类公司大多治理良好，业绩表现优秀，其更有实力参与扶贫，回馈社会；
投资额越多，公司参与精准扶贫的可能性越大，意味着公司参与精准扶贫不会挤压公司的正常投资，相反，精准扶贫参与可能是公司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产业扶贫等通过投资当地产业来带动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岗位；
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其在决策过程中达成一致的可能性越大，参与精准扶贫可能性越大；
董监高持股比例越高，参与精准扶贫的可能性越小，可能原因在于在公司参与扶贫出于利他动机的背景下，董监高持股比例越高，会更在乎个人利益分配，进而减少此类利他性质的活动；
而净利润、融资额以及两权分离率对公司是否参与精准扶贫没有显著影响。
(三)事件研究
在我国上市公司精准扶贫研究数据库中还公布了109条扶贫公告信息数据，包含了扶贫公告日期、扶贫项目及扶贫涉及地区等内容，共涉及53家上市公司，因此，本部分想利用该数据观测上市公司扶贫公告发布后该公司的市场反应。
扶贫本身对于证券价格没有影响，但如果是上市公司精准扶贫参与存在逐利动机，那么参与扶贫必定是有利可图的，应该会体现在股价变化上，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从精准扶贫无法看出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逐利动机；
另一方面在于投资者对于该扶贫公告不敏感，没有意识到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是其社会责任感的体现，而此类具有社会责任担当的企业应该是值得投资的，所以本文从精准扶贫角度入手，指出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是出于利他动机而进行的是有积极意义的，为上市公司正名，让投资者真正认可上市公司进行精准扶贫等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出发点，让投资者更多地支持此类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企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出一个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良好氛围。
本文以我国于2013年提出的“精准扶贫”政策为切入点，从上市公司精准扶贫参与情况入手，希望分析其社会责任承担的动机所在。首先，根据以往文献，将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动机归纳为：利他动机、逐利动机以及止损动机三个方面，并根据不同动机特点选取了董监高党员数量、往年是否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润灵环球社会责任报告评级得分、财务困境指数、是否存在政治关联以及被研究报告关注度6个解释变量进行验证。然后，对上市公司精准扶贫情况进行了分析讨论，对其扶贫方式进行了归类并指出精准扶贫金额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而确定本文选取是否参与精准扶贫以及是否存在分项投入作为被解释变量来开展研究。
政府补助作为政府主体可直接分配的资源，政府所有的自由裁量权使得政府补助发放的主观性更大，企业实施精准扶贫，与政府建立了隐性的政治关联，能够获得如政府补贴，税收优惠或信贷倾斜等资源福利；
而地方政府一方面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造福民生，另一方面则能提升政绩，获得仕途加成。精准扶贫或许成为建立政企互惠的有效途径之一，但对于二者是否存在这样共同促进关系尚值得进一步分析。政府作为精准扶贫的倡导者，企业作为扶贫主要参与者，政府发布相应的政策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到扶贫事业中，企业充分发挥自身资源，通过产业、教育、社会定点或生态扶贫等多种方式参与扶贫。政企共同作用，促进社会的发展转变，为实现2020年全面小康建设贡献积极正向力量。
本文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政策意义。通过上述研究可以肯定，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是有一些真正具有社会责任担当的企业，它们希望与社会一道变得越来越好，那么既然知道了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出于利他动机，是其社会责任感的体现，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培育更多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来激发其扶贫潜能，为2020年脱贫攻坚收官之年画上完美句号，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减贫事业提供经验。至于如何培育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一方面，可以继续发挥党的号召力，进一步深化共产党员对于党的使命与担当的理解，进而体现在其工作生活中；
另一方面，积极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虽说企业社会责任是由西方学者提出的外来理论，但从我国传统文化中依旧可以找寻到类似思想的影踪，无论是孟子指出的“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还是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抱负实际上都可以推广到企业发展。从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义利观出发，更有助于推动我国企业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责任价值体系。只有这样，将社会责任感真正融入到企业的文化中去，才能让企业自发地、持续地参与到精准扶贫等一系列社会活动中去，真正履行其作为“企业公民”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