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真洁
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曾警示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人类进行报复。”如今，大自然正以更严重的危机方式警示着人类，“后现代主义”将这一危机归因于“现代性”所推崇的机械论和人类中心主义等思想，但与持彻底否定和消极批判态度的“解构性后现代主义”不同，以小约翰·柯布、大卫·格里芬和查伦·斯普瑞特奈克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辩证地批判“现代性”的同时，更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建构了一种强调整体性和内在有机关联性的生态思想图景。而这种强调有机整体的生态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思维及内容具有一定的契合性，这一方面显明了两者的生态思想对于治理世界生态危机的积极意义，同时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性。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大卫·格里芬曾指出：“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事实上，在“现代性”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科技、工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是也带来了生命意义的坍塌、自然生态的灾难以及人类精神的肢解和分裂，其中全球性的空气污染、土地贫瘠、气候变暖、病毒肆虐等生态问题正在严重威胁，甚至吞噬着人类的生命。后现代主义将这些危机归因于现代性是因为以上种种问题正是源于几百年前才开始统治世界的西方工业生产以及相应的工业思想，而这一思想体系正是源于17世纪从欧洲开始的“现代机械论”世界观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伦理，其背后的哲学根源正是“实体”思维下推演出的二元论思想。
“现代性”最为突出的思想就是机械论世界观，具体到对待自然的思维方式上就是机械的自然观。“机械论”最根本的旨趣就是以“还原论”的方法将世界还原为最基本的终极粒子，这些粒子要素之间在空间上是分离的，在性质上是彼此独立的，它们之间的互动变化仅仅是依靠外力推动而形成的机械式运动。这种单一外在的视角和机械式的理解方式自然就忽视了事物间的内在关系，特别是内在精神和价值上的关联。当这种分析方式运用到自然领域时，大自然本身也就成为了一个没有内在经验和价值关联的机械性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去控制和改造，自然的价值是由多大程度为人类所利用而定。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约翰·柯布认为这种机械论的错误在于将部分中抽象出来的所谓真理运用到了对整体事物的诠释之上，特别是以对无机物的分析模式运用到有机生命体时，这种“以偏概全”的错误就呈现出严重的危害——所有有机体仅仅当做彼此独立的机器来剖析。事实上，正是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才构成了世界的整体，这种只注重独立个体而忽视事物内在关系的机械思维正是犯了怀特海说的“具体误置的谬误”，而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就是将这种以机器和工具形式对待有机生命体的机械论运用到自然中所导致的。
“现代性”另一个与生态密切相关的思想就是个人主义的中心地位，即个人的利益和价值是最核心和最高的，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层面就是“人类中心主义”。机械论将自然视为缺乏目的和内在价值的物体本就削弱了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而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因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有权利为了自身的利益去控制和塑造自然，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人类对自然的疯狂掠夺。更糟糕的是在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影响下形成了一种掠夺性伦理学：人类作为高级的存在，有责任去“统治”和“利用”自然，否则就是没有尽到义务并浪费了资源。当这一伦理成为人类满足掠夺性欲望的合理化理由时，人人都希望自己能在自然界中获得最大程度的利益，继而个人、公司、国家之间便以激烈的竞争模式开启对自然的大规模掠夺。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认为：“人类优于其它物种本身就是一种偏见，当人类赋予自己优于其它物种以特殊优越价值的时候，结果是所有物种赖以生存的生态秩序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更可怕的是，这种掠夺自然的伦理延展到社会层面便成为现代殖民主义、世界战争和奴役的主要原因。”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认为这种与自然疏离的机械论自然观以及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哲学上的缘起可以追溯到实体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二元论。近代哲学家笛卡尔将“实体”概念定义为“无需凭借任何事物只需要凭借自身就成为自己的东西”，并进一步将实体分为彼此独立的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实体主义强调事物的独立性和不变性的思想一方面促使人们以没有活力的物质概念去解释万物，另一方面又忽视了事物间的内在有机联系。虽然这一思想也承认事物变化及关系的存在，但却将事物本身各部分以及事物与其他环境间的关系视为一种外在性关系，作为一种偶尔性存在的外在关系必然不会对事物内在性质产生影响。这也进一步导致笛卡尔无法合理地解释物质实体与精神实体是如何产生关联的，从而将传统本体论层面的二元困境拓展到认识论领域，在认识论上形成了绝对对立的二元论思维。这一思维延展到自然层面就是人与自然的二元论关系：作为有思想的人与物质性自然是两个独立的实体。在二元论的推演下，孤立不变的实体被进一步视为纯粹物质质料或没有经验和价值的中性元素，从而促使机械思维的形成。例如，笛卡尔自身就认为“人是一种唯独具有灵魂的二元存在物，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人与自然属于不同类的东西，但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物体都是机械，它们的运动也是一种机械位移”。大卫·格里芬认为这些思维导致了“自然的祛魅”，即否认自然具有任何主体性经验和感觉，更不可能存在与外物互动的能力。这就意味着自然与人之间不仅缺乏内在关联性本质，更缺少了活力和价值，当人类为了自身欲望而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时，毁灭性的行为就产生了。
面对“现代性”的种种问题，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不同于解构性后现代主义消极的批判和彻底的否定，而是在辩证批判的同时以积极的态度重构一种生态式的世界图景。后现代主义是在应对现代性的种种危机下应运而生的，但是早期的后现代主义更倾向于消极的批判，美国后现代理论家福柯曾论述道：“后现代鉴赏力无论在审美情趣上，还是在评价上，均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反动……它完全是解构主义的。”这种后现代主义因注重彻底的解构而被称为“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它给予了后现代思想极大的解放，但也带来了对思想文明体系的破坏，特别是以碎片化的方式解构人与自然关系时进一步淡化了自然的权利和价值。然而，与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消极批判不同，在其之后产生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现代性的同时，更以积极乐观的精神态度为当今世界的种种危机提供一种有实践意义的建设性思想。可以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对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超越正是在于批判后的重建：其中对现代性的批判不是绝对的否定，而是一种“辩证的否定”，不是消极的解构，而是积极的建构，它导向的不是虚无主义，而是思想的解放和建构；
其重建性则体现在以有机整体性思维代替实体性二元思维，以内在价值联系代替外在冷漠关系，并试图重构一种生态式思想图景来克服现代社会的片段化、全球危机以及信仰精神的拯救问题等。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生态学的，虽然它的思想涉及后现代教育、文化、女性主义、科学等诸多领域，但这些思想内容背后的思维模式是生态的，正如格里芬所说“它为生态学运动所倡导的持久的见解提供了哲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据”。其中，在哲学方面，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秉承和发展了怀特海哲学的诸多概念，因为按照约翰·柯布的观点，“怀特海的哲学是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的远见，它能够容纳和促进这种‘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诸多旨趣，并以一种更为健康的方式为重构社会提供一个基础”。在过程哲学基础上，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结合最新的科学理论、生态伦理、社会实践等建构了一个注重整体和内在联系的有机生态图景。
首先，不同于实体主义思维强调的独立外在的机械关系，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本体上以“事件”概念和思维为基础倡导事物间的内在构成性联系，并阐释了人与自然间不可分割的关联性。“事件”思维是秉承了怀特海过程哲学的本体论概念，与实体主义认为的世界是由孤立、静止的“实体”构成不同，过程哲学在本体论上认为最基本的单位是一系列瞬间和相互渗透的场——“事件”（event），或称现实实有（actual entities）、现实机遇（actual occasion）。这些“事件”是蕴含生长、成熟和死亡的具有时间厚度的机体，它们是“点滴的经验，复杂且又相互依赖”。因此，“事件”不可能独立、静止地存在，而是必须通过彼此的“摄入”（prehensions）活动而不断“生成”（becoming），这一生成性的过程就是“多生成一，由一而长”的演进过程。这种具有时间性的“合生”模式体现了新颖性元素的不断诞生过程，因为合生之后的新事件又会成为下一个合生的新颖元素，万物在不断的合生中建立关联并产生创造性的新元素。至此，“事件”思维突破了缺乏内在关联的传统“实体”思维，以生成性阐明了实在的过程本质，以摄入性说明了实在本身的关系本质，从而体现出一种强调转变的过程性及合生的关系性宇宙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和阐释了“事件”思维内蕴的生态性指向，对于自然本身而言，其与包括人在内的其他事物组成了一个不断生成演进的过程，自然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新颖元素，失去自然的任一元素将会影响人类当下和未来世界的丰富性。这种内在关系性思想不仅赋予了自然以本质意义和价值，更促进人类试图通过“创造性”形成一种彼此相互依存的意识，并以整体的视角去诠释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
其次，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倡导一种整体有机的自然观以克服现代性的二元论对世界的切割和分裂。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有机论是从每一个含有流动经验的“现实实有”间的内在“摄入”关系推演出了整个世界的有机关系，由于世界本身是无数有机体和无机体相互联系、互为作用的复杂体，在对待这个机体时就对应地需要一种整体的思维和观念。这里的“整体”不是静止而是“流动的整体，”机械论正是忽视了流动的时间性而将实在相对不连续的特性放在最重要的首位，而把物体间的相互关系视为次要部分，如此，整体就成为机械的外在移动关系的组合。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整体与之相反，融合了时间厚度的实在间的连续性运动是首要位置，而从外在视角处于相对分离状态的事物只是第二位的，这种流动的整体就超越了只能看到事物外部联系的机械论，从而将有机体时时刻刻的联系和活动展现出来。这种整体有机观念向我们展示了人类与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互相包含的关系，并要求我们要建立一种综合性观念，以更广阔和长远的视角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别是在面对生态问题实施治理对策时，这种整体的有机世界观将会指导我们以多维的联系和整体性思想来对待自然，以达到更为长久的持续性。
再次，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伦理层面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强调自然本身具有内在目的和价值。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赋予人类的超越性伦理特权和人类价值绝对化的做法，而是根据怀特海的泛经验主义理论从事物主体性出发为万物确立起了内在价值。根据过程思想，主体性不仅仅是指具有意识的事物，还包括无意识的经验，因此人不是唯一的主体，其他生命因其自身的生命“强度”和“和谐”而具有自身的主体性。正如怀特海所述，“万物皆具有价值，这是对自身、或他者、或整体。这正是现实本身的特征，这一特征产生了道德观念。因此，由于这是宇宙的本质，我们没有权利去削弱这种价值经验。”由此，人和其他有机体都具有价值，在此基础上，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约翰·柯布将价值进一步区分为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并认为动植物和人类一样具有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而我们的问题是并没有将两种价值统一起来分析。正如柯布所述，“动物也会在工具意义上满足其他物种的需要。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工具性价值比它们的内在价值要多，很多动物都会构成其他动物的食物链，它们也扮演着为植物及土壤维护新陈代谢功能的角色。很多动物都是用以满足人类的需要。让动物为了人的目的而工具化看来并没有错，错的是仅仅只是把它们看成工具。”当然，价值本身是具有等级和尺度的，因为“价值是在享受中被发现的，而享受则是一切活的存在的一个特征。但是，享受的能力是不同的”。人类的内在价值等级肯定比其他有机物高，有机物比无机物内在价值高，但是等级低不等于没有价值，内在价值小不等于工具价值小，因为价值是相对的且是在关系中呈现的，比如一块贫瘠的土地内在价值小，对于人类来讲工具价值也比较小，但是对于一些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昆虫、小动物等来讲，这块土地的工具价值就很大。因此，对于追求更高价值的正确做法不是牺牲其他价值为代价，而是尽可能同时成全更多形式价值的实现。虽然在价值上存在一定差异，但这些价值的目标不是为了评判谁更高，而是尽可能地实现所有生命自身的丰富内容。这种对生命丰富的价值伦理要求我们在尽可能少地给其他生命带来消极影响下来提高人类生命的质量。这就需要人类转变非生态的生活方式，倡导节俭的生活，减少对自然和其他生命的索取，实现人类生活质量和其他生命之间的平衡。
最后，在生态实践上，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发展了怀特海“创造性”概念的“转化”含义，并将生态思想层面的“创造性转化”进一步指涉到社会实践层面，以生态关怀为核心开启对具体实践行为的关注。
具体在生活实践方式上，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消费主义，主张追求以人与自然和谐互动为基础、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旨归，具有“创造性”的后现代绿色生活方式。“从后现代哲学的角度看，所谓‘消费主义’就是指把个人的幸福、个体的自由等同于消费，把无限占有物质财富、贪婪追求过度或无度消费作为人生理想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作为现代工业文明产物的现代消费主义与资本主义大规模工业生产方式有着密切联系，这种多产的工业经济要求持续增长地购买、消耗物质商品，从而促使人们将消费作为主要的生活方式，将不断购买和使用商品作为习惯，甚至在其中寻求精神的满足。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认为这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是反生态的、不义，甚至是不道德的：它需要消耗大量的不可再生自然资源并产生各种污染；
少数人的消费享乐是建立在剥夺多数人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情感生活基础上的，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基础之上；
当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富裕消费产生时，相对应的贫穷人口也正在增加。更为可悲的是，当我们不断奉行消费主义时，人类真实的生活面貌被扭曲和异化了，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当作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换，一切都可以成为以卖掉和消耗为目的的存在，而无视人类生命的内在需要特别是精神的丰富，比如人类对爱的向往、对智慧的渴望以及对真正自由的追求等。要改变消费主义观念，找到真实的生命需求，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呼吁人类首先要持有一种开放性的心态，即向他者开放的态度，比如培养尊重他人、倾听他人、学习他人等美德。在此基础上便能逐渐培养出“贡献”“付出”和“责任”的品德，而自我在这种感恩和柔和的情感中才能更清晰地感受到自我存在价值的无限力量，因为每一个自我都创生于他者的影响，我们的过去蕴含了对他者的经验以及共同体的规范和期待，个体自我在这种共同关系中便超越了单一独立的存在，而成为“大写”的“我”。这种追求真实自由的路径不同于现代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否定性“自我孤立”，而是在“关系性的自我”中探寻存在的意义。这种关系性不仅是在人类之间，更指涉人与自然间，大地无私地孕育着一切生物，并已经对人类的破坏给予极大的包容性，对待这样的大地之恩，人类应以感恩的心态与之相处。事实上，当我们静静地与自然大地相处时，宁静、放松、愉悦的意识便悄悄地馈于我们。因此，当人类敬畏自然、热爱自然，并与之建立良好关系时，我们才能真正地建立一种具有“创造性”的诗意生活。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最为推崇的生态式生活方式就是过“创造性”的绿色生活和富有创意的人生。“创造性”是过程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推动万物不断发展和丰富的终极范畴，约翰·柯布进一步发展了“创造性转化”的含义并进一步指涉到具体生态实践上，而大卫·格里芬更是将“创造性”视为人性的一个基本方面。因为按照过程思想，“生成之外无存在，生成是对存在的肯定”，每一个人都是处于生成中的创造性存在，我们需要接收他者的奉献，也需要贡献自身的能量。因此，与现代主义所推崇的创造属于少数人的观念不同，对于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来说，“活着就是去创造”，它属于每个人并不断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因为创造是每个人的主要需求，是提升人作为人本质的需要。然而，这里的创造不是自私的迷恋式的自我表现，而是与责任感相联系的，特别是面对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创造性的责任或创意的人生在某一个层面来讲就体现在“创造性节约”的行为上。创造性节约是消费主义的对立物，其倡导对于生活中物质事物的非浪费式尊重，它体现了人们在生态责任中通过创意的付出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甚至人与自己的和谐。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将这种创造性的生活方式视为绿色生活方式，它不是节制人的欲望，而是限制人的穷奢极欲以及无止境的占有欲；
不是要阻碍社会的发展，而是在可持续的发展中获得更长远和丰富的利益；
不是限制人们去欢乐，而是以一种更本质的方式探究人类存在的真实、美丽和发自心灵深处的喜乐。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以整体有机的过程思维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合生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以“道”为根基，以“天人合一”为核心推演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两者本身所蕴含的生态思维和诉求具有一定的契合性。作为中西不同文化背景下所孕育的两种具有契合性的生态思想间的交流不仅有助于丰富彼此的思想，也有助于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在后现代的时代背景下重新绽放其重要价值，而且两者对治理世界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性。
首先，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思维方式上相契合的重要表现就是视宇宙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和创造性的有机动态的整体，而且中国传统文化秉承的“道”及“天人合一”思想使其兼具着天然的生态审美和道德内涵。在广阔的大陆性自然环境以及与自然休戚与共的耕种生活背景下，中国古代形成了最原初的万物彼此联系的整体性世界观。《周易》以简单的阴阳符号反映了天、地、人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运行规律，并以“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道”统摄了整个世界，也阐明了最原始的“天人合一”思想。这一思想蕴含的生态本质不仅在于自然是处于整体之中的重要部分，更在于视“天”“地”为万物生长的根源和动力而具有超越性本质，正所谓“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周易》），由此，以“天”“地”为核心的大自然便成为我们应当敬畏和保护的对象。如果说《周易》时期所体现的生态文化还处于感性的混沌状态，那么之后的道家文化便以一种哲学理性的方式将自然万物的创生、演变和发展的动态过程呈现出来，而且是以“道”为基点从整体演绎到个体的进路展现出“万物合一”的图景，这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以“创造性”为终极范畴来阐释万物的合生演进过程具有一定的契合性。在《道德经》中，老子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逻辑推演阐明了宇宙整体的演生过程。对于道本身，它是宇宙万物的起点，更是万物不断演化的内在创造力。在终极实在“道”的统摄下，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和伦理责任便应运而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这里的“自然”更多地是指涉万物自生自发的本来状态，而“地”则与今日语境下的大自然相近，“人法地”就是指人应当尊重自然、以自然为法则，不可随意干涉违反自然世界。不同于道家从整体演绎到个体进而关涉到人与自然关系的逻辑进路，儒家的生态文化则是从个体责任为起点一步步推演到包括自然在内的整体世界，一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就将人与社会、世界的内在关系联系起来，而个人应当“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贯彻和推进这一内在联系的则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仁”，“仁者，爱人”，“仁民爱物”，这就进一步将人与人的关切发展到人对自然的爱护，也就由人的道德拓展到生态道德：“天地有常，不为尧存，不为舜亡”（《荀子·天论》），人应当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
“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春秋繁露·立元神》）万物是相互协作的统一整体，人要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佛家的“缘起”说则更是详细地阐释了现象界一切事物相依而存、不断合和而生的演化过程，其中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更是同样平等的存在，人与自然相处时要给予最大的尊重和敬畏，对待自然界的生命要持感恩的心态。
其次，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同样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在《道德经》中，老子视“道”作为万物生命的本体之源，无所不在，它既具有超越性更具有临在性，因此一切事物的价值判断可以也需要从“道”出发，而不是人的主观价值尺度。正如庄子所言：“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
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齐物论》）万物在本质上是平等的，之所以存在高低、善恶、美丑的区别皆因以人有限的视角进行的区分，而在“道”高度以无限的视角来看并无很大的价值差别。在生态伦理上，佛教则在缘起共生的基础上持有“众生平等”的生命价值理论，同时以“因果业报”的思想阐发出“戒杀、护生”的伦理实践。佛教认为万物因缘共生而成，所有有情生命皆有圆满“佛性”，只因“一念无明”而成为不同形态，更因“业报”法则而承受不同状态，因此，众生都是平等的，人类应当尊重生命、敬畏自然。而当前人类所面临的生态问题与对环境所造“恶业”有因果联系，人类应当悔过并对问题负起责任。在戒律准则上，佛教倡导的戒杀、护生以及素食思想一方面培养了人们慈悲向善的爱心，更有效地保护了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
最后，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也倡导一种生态的生活方式。道家通过生命间的有机联系倡导人类应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并以“无为”的行为理念来顺应自然。“无为”并非消极地无所作为，而是“为而不恃”，“为而不争”，顺应自然本有的规律和状态。而且道家反对过度地采用工艺技巧不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提倡保持自然以及人类生活的质朴性，庄子更是将“无为”的生活状态上升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追求。儒家文化中尤为提倡“取物以时”“取物以节”以及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孔子曾言“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因为“礼”的根本就是去奢就俭。取用自然之时更要顺应生态自然的规律，孔子曰：“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孟子也曾言：“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
综上可以看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思维方式、生态性世界观及实践行为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契合性，但是作为中西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生态思想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比如对“自然”的理解、对“神圣性”的阐释以及哲学思维进路的不同等，但这些差异性反而会成为互相补充的思想资源。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可以进一步激发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思想的其他维度，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以与当代更贴合的语言和思维进行的阐述，可以促使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在后现代语境下有更具时代性的创造性发展，也让世界看到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在当代的积极意义。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思想对当前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重要启示，比如超越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错误思想，特别是人类中心主义和消费主义，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生态资源，注重全民对生态文明的认识和生态生活的践行等。事实上，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代表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给予了高度赞扬，约翰·柯布曾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提到，“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上不断取得进步，给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了希望之光”。可以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化及生态实践有着深厚的缘分，也相信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中会取得越来越优异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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